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传播的文化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经济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与经济的内在联系
客：您能谈谈如何把握文化与经济的内在联系这一问题吗？
主：说起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这早已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和相互交换的倾向等就已经被视作市场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基础。〔1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与资源、技术、制度、人力资本、文化心理差异等因素存在着必然的密切的联系，如果放弃对这些因素的分析，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放弃了对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过程的分析。邹恒甫先生认为，各国文化心理因素的差异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他得出了如下模式：〔2〕
g＝A－σ/（1+β）
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资本边际生产率，β代表资本主义精神，σ代表时间偏好。由上式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精神越强（即β值越大），长期的经济增长率g越大。在这里，β值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心理因素变量，也就是说，即使技术与时间偏好在各国相同，如果文化心理因素不同，那么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将不同。
对于经济学，我是门外汉，但我本能地觉得，把文化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中，显然扩大了经济分析的视野，比起那些只关注市场机制、劳动分工、物质资本等因素的纯经济分析，更有理论说服力。试想，如果没有基督教教义所阐明的平等学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所鼓吹的个人自由、人格崇高的世俗理想，如果没有新教伦理所支持的禁欲和勤俭，如果没有专制主义文化的打破，我们怎么能去解释西方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如果不去关注民族文化精神，我们对日德战后复兴和解释也会是苍白的。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也可以看到内在的文化动因：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专制主义文化体系的打破，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发掘，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科学民主意识改革开放意识的定位，等等。李斯特说：“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耗的价值，他将越来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耗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3〕
客：现实生活中，有发了财的“大款”说：我穷得只剩钱了。这样一些人把获取物质生活条件或物质财富当作首要的、直接的目的，通过充当获取经济利润的工具来片面发展自己，而忽视其能力、个性和创造精神的全面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在逐步失去那份生产力。而放大到一个国家来看，保持住生产力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德国在历史上总是受到疾病、饥荒和内外战争的摧残，但是这个国家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而每次打击过后，总是能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
主：你讲得很对。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生产力呢？通常，我们被告之，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毕竟太抽象。我比较欣赏李斯特的那种松散的定义：“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家奴制的废除，王位世袭制，拼音文字的发明，印刷，邮政，货币，度量衡，历法和钟表，警察，自由地保有地产制度的实行以及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的丰富源泉”〔4〕在这里，生产力包含了更多的文化因素，由于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文化因素因而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便是历史经济学派的观点。在新制度学派那里，文化被看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利益集团共享的公共物品或人力资源，其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比如，企业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企业精神、传统习俗和企业环境等文化要素，对于一个利益集团来说，便是一种公共物品或人力资源，具有导向、凝聚、激励、协调、约束等作用，而这些作用又最终使交易成本降低。从总体上而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又是有文化前提的，只有人认为他人具有同自己一样的文化品格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才能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当一个人遵从共同的文化伦理规范去限制自我、设计自我，他才可能进入市场并最终获利，所以，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证明，人们遵从道德，是出于自利的动机。
客：您所说的给我一个印象：文化因素广泛渗透于经济活动之中，从而使经济成为“文化的经济”，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记者在经济新闻报道中予以把握的，而不是流于那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式的庸俗结合。受您的启发，我又想到，人的经济活动又激发着人的生命创造，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使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文明，从而使文化成为“经济的文化”。
主：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文化不能单独对经济发生作用，在历史经济学派那里，文化是同政治、法律、物质资本等因素内生化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它并不是惟一的内生变量，相反，它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内生变量，要说明文化使经济成为“文化的经济”，必须整体考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因素同其他诸因素“内生化”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经济新闻报道中，一些记者力图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交叉点上反映经济增长、经济建设，我认为只有在这种整体考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找到经济活动的文化动因，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等条件的支撑，文化因素不能单独对经济发展起作用。
二、经济新闻要以“人”为中心
客：搞经济报道的记者总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在哪里？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主：我问你：人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什么？
客：是为了使人自身生活得更好。
主：对呀！你所说的财富只是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经济活动同人的其他活动方式一样，其最终目的都是保持和优化人的生命存在，表现出人的文化存在，这应该说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文化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的最基本体现。
客：您认为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何在？
主：简单地说，经济新闻在价值取向上应在传播经济信息的过程中，把人的经济活动向人化的层面、理性的层面提升。我很赞成经济新闻传播要以“人”为中心的提法，所谓把经济新闻传播的视角转移到市场上来，最终还是通过市场这一更大的视角反映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推动中国市场经济自身的理性发展。
的确，经济发展是贯穿未来世纪的主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温饱、小康仍将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我们应看到，未来世纪的经济发展仍是以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统治、人性异化、意义丧失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着经济发展中理性与非理性、人性化与非人性化的深刻矛盾与困境。非理性、非人性化的经济发展表现为贪求增长，生态资源的严重浪费与破坏，人受到财富、消费品和金钱的役使与压迫，人的生命存在失去人性的光辉而表现出物化的形态。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方面常以“合理化”（合乎工具理性化）目标出现，在“合理化”过程中进行。很显然，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非理性、非人性化倾向，必须使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符合价值理性，使经济增长沿着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而人性化，使人的市场活动合乎文化伦理目的。
在这一背景下，经济新闻传播如果只停留于物的层面，着眼于产量产值、技术手段、财富增长、发展速度、建设规模等方面的报道，就会自动进入合乎工具理性化的过程之中，成为一种片面的、非人性化、非理性的经济信息传播，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显然，经济新闻传播要以“人”为中心。因为经济发展既是人的经济活动本身发展的结果，又有着并非经济可以包括的全面而又深刻的人文原因，只有进入人化的层面，才能揭示这种人文原因，才能全面而又人性化地把握经济发展与经济生活，才能使经济新闻具有人性化的、理性的色彩。以“人”为中心，就很自然地使经济新闻传播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人化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从而自觉探寻人在经济活动中优化自身生命存在的奥秘。
客：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时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基本经济事实”表明，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物”的地位高于人的地位）；〔5 〕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物质财富高于人本身的财富）。〔6 〕我曾读过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如萨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他们的相似结论是，物对人的统治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以立足的原则。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同样表现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样看来，经济新闻传播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人化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似乎缺少理论的底气。
主：你所提到的那些论述，正体现了哲人们对人的经济活动的人文关切，给经济新闻传播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视野：物质经济关系的承担者是人，要从人和物的矛盾关系中去把握市场经济活动，因为人和物的矛盾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人正是在对物的依赖关系中实现和确证自己，人依赖于物是为了使物更好地服务于人，使物由于对人的关系而显示其意义，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表现的物对人的统治，无情地抹杀了人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新闻要充分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中揭示出人的独立存在的意义。马克思、人文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剖析，为我们提供的是反抗物对人的统治、弘扬人的主体地位、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思维。其实，从哲学的角度看，市场是因为有交换者的存在而存在的，人是市场经济内部基本矛盾所在；市场经济揭示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是有其人文内涵的：其一，人通过物来表现和实现；其二，人在市场交换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规范，把人对物的依赖变成合乎人性的依赖；其三，市场使人越来越疏远世界的现实丰富性和全面性，离开本然的生存环境，使人的市场行为具有反人性的性质，损害人的文化存在。如你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表现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但决不是发展市场反人性的性质，走向物对人的统治，而是强调人对物的合乎人性的依赖、具有自主创造性的依赖，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
这一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但这一大致方向我们是可以确立的。因此，我认为，经济新闻传播在价值取向上趋向人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是可以获得到哲学的支撑的。
三、经济新闻传播中“人的塑造”
客：马克思曾对人类生存的总体历史进程进行过高度概括：“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7〕有学者根据这段话把这3个阶段的人分别称为“自然人”、“经济人”、“自由人”。按这种说法，现时的经济新闻面对的是“经济人”的塑造，比如我们所报道的企业家、金融家、个体户、下海的知识分子、推销员等。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特指16世纪以来社会中下层出现的要求致富实现利己心的时代新人，现在，我们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作某种转换，是不是说在哲学意义上，对“经济人”的塑造就是对准实现自我、创造自我的人？
主：首先，我们应看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就是对个体的社会差别的合法性的肯定，这源于哲学领域对“主体性”的强调，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合法性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体性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以独立自主的方式依赖于物，并积极自觉地通过物来表现和实现自己〔8〕——做出了一项理论奠基工作，也是“经济人”的理论旗帜。
但我们所说的“经济人”已不同于斯密时代的“经济人”，虽要求致富，但不纯粹依附于物质财富，具有独立自主的个性；虽重视个人利益，但更强调在文化伦理规范下的人的价值实现；虽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但也能把个人的价值转化为群体的力量，而与民族文化精神和时代文化精神协调起来。我们现代时代的“经济人”是从权力依附、人身依附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是人的生命状态得以展开的结果，显示了人的独立的生命状态，但“经济人”面对的又是一个异己的人造物世界，因而人的异化和物化又成了不自由的标识，在文化意义上，“经济人”还必须向全面发展的、具有自由个性的人的方向发展。因此，经济新闻在塑造“经济人”时，既要反映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换，又要反映市场经济对人的消极影响；既要反映依附权力的人向具有独立个性的、实现自我创造自我的人转变，又要反映市场经济下人的文化困境：人格分裂、人情淡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既要反映“经济人”生命存在的状况，又要寻找“经济人”发展的方向——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个性的展开，表现出经济新闻传播的超前性。
客：这样说来，就是要展现“多向度”的“经济人”。
主：对！就是要多样化地报道“经济人”。归结起来，这种“多样化”建立在对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整体观照之上，强调要表现出人是物质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文明情感与原始本能的多层次的复合载体，不仅表现在市场体系中的经济行为主体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去完成其“最大化行为”，同时还要表现在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中的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展现形式，以达到人的全面考察之目标。
虽说是“多样化”，但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人的原则”，即把人看作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基础、前提、动力和目的，〔9〕展现经济活动中人的本质力量，人的历史命运，把为了人、报道人作为经济新闻传播的目的，彻底摆脱从“物的层面”来报道经济新闻，只注重靠生产过程加产值、利润这两个指标图解经济生活的窠臼。
“多样化”背后也树立着一个基本视角——人文关切。即通过经济活动展现人的生命存在，透过经济主体多元化、交易自由、平等竞争等表象，揭示经济增长的人文内涵。
“多样化”还有着一个预设的基本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即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塑造的方向，基本内容包括：独立自由人格，人的能力的全面发挥，正确的价值观念，积极进取的主体性精神，完善的理性思维方式。
一句话，经济新闻还是要以“人本身”为主题。
客：您刚才谈到整体观照人时，给出“理性与非理性”的提法，您是否想要以此说明“整体的人、完全的人”？这种“整体的人、完全的人”是否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主：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 ）在其《非理性的人》一书中表达了一个基本观点：无论是“理性的人”还是“非理性的人”都只是一种“片面”的人，一种“不完全”的人，因而也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本真”的人应当是“完全”的人或“完整”的人，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合体，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0〕我深深地被他这种整体思维所吸引。我想，记者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报道，同样离不开这种对人的整体思维。作为经济行为主体，人不仅要理性地生产、理性地进入市场、理性地规范经济行为，同时也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意志，表现自己的创造力，表现作为人的活力与生命流动。片面地强调经济行为主体的市场理性（当然，这是我们需建立的），不仅不利于人的整体考察与整体塑造，而且会加深人自身作为生产者同世界的现实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疏远，加强市场行为反人性的一面。
巴雷特所说的“整体的人”或“全面的人”道出了“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强调了人的自由、个体性和主体性原则，我们从他这里应吸收对人的整体考察的方法，全面地塑造人。但我们也应看到，巴雷特毕竟囿于人的自然潜能的“全面”理解，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概念却包含着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层面，不仅意指人的自然潜能的充分发展，也涵盖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以及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在经济新闻中所预设的“人的塑造”的目标正是以此为基点的。所谓写出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在哲学意义上便是同世界建立了各种各样关系，积极参与各领域、各层次社会交往的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体。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塑造”
客：说起人的塑造，我想，还必须充分吸收中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人的塑造寻找有效的方式，一般说来，西方文化价值层面的东西如理性精神、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个性人格的解放等，是应该吸收的，这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人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不能离开根源性，否则就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因此，还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积极因素，创造性地转化到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来。我认为，按您的观点，这是经济新闻中人的塑造的一个关键。是这样吗？
主：你说得很对。面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面对经济发展的非人性化倾向，面对技术统治、人性异化、人口素质贫弱化和单面化，面对市场理性建设、市场经济秩序所需要求的个体性原则与整体性原则的定位问题，面对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若干软件问题，诸如此类，经济新闻要在中西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化承续的基础上，有效贯穿“人的原则”，去塑造人，去引导人。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所讲求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所尊崇的气节操守和道义担当，所重申的做人原则和治世原则，所阐扬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现代与后现代的意义和全世界的普遍价值。〔11〕而这些正是经济新闻塑造人的有效切入口。我们试以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来说明这个问题。
按照儒家的心性之学，人是宇宙之本，万物之灵，人的存在具有主体性与优越性，人不能异化为实现任何外物的工具手段，虽然儒家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中都必须在特定的秩序中担当特定的角色和身分，但儒家仍认为人的存在是第一性的，人必须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士、农、工、商、将、相、君、臣，这种既确认人有身分的角色，又强调人的存在须在人的身分角色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可以内化为经济新闻中“人的塑造”的基本内容，其目标是把人塑造成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人，确立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使其以创业精神、开拓进取精神、职业精神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儒学强调，人存在的价值，人的文化生命的本质，在于成就道德人格，先挺立起与天地参的道德主体与神圣人格，然后任何外物欲望都是不能使人物化异化而丧失其存在本性。我想，面对道德滑坡，面对拜金主义、利己主义，面对欺诈行为、假冒伪劣、牟取暴利等现象，必须从儒家文化中汲取道德资源，在人的塑造中充分强调道德主体与神圣人格，其目标就是使人能意识到要充分发挥其本性，就必须护持自己的生命理性和道德理性。
具体说来，儒家所强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爱人”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是做人的根据。时代也仍然呼唤“仁道”思想，以“仁者爱人”的民族美德去对治人情淡薄，去创造人与人之间生命的感通，把儒家关于天地人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与合理的平等竞争结合起来。我们知道，在以个体为元点或细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的巨大进步使个体性得以确立，这必然会使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注重物质财富而在一定方面疏远集体，导致集体主义道德的失落，出现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等，而现在我们不可能再让人回到忽视个人的独立人格、过多强调个人服从集体的传统集体主义道德中去，这就必然面临创建新集体主义道德的任务，很显然，“仁道”思想、“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以及传统群体本位思想中一整套协调个体与群体之利益、意志、关系的办法，都是需要我们加以创造性转化，然后运用到经济新闻中“人的塑造”上来，其实质目的是把人塑造成具有现代道德品质的人。
当然，这个话题扯起来远不只这些，这里只是“窥一斑”，目的是想说明，吸收传统的人文智慧，是“人的塑造”的关键所在，因为不管生产方式的变化怎样引起传统文化的变化，人的现代化都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秩序是文化的秩序，不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不建立人的精神家园，让人无“家”可归，不把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的源头活水，就根本谈不上文化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市场经济秩序。
注释：
〔1〕蔺子荣 王益民《中国传播文化与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2〕邹恒甫《积累欲，节俭与经济增长》， 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
〔3〕〔4〕[德] 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中译本第121—122页、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参见《马恩全集》第42卷第90页。
〔6〕参见《马恩全集》第12卷第4页。
〔7〕《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8〕〔9〕韩庆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10〕[美]巴雷特著 段德智译《非理性的人》译者的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1〕郭齐勇《论中国哲学资源的当代价值》，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百年校庆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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