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外包:发展中国家的模式_发展中国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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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9-070525-0398

一 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加深和国际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国际服务外包成为世界服务业现代化、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世界范围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整体弱化,作为国际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外包,越来越和产品外包一样,成为各国在国际要素市场上根据要素价格差异进行套利的一种方式:2002年只有1%的美国企业愿意将服务业务外包给海外企业,一年后这个比重就骤升至19%,2004年已达50%。据世界最大的高科技预测公司Gartner Inc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以年均8.2%的速度快速增长。商务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当前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在3000亿美元至5000亿美元之间,并将在未来若干年继续保持20%至30%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08年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将突破一万亿美元。

当前国际上对服务外包的研究大部分由管理咨询机构完成(如Mckinsey),内容上主要涉及服务外包的动机、选址、障碍和如何保持接包国家吸引力等方面。而对服务外包经济效应的分析则一般采用实证、统计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比如Girg和Hanley(2003)得到了国际服务外包可以提高英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Brainard和Litan(2004)指出服务外包使得低收入就业被高收入就业所替代;Garner(2004)检验了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和相关政策。他发现,虽然服务外包会损害国内的一些工人,但不可能永久地降低就业和生产水平。此外,如果国家采取某些再就业措施,国内的长期生活水平会提高;Amiti(2004)证明了在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服务内包的比例要高于服务外包的比例,而且服务外包与生产力成正相关关系;Shultze(2004)提供了失业与服务外包相关的间接证据,得出了服务外包影响很小的结论;虽然Wong、Wu和Zhang(2006)建立的不完全竞争的产业间服务贸易模型得出了一些关于自由服务贸易福利效应的有价值的结论,但显然直接用服务贸易的理论框架来研究服务外包问题是不合适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Deardorff(1985)和Jones(1985)首次把服务部门正式引入贸易理论。他们在完全竞争、不变规模报酬和非跨国流动要素的理论框架内研究了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服务贸易的可行性。本质上讲,服务外包实际上也是各国遵循各自比较优势,利用外包这种套利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贸易模式,只不过贸易的对象是无形的服务,而不是有形的产品。所以,从理论上对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的影响进行分析实际上与分析产品贸易和产品外包并没有什么区别(Deardorff,1985),直觉上应该得出相似的结论。随着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我们需要一个研究服务外包经济效应的系统理论框架。因此,本文专注于分析国际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和再分配效应,主要贡献有以下两方面:第一,鉴于传统H-0模型全部要素完全流动的假设在政策分析上的局限性①,尝试建立一个包括高技术劳动和低技术劳动两种专用要素的2×2模型,分析国际服务外包的福利和再分配效应;第二,从发展中国家作为服务发包方的角度,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开展服务外包的经济可行性。本文的结构安排,第二节依照Jones(1971)创立的专用要素模型,结合发展中国家二元化的经济结构特征,通过建立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模型,分析了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第三节考察服务外包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总结了本文的政策含义。

二 基本模型

1.模型的经济背景和基本假设

扩展Lewis(1954)的思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低技术传统农业、工业部门和高技术现代化服务部门并存的状况,从而诱使剩余劳动力向高工资的现代服务部门转移,一方面会推动现代服务部门继续扩张,另一方面会促使农业、工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逐步与现代服务部门趋近,就长期而言使得经济的二元结构消失。但是,该模型往往存在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一致的“理想化”的现象。现实情况是,低技术劳动力相对过剩,金融资本相对稀缺,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特征:由于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阻滞,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滞后和劳动力低素质及人力资本结构行业差距显著等原因,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呈现出“凝固化”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就业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转换,城乡工资差距难以缩减。

Jones(1971)提出的2 ×2专用要素模型,不仅为考察要素价格分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也是分析福利问题极具价值的研究工具。因此,为了具体描述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模型以下面的基本假设为前提:

i发展中国家由服务业部门A(高技术人力资本L[,S])和其他部门B(低技术劳动力L[,U])组成,两种劳动力属于各自行业的专用要素,彼此间不可自由流动;追逐收益最大化成为引致金融资本流向的唯一重要因素,金融资本可以在两部门间自由流动,长期来看,资本收益会有部门间均等的趋势;各种要素禀赋数量外生给定。

ii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发达国家相对低廉的金融资本价格作为国际服务外包产生的最主要的激励②。根据GATS术语,国际服务外包是涉及类似FDI流出的相隔一定空间距离的服务提供,即跨境交易和商业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FDI不是通常严格意义上的金融资本流出,而是人力资本的跨国投资③。

V完全竞争的国际最终服务产品市场;发达国家面临完全弹性的资本需求曲线;凹性生产技术、一次齐次生产函数和不变的规模报酬。

2.福利效应和再分配效应

我们先考察不存在服务外包时的均衡情况,以此作为福利比较的参照。根据iii,A部门的服务提供服从联合生产函数:

(2)式表明,作为公共要素的金融资本价格在两个部门和A部门的两个阶段都相等;(3)式则意味着高技术劳动力在A部门的两个阶段具有相同的收益。

图1国际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

3.简单的扩展和结论

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并没有考虑除“磨合成本”以外的其他成本因素,由此得出了确定的福利和再分配效应。而在现实中,国际服务外包的实现得利于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从事该产业的部门必然会涉及到维护和更新相关技术的固定成本,成本的大小则取决于生产各阶段相关程度的高低。若以所用国外资本数量T表示该成本,则此时发展中国家发包的激励约束条件为:

所以,当考虑固定成本时,外包的净福利W还需要减去一部分固定成本,才能得到最终的净福利水平,而其结果并不一定为正值。

在此,我们总结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

结论1:当不存在固定成本时,发展中国家发包服务贸易可以提高净福利水平,同时国内两种劳动力收益都提高,其相对水平取决于A、B两部门的资本需求弹性;而资本要素受损。

结论2:固定成本的存在使得服务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产生不确定的影响,客观存在福利受损的可能。由(4)式,当和发达国家资本价格差距越大,或A、B两部门具有更高的资本需求弹性,又或是A2所占价值比重越大时,才会出现最终净福利为正的结果。

结论3:如果因外包而闲置的资本不能重新得到相当于其原来收益水平的就业机会,那么这部分资本在资源重新配置后所得到的收入,就小于它们在外包前所得的收入。这意味着资本收益的恶化,无论是否有固定成本的存在该命题都成立。

三、结论

本文的目的在于尝试着提出一个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服务外包分析框架,从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包方的角度研究由成本套利引起的福利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当前的理论文献一般关注发展中国家作为接包方的服务外包现象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吸引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部门国际转移。按照横向产业理论,知识经济时代一国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是以高级生产要素比例的提高为主要标志,产业结构划分为以高级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中的资本要素为主体的研发产业,以传统生产要素中的土地、劳动力和高级生产要素中的隐性知识为主体的制造产业和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体的营销产业三大类。因此,高级生产要素的分布决定了不同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研发产业和营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高端地位,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具体体现在以制造产业为主导向以研发产业和营销产业为主导转变。但是,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本质上是把自身非核心业务发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外包的项目和流程一般属于相对简单的非核心部分,附加值较低,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可见,单纯的接包对于激励发展中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创立、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诚然,承接服务外包在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新增就业机会等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采用发包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整体的福利,另一方面还能够缓解产品外包情况下劳动力相对收入下降的情况⑩,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大力发展产品、服务接包的同时,提高经济中服务部门的比重,加大R&D投入力度,降低外包技术成本,培育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探索主动发包服务的各种有效渠道和方式,走一条接包与发包相结合的道路,应该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服务外包竞争的有效战略。

注释:

①H-O理论假设所有生产要素部门间完全流动.这显然只考虑到了长期的情况,因此也就排除了产生再分配效应的可能。

②排除了要素价格均等化(FPE)。

③该假设不仅可以把服务外包纳入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和中间品贸易的分析框架,而且符合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知识技术密集化的发展趋势,从而为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事发包国际服务活动的福利和要素收益影响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④Dixit和Norman(1980)指出,专用要素的跨国流动不必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

⑤Markusen(2002)提出了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三位一体的概念。本文假设发达国家具有低资本成本的区位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却享有某种内部化优势,使其外包策略采取了人力资本FDI,而不是合约交易的方式。

⑥我们称之为“有效租金”,它是随资本价格变化的可变成本;而θ则相当于“磨合成本”,意味着发达国家存在哈罗德中性的生产力劣势。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证外包的激励,依然成立:磨合成本不至于完全抵消发达国家的资本成本优势。

⑦虽然我们假设资本在两部门间可以自由流动,最终收益率会趋同。但是,资本寻找新投资机会的过程和其未来低收益率的风险必然会出现短期失业的状况。

⑧这违背了(2)式。而的情况显然不满足均衡要求,因为此时发达国家已经不具备低资本成本优势,从而阻碍了A2的外包。

⑨其实,即使对于有关发展中国家作为接包方的系统研究也并不多见,而常见的是关于产品外包的研究。

⑩Feenstra和Hanson(1996,1997)通过建立包含一种最终产品的模型发现,生产外包会提高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两国非熟练工人工资相对于熟练工人都有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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