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二元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介绍说明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的含义和其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确认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特征的存在，分析了阻碍我国二元性经济结构一元化的主要因素：代表我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城市工业部门难以为农业过剩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等。认为必须采取二元同时发展、但重在缩小农业和乡镇企业同现代工业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促进工农业之间资源的合理流动，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的改革等措施来化解我国二元性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矛盾。
关键词 经济结构；二元性；一元化；转换；对策
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仍然具有二元结构的特征。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策略，都会客观地存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荒蛮的两种成份。因此，如何通过农业资源向工业的净流出，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改造以至消除传统部门，以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一元化，就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一、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的含义与其理论假设
所谓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是指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包括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在内的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一般而言，这种二元性表明了经济体系中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分化，其基本特征表现在，生产部门和交换部门之间存在着社会传统习惯的差异；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间存在着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货币经济和工业的发展集中在某一些地区，则同一国家各个地区的收入水平也会存在着差别，等等。事实上，区域的、社会的或技术的二元结构现象并存并不罕见，而且每一方面的二元结构又对其他方面的二元结构起着强化的作用。其个中缘由还较复杂，如较“先进”的部门通常有利于获得稀缺的生产要素，这一点正是造成二元结构持久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二元结构理论的创始人，W·刘易斯于1954年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第一次提出并研究了二元结构的问题，后来经过费—拉尼斯和乔根森的进一步补充与阐发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古典经济模式体系。这一模式是以不发达经济并存着先进与落后的双重成份这种二元性特征为前提而展开分析的。他们认为，不发达经济既存在着大量落后的传统乡村农业、乡村手工业，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相对先进的现代城市工业。这里，传统的乡村农业和乡村手工业属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其特点是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较低；而新兴的城市工业则正好相反，它们已融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其特点是技术先进且现代化，生产力水平较高，而且生产过程当中工人创造出了较多的“剩余”，这些“剩余”表现为资本家的利润并成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同时工人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民的收入水平。这就意味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并非完全不发达，而是先进与落后并存，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在这里，刘易斯是以下面三个古典假设来解释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的发展机制的：其一，国民经济根据利润情况分为两个部门，一是资本主义的，一是非资本主义的；其二，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因而该部门作暂时的“蓄水池”，能使资本主义部门从中吸取劳动力。由于在非资本主义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于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成为可能；其三，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必须支付的工资取决于人们在维持生计部门所能获得的收入，除非实际工资至少等于在土地上的平均劳动产品，否则，农民是不会离开家庭农场到工业生产部门就业的。因此，维持生计部门的工人收入决定着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工人工资的下限。按照刘易斯的定义，过剩劳动力是劳动力的这样一个部门：即使把过剩劳动力剔除，尽管其他投入要素的投入并不增加，但产出总量也并不减少，甚至还略有增加。于是，这部分劳动力实际上处于就业不足或隐蔽的、伪装的失业状态。
随着3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发展机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二元结构论的内涵也较过去扩大了，过去的理论假定有的本来就已经不太符合当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尽管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源泉，但它也到了不得不进行补充、修正和拓展的时候了。60年代初，费—拉尼斯在刘易斯古典假设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农业生产阶段越过第一个转折点——“短缺点”（农产品开始短缺，发展受到阻碍）而进入第二阶段即农业剩余短缺阶段，再由农业剩余短缺阶段越过第二个转折点——“商业化点”（农业隐蔽失业消失，开始进入商品生产）进入第三阶段即商品生产阶段。这一理论假设突出了农业剩余对工业发展的作用，认为工业资本积累是由工业利润和农业生产剩余两者共同决定的，向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正是农业。同一时期，美国的乔根森建立了一个以新古典假设为基础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由于该模式是以假定农业部门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基础的，因而它认为工业的增长主要是由农业剩余决定的。进入70年代以后，二元结构模式开始向鲍尔—费的开放模式、马格林的最优发展模式、凯利—威廉森的历史仿真模式和雷诺兹的多部门经济综合发展模式等方向发展。不过，尽管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变，发展经济学家不得不摒弃以往传统的、经验的分析方法，而更多地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由于手工业化和资本原始积累作为同一过程出现而不得不偏离发达国家工业化路线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革命的新进展和新态势，但是直到现在，W·刘易斯奠定的部门结构分析方法（二元性）仍然成为新古典学派、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等三大研究发展问题的学派中结构主义学派的核心研究方法之一。二元结构论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其一，强调了工业需求的自发扩张，认为工业需求并不是建立在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其二，认为在农业部门存在着广泛的就业不足或隐蔽失业；其三，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资率的提高。当然，刘易斯也指出，在农村过剩劳动力耗竭之前，城市中的实际工资一直保持不变的假定是不成立的。在此，刘易斯本人也意识到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任务并没有结束，并且他还强调，不能集中在一个国家来探讨其资本主义部门扩大的问题，而必须把这个国家看成是整个世界经济中扩大着的资本主义部门的一部分，并研究一个国家之内的收入分配及其资本积累率如何受到其他地方按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的要求仍然可以得到丰富的劳动力这一事实的影响。
二、我国二元性经济结构转换中的阻滞因素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启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其前一阶段，农业劳动力有大量的剩余，这些剩余的劳动力可以从事粮食和原料的生产以满足工业新增长的需要，也可以直接进入工商业中去。在此阶段，即使不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农业工作人员的比例仍然会下降。但是，到了工业化的后一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被吸收，这时就必须采用新的农业技术，这样才能进一步向工业部门提供人力资源，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由于劳动力变得稀缺而昂贵，才能有利地采用新的农业技术。这一工业化阶段，实际上是二元经济在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阶段。所谓改造传统农业，就是对传统的农业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进行重新安排，从而使其有利于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发展资金都集中在工业建设上，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了人力资源，而且为工业积累了发展资金。我们知道，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是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产业，而农业则是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生产部门，这就形成经济结构的两极：一极是“增长的现代部门”，另一极是“落后的传统部门”。二者由于劳动生产率有差别，工资水平也就不同，这就必然促使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其流动过程要到工业部门将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吸尽为止。只有在这个时候，工农业之间的差距和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才会有显著的改变，产业结构也才会趋于合理。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在非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20%的城市，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先进齐全的现代化产业，形成了比较繁荣的市场，具有较高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同时，城市的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科学技术较为先进，因而其经济同农村相比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强劲势头，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潮流与方向。另一方面，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广大农村则相对闭塞，其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兼有少量的手工业、加工业、采矿业，且其资本、设备都缺乏，设备过于简陋陈旧，其人员素质也差，技术不熟练。因而农业生产力低，产出也十分有限。而且农村人口众多并且在不断增加，而耕地却逐年减少，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造成劳动力的大量隐蔽性失业。据权威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2亿，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0%，自1985年以来平均每年约700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城市每年提供给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不过120万左右。另据统计，我国第二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在1978年为44.8%，1991年为46.2%，已具备人均GNP3000美元以上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特征。但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1978年为70.5%，1991年仍达60%，近年来这种比重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观，依然显示出人均GNP在200美元以下的农业国家的典型特征。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发展落差将在我国依然存在，我们也不可能企求在不太长的阶段内修正或化解我国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二元性矛盾。如从现代资本的投资领域来看，由于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进步要求提高资本的劳动比率，因而资本的投向往往是那些节约劳动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从而就业机会的创造越来越落后于资本积累，这必然会造成城市劳动力的过剩，加剧就业矛盾，而这些行业又恰恰是现代化产业的代表，预示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两难困境：或者迅速提高现代化程度，却难以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或者尽量地解决失业问题，但又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而牺牲现代化的速度。况且，由于投资日益资本密集化，我国城市劳动力的过剩也日趋严重，这就决定了我国城市工业部门难以为受城乡生活反差驱动的农业人口迁入城市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无疑是阻碍我国经济结构向一元化转换的主要因素。
因经济体制上的缺陷而导致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自行调节机制尚未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正确引导资源流向，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必要条件，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原材料低价，加工品高价，产品价格既不是其价值的表现，也没有反映供求关系，这是制造业扩张和基础产业滞后的一个内在原因。尽管这些年来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价格改革，但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严重短缺的能源、交通等产业，其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都较小，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不能实现短期内刺激供给增长的意图；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对投入品价格变化的消化吸收能力很差，这样，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立即传递为物价的普遍上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家往往对基础产业的价格管理得较紧，而与此同时，由超前消费等原因拉动的加工产业的产品的价格却持续上涨。这样本不合理的比价关系就更加拉大了。二是产业结构的政府调节机制尚存在缺陷。改革以来，我国力图建立一套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产业结构协调机制，但结果并不理想。国家产业政策借以实施的各种调节手段不但没有围绕产业政策形成有机联动，相反收效不好，并且相互掣肘。诸如投资调控机制没有适应调控对象复杂化的变化，调控手段失灵；税收政策未能与产业政策相互协调，甚至出现与产业政策相背的逆调节，等等。三是地区间产业同构化的机制形成。改革以来，部门管理经济的权力逐步弱化，地方管理经济的能力逐步增强，地方的利益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这种现象一方面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各地区在考虑产业结构的构造时，往往先从局部利益上着眼。特别是因为地方财政收入的提高能促进本地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公益事业的进步，这必然会诱导地方把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价高利大的产业部门，从而更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同构化。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阻碍我国经济结构转换的最直接的因素。低下的农业生产率一方面使农村的居民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从而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城市流动，导致农业失去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农业生产缺乏后劲；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意味着对农产品数量、质量需求的提高，要求农业具有强大的支撑力。然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由于农业已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而恰恰是因为农业生产率低下，因而劳动力的流动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从8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迁移，到1994年底农村劳动力的部分回流这种现象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非农业劳动力的增幅在下降。由此可见，以脆弱的农业基础去支撑巨大的劳动力的转移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经济运行逻辑的校正，而这种校正是以劳动力回流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停滞为代价的。
三、化解二元性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矛盾的对策
很明显，借助分析我国二元性经济结构在向一元化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阻滞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不仅存在着刘易斯所描述的那类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存在有市场经济与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计划经济并存的“组织上的二元结构”。因此，如何化解我国二元性经济结构转换中的矛盾，塑造新型的经济运行机制，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水平。
首先，由于我国经济具有二元结构的特征，其发展的内涵就应该既是先进部分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也是落后部分的奋起直追，最终缩小二者的差距，消除二元性。与二元发展理论的逻辑前提相似，工业化是我们必然的选择，而其动力只能来源于资本积累。在这一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可能在其原来所依附的农业内部得到解决，因而落后部分的发展就意味着要把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投放到工业中去，因而工业化又意味着人口的迁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又有自己的特点，例如资金紧缺，老工业基地包袱过重，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城市的失业问题严重，等等。这就决定了工业化与人口的迁移必须保证：第一，非城市化；第二，少占用国家资金。为此，人口迁移的唯一去向将是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第三产业，建设卫星城镇。虽然这些乡镇企业和城市第三产业都是以高度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代表不了经济现代化的水平，但是，它们却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指明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方式与方向。具体而言，这一发展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先是城市和乡村经济分头发展的阶段，再是城市经济扶助乡镇经济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农村地区工农业实际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将诱使剩余农业人口游离出农业，但由于国家政策的严格限制和城市人口密度过大，他们不能也不应把城市作为出路，最好就地组建和加入乡镇企业，其中自然包括数量庞大的个体经济，这就构成了乡镇地区一级的次二元性：乡镇企业与农业并存。如果能促进乡镇企业加快资本积累，那么当企业把创造的利润重新投放出去时，就再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吸收农业剩余人口，从而实现一次农业的发展，只要农业剩余人口存在，乡镇企业的工资就能高于一般农民的收入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乡镇企业总能以一定的工资从农业剩余人口中解决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直到剩余人口消失。在城市，发达行业用其高生产力带来的利润加快资本的形成，先解决行业内部的隐性失业，同时企业富余人员也可游离出来与无业待业人员一道参加第三产业或个体行业，于是便出现了城市内的次二元性。当发达行业内部实现充分就业之后便可吸纳不发达行业的待业的无业人员支援第三产业或个体经济，直到城市实现充分就业。在第二阶段，城市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的限制，但可求助于农村地区。由于此时城市人口已高度密集，为解决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而迁进农业剩余人口显然是不可取的，但积极起来的资本又要有用武之地，这样城市工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就只能是突破自身范围，面向乡镇企业，进行资本输出，建立卫星城镇。这一过程要持续到全部农业剩余人口吸收完毕。只有到这时，乡镇企业与农业才能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二元性经济结构才可最终消失。
其次，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促进工农业之间资源的合理流动。过去我们以把经济中的储蓄潜力最大限度地动员到政府手中为目的，大量攫取农业资源，强制性地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结果是农业生产萎缩不前。现在应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大力推动资源向农业实行净流入，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改变传统的重工轻农的观念，改善农业贸易条件，在税收补贴等方面给予农业以优惠的扶持。第二，向农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以低息贷款的方式鼓励农民进行农业投资，促进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增加农民的相对收入。第三，把注入新技术作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同时，政府要切实把握好新技术的研究、掌握和推广等环节。
再次，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为优化产业结构奠定制度基础，促进农业经济体制的创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制度保证，并且通过界定产权，明确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权力边界，能够增强市场主体的预算能力，根治投资的盲目性。特别是产权商品化的市场结构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即产权的流动与交易实际上转变为微观经济主体对不同形态的产权选择的取舍行为，这将使资产存量的调整和组合变得活跃而有效，并形成一种产业自组织的新型机制。在我国广大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个体农户制得以恢复，产业的协作化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促进市场导向型的农业与农户经济的发展。同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农村乡镇企业或农村加工业等必须采取放松各种限制的措施，以使单个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能够在“个人行动”这一层次上得到全面的发挥。同时，又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间接资本的投资，在经常性的生产活动领域开展社会性的共同事业，使自给半自给经济组织转变为包含市场经济在内的混合型农业社会组织，最终达到改造传统农业，实现二元结构的一元化的目的。
标签：二元经济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三农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刘易斯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