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轨迹：从向心到离心——从两部文学史看20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文学史论文,两部论文,轨迹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行将结束，回顾本世纪美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研究领域的巨大进展，一大批很有价值的评论、文学史、选读本纷纷问世。这些著作对美国文学研究和教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就文学史而言，就有三部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巨著。它们是威廉·特伦特主编的四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1921，以下简称《剑史》）、罗伯特·斯皮勒主编的《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1948，以下简称《美史》）、以及最新出版的由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以下简称《哥史》）。《剑史》论述的范围，起于殖民主义时期，止于19世纪末，对本世纪美国文学涉笔不多，故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但该书具有两个突出的贡献。一是把文学与生活密切地连结在一起。正如前言所说：“与其说该书是一部纯文学的历史，还不如说是对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美国人民生活的全面概述。”二是它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按时期、按题材研究美国文学的详尽的书目，为尔后的美国文学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后两部美国文学史成书的时间恰好分别是本世纪中期与末期，前后衔接，贯穿整个世纪，可谓各领风骚、各具特色、补苴罅漏、相得益彰。
本文试图讨论《美史》与《哥史》两部文学史在编写的思路与方法上有哪些不同之处，产生这些差异的思想渊源是什么，以及它们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文学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有何意义。
一
文学史家通常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分界线。把20世纪美国文学划分为两大时期，斯皮勒和埃利奥特也不例外。具体来说，从1914年至1945年为第一阶段，通称为两次大战期间（between the two wars），这是美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45年至今。有关这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背景知识，以及它们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已为大家所熟悉，不在此赘述。这里仅就这两个时期在思想意识和思维方法方面的一些特点作一概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劫难，美国也未能幸免。从1917年参战至1918年战争结束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美国付出了115，000人的生命。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切断了与早先较为天真无邪生活的联系。正如美国女小说家薇拉·凯瑟说的那样：“世界在1922年前后发生了裂变，判若天泥。”无论是20年代的繁荣，还是30年代的大萧条，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失望和沮丧的情绪，悲观主义的阴霾始终笼罩着人们的心地。两部文学巨著——T·S·艾略特的《荒原》（1922）和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一前一后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特点，前者表现了强烈的宗教怀疑主义与颓伤的心态，后者则显示了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软弱无力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
造成悲观主义的原因除了战争和经济萧条这两个外在因素之外，19世纪在生物学、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诸领域里突破性的发展也推动人们去重新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上的变化与深化也不可避免地在某些人身上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强调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对其行为习惯的形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个人只能听任摆布而无能为力。又如，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确认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具有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英国的斯宾塞等一些社会学学者把这种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把生物学中的变异、自然选择、遗传等概念引进社会学。由此使人感到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是微乎其微、无足轻重的。这样，宿命论的思想泛起，悲观主义应运而生。
这个时期，还有几股思潮对悲观主义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J·B·沃森的行为主义理论，亨利·亚当在其自传体小说《亨利·亚当的教育》中提出的所谓“历史动力理论”的加速度规律。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两位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和沃纳·海森伯。爱因斯坦在1916年发表的“相对论”中指出时间和空间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一个整体（continuum）。这个整体不是直线的、齐整的，而是曲线的、参差的。与此同时，另一些科学家开始致力于探索物质最小分子本质的研究，发现它们不是静止的固体，而是一个具有动力的小世界，它们不是受制于一成不变的永恒定律，而是受制于不确定性。于是产生了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这样，传统的因果律让位于或然性，在数学上称之为概率论。也就是说，在宇宙间的一切活动中，偶然性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通俗地说，机遇是事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海森伯的量子力学理论的“测不准原理”，虽然它们都是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运动与时空的关系以及物质的本质，但是这些科学上的新发现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人们久有的、根深蒂固的时空观念，改变了人们对自身、社会、世界、自然、现实和未来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必然反映到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以及文学史的编写上来。
斯皮勒在完成了鸿篇巨著《美史》的编辑任务后，于1955年出版了他独自撰写的《美国文学的周期》（The Cyc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该书以洗练的文笔、明晰的观点对美国文学的发展作了深辟而独到的论述。他指出在19世纪几乎所有的美国文学史家认为，美国文学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用英语写成的；由于文学是一种表现形式，而语言是表现它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美国文学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这种理论的后果就是不恰当地强调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因为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最充分地保留了英国文学的特征，不恰当地强调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学、以及那些使用美国的“原料”而又不损害英国特性的作家，如欧文、朗费罗、罗威尔和豪威尔斯等。相反，对于像惠特曼、麦尔维尔、马克·吐温和德莱塞等这样一些深深扎根于美国土壤的作家却嫌其作品粗俗或奇特而被弃之一旁。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当时在美国和其它地方出版和流传的一些关于美国文学史的书籍大都把欧文、库柏、布莱恩特这类作家和他们写的带有很深模仿痕迹的作品奉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或杰作，备加赞美；而20世纪“镀金时代”产生的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则被认为是在思想上和形式上的一种退化。
对于这种理论首先提出挑战的是帕林顿、马西森和布鲁克斯等这一派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吸收了泰恩、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例如，帕林顿写的《美国思想的主流》一书着重探讨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历程，而不是较狭窄的纯文学的发展情况”。同时，他们重新评估了美国的大小作家。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美国文学史的格局，过去一些没有被重视的作家与作品被发掘了出来。
可是，这一派学者在纠正旧的那套理论的偏向时又矫枉过正，他们过于注重事实，注重文献资料，注重政治、经济客观条件对于文学的影响，过于强调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这种理性主义的历史观使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文化史、社会史。他们对于有些似乎看来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不甚密切的作家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艾德加·爱伦·坡、艾米莉·狄更生、亨利·詹姆斯等。
斯皮勒看到了这一倾向。40年代初他邀集50多位学者共同编写了一本“对于过去重新作出界定”的文学史、一本有别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剑史》的新的文学史。经过七年的努力，《美史》问世了。该书的前言中婉转地对上述的那套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异议。“在20世纪的中点，也许正可建立起本世纪自己的文学评价标准；如果人类不想自取毁灭的话，一定要考察现代文明的价值和事实。我们必须更好地知道与理解记叙我们经验的人。学者不能满足于为学者写作；他们必须使知识富有意义，并能适用于大众……”[①]斯皮勒在他尔后单独撰写的《美国文学的周期》（1955）一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生活是一个有机体，文学史家对于历史必须采纳这种有机的观点。所谓有机的观点是指各个有机体都按照生命圆周运作；它有起点，经过生命的周期，到达终点。“这个朴素的原则在一首诗的结构中可以发现，在一个作家的传记中、在一个地区的或某个文化运动的兴衰中，以及在一个国家的文学的演变的全过程中可以发现。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周期，观察文学在总体上或细节上如何受到这些周期的影响。”[②]他指出依据对美国一些主要作家的研究，并从美国文学取得最伟大成就的20世纪（具体指“两次大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角度来考察，不难看到美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周期律。从整体上来说，它的发展是从摆脱欧洲成熟老练的文明开始，在一块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却尚未开发的大陆上按照自己的需要求取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它从东部向西部扩展，不断成长壮大，直至后来反过来对它原先的宗主国英国、欧洲乃至世界其它地方的文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形象地说，从引进或进口到转化改造再到出口与领导。斯皮勒认为美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运动或时期：一是爱默生、麦尔维尔与惠特曼的时期，这个时期完成了从殖民地到建立一个自觉的与有组织的国家的发展过程，这期间又经历了使国家濒临分裂的南北战争和形成自己性格的向西扩张运动。第二个时期就是从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美史》出版的那个年代。这个时期，在地理位置上，美国成了东西横越美洲大陆的国家，在人口上融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成为一个泱泱大国。美国文学此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民族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以上是美国文学的两个主要周期。这两个圆周是部分重叠与交叉的。组成这些圆周的大大小小作家写的作品，特别是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一部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诗人惠特曼被认为处于这两个圆周的枢轴上，由此美国文学从区域性走向大陆、走向世界。这样，斯皮勒为我们勾勒了美国文学发展的形状：孤线的、圆形的、会聚的、向心的，并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写历史，作者必然强调的是同一性、完整性，着重于主流——主要的流派、主要的作家。这一点十分清楚地表现在《美史》全书的总体设计和安排上。斯皮勒还一再强调这种周期型的发展不仅适用于美国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也适用于单个的作家乃至他们的个别作品，一首诗、一个剧本或一本小说。
根据这个理论，美国文学发展的脉胳十分清楚，何为主流、何为支流，泾渭分明。虽然对于谁是主要作家、谁是次要作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意见不完全一致，但也渐渐形成了得到众多专家、学者较一致同意的美国文学的典律（canon）。这个理论不仅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而且对于选集的编辑以及美国文学的教学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无怪乎，《美史》从1948年第一版至1973年第四版，除了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一章，几经增补修改之外，其余各章基本没有更动。在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史》一直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的著作。
二
《美史》的权威性在七八十年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詹姆斯·希里斯·米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学的阶段划分曾作了这样的描述：从五六十年代“新批评”的鼎盛到七八十年代理论的一统天下，再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文化批评迅速上升到主宰的地位。米勒对于“新批评”产生的时代背景、目的、理论前提，以及“细读”技巧都作了十分独到的、精辟的解释。比如，他认为“新批评”是适应战争结束后大批退伍军人进大学的需要出现的，因为这些大兵对所谓“西方传统”几乎一无所知。通常的做法应该是开设诸如文化、历史等课程给他们灌输有关知识；另一种做法，也就是新批评所主张的研究文本，在他们看来没有文化与历史知识也可以成为一名好读者，可以读懂一首诗、一本小说。他们反对理论，认为意义是由语言产生的，是可以通过“细读”来提取的。这种非理论化的、内在的批评在发展到极端时必然走向它的反面。
于是，从60年代开始至80年代初便出现了理论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许多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读者反应、马克思主义、拉康及福柯的学说，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解构主义（decomposition）。
《哥史》正是诞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总序”里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们写作的目的旨在考察美国文学成长的过程、它的特点、对它的形成有决定意义的非文学因素，及其口头的和书面的各种艺术形式。此外还阐明要充分理解该书的种种特点，就需要了解过去25年里文学理论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什么是从《美史》第一版（1948）出版至80年代初这四分之一世纪中文学理论的根本性的变化呢？埃默里·埃利奥特等人认为历来文学批评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注重历史，一类注重形式。注重历史的批评家受实在论与实证论哲学的影响，主张用可靠的历史当作考察文学作品的背景，去发现、分析文学作品和历史背景的关系，从而来解释作品的意义。注重形式的批评家则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认为必须通过分析作品本身表现出来的技巧来解释作品。当然，这期间两大派别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演变、变异、修正和发展，并在不同阶段强弱兴衰、不时变化、此起彼伏、各有千秋。
到了6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对现有的知识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对历史、语言、文学的看法。比如像海德格尔、福柯、德立达、德曼等人“主张语言不是用来构成对独立的现实进行描述的一个逻辑系统，而是作为史实记述的各种文本的总和……在这些文本里，所谓现实的东西总是处于不断的、无休止的、各不相同的重新描述之中。不论我们将自然界或者文化中的任何东西作为认知的对象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总是可以作出另外的解释”。[④]这是认识论上极端的相对主义。与此同时，一些理论家又进一步争辩说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文献、以及所有的理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此即权力说，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由思想和文化意识决定的。语言总是与政治、权力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种理论或观点的影响下，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什么是想象都有不同的理解。这种相对主义的不确定性给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更大的自由”，使他们“更加大胆和富有想象力”。就对作家与作品的评价而言，什么是主流、谁是主要作家、什么是经典作品、哪些是名著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1983年保尔·劳特（Paul Lauter）编辑的《重构美国文学》（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ture）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一些文学史家与批评家提出重新研究、重新评价、重新出版美国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大声疾呼要开辟研究的新天地。一些过去长期没有被重视的“次要”作家，特别是一些女作家、来自少数团体的作家、通俗作家以及地方色彩浓厚的作家成为一些文学研究的“热点”；而与此同时，对于一些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解或评论受到了质疑或挑战。
《哥史》的编者不隐讳他们的这种观点。他们对美国文学、对构成美国文学的作家与作品，用各自的哲学思想来加以理解与阐释，把他们放在不止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一个作家或作品除了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学思潮等角度来审视外，还从性别、地区、种族或民族遗产等角度来考察与研究。与《美史》不同，《哥史》没有把美国文学史看成是一个“连贯地讲述的”、“统一的完整的故事”，强调的是美国文学的多样性（diversity）和矛盾性（conflict or contradiction）。如果我们把《美史》与《哥史》两部文学史的前言的第一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各自开宗明义的“宗”与“义”是多么得不同。《美史》强调的是美国文学中所展示的“一个古老的主题：挣脱束缚、求生立业”；包含的是“一个因素：对于欧洲文化的怀旧思昔之情”。相反，《哥史》是要证明美国文学是“众多文化的撞击和搀和”。编者坦然承认：这部文学史“具有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派的色彩”，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是他们编写的原则。“多样性”一词比比皆是，什么“文学的多样性”、“美国小说的多样性”、“美国诗歌的多样性”。美国文学也不再是只有一个起源，而是有四个平行的起源：矛盾和冲突更是贯穿全书，有文化遗产和价值之间的冲突、相关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冲突、文学不同流派之间、潮流与反潮流之间的冲突。编者不惜笔墨，对这些矛盾和冲突作了充分的描述。正如“总序”所说，作为一部历史，它是属于会聚的、向心的话语类型，但它又包含着更多的评论、批判的成分，因此它同时又具有离心的倾向和发散型的思维特征。这个特征使最初接触这部文学史的读者感到与其称其为一部编年史，还不如把它当作一本大体按时间顺序编辑的文学评论集。许多章节不仅单独成篇，而且在前后的章节里对一个作家或一个作品允许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法来评述。“既不遽下定论，也不强求观点一致。”
正由于《哥史》强调的是美国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它论及的作家与作品就更广泛，尤其对妇女作家、来自少数团体的作家以及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家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即五个时期。除了第一部分殖民地时期外，其余的四个部分都辟有专门的章节阐述妇女作家、“少数者话语”作家、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例如第二部分就在《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学形式》一章中专门有一节《女作家的崛起》，详细介绍了四位女小说家和三位女诗人，这在其它的文学史中实不多见。第五部分是论述当前美国文学发展的，从第一章介绍战后美国的政治、社会、哲学开始，读者就被许许多多新的术语、新的流派、新的作家与作品弄得眼花缭乱。那些惯于寻找“主流”或“主要作家”或“主要作品”的读者是很难适应的。人们不禁要问这样做是否达到了编写该书的目标之一：“要呈现我们社会的种种向心的、同化的力量与离心的个人创造力、批判力和想象力的交汇点”。[⑤]这里还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与教授美国文学。
三
1993年7月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文学》季刊第二期专门辟了一个题为《我们需要教什么？》的讨论栏目。[⑥]这里的“我们”是指从事美国文学研究或教学的人，包括评论家、史学家与教师。进行这个讨论的必要性是显然的。正如该期刊的编者说的那样，目前活跃于美国文学研究的大多数学者和教师都受到了以弗洛伊德·斯托瓦尔编写的《八位美国作家：研究与评论》（Eight American Authors: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一书为模式的教育。该书是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赞助下于1956年出版的。书中评述的八位作家是爱伦·坡、爱默生、霍桑、梭罗、惠特曼、麦尔维尔、马克·吐温和詹姆斯。封套上印着他们的肖像，他们不是蓄着大胡子，至少也留着鬓角或唇须，清一色的男子汉，甚至连在美国文学典律中占有独特地位的杰出女诗人艾米莉·狄更生也没能跻身于他们之中。这样一本影响广泛的书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垄断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到了1983年，保尔·劳特编著的《重构美国文学》一书的问世对这个垄断局面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果说《八位美国作家》是由8位编者撰稿介绍与评析的话，《重构》一书则邀请了72位撰稿人，大大扩大了美国文学课程的内容，特别大量增添了许多女作家和“少数者话语”的作家。有意思的是，72位撰稿人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出版该书的也是女权主义出版社。出版社在该书的扉页上称重构美国文学就是要使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佐拉·尼尔·赫斯顿等作家的作品可与霍桑、詹姆斯、福克纳、海明威等作家的作品一起被重视、被鉴赏、被评价。这本书是尔后在1990年出版的《希思美国文学选读本》的前身。后得的出版直接挑起了这场酝酿已久的争论：我们应该教什么？用什么来教？《美国文学》季刊的专栏发表了八位学者的文章，各抒己见。其中有些学者认为应该继续扩大典律，因为把对妇女作家、“少数者话语”作家的研究成果编入选读本是尽到美国文学工作者责任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表示担忧，对于把文学的典律如此无限地扩张与不停地调整持怀疑态度。表面上双方争论的问题是讲授美国文学使用何种选读本的问题，比较它们之间的优劣利弊，但问题的实质却是什么是美国文学，是一个美国文学还是多个美国文学（ American literature or American literatures）。这是21世纪美国文学迎来的新挑战。
注释：
①Robert E.Spiller et al,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4th ed.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74,p.vii.
②Robert E.Spiller,The Cyc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55,PP.x～xi.
③参见J·希里斯·米勒：《美国的文学研究新动向》（盛宁译），《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第108～117页。
④Emory Elliott et al,Columbia Literary Histro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n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P.1049～1050.参阅朱通伯等译《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译本，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第881～882页。
⑤同上，PP.xxii～xxiii；或中译本第14～15页。
⑥See Forum:What DO We Need to Teach?,In:American Literature,Vol.65No.2,1993,Duke University Press,PP.325～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