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论——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价值链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0-0069-09
一、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建构与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
在全球经济关系的整合中，中国的城市正在成为世界新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环节和区位节点。但是，在以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竞争中，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环节和下游区位，在总体上表现为资源与能源高消耗，经济的整体发展是以丧失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为代价的。中国原本就是资源匮乏的国家经济体，在高消耗的经济模式下，资源越发匮乏，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越严重，抑或可以说，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新的经济体系与社会发展正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要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闯出一条非常规的发展道路——建构具有独立的“循环型城市社会模式”，形成具有自我循环社会发展功能的、占据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区位的城市经济社会综合体。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化具有如下特征：“（1）资本与生产过程的全球化。资本将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投资总是在寻求其最适宜的土壤。（2）生产无中心化、管理集中化。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而与之相反，管理越来越趋向于集中，集中于世界级的大都市。（3）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中心。跨国公司及其高度灵敏的分支机构伸入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4）全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开始同质化。”① 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应当构建中国化的全球城市价值链，并实现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方面超前一步，保证中国的“强可持续模式”的价值实现。
2011年全球城市人口已经超过55％，人类在整体上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全球经济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不可逆转，而且还处于加速发展的状态。全球的一体化正在以城市为载体，形成全球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综合发展。城市是全球一体化网络的结点，全球一体化的城市化或者称全球城市化的一体化，正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和人们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类正在加速迎来“全球城市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全球城市时代”，已经从发达国家的局部加速弥散到发展中国家，构成一个全景的“世界城市图景”，并形成全球化的城市价值链体系。中国30年的城市化走过了西方近200年的路程：1850年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城市人口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50％，中国是在160年后的2010年基本达到这个水平的。从理论上讲，城市化水平超过50％后，将会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形成以城市为经济载体的竞争模式，会在国家的整体意义上，形成城市全球价值链的基本体系和动力因。
在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发展中，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劣势。主要表现为：（1）中国的城市定位与区域产业定位雷同，缺乏世界眼光和世界范围的定位模式，全中国的城市发展路径过于一致，几乎都集中在新能源、新材料、高新技术、光电产业等领域，导致中国的城市价值链不具有国际链状连接关系；（2）在国际城市价值链的比较中，中国产业结构的地域战略布局分散，缺乏集中性、集约性和跨行政区域空间的整合性，城市所属产业在中国形成全面型壁垒；（3）中国内部的城市价值链结构不合理，出现城市地域间“产业结构空洞”，比如：沿海城市经济体系与内陆城市经济体系没有合理的城市链的建构，甚至出现城市间的恶性竞争；（4）城市国际化和城市产业定位未能形成国家化的整体模式和政策机制，如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真正形成国家级的硅谷，没有形成大区域的产业结构群、更没有城市间的完整的城市价值链；（5）中国的城市资本价值链普遍缺乏国际关系和国际化体系，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产业缺乏城市地方性和集约性，更不具备国际化的资本价值链的经营体系，进一步说，中国尚未具备独立的城市金融体系；（6）城市定位缺乏世界性、历史性和地方性。巴黎、伦敦等世界一流城市本身的地方性价值充实了城市的国际性价值，而我国的城市文化与品质因为缺乏地方性而丧失世界性价值；（7）城市空间缺乏世界公民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价值，如人才国际化和资本化生活体系不健全、城市国际自由港生活体系缺乏、城市国际化法律服务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国际高端服务业的结构不合理等，都会影响到中国城市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区位的动力生成机制。因此，建构中国的全球城市价值链的介入机制，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战略。
如何认识世界全球城市价值链的价值与存在意义？如何认识中国城市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的意义？
首先，当代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国际化战略正在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一种力量。我们都知道世界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典型的、全球性的城市化发展期：一方面是世界上发达国家再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后发达地区快速的、能源过度消耗型城市化。中国目前设置有656个建制城市（不含港澳台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世界一体化的竞争浪潮之中，也都在寻找并建构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定位，其中有180多座城市提出了国际大都市和国际化发展的战略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中，全世界所有的城市甚至小城镇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国际化的市场竞争，而这种参与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必然被世界一体化的浪潮所裹挟，抑或可以说，无论是企业还是城市，只要是想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就必然参与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城市（镇）在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寻求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创造某些现代性特征，这就必须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参与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由于中国区域空间差异比较大，在参与世界范围竞争的过程中，往往会首先出现中国国内城市间的无序竞争，进而导致中国城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无序化和低层次化，在全球范围产业价值链中，中国的区域经济体和城市经济功能多数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范畴，比如低端制造业的过度发展和高耗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也影响了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国城市的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介入模式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
其次，中国城市地域生产力能级正在形成初级国际化价值。城市是地域生产的集中表现形式，是产业群与产业价值链的载体和平台，国家和区域现代化是以城市现代化为前提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已经成为人类现代化的一种实践过程，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面临的是城市再现代化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模式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问题——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本身已经是一个全球化及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过程。
其三，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国际化力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城市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正在赶超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全球范围的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表现为城市间的竞争，并且在国家间竞争的主体上，以特有的区域与城市价值链——产业群价值的方式体现出来。如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韩国的首尔、日本的东京及中国的北京、上海和香港等，都是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主体单位”，这些城市是国家价值和实力的真实体现，城市的全球化能级已经成为国家全球化的象征。甚至可以说，全球价值链的结构主体是全球城市价值链，城市间的竞争是国家竞争的一种表现方式。
其四，城市全球价值链的建构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任何区域经济体和城市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定位都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加以思考，这已经是一个城市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使得区域经济体和城市经济竞争已然成为世界意义上的竞争范式，现代世界的市场是全球意义上的市场。因此，任何经济要素想获得真正的发展，都必须抢占世界经济价值链中的优势位置，必须形成某种跨国、跨区的发展模式和城市价值链关系，必须参与全球城市价值链的竞争，而城市本身的集聚与扩散、侵入与接替是全球范围竞争的生态整合过程，这个生态整合过程的现代升级不仅表现为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创新，还表现在城市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宽度、广度和丰度。
二、全球城市价值链的理论模式创新
以往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司或企业创造的产品价值以及相关的价值链体系，并以研究生产和商品流通活动过程中传递到最终消费者的价值所构成的价值链为主，包括原材料供给、生产组织体系、生产管理活动、商品及品牌行销、物流整合管理等活动③。这种研究结果提供了理解经济单位——包括公司或者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价值链关系及这种联系背后的制度化社会场域。如1994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格里芬（Gereffi）等人提出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的分析概念：“通过一系列国际网络将围绕某一商品或产品而发生关系的诸多家庭作坊、企业和政府等紧密地联系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并明确指出“任何商品链的具体加工流程或部件一般都表现为通过网络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节点或一些节点的集合；商品链中任何节点的集合都包括投入（原材料和半成品等）组织、劳动力供应、产品运输、市场营销和最终消费等内容。”④ 2001年以后，格里芬等人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过程，统一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理论称呼，主张把商品和服务贸易看成治理体系⑤。这种研究本身对于企业和产品价值创造及产品链价值的建构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仅就“全球价值链”本身的意涵来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2002—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有直接的说明：“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价值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涵盖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其包含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价值利润分配，并依靠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链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⑥ 从城市社会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全球城市价值链不应该仅仅是包含生产活动中的产品、技术、原材料、生产管理和商品流通领域的价值链体系，还应该包括全球国家和城市间的政治、宗教、文化、区域空间、地域结构关系、城市文化资本、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国际化开放度、市民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价值链——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区别于一般产品价值链的价值体系会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产品、技术、生产活动和商品流通的模式与价值水平。而我们要提出的是，无论是从产品视角研究全球价值链，还是从全球价值链本身的意义上研究价值链的构成，在本质都可以这样认识：全球价值链的要素、节点及与价值链条的表现方式，无不是以城市作为载体或单元，并以城市区位为社会空间属性的。进一步说，全球价值链的空间环节是以城市价值作为基础的，并以城市间的价值链连接构成主要模式。如中国和世界的连接，主要是以世界城市间的连接为主，城市间的通道成为世界价值链的构成主体。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价值链连接的实体空间体，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形态集中表现为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发展上，而且全球城市价值链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网络化模式和空间结晶化的表现，并以越来越复杂化的形式呈现在世界上。亦如西方学者所言：“全球化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但却以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治理全球化和建设更民主的全球与地区治理模式依然是我们生死攸关的目标。”⑦
也有学者在研究国家国际战略的优势中，提出了价值链条中的不同环节，主要强调在全球化中不同国家经济支配的能力表现，从经济价值链的角度认识，城市的优势和竞争能力决定国家在世界价值链条中的不同环节。早在198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科洛特（Kogut）教授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区域和国家，明确提出整个价值链条的各个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如何在空间上进行配置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⑧ ——而从城市价值链的角度分析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结论。任何地区的比较优势，其实质就是城市的优势，因为城市是地域生产力的表现方式，城市综合竞争力越强，地域生产力优势越明显。区域与国家的竞争在产业群的价值体系是以城市为单位的——即使从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和全球空间再配置间的关系看，国家与区域竞争者的空间存在实体形式就是城市。
我们所强调的全球城市价值链构成体系与价值，其理论基础之一是：城市是国家的经济载体和主体形式，全球价值链的连接及节点以城市为主体、为治所、为空间表现。世界级城市是全球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地，是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是国家地域生产力价值标志之一。城市构成了一个区域空间的特定尺度，所以，由于城市自身自组织机能形成的集聚与扩散、集中与分散和地区“增长极”的功能与价值，城市的内在有机性必然使城市形成乡村没有的“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极化价值”集聚模式，并通过这个“极化价值”功能的扩散形成全球城市的价值链。不同能级的城市，存在着不同价值链长度（辐射范围）和不同“端位”的价值链模式。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全球城市价值链”不是以往提出的产品价值链、商品价值链、“价值增加链（Value－added Chain）”等概念，而是一种新的模式、新的视角和新的全球化城市价值体系。在全球化的发展中，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提出全新的城市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模式与框架，从企业的全球价值链转移到国家现代化意义上的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高度。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社会分工过程，生产过程和市场竞争场域的全球化，使任何企业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以全球为市场，全球范围的竞争也都以城市为载体——从全球范围的竞争关系来说，与其说全球国家间的竞争，不如说是全球城市间的竞争。全球城市价值链的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新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新的内涵。西方学者提出了价值链的升级问题，汉弗莱（Humphrey）和施密茨（Schmitz）在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 Upgrading）⑨。这种升级本身对以产品和商业流通为主体的价值链的意义是充分的，而我们提出的是从全球的产品价值链直接上升到全球城市价值链，以产业群和城市内在的价值链的优势能级和竞争力，去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高端体系。
从全球城市价值链和环节分工前提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仅仅是某个特定企业或者某项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产业群体的结构空间模式及发展空间形态优化的模式上，即体现城市价值链和城市群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体系的优化方面，一个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群结构在全球城市价值链中已经具有了全新的意义与价值。
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的研究与建构，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创造和创新：
1、城市价值与全球价值链的“环节端位分析”。城市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企业价值。城市发展水平，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国家地位及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位置。反过来，企业与产品价值促进了城市价值的提升，构成城市地域生产力能级。全球城市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城市价值体系的综合建构、治理模式与城市能级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价值链，应该从城市地理区位和空间分布、城市空间产业集聚的价值链体系及全球资源与利益再分配的价值链高端角度加以研究，而全新的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建构，需要从全球资源与资本价值的再配置意义上加以分析和解释。
2、全球城市价值链结构、形式、层级与能级分析。城市价值链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多系统和多要素构成的有机体系，其发展过程，既表现了国家利益，又表现了地域间的区位价值，也表现为空间的再生产的价值创造，同时也是企业的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商品流通、资源分配和资本运作全球体化的过程。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已经是全球资源再分配的参与主体，在分析城市全球价值链的层级、能级和“环节端位”的基础上，建构不同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特色竞争力，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城市的坐标。
3、全球城市价值链建构的方式与高端环节介入研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设定了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以往以产品和企业为核心的价值链，不可能形成区域性产业组合性的国际价值体系的综合结构价值，城市需要自身优化的产业结构和具有可以国际接轨的“城市内在价值链”，一个城市只有自身形成了合理、优化的产业链和产业群结构，才有可能与国际城市价值链的高端区位链接。推而论之，一个国家和城市只有内部具有了相对合理的城市价值链，才有可能在全球的城市价值链体系中占据高端环节，这就需要主动对全球城市价值链进行系统和科学的研究，从而从中找到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需要与价值要素的构成。城市本身相对完善的价值链，具有价值增值效应，通过价值链关系的整合，可以形成经济发展的放大过程，表现为城市价值与城市资本再生产的一种场域创新模式，优化的价值链体系具有自身资本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因”，形成价值链的增值“蝴蝶效应”，如巴黎、伦敦、纽约、香港等城市，自身价值链体系形成一种经济“黑洞效应”，既能够吸纳新的“高端价值环节”链接性建构，又能使其价值链可以向两头延伸，而自身居于价值链的优势区位和环境，城市自身完善的价值链结构可以直接成为全球城市价值链重要环节。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来看，城市内部的全球价值链建构是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基础和前提。
4、城市价值链模式对城市竞争力建构的价值研究。城市自身的价值存在方式主要表现为城市产业群和产业价值链的完善性与合理性。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研究，除了偏重属于买家驱动型价值链的传统产业外，更加注重产品价值链关系和延伸度的研究，对城市群、城市产业群之间的价值链优化构成研究的较少；城市作为区域性发展对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更具有深刻性，而研究者相对较少。另外，传统产品与企业间的价值链具有有形与无形双重描述性，有些链条具有虚拟性和理想性；而全球城市价值链是一个实体空间的实体价值的再创造，如全球城市间的网络形式、空间通道与可达性和物化价值链关系以及城市间的沟通频率等具有现实性的直接可描述性，全球城市价值是一个以实体性为主的价值链条。
5、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城市国际化发展模式与开放度的研究。全球城市价值链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的分析上，在强调企业产品链的同时，上升到国际化的层面，既强调城市国际化的市民社会发展模式，也强调城市化社会的“合法化”的价值认同研究，同时还强调与国际社会价值链的一体化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城市作为世界经济一体的节点与空间再生产的场域就更具有现代性和可持续发展意义。城市与世界一体化的实体价值与模式，包括城市政府的政策、契约关系、生产服务的国际化能力、国际化城市的CBD空间价值、城市金融产业与金融服务产业的能级、城市公共空间的市民社会意义以及与世界城市的联系方式的可达性、有效性等。另外，还有全球城市价值链的扩展性，如文化属性价值、政治属性价值等方面价值链条，城市间文化价值链和品牌价值链等。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整合，人类交通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使国家和区域经济体正在以都市圈、都市群和都市带的空间形态发展着，这种空间形态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多属性综合体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单位与方式也应当具备超前眼光和国际视角，从产品、企业和国家，转而到城市这一生产力集聚的实体空间。跨国公司是全球城市价值链的一种缩影，世界一流国际化大都市都是世界500强集聚度最高的城市，从这种意义上也进一步证明了全球价值链的本质结构形态是城市价值链，只有城市具有了占据了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高端区位，城市的企业才有可能成为城市价值链体系的高端环节。企业总部集聚在某些城市这一缩影表现的是城市全球价值链具体化的时空价值，城市的存在是全球价值链存在的前提。城市全球价值链的“介入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呈正比的，只有城市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的群体结构优势和相对完整的价值链，才能具有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区位的能力。
三、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介入模式：
“国际化指数”与“城市五维竞争力”构建
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区位的目的之一就是创造中国“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与模式。中国能源研究会在2011年初公布“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早在2002年，我国能源消费已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能源消耗强度仍偏高，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但日本去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6.6亿吨标准煤”，同期的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了6％”⑩。很显然，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本身所体现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典型的生产和消费领域的高消耗过程，这种高消耗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制造业的过度发展及在全球城市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环节。那么，依据中国现有的国情与发展样态，中国在全球城市价值链中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呢？
世界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有两个直接的经验，从理论上可以解释为三种发展模式：一是“增长方式大于增长本身”；二是“创新的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三是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高端介入模式，依据全球市场需要建构城市内在个性并自成体系的城市价值链优势。
发达国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很多，择其要可以作为总结经验有：
1、“全球化指数”意义上的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建构。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高端价值创造即表现为全球化发展体系和指数级别。有关机构发表“2010年全球化指数”说：在全球60大经济体中，香港的全球化指标居全球首位；新加坡多年来一直是榜首，2010年从第一名降到第三名；中国内地排名第39位；而“世界经济龙头美国则只排名第28位”(11)。“全球化指数”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理解全球城市价值链提供了新的认识方式。“全球化指数”也就是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指数价值之一，我们可以把它的五个指标从国际化视角和全球化的视角加以适当调整，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国际化的资本流动，二是全球性的文化价值集成性，三是国际贸易开放程度，四是全球化的科技与创意交流，五是国际市场的劳动力流动。其中，“香港在贸易开放程度、资本流动及文化集成性方面均排名第一”(12)。这五项要素对中国内地相当多的城市来说相关甚远，但是这五项内容对中国内地城市的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价值创造来讲，具有重大价值，可以成为直接学习的模式，只是不同规模的城市在发展程度上可以有所不同。
2、全球价值链的“五维竞争力模式”的建构与创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主体的城市群结构经济模式，可以断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中国应该建立全新的城市核心竞争力，提中国城市的全球化指数，这是世界经济竞争关系的必然选择。中国多梯度的城市社会结构，不能仅仅需要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而是更需结构化的城市价值的竞争力：一是城市综合竞争力；二是城市特色竞争力；三是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力；四是循环社会型可持续自我生存力；五是社会民主与公平力。这是一种全新的国家与区域社会现代化的“五维竞争力”模式。从全新的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说，传统经济价值链中的“技术、原料和劳动力”仅仅是新全球价值链的基本要素，而要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模式和高端介入能力，仅仅有技术、原料和劳动力是不够的，更需要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公平力和区域性空间价值再造能力。特别是，在全球整体的发展中，区域性经济体和城市可能通过“区域与城市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创造全新的区域经济体和单体城市的价值与能级，继而通过国际化的经济与“文化资本再生产场域”的建构，形成区域的“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实现在区域社会与城市的全球网络中从低价值生产向高价值生产的转移。
3、全球城市高端价值链结构化的建构与整合。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高端介入模式，是中国城市社会来临和中华民族经济与文化复兴的一种选择，中国省会一级的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更应该在某种意义上进入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环节——中国的省级经济体的规模多数可与欧洲的国家相提并论。所以应该站在全球的高度思考创造城市的全球价值链。而我们当前应该重点选择的城市价值链有“城市文化资本”价值链、国际生产型服务价值链、国际化人才资本价值链、国际企业管理文化价值链、国际货币资本流通价值链、国际贸易价值链等核心价值链整合建构，不仅是把“技术、原料和劳动力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或者“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13)，而更加强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城市主体性和国际性价值，在世界一体化的经济模式中，创造中国城市的“地方性精神”与地方性价值，使其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高地和不可或缺的价值节点，创造地方性自我成长性、自我更新和中心性能力，这一能力的超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能够助力中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先发优势，创造典型的“位势优势价值”——一旦形成这种先发的全球价值链的中心性价值，城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就会产生极化效应，对产品、技术、人才、资本会形成强大吸引力，既对后续的产业发展带来区域性成长的比较性优势，也会形成典型的“区域发展极”的“马太效应”。
4、全球城市价值链中创新中心与反射中心的定位。首先依赖于对自身价值的审视和准确定位，将区域性和城市体的资源进行资本化运作，如“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尤其在今天，全球城市化与城市全球化，形成的世界范围的城市间竞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城市要寻找出路，寻求更大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科学准确的定位(14)。目前。由于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划“入径”是一样的，因而各城市的总体战略具有雷同性，正是针对这一现实，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介入模式和区域经济文化创新及反射中心的建构就更具有深刻意义(15)。一个区域或城市能否成为经济与文化的反射中心，首先要看有没有完整的“五维竞争力”，其次要看有没有优化的经济与文化模式，三要看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创新土壤，四要看区域性的人才结构和人才成长机制，五要看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手段创新的程度——如果能够形成独有的经济与文化模式，就有能力对外来的经济与文化要素进行选择与创新性的吸纳。经济与文化反射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结构的自我成长力、反思力、扩张力和再创新力。
5、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高端介入模式的多层次战略。第一层是“区域资本再生产的能力”，区域资本主要是经济与财富资本、自然资源资本和“城市文化资本”(16) ——特别是“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模式”和城市国际化经济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即能否具有反射世界经济与文化的“介子”与“界面”，这包括了政策、空间、人才、要素、策略、服务能力的资本再生产的能级等；第二层次是世界经济与文化因子吸收创新能力，包括对世界经济与文化前沿发展的把握，能够在广泛的意义上吸纳国际经济、文化要素及资本要素；第三层次是国际化的开放程度，包括开放方式，表现为法制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关系，如国际自由贸易、国际化的资本结算、国际化的旅游地和国际化的生活空间等；第四层次是国际化的人才集聚与流动，包括人才成长的优化土壤和机制；第五层次是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创造、创新能力，即对世界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反映、参与、创造和创新——在不同程度上能够走出去，吸纳、介入、参与、创造和创新；第六层次是通过反射世界经济文化，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和城市经济与文化进行再创造，创新在全球一体化的中本土化经济模式，包括区域性自我生存能力，这里强调的循环社会型的区域发展体系的建设；第七层次是区域与城市的地方性精神与价值(17)。
6、中国城市的全球价值链的“链接模式”——“中国应该是个平的”这一战略的“顶层设计”。建立全国范围的与国际链衔接的产业价值链，建构相对稳定的国家级发展战略模式，率先在国家的整体意义上，建构国家整体的城市价值链体系。在600个城市网络空间内，创造、规划、创新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价值链，并实现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介入链接模式。通过国家区域空间的整合，对各城市价值链进行整合和分级政策指导，创造国家以城市为节点的经济与社会的强可持续力和抗风险能力。结合不同城市的实际建立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区域空间产业模式。进一步提高区域与城市发展的标准能级，率先在多个城市、多个区域空间与世界接轨，并形成现代化发展的示范区，通过区域的极化效应，带动城市价值链的高端成长机制。重大核心产业规模区域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形成国家扁平管理模式。打造多个万亿级的经济与文化产业区。创造多个区域性的，以城市为载体的“国际级金融产业区的发展战略”。如省会以上城市都应该成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包括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产业的经济产业区。学习伦敦的金融产业发展模式(18)，提出省会城市金融产业的“八大战略”：金融空间一体化战略、金融产品创新化战略、金融市场全球化战略、金融组织集团化战略、金融服务品牌化战略、金融业务网络化战略、金融人力资本开发战略和金融风险控制战略。创造“金融核心产业区”＋“金融服务经济产业区”的中国城市金融产业模式，形成国际化的城市资本价值链，突出金融服务产业以及金融服务平台的建设，推动金融服务产业发展高端化和国际化，向“高端、高效、高产、高辐射力”方向升级，这是中国城市直接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的核心战略之一。
7、打破地区行政壁垒，创造区域性国际化城市经济共同体。一是集中国家级优势的资源，集中打造世界级的中国智慧产业谷，从传统的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智造”。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具有国际化都市特点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深圳和苏州等城市等已经具备初步条件，创造世界领先的智慧城市和智慧城市产业群，这将是中国整体上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重要战略措施。二是创造城市群意义上的国际化服务产业区。如以香港为核心的大香港经济文化圈、以上海为核心的大上海国际化经济区、以北京天津为双核心的大北京国际化经济区，提升区域化国际指数，打造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区位。三是创造中国式城乡一体化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化格局。在一定大区域内形成跨区域的“区域一体化战略”，通过创新多元化的土地流转方式，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城乡一体化土地资本运行模式。
收稿日期：2011-06-14
注释：
① 姜杰、张喜民、王在勇：《城市竞争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② 2011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农村土地加速城市化，进城农民难享市民待遇，城市化不能“大跃进”》的文章，引用了笔者（张鸿雁）的观点：“未来10—25年是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社会整体变迁期，这期间，中国将有5亿到6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与地理变迁之一。这一变迁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城市可持续发展、农民流动、土地合理利用、区域整合、社会阶层变迁、社会公平等问题，将随着城市化的深化，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隐性到显性，由局部到区域发展的态势，而各级政府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准备并不充分。”参见高云才《城市化不能“大跃进”》，《人民日报》2011年2月14日。
③ 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New York:Free Press,1985,pp.25-29.
④ Gary Gereffi & Miguel Korzeniewicz.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London:Praeger,1994:96-98.
⑤ Gary Gereffi,John Humphrey,Raphael Kaplinsky & Timothy J.Sturgeon.Introduction:Globalisation,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IDS Bulletin,2001,32(3):1～8.
⑥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The Focus of UNIDO'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2002/2003.Vienna,2002:107-116.
⑦ ［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陈志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⑧ B Kogut.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85,26(4):15-28.
⑨ Kaplinsky R.& Morris M.A.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Prepared for the IDRC,2002.
⑩ 张艳：《中国成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能耗强度是日本5倍》，《京华时报》2011年2月26日。
(11)(12) 《香港超越新加坡“全球化指数”排名居首》，（香港）《文汇报》2011年1月28日。
(13) Kogut,B.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85,26(4):15-28.
(14)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定位：让中国城市共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15) 张鸿雁、张登国：《城市定位论——城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6) 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02页。
(17) 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18) “伦敦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欧元产生和法兰克福作为海外美元货币市场的成长……但欧元没有改变这两个城市的地位，尽管欧洲中央银行设在法兰克福，……伦敦在欧洲金融业仍然处于支配地位，无论是银行、资本市场、广告业、法律还是咨询管理。伦敦的全球服务性公司数目排在纽约和法兰克福之前，是‘联系最多的世界城’……2001年伦敦占据世界20％的跨境银行贷款、52％的外国证券交易量、31％的外汇交易、相当于纽约、东京和新加坡的总和。”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全球经济地图》，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89－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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