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考古学论文,纪要论文,新发现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论坛创始于2001年，其目的宗旨在于促进学术交流，加强考古成果的宣传，深化考古学研究，推动新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服务。在各级领导、全国文物考古科研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作为系列性的学术活动，中国考古学术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展示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和研究所取得的最新重大成果，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推动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自2005年起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论坛被纳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系列学术活动中，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于2005年1月11日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这次论坛邀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7位学者就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汧、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沂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江西景德镇市明清瓷窑遗址和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作学术讲演，并邀请了相关研究领域的6位知名学者对这些田野考古新发现进行评述并组织讨论。出席论坛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科研局局长黄浩涛，科研局史学秘书王正，国家文物局文保司考古处处长李培松，以及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人。来自新华社、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新京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人民网、中国考古网站、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也出席了论坛并进行了采访报道。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先后在开幕式上讲话或致辞。
江蓝生在讲话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论坛是近年来社科院加强科研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是近年来社科院举办的重要学术论坛之一。考古学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本身不断发展的同时，极大地推进了历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20世纪末以来，考古发现、考古动向、考古研究成果不仅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考古研究所是社科院建所早、影响大、科研力量较为雄厚的研究所之一。自1950年建所以来，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主持发掘过西安半坡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安阳殷墟遗址、汉唐长安城与洛阳城遗址、明代定陵地宫等许多重大考古项目。同时还与许多国外著名院校或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在国内外联合开展考古发掘工作，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学者的风采。进入新世纪后，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适应全社会对考古发现的日益关注的需要，从2001年起创办了“中国考古新发现报告会”，后于2003年调整为“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论坛”，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通过这一学术活动，交流了考古新发现的信息，展示了最新考古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赞扬。今年该论坛又调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力求进一步增强论坛的学术水平，扩大论坛在国内外的影响，为新世纪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服务，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服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最后她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每年一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术论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讲话中指出，这一论坛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展示了最新的重要考古发现，通过这些重要发现，我们又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新进展和今后的发展趋势。他谈到中国考古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强调考古发现又是考古学发展的原始动力，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不但奠定了考古学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具体研究中，一个问题的提出、解答和新问题的产生，也都以考古发现为契机。在最近两年中，全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数以千计。其中不少重要发现不仅反映了目前考古学界的新动向，而且也使相关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比如北京的东胡林遗址、河北易县的北福地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中原地区，与文明起源相关的最重要的遗址是山西陶寺，这对于进一步探讨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等重大课题都非常重要。在其他地区，如江苏吴江同里遗址，浙江平湖庄桥坟发现的良渚文化的人工土台、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和良渚文化最大的墓地，以及辽西地区凌源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新发现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墓地和中心大墓，为研究这些地区的文明起源提供了新资料。中国最早的古代都城偃师二里头这两年不断有新的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这座早期都城的形制、布局、功能，以及它对后世都城的影响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的都城和古代园林建筑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近年来周边地区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都引人瞩目。比如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和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的发掘，在西藏阿里所进行的考古调查，以及在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发现的辽代墓葬等。另外，在西安发现的北周史君墓和一座北周粟特人墓，为研究丝绸之路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古代手工业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与手工业作坊相关的遗存如在安阳殷墟和陕西扶风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在山东微山发现的汉代陶窑，在江西景德镇发现的明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张公巷和修武当阳峪等地发现的宋元时期的瓷窑遗址，在内蒙古集宁古城遗址发现元代窖藏瓷器等。同时，随着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推广，借助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科技考古工作开展的面比较广，进展比较快，获得的新发现也非常多。动物考古学方面，研究涉及到家畜的起源、祭祀动物的特征等方面。植物考古学方面，通过浮选工作的开展，对农业起源、史前经济形态、农作物种类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这些考古发现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关系。一项考古发现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所包含的学术信息外，还在于它也是一项围绕着学术目标而进行的科学发掘，而后者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科学的调查、勘探和发掘为做好大遗址保护工作提供了学术保证，同时，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还可以抢救性地获取和保护那些面临危险的科学资料。因此，只有开展好田野考古工作，才可以有效地加强文物保护。每年的考古发现数量较多，因此在发掘中如何做好管理工作尤为重要。一年4000～5000项发掘中，一般以配合基建的发掘为主，主动发掘为辅。但近年来全国主动发掘也不少，也有一些重大发现，但因时间和人力等因素，影响了发掘质量，失去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希望今后在配合大课题开展主动发掘的同时，一定要掌握量和度，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能在一些重大课题上有重要突破。近年来一些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在考古发掘中的不断应用，提高了田野考古的发掘水平，获得的各方面的信息更多了。然而科学严谨的田野发掘是资料科学性保障的基础，希望在人力少、任务重的情况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发掘，把发掘工作做扎实和细致，提高发掘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论坛内容的科学性，才能为考古研究提供高质量的资料。
刘庆柱所长首先就论坛调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而对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同时还对国家文物局、全国务大专院校和全国各兄弟单位对考古所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谈到在众多考古大发现中，专家们从不同的学术领域考虑，筛选出了学术意义相对较为重要的6项新发现。有些发现虽然重要，而且影响也很大，但由于考古工作的阶段性等客观原因而未被选入。另外，根据考古学科发展，需要更好地将自然科学手段应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因此在去年的论坛中增加了动物考古学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今年又安排了植物考古学新发现和新进展的报告。
在论坛上，学术报告和讨论以考古发现的时代早晚为序进行。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段宏振研究员首先报告了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比较复杂，其中占主体的是新石器时代遗存。新石器时代第一期遗存中发现有灰坑、房址和祭祀场等遗迹，应属一处史前村落。此期遗存的年代较早，与周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等存在较多联系，是研究这一时期太行山东麓到燕山南北地带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环节，也是研究中原与北方古代文化关系的重要资料。所发现的房址、祭祀场和陶刻面具等对探索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主任吴耀利研究员在评述中指出，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可从三个方面概述。一是第一期遗存资料全面，内容丰富，陶器、石器与裴李岗文化有很大区别，因而归入磁山文化范畴，对研究公元前5000～6000年的文化遗存有重要意义。二是在第一、二期遗存发现的陶器中，平底、圜底罐的发现，从地层上说明了平底罐早、圜底罐晚，建立了文化序列。三是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各种面具、大型石器是前所未见的，面具与以往发现的风格虽然相同，但制作技术却不同，属祭祀性宗教遗物。大型石器作为祭祀的对象，对研究当时的农业耕种、意识形态和宗教有重要意义。随后的讨论涉及遗址中房址的分布规律、祭祀场的出土情况和位置，以及房址与祭祀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另外，还对遗址中出土的陶“之”字形罐、玉玦、玉璧，以及各种陶刻面具和大型石器的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徐新民副研究员报告的内容是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的发掘收获。该遗址中共发现3座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工土台，以及沟、祭祀坑、灰坑等遗迹。清理的良渚文化中、晚期墓葬，是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最大的墓地。墓葬可分为四大片埋葬区域，各自的特点不同，墓葬分布密集，存在众多叠压打破关系，年代又相对集中，是有关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整个遗址存在比较合理的功能分区，有居住区、墓地以及农业生产区等。这些发现对认识良渚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规模和社会组织结构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另外，在H70中发现一件目前所知最早的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分体石犁，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的发达程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赵辉教授对此进行了评述。他说整个遗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目前只发掘了2000多平方米，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尚无法把握遗址的全部内涵，希望今后做一些必要的有针对性的调查与钻探工作，并期待取得一些更为重要的发现和信息。讨论主要集中在墓葬与土台的关系、同区内墓葬间有无组合关系、较密集的墓葬间有无血缘关系以及大型石犁的功能和使用方法等问题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许宏研究员报告了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近年发掘的重要突破。通过近年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在该遗址发现了宫城城墙，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此外，还发现了车辙、大型夯土基址、夯土墙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规划明确、布局严谨的大型都邑，它与后世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之先河。在宫殿区发现的车辙遗迹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大型夯土工程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则表明该遗址在这一时期尚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宫殿区内一座二里头文化早期贵族墓随葬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对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重要学术价值进行了评述。他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国内外学者都非常关注的遗址，从开始发现至今，已不断有新的发现和突破。他指出在中国古代王国的都城、宫城内发现有中轴线的建筑，对认识早期国家有重要意义，离开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很难认清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以及古代文明的标志，因此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有重要意义。他说，在我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并提供了思考空间，比如夏商周更替的情况、绿松石龙形器的含义，以及二里头遗址与新砦遗址是否有传承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继续探索和发现。与会学者们就宫城城墙上是否发现城门、第三期以后宫殿废弃的原因、宫城内建筑群中轴线发现的意义，以及出土绿松石龙形器墓葬的等级和规格，绿松石龙形器的用途、成分和产地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田亚歧副研究员报告了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整体呈长方形，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整个建筑等分为三个单元，遗迹有墙垣、通风道、门、柱础石等。该建筑基址属西汉时期，可能是当时的“百万石仓”，推测应具有仓储转运、存储和军需守备等多重作用。其结构保存完整，为研究当时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以及汧河乃至全国漕运与河岸码头仓库存储情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建筑的规模大，构筑工艺复杂，尤其是密集分布柱础石的建筑特征，也为研究西汉时期的建筑艺术提供了实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研究员在评述中充分肯定了这一仓储遗址发现的重要价值，并指出库的用途一般分四种，有军事性仓库、粮食仓库、仓储转运和祭祀性仓库，各种仓库在建筑上的要求和条件不同，因此一定要把握好判断其性质和功能的必要依据等。另外，这一仓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陕西、河南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的古代仓储建筑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就确定为仓储建筑遗址的依据、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周围是否发现城墙和环壕等防御设施、仓储遗址的性质和功能，以及是否发现有谷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龚国强副研究员报告的内容是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的重大成果。宫城内以太液池为中心的园林区，荟萃了唐代园林建筑的精华。太液池遗址的发掘，弄清了太液池周岸的不同结构，揭示了长廊建筑遗存，发现水榭、干栏式建筑和人造园林景观遗存，揭示了大明宫中轴线上太液池以南至三大殿后之间的建筑布局，解决了太液池进出水道的学术问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宫内御用精品。唐太液池遗址的考古发掘，极大地弥补了古代文献记载的不足，展现了这座皇家园林的基本面貌，从而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史以及中外古代园林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北京建工学院建筑系曹汛教授评述时指出，这项发现主要为建筑考古学和园林考古学解决了不少学术问题，同时也引出了一些问题，这些发现是皇家园林兴盛时代有年代学价值的珍贵资料。与会学者们主要对遗址的功能、性质等方面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讨论。具体的问题包括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发现的意义以及其与世俗建筑的关系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权奎山教授报告的内容是江西景德镇市明清御窑遗址的发掘。景德镇明清时期御窑遗址出土了一批明代御器厂的窑炉遗迹和一大批落选的御用瓷器碎片等，其中包括明代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的葫芦形窑和明代宣德至万历时期的馒头形窑。这批窑炉遗迹的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砌制规整，设计先进，结构合理，充分展现了明代御窑厂的兴旺和先进的烧造技术。御器厂落选的御用瓷器碎片以永乐、宣德时期的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这些瓷器中有不少品种属首次发现，有的还是孤品，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此次发掘出土的资料丰富，对深入研究明代御器厂的烧造工艺、烧成技术，以及产品特征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科学、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文宽研究员对讲演进行了评述。他谈了三点内容。其一，中国瓷器在世界瓷器史中占重要地位，因此加强瓷窑的发掘工作有深远意义。其二，宋代以后官窑与民窑的关系，是官窑吸取了民窑的优点，因此官窑的生产技术水平比较高，同时在官窑的影响下，民窑也有所提高，官窑与民窑的关系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其三，景德镇是世界闻名的瓷窑，至今只进行了这次重大发掘，收获非常大，相关发掘报告的出版将对深化瓷器研究起到决定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志军报告的是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近年来，通过在考古发掘中逐步开展浮选工作，建立和完善我国植物考古学研究体系。通过对古代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和研究，开始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或见解。浮选结果表明，距今8000～9000年“似农非农”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是探索农业起源的关键。如在舞阳贾湖遗址中，由采集和渔猎经济向稻作农耕经济的转化，在我国稻作农业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赤峰兴隆沟遗址发现的谷子和糜子，说明西辽河上游应是这两种小米的起源地之一；桂林甑皮岩遗址分析表明，在稻作传入之前，华南地区是以种植根茎繁殖类农作物为特点的原始农业。由此就建立了我国原始农业起源三条线并行发展的新模式，即北方地区旱作农业、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和华南地区根茎类作物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系列龙山和夏商周时期遗址开展浮选，发现当时已经普遍种植稻谷，小麦也已传入，农业生产逐步转变为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这些情况说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为探索华夏文明起源的动因和过程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对于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主持人白云翔指出，在我国，植物考古学的体系已初步建立，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植物考古学是整个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前景。植物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必须有科学的方法，并且有能够为广大田野考古工作者掌握的简单易行的取样方法。考古植物遗存的科学鉴定，以及其结果的科学利用和分析，对于植物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讲演和讨论结束后，白云翔就这次论坛进行了简单的总结。他说，通过这次论坛，我们对2004年度重大考古发现以及植物考古学的进展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同时对于如何促进考古学的发展和繁荣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要大力加强田野考古，不断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田野考古是考古学发展的原始动力和考古学研究的原始创新。同时，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更是大遗址保护的学术基础。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对那些已经或正在遭受盗掘或其他形式的破坏的遗址进行发掘，更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抢救性保护。如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和基地的发掘，就是在该遗址遭受盗掘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因此，无论从科学研究还是文物保护的需要上说，都要高度重视田野考古，把田野考古摆在整个考古事业的首位。更重要的是，应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的质量和水平。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田野考古操作规程，把田野发掘和调查的每一个环节做细做好；另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各种行之有效的现代科技手段和设备，在有限的田野工作中科学地、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田野考古的科学性，不断推进田野考古的科学化进程。
第二，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好田野考古过程中现象的发掘与现象的解释。在田野考古过程中，经常地、不断地发现许多前所未见的遗迹现象和前所未知的东西，这是考古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田野考古的魅力之所在。如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的祭祀遗迹和各种类型的陶制面具，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墓地密集的叠压打破关系以及葬狗的祭祀坑，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的干栏式建筑等，都是同类遗址中前所未见的。面对这些现象，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最根本的是做好发掘和清理，在田野工作中真正把这些现象搞清楚，以便为这些现象的科学认识和解释奠定坚实的基础。实际上，田野考古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发现现象、判断解释、按照判断再发掘、对发掘的现象再解释的过程。从各地成功的经验看，一方面，要带着问题、带着假设去发掘。另一方面，假设不能单一，应多考虑几种可能；要善于提出假设，还要敢于修正甚至推翻原有的假设；要善于分析和解释，还要及时在发掘的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已有的分析和解释。只有这样，才能在田野考古中既防止盲目性，又避免片面性，保证其科学性。
第三，要加强考古成果的科学宣传，坚持正确的导向。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广大人民群众对考古新发现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加强考古成果的科学宣传，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考古学发展和繁荣的必然趋势。本论坛的创立，从学术层面上说，是为了适应学科本身的发展和学术界信息交流的需要；从社会层面上说，是为了适应人民群众对考古新发现日益关注的需要。因此，从本论坛创立之初就明确了这样的宗旨，即“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中国最新考古进展的学术讲台”。四年来，我们正是紧紧围绕这一宗旨，对本论坛不断地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论坛上展示和讨论的重大考古发现，是根据什么标准从每年上千个考古项目中选定的。简单地说，选定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是该项目必须是科学发掘的项目；二是该项目在考古学上有突破性进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此向社会表明，考古是一项严肃的、系统的科学活动，一个考古项目是否可以称之为重大考古发现，主要不是以精美文物的发现或发现的多少为标准（尽管精美文物也是一项重大发现的重要内涵），而是以其科学价值为主要标准。本论坛的导向意义也就在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是纳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系列学术论坛后所举行的第一次论坛，在扩大规模和进行调整后，取得了圆满成功，社会反响较大。它作为新世纪的学术讲坛，充分发挥了促进学术交流和推进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的作用，为弘扬中华古代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执笔者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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