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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账面盈余＝摆脱困境？
“摆脱困境”与“扭亏为盈”是不是一对同义词？有专家指出，“脱困”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效益上的盈利，只是账面文章，这样的扭亏，返困也很容易；二是企业建立了核心竞争力，是形成真正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专家们倾向于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脱困。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在“２０００年中国市场论坛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算了一笔帐：从数字上，２０００年国有企业利润增长了大概１．４倍；但仔细分析一下，来自石油、钢铁等产品的涨价因素占了４０％，有２０％的增长来自银行的七次降息、核销呆坏帐、债转股等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在国有企业利润构成中，靠国企经营管理、靠调整结构，靠提高竞争力才还不到四成。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指出，国有企业亏损面之所以降低，有三大原因。
第一、政府给予了国有企业大量优惠政策，要么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要么提高国企的产品价格，要么给国企创造更大市场空间。银行连续７次降低居民存款利率，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也相应降低了，仅此一项，国有企业就减少了２０００亿左右的利息支出。还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债转股”，债权一旦转成股权，国有企业就不用再向银行支付利息了，这部分本该支付的利息变成了企业利润。
近几年，棉花、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国有企业的原料成本下降。国家严厉打击走私，保护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过去，走私产品首先冲击国有企业；国家加大打走私力度，目的在于保证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保证其产品能够卖掉。近几年来，政府大规模地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市场需求上升，为国有企业拓展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二、政府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过去国有企业亏损面过大，主要集中在地方中小企业上。近几年，在搞战略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把大量的亏损中小国企都卖掉了，国企亏损面自然跟着缩小。
第三、“股市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三年中，大量的国有企业到资本市场上市，并且上市速度明显加快了。上市的国有企业融到了很多资本后，能够在技术改造等方面有所加强，从而可能扭亏为盈。“股市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实际上调动了全国人民的力量，让全国人民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
“但是，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对国有企业基本走出困境，我们不能高兴过了头。”魏杰指出，促成国企脱困的四个原因基本都属于国家的政策性调整。给人的感觉是，政府为国有企业创造了一个“温室”环境，让他们很舒服地实现了脱困。
“国企是否摆脱困境，关键是看国有企业是否有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说。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目前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非常薄弱。顾海兵告诉记者，１９９９年全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有３．６万项，６０％属于外国企业，国内企业只占４０％（１．２万项），平均到１．６万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每个企业还摊不上１个。而日本、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往往一个公司每年的发明专利就超过１万项。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１日，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显示，在被抽查的１５９户企业中，有１４７户存在资产不实现象。财政部官员称，在抽查中发现，有的企业及其领导人为达到偷逃国家税收、完成上级任务、个人出政绩等目的，采取在集团下属企业之间随意转移收入或费用、变更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少计或多计成本、人为调节利润，向不同使用者提供不同报表等违规手段操纵会计信息。
九成多的企业在玩“做数字”游戏，经济人士也担心“国企脱困”的数字。
在内部机制问题解决之前，尽管国有企业扭亏为盈了，但优惠政策一减弱，国企还可能陷入亏损。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指出，政府应该“趁热打铁”，立即在新的基础上采取强有力改革措施，用扭转企业机制的办法保住扭亏成果。
二问：怎一个“换”字了得？
新华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一篇报道说：首钢吉林柴油机厂大演“走马换将”，６年内连换６任厂长。该文质疑：企业战略如何制定和付诸实施？企业的生产和营销又如何能正常安排？这样的企业怎么去实施科学管理、科技进步和技术改造？企业的竞争力何从谈起？
诚哉斯言。首钢吉林柴油机厂的情况并非个案。北京市经委企业改革处王晓飞处长告诉本刊记者，三年里北京市调整国企领导班子将近１０００次。放到全国，３年内国企领导班子调整超过１万次。王承认，“换领导应该是企业行为，但我们就是要求它换。”
毋庸质疑，杰出的企业领导能够在非常困难的体制下，把企业搞得很有生气。许多优秀的国有企业，比如邯钢、海尔、长虹，企业领导都相当出色。
“但这些只是特例，”袁钢明说，“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经营好，显然就不是个别企业领导素质的问题。”衡量综合素质，国企领导并不逊色于民营企业的领导，前者大都受过良好教育，经过工作实践检验，层层选拔上来。但为什么国企还是没有经营好？结论只能是，国有企业搞得不好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企业领导，而是国企的体制。
在我国大部分国有独资和国家控股公司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干部管理办法和报酬制度。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任免企业经理人员，一般来说，只能着重于政治忠诚性和群众关系的考察，而很难以他们的经营能力和市场业绩作为任免的标准。
目前，国有企业仍然缺乏一种较为完善的经营者激励制度。企业经营得好，经营者得不到相应的很好报酬企业一再亏损，只要企业领导没有违法，也无人追究。
该给的不给，不该拿的乱拿。国企领导小车要好的，吃饭吃贵的，出去就乘飞机头等仓，已经屡见不鲜。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轻率决策、挥霍公款、拖欠债务和转移资金等情况非常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出现严重问题的公司非常普遍，显然不能仅仅归因于这些企业经理人员的素质低下，而必须从企业的现行制度上寻找“病根”。
顾海兵指出，国有企业毕竟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机构，大型国企的厂长经理首先应是一个适应市场形势、追求市场利益的人。选拔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应该逐步过渡到“由市场选择”。
顾认为，大型国企的厂长经理如何选拔，怎样监督，首先应该制定出一套公开的法律，然后依法操作，而不是依靠某项政策的形式。“中央企业工委同样面临着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顾海兵告诉《中国市场》，“只有政府主管部门真正适应了市场经济规则，才能为国企选拔出优秀的厂长经理。”
加快建立经营者的市场选择机制，通过一套完善的经营者监督激励制度来执行对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评价、考核、奖励、任免等。无疑，这是一条比“换领导”更好的路径选择。
三问：国企离现代企业制度有多远？
中央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但是，有专家指出，制约国有企业的根本性因素并没有在国企三年脱困中得到真正解决。“现在所谓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是形式上的照搬照抄，大部分公司都以翻牌为主，即使以多元股东的模式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也是国有比重太大，国有色彩太浓。”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屠建国忧虑地指出。
屠建国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永远明确不了的，出资人永远到不了位的。比如我是一家省属企业的董事长，我说我给省长打工，省长说我给总理打工，总理说我给全国人民打工，而一旦全民所有，产权主体又被虚拟了，经济意义上的责任是空置的，谁也不会对这个资产负责。
产权不清晰，政企就不可能分开，政府官员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的现象大量地存在着。产权不清晰，权责就不可能明确，管理就不可能科学。因为出资人到不了位，就意味着股东和股东会的权限职责到不了位，董事会、总经理就没有负责的对象，法人治理结构中最上层和最基本的权力基础是被架空的，只是一种“空中楼阁”。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国家经贸委进一步出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该文件明确了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取消行政级别；政府通过出资人代表，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行使所有者职能，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并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政府以投入企业的资本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对解决国企问题来说，这无疑是一份迟来的文件。中国的国有企业距离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多远距离？魏杰认为，至少有三大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一，没解决好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货币资本在国有企业里体现为国有资产。人力资本是指国有企业里运作国有资产的人，主要指企业里两种人：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现代企业必须协调好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关系。出资者要求有回报，人力资本也要求有回报。因为人力资本表现为资本形态，所以其收益不仅仅是工资，而是产权收益。而且，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主动性的，货币资本是被动性的，没有人力资本货币资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处理这两种资本关系时应该更倾向于人力资本。
目前现在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光强调国有资产的收益，从来不强调人力资本收益。结果导致：该给的不给，他就花那不该花的；该给的不给，就拿不该拿的，出现了大量的“５９岁现象”。
第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还不是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有三个明显特征：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具有可交易性。
但这三条放到国企基本都达不到。产权清晰，国有企业很难说是清晰，没有人负责，产权结构多元化，国企产权基本都是国家的；产权可以流动，国企产权就是流动不起来，上市公司的国有股都流动不起来。
第三，国有企业没有一整套使企业正常运转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不是蹦蹦跳跳，而是一种价值观念，就像社会道德一样。社会法制有失效的时候，靠社会道德约束。企业管理也有失效的时候，要靠企业文化约束。
在魏杰看来，这种新型企业文化包括五大要点：１、强调协作和团队精神。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企业，也谈不上个人价值的实现。２、要承认人与人之间能力差异很大。人的能力有差异，在企业里的分工才不同。不强调这一条，谁都想当老大，窝里斗不断。３、因为人的能力大小不同，在企业内分工不同，人们在企业里的收益方式不同。企业领导者和技术创新家佣有股权和产权，应该是资本收益。４、因为人们的收益方式不同，所以企业内收入差距拉大是正常的。这种差异性不能只是几十倍，几百倍都是非常正常的。５、企业强调效率，不强调公平。企业永远只有效率一条，强调公平是社会的职能。
以上五个要点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现代企业文化。按魏杰的理解，江主席强调的“三个代表”中的“优秀文化”，是指新生产力引起的新文化。新文化必须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生产力的代表则很明确，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家。
魏杰指出，要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必须朝这三个方向迈进大力推动人力资本的持股制度，缩短国有资本和人力资本收入之间的差异；加快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产权走向清晰，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能够流动；建立新的企业文化，必须放弃现在的企业文化。
四问：债转股是“杀手锏”？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９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透露：到６月底，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已有１．３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被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媒体纷纷以“杀手锏”来比喻“债转股”政策的一转就灵。
亏损国企们大声抱怨着“银行利息包袱过重”，纷纷要求实施“债转股”。各种抱怨都集中到“拨改贷”政策上———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现在把‘拨改贷’负面影响说得太重，是为‘贷改拨’制造气氛。”袁钢明指出，据袁做过的许多调查显示，国企负债率过高不是因为资本金不足，主要还是经营效益不好，投资失误，还贷约束软化等因素。
袁钢明告诉记者，“拨改贷”是适应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当时没有人怀疑：国企借了银行的钱是可以不还的。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时，国有企业效益不好，资金出现紧张，有些人把各种因素引起的国企效益差，还不起贷款一股脑地推到“拨改贷”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把责任推到“拨改贷”政策上，恐怕不顺应市场化改革方向。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时，政府为救助一些重点国有企业，采取了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的政策措施，使得好坏开始分不清了。政府也慢慢认为，“拨改贷”是造成国企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最后，大家都在说，“拨改贷”造成国有企业贷款负担过重，资本金不足。
“为什么民营企业没有那么高的恶性负债率，人家有多少资本金干多少事，”袁钢明批驳道，“改革后，只有少部分国有企业完全靠贷款建项目，大多数国有老企业并不存在‘拨改贷’问题。”对“拨改贷”的批评愈演愈烈，给“债转股”政策出台制造了气氛。但是，“债转股”毕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袁钢明指出，“债转股”只是一种特殊的、临时的解决方式，不能当成常规性政策使用，更不能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实施“债转股”的政策风险相当巨大，搞不好会弊大于利。袁钢明指出，“债转股”把国企负债压力减弱甚至取消了，银行贷款变成了“白贷白送”。这不仅使银行受损，国企的浪费无人追究，而且可能对国企未来的生产经营产生误导。
“债转股”的政策机制是否成立，目前还存有疑问。袁钢明认为，国有企业的不良负债大多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少数国企才是因为资本金不足、利息过高导致亏损。不少国企银行贷款不知道用到哪去了，“债权”还怎么转成“股权”？如果单单是把国企损失账目一笔勾销，就很难产生发挥效率、资产重组的作用。
许多国有企业一旦实施“债转股”，不需做任何努力，立刻“由亏转盈”。简单看，国企过去的亏损是由于负债过高、利息成本过高造成。但是，“债转股”形成的国企利润并不是靠企业提高效益实现的，而是简单地把企业账目进行了科目移换。袁钢明注意到，“债转股”企业减少支付的银行利息，并未完全变成国有企业的减亏因素。
本来相当简单的逻辑，“呆坏账”出现，或者由国有企业承担，或者由商业银行承担。但是，在有形或和无形的手把持下，“郑百文”就是破不了产。如果“债转股”政策取向是“保国企”，那就很可能银行、国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起和和气气地进一步“债转股”，向政府要。于是，“肉烂到锅里了”，风险转移到国家财政上。
专家指出，“债转股”本身并没有化解已经存在的银行呆坏帐风险，而是把原来由银行和企业承担的风险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身上。袁钢明认为，政府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对“债转股”运行状况进行严密监控，随时提出改正措施。
五问：政府角色是否应该转换？
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部委企业“政企脱钩”后，非金融类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工作由中央企业工委主持。
中央企业工委书记吴邦国在讲话中指出，中央企业工委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国务院监管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中党的领导职务，以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精神在大型国有企业的贯彻落实；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研究探索改革和加强大型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完成中央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
中央企业工委的设立，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了党管干部的方法。有专家指出，在国企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的各种方案里，通过组建一个超脱各部委的企业工委来管理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一种比较合乎实际的选择。
但一种不同意见则认为，如果中央企业工委监管不到位，这些刚刚从各部委等机构脱钩的大型国企，通过制度安排，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顾海兵认为，强有力地推进国企改革与脱困，最好是先“立法”，然后依法办事。某项法规在开始时可能不完善，但可以去逐步完善它。大量的国企改革与脱困的政策是以“党内文件”或“指导意见”的形式出现的，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
顾海兵指出，把国有企业改革难度估计得大一点比较好，不要追求用三年时间整齐划一点比较好，不要追求用三年时间整齐划一地使国企脱困。各地区情况不一样，各行业情况也不一样。也许有的地区早一点实现脱困，有的晚一点，具体时间由各个地区来决定，而不是由中央决定。
在国企问题上，经济学家樊纲很早就指出，政府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千万不要再去建设和管理国有企业了。樊纲认为，以后再也不要新建国有企业，一定要建多元化的企业，一开始就按新体制运行，政府只管“铁杆庄稼”（收税），让民间去获取企业经营的收益，同时承担经营风险。
如果政府一面在对旧的国企进行改革、改造，一面又遏止不住自己“赚钱”的冲动大量开办新国企，则又难免与民争利，导致政企不分，滋生腐败，有失公平，不利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很难保证不会重蹈覆辙。
浙江省体改委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颜春友认为，国家应立足于收税而非直接获利。世界上靠收税发达的国家比比皆是，而靠国家投资收利发达起来的尚无先例。
颜春友认为，讲国有经济，不要误以为是指国企，而应注重于税收，即国库实力。对国家而言，不论谁办的企业，凡在税收调控范围内，就都是国有经济即财政收入来源的组成部分。讲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要误以为是指国企的控制力，而应注重税收的调节功能及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即国家对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控制力。
“掌好舵、不划桨的政府，不是懒惰的政府，而是智慧的政府，是力量强大和决策者高明的表现。”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朱铁臻教授说。在市场经济发育之初，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进行制度创新，大胆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成长起来后，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纠正“市场失灵”，规范市场，创造刺激因素，让市场有效地运转。
六问：是否该为民营企业拓展空间？
在“西气东输”和中国电信重组等重大项目里，外国资本可以优先进入，国有大企业可以合作，但民间资本却很难得分一杯羹。一些专家指出，“对内开放”（对民间资本开放）在目前做得很不够，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现象仍然存在。尽管盛华仁主任早就指出，将尽快实行各类企业的国民待遇；凡对外开放的投资和市场准入领域，亦会尽早对国内各类企业开放。
九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上，长期以来民营经济遭受着“两头挤压”：为了国企脱困，政府慷慨地给予国有企业大量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外国资本也获得了不少优惠政策。
政府疼爱生病的儿子（国有企业），对另一个生气勃勃的儿子（民营经济）的发展照顾不周。时至今日，非公有制经济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帮衬”了。在中国工商系统注册的企业约１０００万户，国有企业约２０万，９８％为民营企业，还有个体工商户２８００万。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递增３０％左右的速度增长。民营企业在政策夹缝中创业，在社会歧视、政策不平等、融资渠道不通畅、市场秩序不规范的环境中成长，其活力令人钦佩。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国际金融公司首次发表的关于中国私营部门的调查报告认为，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６２％。
在国企脱困的功劳簿上，也有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一块。国有企业倒闭，致使大批职工下岗，私营企业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捷径。据统计，１９９９年，个体私营经济共吸纳就业人员４６９．０５万人，个体和私营分别吸纳就业人员１２６．５１万人和３６９．５４万人，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共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１１２４．５６万人，个体和私营分别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８４．３９万人和４１．１７万人。
陈清泰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实并不像人们过去想象得那样，哪里的国有经济规模大，哪里必然就发展得快。恰恰相反，民营经济活跃的地方，市场就活跃，就业状况就好，居民生活改善速度就快，经济发展的波动较小，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快。
“靠国有经济包打天下是不能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培育千百万具有创业精神的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支柱。”陈清泰如是说。
“在１９９９年的工业增加值中，非国有企业已占２／３。在国有企业连续四年以每年１０—１５％的速度下降的同时，民营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的主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治国指出。
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民营企业的发展目前仍存在三大障碍。
首先，关于产权保护制度。法律上没有明确“国家保护个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实践中侵犯个人产权方面的问题屡有发生，民营经济进一步向更高层次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障碍。比如，国内民营企业在兼并重组活动中，由于缺少制度特别是法律等方面的保护，因非市场因素导致失败甚至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例时有发生。
其次，关于市场准入歧视。在政策取向上，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其他领域，与外商一视同仁，鼓励民间投资的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行投资和参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等一系列措施，或即将出台，或在酝酿中。由于这些措施不仅涉及已有法律法规的清理和新的法律法规的完善，而且与政府
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进展密切相关，真正在实际操作中得到贯彻和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关于融资渠道问题。在间接融资方面，我国银行体系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大部分民营经济缺少获得银行贷款的正规渠道。在直接融资方面，股权融资是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最主要的融资形式。但由于目前全国性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改制和重组，地方性、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融资活动受到禁止，民营企业融资依然面临困难。
２０００年即将过去，距离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已经８年了。
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张维迎教授指出，政府应该保持中立，让所有企业都能充分竞争，任何对某一类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其他企业的歧视，就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２００１年，中国将要踏入ＷＴＯ的大门槛。在全球开放和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如何使民族经济在与国际巨头的较量中逐步发展壮大、实现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无疑扶持私营企业发展也是一条路子。
七问：配套措施能不能真正配套？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７日，全国社会保障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朱基总理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朱总理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
朱总理对社会保障工作一直非常重视。早在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４日，朱基总理在天津视察时就曾指出，能否解决好再就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
近几年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初步建立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
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职工增多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积极促进再就业的政策措施，狠抓“两个确保”和其他社会保障工作，使全国９５％左右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领到了基本生活费，９８％左右的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了养老金。这对于实现国企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和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议认为，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才能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也才能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改善居民心理预期，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完善势在必行。
明年社会保障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现行的政策措施，切实做到“两个确保”。各级政府在工作中要坚持“三个不变”：一是“两个确保”的工作目标不变，一定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决不能发生新的拖欠。二是“两个确保”工作的现行政策不变。三是“两个确保”的工作要求不变，继续实行“两个确保”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制。
从明年起，国有企业原则上不再建立新的再就业服务中心，企业新的减员原则上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由企业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分流，主要采取下岗这种特殊方式，即职工原属企业在一段时期内仍然保持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并继续承担其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办同企业积极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政府非常关注改革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但是，尽管成绩很大，仍然有一些突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人数有限；二是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不足；三是“劳动关系”解除仍然存在障碍。
“面对着在改革过程中间承受着包括下岗在内的代价的我们的老百姓们，我要说一句，今天的代价是为明天的幸福付出的；我也要对一些政府部门的职员们说一句话，宁可自己付多一点的代价，也应该让老百姓少付一点代价。”国家体改办官员范恒山说。
经济学家杨启先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很难深化，一个重要支点就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过去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太低，企业在国内外都没有竞争力，但要精减职工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为保证，才能使下岗职工不至于没有基本生活来源。但是，我国失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国有企业的老职工的退休养老的问题，如果养老保险制度完善，老职工退休或者下岗以后也不会有生活问题。
政府目前正在加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偿还历史欠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养老保险金从一个职工参加工作就应该积累起来，我国过去没有积累起来，都作为企业利润上交给国家了，用到了其他的方面。这笔帐政府一定要还，但国家财政平衡比较紧张，通过出卖一部分国有资产，或者把一部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卖掉，收回钱来补充这一部分；但又不能太急，因为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卖得多了，又可能破坏了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股票的价格大幅下挫，这对股民和社会也不利。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兼并破产、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新的下岗职工队伍仍将产生。再者，随着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加入ＷＴＯ，将把一些劣势企业赶出市场，又将有一大群人下岗。有人估计，中国失业人口将达到３０００万。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巨大压力。
八问：国企能不能过ＷＴＯ这道关？
或许由于中国人对ＷＴＯ（世界贸易组织）的盼望太长了，或许ＷＴＯ谈判充满一波三折，媒体报道对ＷＴＯ的报道洋溢着一种乐观：加入ＷＴＯ，日子好过了。从目前看，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加入ＷＴＯ的道路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然而，将遭受ＷＴＯ冲击的众多企业对ＷＴＯ谈判内容却所知甚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国内几千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在回答“对ＷＴＯ有多少了解”问题时，对ＷＴＯ有全面了解的，只占５％，有所了解的占到３／４，达１／５企业对ＷＴＯ完全不了解。
“ＷＴＯ的冲击，才是真正较真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袁钢明认为，ＷＴＯ对国有企业的冲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过去政府部门像保姆阿姨一样，关起门来思量：谁不能受冲击、谁该保护，这哪里叫市场？”
以汽车工业为例，国内几家大型汽车企业都耗费了政府大量投资，机器设备并不落后，引进技术也非常好，又拥有
如此广阔的国内市场，为什么还一直亏损，甚至竞争不过小企业？
袁钢明认为，最大原因在于，汽车企业因政府保护而养成的惰性。汽车企业一直处于政府保护的卵翼之下，只要在关税保护上、配额上、进口材料的关税减免补贴上动些小脑筋，汽车企业就能获得巨大利益。并且为了向政府、某些决策部门表明没有保护就活不下去，汽车企业故意维持亏损状态。
现在，ＷＴＯ来到眼前了，国内几大汽车企业展开了竞争，轿车价格大幅度下降，比如上海１０万元小别克下线。袁钢明告诉记者，在ＷＴＯ环境下，那些素质好的国有企业能够在激烈竞争中锻炼得坚强；搞不好的国企，就让它被淘汰掉吧，它本来就有问题，不过是用各种方式包起来了。
“如果说反过来迎接挑战，也要身体健康才行，但我们的国有企业现在浑身是病。”顾海兵则对加入ＷＴＯ之后的国企状况非常忧虑。顾认为，尽管现在说国有企业通过三年摆脱了困境，但加入ＷＴＯ之后，国有企业会陷入更为严重的困境。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某些政府官员一面叹息地方政府及企业对ＷＴＯ所知甚少，另一面不公开加入ＷＴＯ的谈判内容。直到目前，中国加入ＷＴＯ的很多内容仍保持“神秘”状态。“什么都不知道，让国有企业怎么去迎接ＷＴＯ的挑战？”顾海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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