陈国民[1]2001年在《评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文中指出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对杜威的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基本内容、历史影响和历史贡献作了深入阐述。 杜威以美国广阔的历史文化为背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深受达尔文进化论、黑格尔辩证法和詹姆斯心理学的影响。在对历史上各种道德教育思想的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 在德育价值方面，杜威持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道德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所有的道德规范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都会改变。 在道德教育的目的方面，杜威认为一切教育的最高最后目的是形成人格。道德教育不能只靠道德知识的传授，而应通过学校和社会生活来进行。从实用主义原则出发，杜威认为必须从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功能来考虑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 在道德教育途径和内容方面，杜为主张应通过学校生活和各科教学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杜威强调学校教育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主张道德教育的内容应该反映社会生活，社会道德与学校道德的内容应当是同一的。 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但仍具有不可弥补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就其整个道德教育思想来说，它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基础上的，是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其理论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许多观点是形而上学的。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而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它除了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更有赖于对自身发展经验和传统的扬弃。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道德教育与其他国家或民族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和经验，彼此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借鉴和发展的关系。 总之，在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中，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吕文伟[2]2013年在《创造者的培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深的伤痛,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反思社会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21世纪一个真正值得深思的主题。关于“创造者”这个主题,二十世纪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此都作出过他们的论述,欧陆的叁个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基于观念论所提出的观点具有显着的代表性,而美国哲学家杜威基于实验经验主义对此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克服了观念论的缺陷,对于创造者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立场看,杜威理论仍然存在着需要克服的缺陷。因此,本文在阐释杜威以培养创造者为要旨的价值理论的前提、理论支点等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对杜威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杜威关于创造者的理论是其价值哲学的要旨。杜威认为,在科学和民主的社会中,哲学需要为人类生活提供智慧,而作为这一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而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复制者的培养提供智慧。为此,杜威认为必须对阻碍哲学完成这一使命的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因此,他提出了哲学改造的必要性。他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的立场,力图消除自然与经验、物质与精神、心灵与自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同时,他更集中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对创造者的培养形成严重障碍的两种价值哲学理论,其一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反价值理论,其二是培里的价值兴趣理论。首先,本文通过杜威创造者培养这一理论的前提、支点的分析,勾勒出杜威价值哲学的基本内涵和内在逻辑。其次,本文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审视了杜威的关于创造者的理论。本文引入马克思的“实践”、“交往”、“意识形态批判”叁个核心概念与杜威价值哲学的叁个核心概念：“经验”、“情境”、“评价”进行了对读,以此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杜威关于创造者的培养重视的是作为个人的创造者的培养,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者的培养,集中于一个作为阶级而存在的创造者,即“无产阶级”的培养。本文指出,这是杜威创造者培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创造者培养理论重要的区别。本文最后,在结语部分,专从马克思哲学立场出发对杜威的创造者的培养理论进行了整体的评析,从而唯物史观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者培养问题的一个更宽广需要更多深入研究的领域。
谷真研[3]2017年在《缪凤林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缪凤林是中国近现代着名史学家、教育家,“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涉及到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笔者通过梳理缪凤林发表在《学衡》上的文章,把握缪凤林的历史、哲学、教育学等方面丰富的思想,试图呈现出缪凤林的思想精华,并给出相对公正的评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全文共分八个部分:绪论、第一章至第六章、结语。绪论介绍了缪凤林的生平和学术概况、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文献综述。第一章描述了缪凤林思想的形成背景。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探讨了缪凤林的史学观、人性论、人生观、快乐论和教育观,展示和分析了缪凤林思想的主要内容。结语立足当代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缪凤林的思想所包含的合理性和值得商榷之处,审视缪凤林思想的得失。
王彦力[4]2005年在《走向“对话”》文中研究表明作为20世纪中美文化交流中影响最大的美国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恰遇五四时期最有利的时机应邀来华讲学,使得他的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尤为令人瞩目。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影响也是相互的,因此,还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之行对于杜威思想的影响也巨大的。然而,在国内外有关“杜威与中国”的研究中,与研究杜威对中国影响的着作、文章层出不穷相比,对于中国之行影响杜威思想的研究成果却几乎是空白,本研究立足教育领域,在对中国之行对于杜威教育影响方面展开探讨的同时,还力图从历时性的角度主要揭示中国教育“杜威研究”中这种现象出现的经过和原因。 从“对话”的视角切入“杜威与中国教育”这一研究课题,主要是把“态度”作为考察重点。论文中所指涉的“对话”并不是指共同存在于某种语境下的不同各方之间的具体对语,而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明一种“对话的关系”,强调在对待“他者”的过程中一种介乎于“对抗”与“盲从”之间的态度。论文通过描述杜威对待欧洲历史文化和教育遗产的态度,对待美国社会现实和当时美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态度;分析杜威教育思想在世界教育影响中发生的变化;重点考察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教育对于杜威和他的教育思想的态度……。目的是为了说明今天的中国教育应该正确看待自身传统与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平等、平和的“对话”态度来对待杜威和其他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以实现构建在当前世界“全球化”趋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和教育理论的目的。
刘峰[5]2015年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叁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叁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叁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叁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叁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肖博峰[6]2017年在《从“有机互动”到“维系共同体”》文中指出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约翰·杜威及其传播思想曾一度影响了米德、帕克、库利、凯瑞等一大批知名学者,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随着历史语境和认知领域的变迁,杜威的传播思想发生了演变,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本文界定1882年到1904年是杜威传播思想的成长期。在此期间杜威主要思考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传播话题,建构了“有机互动”的传播思想。该思想认为受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应采取身心分离的简单二元论,将受众应对环境刺激所产生的反应看作机械的“刺激-反应”模式,而应该是有机的“刺激-解释-反应”模式,他们会按照自己兴趣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的理解。同时,该思想还认为人的传播行为是互动的,元素、符号的“意义”就在互动传播中产生;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杜威主张引入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而1904年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则是杜威传播思想的成熟期。这一时期杜威对传播的研究从教育学、心理学领域拓展到了社会哲学领域,其传播思想与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在传播本体论层面,杜威将“有机互动”的理念发展为了“共享经验”,人类传播就是一种“共享”,人们可以借传播形成、维系民主共同体,同时这也是传播的终极目的;就传播的社会功能而言,杜威认为传播具有传承人类社会遗产、监测环境以指导实践以及协调社会冲突的作用;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角度,杜威认为传播会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塑造人的意识、产生特定的行为倾向,个人会屈服于群体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意见向群体趋同。诸多因素影响了杜威传播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变,比如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环境;黑格尔、詹姆士等学者的学术思潮;杜威与莫里斯等人的社会交往;杜威的实践活动以及他对中国、日本、苏联等国进行访问交流的宝贵经验。重新挖掘杜威的传播思想,聚焦于社会民主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开辟新的历史空间,照见传播学科发展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评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D]. 陈国民. 首都师范大学. 2001
[2]. 创造者的培养[D]. 吕文伟. 复旦大学. 2013
[3]. 缪凤林思想研究[D]. 谷真研. 黑龙江大学. 2017
[4]. 走向“对话”[D]. 王彦力.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5]. 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
[6]. 从“有机互动”到“维系共同体”[D]. 肖博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