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主流非主流之争向真理逼进——争论应该放在学术层面——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振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院论文,放在论文,之争论文,上海论文,层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多数经济学人并没有形成固定的为某一社会阶层“说话”的趋向
记者（离佳）：您对目前这场非主流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是如何看待的？
周振华：从学术争鸣角度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经济学研究本身就是多元化、多样性的，应该有不同的声音。非主流学术思潮的兴起，往往会打破主流学术研究的均衡，甚至可能引起研究范式的革命，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非主流的东西有时候是很重要的。我对非主流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的勇气及其责任心是十分敬佩的。但要强调的是，这种争论应该放在学理、学术的层面，而不要人为地蒙上更多的政治色彩。一旦把不同学术观点演变成“为谁说话、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等政治化争论，就不利于讨论的进行了。如果是这种所谓的“挑战”，我是不赞成的。
当然，我并不否认，经济学家发出的不同声音，如研究的结论、判断及对策建议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与呼声。这也是正常的，很自然。因为与过去传统体制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搞平均主义分配的情况有了根本性的不同，目前我们社会中出现或已经存在利益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势必会对经济学人的研究有影响。因此经济学人接触现实社会及主体人群的程度，以及站在不同角度、从不同的前提条件出发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判断完全可能是社会某一方面或某些阶层意愿的反映。根据我的观察，目前大多数经济学人并没有形成固定地为某一社会阶层“说话”的趋向，而是今天从这一角度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更多地反映某一阶层的意愿，明天从另一个角度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反映另一些阶层的呼声。即使有一些经济学人由其立场、基本理念等形成某种研究的“偏好”，更多地反映某些较固定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意愿，也未尝不可。有的学者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为其利益及意愿“说话”，有的学者为精英集团“说话”，那么各利益阶层都有为其表达的声音。在这一方面，不宜过多“纠缠”，也无需以此来褒贬。
记者：您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主流”的原因是什么？有这种说法：政府决策层决定谁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家，并与政府、企业、媒体的作用有关，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周振华：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主流，主要在于其经济学基本理念、学术传统、研究范式被大多数经济学者所认同。大家基本上都在这一经济学基本理念指导下，遵从某种学术传统，在一种研究范式中进行各种各样问题的研究。当然，这与现实经济背景有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学术传统以及研究范式，显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流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即使在目前现实经济背景下，所研究的对象也相同，但由于其持有的经济学基本理念、遵从的学术传统、采取的研究范式与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有较大的差异，那么就可能成为非主流的。
至于政府决策层在这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比较难回答。在国外，政府也往往会采纳非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将其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并请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当政府经济顾问。即便如此，这些非主流经济学也没有因此而成为主流经济学。当然，在目前中国尚流行“官本位”的情况下，政府决策层经常请哪些经济学家作政策咨询，可能会使人们认为其经官方认可，是主流经济学家。再加上传媒集中对此进行大量报道，甚至“炒作”，大企业纷纷聘请他们当顾问、独立董事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强化作用。但即使存在这种作用，也应该是次要的。是不是成为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在于政府的“钦定”，也不是由于经常被媒体报道，更不是企业聘请所开出的“高价”，而是他们所持有的经济学理念、学术传统及研究范式是否属于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那种东西。
中国主流经济学根本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
记者：非主流经济学家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归为“新自由主义者”，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有何不同？
周振华：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归为“新自由主义者”是不妥的。据我看来，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根本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所谓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的实际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拉美经济改革，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俄罗斯“休克疗法”。而我国大多数经济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中，是从实际出发，倡导渐进式改革、主张政府对市场的培育与引导等。这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要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例如，市场机制对资源基础性配置比政府计划更有效率，市场能够有效率解决的问题就无须政府的干预。而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的有效率，只有通过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只有在这一基本理念之上，我们再来考虑当市场失灵或不足时需要政府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弥补，以及如何处理政府失灵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理念，就没法搞市场经济了。我们不能把持有这种经济自由的基本理念就简单视为是“新自由主义”。
我想指出的是，经济学理念与价值标准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从什么样的利益要求出发来看待市场的作用及其效应，属于价值标准问题。强调经济自由的基本理念，并不意味着就坚持同一的价值标准。“新自由主义”是站在国际垄断资本的立场，从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要求出发来推崇市场的作用及其效应的。事实上，我国大多数经济学者在经济自由的基本理念基础上，却持有与“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
记者：对非主流的这一挑战，主流经济学家大多保持沉默，您认为这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家的何种态度？
周振华：我不是孙悟空，可以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探一究竟。如果一定要回答，只能作一些猜测。当然，猜测也要有点根据。据我观察，这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不存在非主流所提出的问题或指责的东西。譬如，非主流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归为“新自由主义”，但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事实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如果我可以自诩为主流经济学家的话，反正我觉得自己的全部学术主张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所以无须对此指责作出什么回应。二是研究层面不同或研究的假定条件不同，无法作出回应。据我看到的一些材料，非主流往往是在战略与政策层面进行研究，从而要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作为内生变量。但如果以此来指责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分析层面所得出的结论，就不是一回事了。因为在经济理论层面上进行研究，可以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视为外生变量。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显然是不同的，而且也是无法“对话”的。三是可能认为非主流的“挑战”并没有击中其“要害”或动摇其理论基础，不必给予回应。主流经济学有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一点非主流经济学家也承认。因此，非主流的“挑战”主要是针对其假设前提是否能够成立，进而动摇其整个理论体系。但问题是，这些假设前提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至少目前非主流还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这些假设前提。这可能也是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急于对非主流的挑战作出积极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流与非主流并非是衡量与评价学术科学性的标志
记者：您对我国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是如何看待和评价的？
周振华：首先我要强调的是，主流与非主流并非是衡量与评价学术科学性的标志，也不是区分学术贡献或促进经济学发展作用大小的标准。从经济学史上看，也有不少非主流经济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促进经济学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并被综合到主流经济学中去。
主流经济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中国经济学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过去缺乏学术规范，仅强调思想的新颖性，结果凭空提出的不少所谓的新观点，无非是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还有概念、研究层面的界定都不清晰，结果导致很多无价值的所谓学术争论，不利于学术的进步。学术规范的建立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另外，主流经济学倡导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与工具，以及严密的逻辑体系，大大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使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但目前主流经济学中存在一种倾向，过于推崇外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过于强调数学模型的应用，否则，就被认为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导致研究方法单一化和极端化。现在有些经济学刊物，也以此为标准来取舍稿件的录用。我认为，强调学术规范并不是要求大家都使用同一种研究方法或分析工具，应该鼓励学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分析工具运用多样化，不能搞成经济学研究的“新八股文”。在这一点上，我赞成非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提出的批评。这确实有碍于经济学的发展。
非主流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从战略与政策层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的。因为有些是我们过去在经济学研究中比较忽视的或没有深入研究的，如市场机制带来的负面效应等；有些是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如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潜在危机等。这些问题要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研究，不能加以排斥。但非主流经济学目前更多地注重于批判，在提出问题中立论，而对问题的分析和解释力不够。这不足以引起人们对其批判的信服。他们还应该做的是，提出更合理的假设前提，使自己的理论更具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