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与长三角空间成长模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渤海论文,模式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环渤海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增长极，是中国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最为富集的地区。土地资源作为与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并行的重要投入要素，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同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空间均呈现加速扩展态势。但两个地区的空间成长模式却显现出差异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构成了城市空间成长模式差异的基础与背景。
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空间差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较为宏观的空间经济结构演变方面，关于相对中观层次上的区域内部空间成长模式及其机理解释则相对缺乏。
早期的研究多从城市化进程角度入手，将城市化作为研究城市空间蔓延的切入点，并试图利用城市化(或郊区化)的机制来解析区域空间结构发展的原因。顾朝林等(1999)①将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不同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以及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三种模式。周一星(1996)②通过研究北京郊区化的机制，认为北京郊区化的过程中政策和制度因素十分关键，具体机制主要是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新住宅的建设和内城改造、城市规划的推动作用以及外来人口的聚居影响了城市的空间成长模式。宁越敏(1998)③则认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动力是计划经济体制、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杨上广等(2008)④通过上海城市化中空间结构的演变分析指出，在上海，人口、产业由中心城区向外疏散的政策效应使得城市不断向外蔓延，它产生的“城市二次开发”、城市功能紊乱等外部不经济性已成为难以解决的城市问题。这些研究着重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经济、人口、空间结构等方面的横向或纵向分析，土地投放往往作为城市化进程研究的一个侧面，并未成为分析的核心内容。
近期，在区域内部空间成长模式研究领域，何春阳等(2005)⑤利用1992、1996和1998年三期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分析了环渤海城市圈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化过程，认为20世纪90年代环渤海城市群地区城市板块数量增长较快，城市化进程明显，其城市化过程可以概括为在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周围的面状城市化过程、沿交通干线周围的线状城市化过程和广大区域内以新兴小城市或小城镇出现为特征的点状城市化过程三种基本类型，面状城市化具有优势地位，但其有效范围主要局限在面状城市板块周围的3～4公里之内。杨俊宴，陈雯(2008)⑥从人口、产业、用地三个角度入手，研究指出：长三角区域增长极始终在上海、南京、杭州、苏锡、宁波5个地区板块聚集，逐渐成为区域城市化的高地，这5个核心向周边拓展，形成了较大的经济板块；依建设用地数据分析，该地区城市化的扩大基本还是依托核心区向周边拓展的“摊大饼”模式。
以上的研究从各自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内部空间成长方面进行探讨，但并未对区域间空间成长模式的差异进行对比，并给出相应的解释。比较研究对认识当前这两大热点区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绩效差异具有重要意义。探讨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依托，空间形成路径对区域空间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义区域。广义的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和山东五个省级行政单元；广义长三角地区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个省级行政单元。虽然山东和安徽在各自的区域内都不属于典型代表，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也与区域主导模式有所区别，但综合考虑地缘因素、经济联系、社会联系方面的紧密性，并基于未来发展的愿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仍然将这两个省份分别归入两个区域。
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在人口总量上基本持平，但从近十年的人口增长总量和城乡结构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要快于环渤海地区：1996年环渤海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更高，为40.76％，长三角地区只有36.45％。从1996年到2007年，环渤海地区的总人口增长1811万，城镇人口增长3168万，城市化水平达51.16％，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为1.75。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总人口增长1719万，城镇人口增长4062万，城市化水平达到53.08％，城镇人口增长系数达2.36。
一、空间成长模式的差异
通过对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空间成长状况的考察，我们发现两个区域在空间成长模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土地投放总量与速度
环渤海地区的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始终高于长三角地区(图1)。但1998年以来，长三角城乡建设用地的年增幅显著高于环渤海地区(图2)。从1996年至2004年，长三角地区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加3938平方公里，年增长率高达1.49％，而环渤海地区增加3624平方公里，年增长率为0.97％。近期长三角地区城市空间扩张总量也略高于环渤海地区。
(二)土地产出弹性
我们基于1996-2004年两地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⑧。回归结果显示：首先，两个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都很好，较高的R2和F-statistics说明该模型对两个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其次，两个区域的资本弹性都超过了0.9，且其显著性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两个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本的较高依赖；第三，土地弹性在两个区域中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环渤海地区，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达到了0.7，而在长三角地区，土地弹性只有0.06。通过土地弹性巨大的反差，可以推断，在长三角地区，土地的投放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较低，而在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对于土地投放的依赖较强。2005-2008年环渤海地区制造业的加速增长与2004年后中央及环渤海地区各省市政府高密度加强土地投放(如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黄骅港，辽宁五点一线，山东滨州等)有很强的关联。
图3 苏州市域城镇建设用地拓展过程
(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研究，2005)
(三)土地投放模式
目前已有研究指出，环渤海地区在城市周边土地非农化并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大块投放的模式，对成片土地进行集中整理和投放(如何春阳，2005等)；长三角地区的土地投放主要采取城市边缘零散自发成长的模式，依托微观区域的经济联系，逐步形成连片(如高汝熹、罗守贵，2007；杨俊宴、陈雯，2008等)。具体而言，环渤海地区的基本上呈现典型版块状外拓的城市空间成长模式，是在市场需求和外部发展机遇的影响下，经由行政力量直接、深入的推动而产生的，往往选择为独立工业园区的模式，体现出成本导向，生产功能强而其他功能相对滞后。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空间成长以小区域的离散型自发成长为主，继而通过区域经济联系和协作，构成区域经济网络，从而形成城市空间连绵型成长格局，最终形成城市空间较高面密度较低容积率的“渝渗”(11)型成长格局。
二、空间成长模式差异的解释
环渤海地区在政府作用的主导之下选择了规模化版块外拓的空间成长模式，力求通过城市边缘经济增长极的打造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进而实现与原有建成区的协调性、契合性发展，但其城市空间成长总量不及自发性离散成长的长三角地区，土地的经济产出也稍逊长三角地区一筹(12)。但另一方面，对土地投入弹性的分析又证明环渤海地区土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高，区域经济增长对土地的依赖性较高，可见，环渤海地区以土地投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设想是基本正确的，关键在于投放土地的原则与导向性，亦即到底是以政府调控为准绳；还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政府的调控为辅助，充分调动区域经济活动逐利的积极性，进而激发空间扩张的活力。
长三角地区土地投放增幅快，新增建设用地多，同时其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也高于环渤海地区，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利益导向下市场力自发作用的结果。但同时城市经济增长与空间投放的关联不大，土地投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似乎不明显。在这种条件下，长三角土地投放的必要性究竟如何？是否长三角已经走入了低水平成长的陷阱，应当采取行政力迅速减低投放？或者目前的情况是必要的生长阶段，未来可以通过现有土地的集约化和高密度化解决经济发展对城市空间增长的需求(13)？这些问题都将制约和影响区域的公共政策。
本文将从三个层次展开对空间成长格局差异的解析：即区域成长的基础条件，基础条件引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属性差异以及前述内容与空间成长的相互作用机理。
(一)区域成长的基础条件
1.制度因素。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规制性制度因素的减弱直至消弭是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杨开忠等(2003)(14)曾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转轨的本质，在于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领域各方面的管制，特别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外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相应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因素，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使得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
环渤海地区由于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制度层面上的改革相对滞后，地方受到中央政策的约束较强，地区性规制放松较晚，经济活力相对不足。消费性产品的生产相对落后，缺乏知名的区域性乃至全国范围的消费性产品品牌，集中在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环节的重化工业的本地需求市场狭窄，而国内其他地区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产业同构的“遗产”，上游中间产品基本可以本地解决，高端中间投入品依靠进口，对环渤海地区的重工业没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在改革开放初直至2000年这段时间硬性的制度约束之下，环渤海区域内产业增长相对乏力，第二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为刺激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选择开发区模式作为潜在的增长极，新增工业项目多选址于各类开发区域。同时，各开发区的生活、消费等问题仍依赖母城。
长三角地区以浦东为代表的一批城市或区域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体制改革的政策优惠和解除管制后地方自主权的放大。通过市场机制来发展最终产品部门，重新配置资源，获得效率改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路径基本上遵循了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即通过放松规制，对民间资本开放最终产品生产和服务部门，促使地区经济活跃度提高，进一步促使本地原有的中间部门产业提高效率，从而使得长三角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而伴随着规制的放松，地区经济自主性的增强，企业可以通过自主决策，以利益为导向，通过空间扩张来实现规模的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空间资源从经济效率上得到了自发性的合理优化，但同时耕地的流失速度较快。
2.资本的可获得性。比较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土地投放弹性的面板回归模型，可看到资本对两区域的巨大作用，其弹性都超过了0.9。说明相应的区域增长对资本投入的巨大依赖性。资本的可获得性及其使用效率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取决于区域的产业发展战略选择和资本信贷体系的完善性。资本通过影响产业的布局与发展进一步作用于城市空间，对区域的空间成长模式发生作用。
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资本充裕程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良好的市场前景使得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外商投资等诸多融资渠道都有激励来为区域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但两区域的资本可得性也由于区域战略发展的选择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环渤海地区的投资总量当中，政府投资的比例较大且优先扶助大中型国有重工企业。该地区小额信贷不发达，又难以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以重化工业为导向的产业选择使得对外资开放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工产品基本杜绝外资的涉足，因此除一些较为发达的城市或地区外，外资注入的规模和层次都有待提高。资本不足和利润空间相对有限使得企业难以通过空间扩张来扩大经营。
长三角地区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和立体化使得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企业都能在此寻找到相应的直接或间接融资筹资渠道，资本的可得性相对较高。在充足资本的支持下，企业的再生产和扩大经营得以有效推进。企业的自主决策，包括空间决策在内，都有很大的自主性。此外，长三角经济的一大特色在于外资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由于外资具有较高的资本运作效率，在投资目标的选择过程中往往对其他企业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从而形成企业之间在信息与资本等多个层面的良性互动。
从表3、表4的上市公司数量和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登记情况都可以一定程度的反映两个区域的差异。
3.教育程度与创新意识。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储备，优越的教育基础直接构成了本地经济发展的活力引擎。但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差异使得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在人才结构、人才集中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作用于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增长绩效，间接影响区域土地投放与空间成长。
从教育和人才储备角度，环渤海区域内部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分化趋势，北京、天津等地高端人才集聚，教育产业，尤其是高等教育和科研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水平，但在河北、辽宁等更广泛的区域，基础教育的发达程度尚不能令人满意，高等教育孱弱。同时，京津等地高等教育发展所面向的就业市场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本地高端就业岗位有限，中低层工作岗位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小，人才的外向流动较为普遍。这种人才结构不利于当地非国有企业吸纳人才，实现企业人力资源质量的稳步连续提高，从而构成了民营经济增加利润和空间扩张的资源阻滞。反之，长三角地区的人才结构更类似于“金字塔”型的稳定结构，人力资源的本地市场导向比较明显，基本形成了“本地导向型的人才培养——企业人才结构完善化——企业发展壮大——高收入岗位增多——人才向心力增强——本地导向型的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实现人才与企业的互惠双赢，从人力资本角度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提供了区域空间成长的人力资源基础。
(二)产业结构和民营经济差异
在上述条件的直接作用和不断循环强化的累积效果影响下，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民营经济发育程度产生了不同的演化路径，这正是两区域成长模式差异的根源。
1.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是影响城市与区域空间成长模式及绩效的重要因素。环渤海地区重工业相对发达，而长三角地区轻工业发达程度远高于环渤海地区。环渤海地区凭借其新中国成立以来坚实的重工业基础，依托大型企业，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在第二轮重工业化进程中，环渤海地区以天津“滨海新区”，辽宁“五点一线”和河北“曹妃甸”的建设为代表的重工业发展成为当前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亮点。
在长三角地区，轻工业基础良好，基础制造业发达，以特色专业化轻工制品集群而著称的“温州模式”是其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广泛使用和产品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温州模式”所蕴含的网络化、集群化特色正在逐步加强，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轻工产业集群的规模壮大和产业升级。
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对土地投放的要求截然不同。鉴于对空间的高度依赖，重工业的发展要求大型园区作为其产业布局与集群的场所，以实现高效的上下游协作，因此，必然要求城市经济空间采取大版块、园区型的外拓，以满足重工业企业布局的需求。相对的，轻工业产业集群多为自发形成，集群中的各个企业规模一般很小，占地面积不大，对大规模土地投放的依赖不明显，这些企业在选址建厂以及形成集聚的过程中多以厂商的利益最大化为考虑目标，在现有的市场约束之下选择最为经济的土地开发和利用模式，因此很难产生大规模的单体园区，空间成长以厂商主导型的小规模离散板块扩展为主。需要注意的是，小规模的板块一旦形成，其他企业出于追逐利润、降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将产生快速拥附，以期形成集群(Cluster)，由此可能造成空间的蔓延，并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板块间的快速连绵。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发性连绵往往具有高面密度、低容积率、区域联系强等特点，由此形成了城市空间扩张在时间维度上的“加速”态势。
2.民营经济发育度。民营经济的发育程度是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及标志性的体现，民营经济的重要特点在于其明显的利益导向性，市场力量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民营经济自下而上通过农村集体土地或者城镇土地解决生长空间的交易成本更低，政府以规划的形式大块投放土地的模式对其吸引力相对较小。
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冀辽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尚未形成高效的民营经济聚落，从企业数量、吸纳就业人数、企业平均规模等方面，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之间均存在一定差距。由于京津冀地区的龙头企业多为国有大中型重工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在长期内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政府的资金、政策支持优先考虑国有大中型重工企业，在土地投放方面也必然对需要大量连片土地以进行布局的非民营经济产生相应的倾斜，于是便造成了环渤海地区大量出现的以大片土地投入的重化工产业园区为基本模式的空间板块扩张。但大中型重工企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具有民营经济普遍的劳动密集的特质，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对于当地劳动力的吸纳不足，同时多数该类产业的发展与当地民营经济力所能及的领域相差太远，从而难以自发形成辅助产业发展的高效服务配套集群，也就无法形成由于区域产业合作密切化而出现的空间填充，于是在城市建成区与新建工业园区之间的地带便有可能出现城市景观的断裂。同时，大量公有性质的经济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为了巩固税源而采取非常规的竞争手段，从而使得本区域的产业同构现象严重。
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本地自发城市化的过程。在众多相对独立的企业或小型企业组团的发展过程中，彼此通过区域经济协作和联系，快速构成区域经济网络，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配套体系逐步完善，在培育区域间经济联系，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大促进了本地从地理景观到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城市化。而这在空间上集中体现为城市空间蔓延与连绵协同成长的格局。
(三)既有模式的形成机理
1.环渤海区域空间成长模式的形成机理。
图4 环渤海地区空间成长机理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成分较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重工类企业是地区经济中的最主要角色，政府从制度架构、资金支持等方面对其加以扶持，资本的进入性和获取能力相对偏低。同时区域人力资本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分化趋势，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较严重。
在这样的成长条件下，区域成长的惯性和政府的行为预期就会进一步造成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强化重工业导向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对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相对不高。由于重工企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要求土地连续、完整。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大中型重工企业入驻的预期，选择大宗土地投放，必然造就各地方版块型空间成长，开发区频现。此类开发区域的另一个特征是，往往以打造区域增长极、增加税收为目标，其内在的产业基础并不稳定，因此对新投资高度敏感、区域成长的不确定大，各地区之间的产业争夺现象突出。
2.长三角区域空间成长模式的形成机理
图5 长三角地区空间成长机制框架
长三角地区制度性规制宽松，经济活动在市场的调控下形成更自由的行为方式，使得当地自下而上的，以企业为单位的小规模空间扩张成为主流。在地区制度架构之下，本地资金流动性、可获得性和可进入性都较强，刺激了地方发展。同时长三角地区发达的教育带来较强的人力资本优势，劳动力层次与市场需求较为匹配。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效地促进了民营经济活跃度的提升。一旦相关经济主体对某区位达成利益认同，就会促成空间增长，进而由于经济集聚带来的种种效应(如内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资源共享、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等)形成空间扩展乃至连绵成长，共享溢出效应。这种利益导向下的活动就个体而言十分自然，其“聚沙成塔”的整体作用却不容小视。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成长模式下，长三角建设用地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表现出极强的总量扩张趋势。
三、成长模式评价与区域土地政策优化
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空间成长模式是在各自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约束下形成的空间选择结果。短期来看，两个地区相应的选择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其经济成本和制度成本的优化条件，但长期来看，两个地区的成长模式均存在一定的潜在缺陷。
(一)各自成长模式的问题
1.环渤海地区。环渤海地区城市成长模式的问题在于，行政力量作为城市空间的区域性成长推动力可能存在与市场的脱节，园区成长的随意性相对较强。城市开发区和新区内部的成长一旦违背了城市空间的经济成长走向，将造成相当长时间内城市空间的空巢，这一现象在河北、北京、辽宁等地若干开发区已经比较严重。一些开发区先期土地投放之后，经济的溢出效应难以发挥，民营经济自发的跟进也难以成形，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自下而上的产业集群，区域的生长能力面临考验。同时，行政指令造成投资被相对强制的要求流向特定开发地域，而周边缺乏政策资源的区域受到自身利益的推动，往往采取“自保”型的低端发展线路或简单的“克隆”型发展策略以实现自身的成长诉求，最终容易形成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整个区域的竞争力。
环渤海成长模式的优势在于空间扩张由政府主导，土地利用的可控性相对较强，已出让土地的使用相对充分，且产业之间梯度较大，区域的产业结构一旦成型，但其内不会发生大的更迭，区域经济和空间的波动性较小。同时，由于环渤海地区近来更加关注滨海新区、曹妃甸等大型“板块”的投放，这些大型板块之间一旦形成某一产业的集群，其经济势能巨大，可能形成对全球产业转型的影响。
2.长三角地区。
图6 1978-2005年苏州市耕地面积和耕地递减率变化
长三角地区城市成长格局显现的问题是：城市的成长和分工细密的产业集聚使得城市空间的增长在短期内完成量变，但质量的内部提升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梳理和调整过程。渝渗型的空间扩张虽然在短期内呈现出占地多、活力大的特点，但未来成长潜力受限。在新一轮整合过程中，高端产业对相对低端产业的置换面临较高的拆迁转移成本。同时，空间的整体利用效率也存在不经济的现象，需要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通过有效整合以提高效率。以苏州为例，由图6(15)可以看出，苏州城市扩张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在城市快速扩张高峰期过后，一般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结构调整，以改善土地投放初期粗放使用的情况，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在同一块建设用地上重复性的“粗放扩张——梳理整合——再梳理整合……”的过程使得土地利用模式频繁调整，从而有可能带来资本、技术等社会资源的过度耗散，并带来高昂的交易费用。
此外，与环渤海地区相比，市场导向和利益指向的长三角地区空间成长模式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由前文图3可见，长三角地区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年增幅的波动大于环渤海地区，在1998-1999年间经历快速下降，而在1999年以后的经济上行周期中，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的加速度也略高于环渤海地区，整体呈现“大起大落”的趋势。而在下一个经济景气的下行阶段到来时，这种波动有可能出现周期性的反复，对区域空间成长的连续性造成威胁。
长三角模式空间成长的一个优势在于经济活力大，同时，灵活的发展为区域的成长提供了“试错”的可能，陷入“路径依赖”效应的可能大大减低。
(二)区域土地政策的优化途径
为了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区域空间布局的优化，并进一步发挥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拉动作用，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应当对其各自的空间成长模式进行反思，并针对其中制约集聚效应的部分出台相应政策，并适时加以修正。无论针对哪一个区域，在城市空间成长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都是要控制盲目的低效率城市扩张，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当按照市场发展的需要来调节土地的投放速度与投放模式。
对环渤海地区而言，土地投放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明显。以滨海新区等为代表的新型开发区，采取大宗土地投放模式，打造具有长远发展优势，产业分工明确的地区增长极，这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思路是符合当地经济发展规律的，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坚持通过高效土地投放来实现产业的集聚效应。尽管如此，土地投放必须坚持以市场信号为指导，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加强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城市与区域的高效空间成长。加快中小型城市的培育，打造环渤海地区相对完善的城市体系；尽快消除区域内合作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障碍，促进地区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激活民营经济活力，通过产业集聚、规模经营、产业链条的扩展与延伸来由下而上地打破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
鉴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度不高，土地投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显，长三角地区应当注重现有独立工矿用地的充分开发，以现有土地的高密度高效率使用来避免土地的低密度投放。尤其应当注重在政府规划的指导下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提高单位土地投入带来的经济拉动效应。长三角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低端产业主要依赖较低成本的城市边缘新增建设用地实现扩张，而高端产业可以通过区域内产业的“腾笼换鸟”进行内部梳理，提高用地效率，在原有的建设用地上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实现增长，从而避免产业发展对量性空间扩张的过度依赖。此外，针对当前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应当注重空间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选择问题，从以点状或点轴式开发转变为网络状开发，实现均匀化都市连绵带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扩展。
环渤海和长三角作为21世纪中国的增长极，不仅要注重空间投放的方式和速度，还必须未雨绸缪的考虑空间更新问题，进行政策扶持和诱导，减低潜在的交易成本影响，促进土地利用模式的二次升级，提高空间资源利用效率。
注释：
①顾朝林，徐海贤，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1999(4)，pp320-331，p323.
②周一星，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J]，地理科学，1996(3)，pp198-206，p203.
③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J]，地理学报，1998(5)，pp470-477，p471.
④杨上广，王春兰，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治理研究——对上海的调查与思考[J]，公共管理学报，2008(2)vol5.，pp58-65，p63.
⑤何春阳，李景刚，陈晋等，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环渤海地区城市化过程[J]，地理学报，2005(5)，pp409-417，p409.
⑥杨俊宴，陈雯，1980年代以来长三角区域发展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08(5)，pp68-77，p75.
⑦注：本文图表中所引用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引自相关统计年鉴(2001-2008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辽宁、山东、安徽等省统计年鉴，以及河北经济统计年鉴)。
⑧总量生产函数采用希克斯中性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生产函数，即：
，使用变量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取性。其中Y代表总量产出(二三产业GDP)，K代表资本投入(指标选取近五年固定资产投资替代的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投入(指标选取年末总就业人数)，R代表土地投入量(指标选取城乡建设用地增量)。由于2005年后的数据不完整，故本文对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城乡建设用地变化与经济增长面板数据分别进行随机效应回归。
⑨劳动力弹性为负一方面与1996-2004年环渤海经济转型就业吸纳速率偏低，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统计数据误差，囿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
⑩两区域的计量手段一致，但长三角地区劳动力项检验不通过，故略去后再行回归得本文数据。
(11)渝渗(percolation)模型来源于分型数学和物理学领域，强调结晶的不连续过程。即在结晶的过程中，通过团聚(cluster)逐步成型，当团聚物的总比例达到结晶表面的一定比例时，结晶迅速完成。城市空间增长领域具有相类似的效应，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建成区规模达到区域总规模的一定百分比之后，整个区域往往快速城市化，形成连绵的城市化地区。
(12)4.87亿元/平方公里对5.79亿元/平方公里(2005年数据)。
(13)可喜的是，上海、苏州等城市已经意识到空间投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取更高的投资密度门槛等规制空间成长速率，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14)杨开忠，陶然，刘明兴.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J]，中国社会科学，2003(3)，pp4-17，p13.
(15)年福华，史守正，姚士谋，苏州市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分析[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7(11)，pp477-480，p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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