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运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3—0025—08
在讨论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之前，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中国的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时期，因此，对中国经济运行的讨论需要联系到转型时期的特征。这种经济体制转型的总体方向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毫无疑问，目前过渡时期的特征和最终所要形成的新的体制会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并不是最优的，这一点似乎可以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得到证明。这种经济体制的最大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要远高于西方国家，但又试图充分能够利用市场经济的优点，显然这种做法比完全放开经济而让市场机制去调节要困难得多，并具有较大的风险。但经验证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都要成功，新兴亚洲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了一定的政府干预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讨论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中的经济波动问题与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我们所讨论的将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型，而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型，这里把这种模型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联系到前面的分析，可以把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作为一种完善的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的经济，其中政府并不通过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决定经济增长率、促进资本形成和改变资产负债关系或货币金融体系、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其政策目标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样，我们可以定义，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特征就在于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上述关系。
一、“行政方法”与货币方法
1.行政方法
分析我国1978年以前的传统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所要表明的问题是这种体制中的货币和价格问题，这一点不仅对于计划经济的特征和运行原理是重要的，而且对于政府主导型经济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是重要的。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变动和结构变动过程。由于5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或工业化，使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的一些假设是方便的。假设农村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从而把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并不会使农业部门的产出发生大的变动，从而经济增长就是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可以把这种抽象模型作更一般化的理解，即把农业部门作为一种传统的技术或旧技术，而把工业部门作为一种新技术，这里完全可以认为农业部门并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而是充分就业的，如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在从事旧技术的手工艺品生产，从而经济增长只是把从事旧技术的劳动力转移到新技术的生产上来，更一般化讲，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这种结构变动，如一个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看作是劳动力在本部门的转移。
在计划经济中，这种技术变动和结构变动可以看作是通过计划机关“有计划地分配劳动”进行的，当然也包括根据需求来计划不同产品的生产，以及根据生产时期和消费的时间偏好来决定资本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劳动的比例。但在现实中，这种计划方法由于种种困难而不能实行，所采用的是借助于商品交换和货币的方法。
给定计划的农业向工业中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假设全部个人收入都用于消费和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工资率相同，那么，很容易得出，农产品与轻工业品的交换比率取决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即粮食的价格取决于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数量和轻工业部门的产出。假设轻工业部门的产出不变，则从农村中转移出的劳动力越多，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将越大，或轻工业品的价格越高。显然，在一个抽象的模型中，农业部门和轻工业部门的产出价值将等于全部劳动的工资，那么，重工业部门的产出价值将等于利润，但是，除非确定利润率，利润量或重工业产品的价格是不能确定的。决定利润率和工业品的价格可以采用资金利润率或成本利润率的方法，根据统一利润率的原则和轻工业与重工业部门的（技术的或实物的）投入产出关系即可以确定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如果计划完全按照实物或技术指标进行，用哪一种方法计算利润率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价格的决定并不涉及到货币的供给与需求，或者说，这种价格决定的方法只是用货币来表示实物的投入和产出，货币供给完全取决于实物交换的需要。但在现实中，由于实物计算的困难以及某种激励机制的需要，计划并不是完全根据实物安排的，而是借助于货币。比如，企业的利润要上缴财政，然后根据财政收入来确定积累率，虽然实物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如确定城市人口的户籍管理），但货币价值的计算对于克服实物计划的困难是有用的。
在采用货币计算作为实物经济的补充的条件下，特别是在采用利润指标考核企业业绩的条件下，在传统体制中如何保持统一利润率的价值计算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积累率的确定，使用前面模型中的例子，比如，计划机关根据掌握的技术资料确定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比例并确定轻工业与重工业部门的比例，这一比例是从目前和长远的关系考虑的，但在这种计划的实施时要有相应的货币作为投资和其它支出的计划安排，显然，根据前面的分析，这种“积累率”的变动会影响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进而影响轻工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相对价格和利润率。然而，作为货币价值或相对价格的经济计算在计划中只是实物计算和实物调拨的补充，从而并不需要一种均衡价格来保持供求平衡，因此，一种方便的方法是保持各种工业品的价格不变，这一点更有利于实物上的计算，货币发行只是随着实物的调拨计划来增减。
我们把上述模型和所表明的运行机理作为我国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模拟。在这一体制中，“行政”的实物调拨对于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把这一点称之为资源配置的行政方法。这种行政方法在某些条件下对于资源配置或经济发展是有效的。
2.“货币方法”
比照行政方法，这里把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方法称之为货币方法，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货币在经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依然假设一种二元经济模型，经济发展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这种转移在市场经济中是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完成的。其过程是，通过私人的资本积累和银行系统得到一笔增加的货币，然后由私人企业（资本家或企业家）用更高的工资从农村雇用劳动来生产工业品，并从中获取利润，换句话说，工人所需要的粮食是由资本家垫付货币从农村购买的。与行政方法相比较，这种货币方法并不需要通过税收把农民的粮食征集起来以支配剩余劳动力，而是通过增加货币以更高的工资来竞争。
但这种方法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即当货币供给增加后，由于软预算约束，所增加的产出并不适应于需求，这里的需求的含义是，一方面是能否有足够的消费品产出使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由于经济发展初期，增加的工资将主要用于购买农产品等基本消费品，如果农产品等基本消费品的产出不能随着工资的上升而增加，将出现通货膨胀。另一个方面是，随着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名义增长率将随之提高，在名义增长率所表示的收入流量中，利润的份额将大幅度上升，当利润转化为私人的资本积累，将使资本存量价值上升，假设私人资本投资取决于一定的利润率，从而随着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必须有相应的收入（利润）流量增加才能保证一定的利润率，因而要求更大数量的货币供给，而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极易导致工资与物价轮番上涨的通货膨胀而不是结构变动。在上述假设下，将会出现累积型的经济增长和波动过程，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名义收入水平的提高，利润率将大幅度上升并引发投资和货币需求的增加，如果利润被转化为资本积累，就要求更多的增加的货币数量和名义增长率。一旦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而紧缩货币，利润率将下降而导致经济衰退。因此，在这种货币方法实施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工资与利润、资本积累和利润率、和与之相应的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金融深化
中国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货币化的过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表现出如下的特征：
第一，不存在一个资本市场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金融体系。在这里，作为国家所有的资本存量或国有资产与货币供给是完全分离的。在“微观”方面，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投资的获得并不依赖于资产抵押；在“宏观”方面，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也不受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的限制，从而利润率和增长率是不稳定的。
第二，与上述货币金融体系相联系，居支配地位的是国家财政，或者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支出。在存在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的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的变动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和名义收入的变动将在总体上决定企业的盈利和亏损。
第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由于企业的经营并不是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企业的财务预算完全来自于政府的投资，而且企业并不能决定是否能够盈利。因此，在企业追求产值或以总产值为指标考核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包括决定企业经营者的行政级别）的条件下，必然会形成企业争投资的局面。
在传统体制下，由于成本收益计算依然借助于货币，由此也会导致经济波动。例如，政府的投资并不是完全根据技术关系来考虑，而在某种程度上根据财政收支状况，给定工资率和价格，一旦政府的财政支出通过投资增加了，用货币价值计算的企业盈利和税收也将增加，这又会引起财政投资的进一步增加，由此形成一种累积的过程，在传统体制的工资、价格和政府与企业的行为目标条件下，其结果必然是重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过高。这里依然可能存在过度的货币供给和商品短缺，因为财政收支相当于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当出现了结构性不平衡，其结果并不是一些产品过剩和一些产品供给不足，而是全面的短缺，其原因在于货币是随着实物产品（价值）发行的，结构性的不平衡就表现为计划的缺口。
自1978年开始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所有方面，但这里可以从货币金融体系的变革角度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年的改革虽然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减少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上有所进展，但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有的以财政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投资的分配依然由计划决定，这里不存在资产抵押和企业的硬预算约束，货币供给完全取决于财政或计划。从1984—1991年开始了向市场化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1984年商业银行开始实行存贷差额的信贷管理，这种信贷管理方法与投资的拨改贷、企业的承包和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及地方政府的税收包干相联系，使货币供应量和私人的资本积累大量增加，由于商业银行具有掌握部分贷款的权力，即计划并不严格根据实物平衡控制贷款的总规模和方向，使货币供给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取决于财政的约束，企业的留利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增加。就银行贷款而言，由于并不存在资产抵押，在企业实行利润包干、资产经营责任制等利润分成的条件下，其结果必然是企业盈利时会有分成，而亏损完全由银行承担。而企业是否盈利或亏损还取决于银行的货币供给，当经济高涨时，银行的货币供给增加会使企业的盈利大量增加，从而会促进私人的资本积累，当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紧缩货币供给时，企业的亏损就表现为银行的呆帐和坏账。另一方面，银行向乡镇企业和其它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增加了。由于这些企业效率较高，在经济高涨时，贷款的归还并不是很大的问题，这也使一些商业银行的信贷通过非法渠道列入非国有企业。同时对外开放政策也使三资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私人的资本积累和商业银行的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过度的金融深化过程。
从1992年至今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看作是前一阶段改革的继续，或者说是前一阶段经济体制的自然发展，一旦货币供给或投资从政府财政转向商业银行，同时企业可以从获取的利润中得到增加的部分，则商业银行和企业已经构成了一种能够向市场化发展的货币金融体系。事实是，随着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企业的利润和脱离了计划或财政控制的资产与收入的部分也大幅度增加，这使得金融深化得以自发地扩展。这种经济体制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得到了确认，从而将在今后的一个较长的时期中成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
三、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
让我们从货币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讨论现行体制的特征。
1.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与中央银行的不同之处是，政府财政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改变包括银行和企业的货币金融体系。如政府的税收可以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政府的支出和公债的发行量可以改变货币供应量和资产结构，而中央银行的责任则在于保持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下的信用关系的稳定，虽然二者的职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作为政府主导型经济的一个特征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这两方面联系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国家财政相联系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其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手段。在我国的现行经济体制下，政府的收入来自于对企业征收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和政府发行的公债。政府支出包括公共支出（如用于行政开支、国防开支、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支出、政府的直接投资和对亏损企业的补贴。这里，我们在考虑政府收支时主要把重点放在政府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对货币金融体系的调节上，从而可以抽象掉某些部分来构筑政府收支平衡表。
首先是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在现行的税收和利润分成的条件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会下降。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上交依然在政府收入中占有很大比例，而在经济增长率提高时，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同时国有企业的效率要远低于非国有企业，而且，当经济增长率提高和利润增加时，企业的留利也会增加（在以前的分税制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税收所占的比重也会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时，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从而国有企业的利润减少的更多，这也会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同时亏损的增加会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上述原因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2年以来持续下降。
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政府的直接财政投资逐渐减少，随着财政投资的减少。政府也开始把投资的方向转向非竞争性的基础工业部门，而把非基础工业部门的投资转为由银行贷款。
2.银行
随着政府财政收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投资更多地转向商业银行的贷款，虽然政府试图通过中央银行控制信贷规模和方向，但随着银行的商业化和企业的改革，货币供给具有了一定的内生性，从而使中央银行对信贷总量和方向的控制变得极为困难。
如前所述，使银行商业化经营或组建市场化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目的在于替代计划的投资管理来分配资源，即通过货币金融体系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能够得到贷款来支配更多的资源。但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财政收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政府还试图通过对商业银行贷款方向的控制来实现计划目标。这就使商业银行的经营面临着双重目标，一方面要执行国家的贷款计划或政策，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商业化经营，或它的利益取决于其盈利和贷款规模，这两个目标经常是矛盾的。这种双重目标的经营使商业银行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被极大地扭曲了。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执行国家的政策性贷款任务，其贷款规模和利率受国家控制，因而商业银行可以把坏账和亏损的责任推给政府；另一方面，由于其利益取决于它的贷款规模和盈利，商业银行又会千方百计把政策性贷款转为商业贷款，这就使得政策性贷款的资金出现“缺口”，从而迫使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规模，由此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这使得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变得困难了。
从1992年开始， 为了改变商业银行这种双重经营目标的矛盾， 在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把银行的政策性经营与商业经营分开，同时使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除中、农、工、建以外的商业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非银行信用占全社会信用的比重日益上升，非银行金融机构已成为我国金融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造成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扩张的原因在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制比较灵活，经营目标比较单一，受中央银行的监管也较松。随着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政府公债发行的增加，证券市场有了较快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然而，这种金融市场发展虽然为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但它缺少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即资产抵押，这是目前金融体系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商业银行的贷款并不完全是或主要不是基于资产抵押和信用担保，而是基于对企业发展的预测，换句话说，不是基于资本存量的抵押，而是基于对未来收入流量的预测。就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而言，虽然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固定资产，但国有企业并不是资产的所有者，即使在资不抵债时也不会破产，同时也不存在资本市场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评估和清算。对于非国有企业，由于其最初的资产值很小，但其竞争性较强或比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从而商业银行其利润流量的预期也较高，加之非国有企业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段的竞争，使银行信贷大量流入非国有企业。这种缺乏信用基础的银行信贷是与缺少完善的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的，由于不存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从而使收入流量与资本存量之间缺少联系，利率只是联系到成本和对收入流量的预期，而不能调节资本存量价值，如在前面的理论分析中所表明的，利润流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增加货币供给。上述原因使货币金融体系在微观上执行配置资源的功能时，会导致信用关系的紊乱或货币供给的不稳定。由此给中央银行的信贷总量控制带来了困难，即当中央银行加强信贷规模的控制时，会使金融市场的微观效率下降，并且势必减慢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一旦放松金融管制，则会出现信贷规模的失控。
3.企业
企业从所有制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利润中的一部分要上缴国家财政，亏损则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在目前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下，企业对留利具有很大的支配权，企业管理者的地位是与企业的规模和盈利相联系的，因而企业有从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从银行贷款）获得投资的强烈欲望。非国有企业的利润则是归于其所有者的。对企业的另一种分类是从效率上划分，可以分为效率企业和非效率企业。在总体上讲，非国有企业在效率上要高于国有企业。
由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取决于投资在两类企业中的分配，国有企业的发展取决于企业的留利、国家的财政投资和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则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国外的资本流入和银行贷款。我们来看这些因素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比重的影响。由于企业的利润取决于其效率，非国有企业的效率较高会使其内部积累的增加高于国有企业。当国家财政收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则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投资将减少。如果商业银行根据利润流量的预期来分配贷款，则非国有企业将会得到更多的贷款。显然，随着国家财政收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和银行的商业化，除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得到提高，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将会下降。
正如近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我国货币化的进程是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和私人资本积累的增加相联系的，这一点对于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是十分重要的。
4.消费、储蓄与私人资本积累
现在，我们来讨论个人收入中的消费和储蓄问题。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对消费和储蓄的分析只联系到收入流量，即储蓄将是一种漏出而减少国民收入流量，当考虑到内生的货币供给，消费和储蓄的划分就不再只是影响收入流量，而且会影响银行的可贷基金，从而影响货币供给，由此，对消费和储蓄的分析可以作为包括资本存量在内的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来分析。
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和储蓄）是收入的函数，且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样，收入越高的阶层储蓄率将越高，换句话说，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储蓄率将越高。这里可以区分资产收入和工资收入，可以假设，来自于资产收入的大部分将用于储蓄，或资产收入的储蓄率远高于工资收入。因此，随着私人资产的增加，收入分配的差距将扩大和储蓄率将提高。
但另一方面，来自于资产的收入又取决于利润，即利润越高，资产的收入越高。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资产的价值是随着利润流量的变动而改变的，这一点决定了并不会存在资产越高、资产的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和资产价值越大的循环。
自改革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私人的储蓄率提高了，私人的资产或非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加了，同时来自于资产的收入增加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了。但作为过渡时期的特征是，在最初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来自于经营收入，而不是资产收入，因为在改革初期，私人只有极少量的资产，随着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和私人的资本积累，来自于资产的收入增加了，这会使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和储蓄率进一步提高。就现阶段仍处于过渡时期来讲，经营收入依然在资本积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或者说，经营收入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对于提高私人的资本积累在总资产中的比重是重要的，但资产收入和资本存量的价值变动对于储蓄率的变动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四、货币金融体系
我国现行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作为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是不存在能够使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市场或货币金融体系以使货币供给由内生的机制来控制，而过渡时期的含义则是向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的过渡。这样，这种过渡时期的货币供给将表现为由国家财政控制与货币金融体系的部分内生的货币供给共同起作用的机制，而作为这一机制的特点是，无论是政府财政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还是货币金融体系，其货币供给主要取决于收入流量，而不能与资本存量或资产抵押联系起来。但同时，资本市场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在逐渐形成并发挥一定的作用。
1.货币的循环周转
现在，我们先把前面分析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简化的货币的循环周转图，在这一循环周转图中包括政府财政、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企业和个人。
企业从银行和证券市场获得资金进行投资，其产品销售后得到的收入划分为三个部分；国家税收和上交的利润、企业的保留利润和个人收入。这里不考虑个人所得税，从而国家的财政收入完全来自于企业的税收和上交的利润。对于企业的保留利润，虽然可能用于购买金融资产（如购买公债和存入银行），但为了简化，我们假设企业的留利将直接用于投资，这种假设更符合企业留利的目的。个人收入的支出可以划分为两部分，消费和储蓄。个人的储蓄又分为两部分，购买金融资产和存入银行。
现实中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或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来源有两部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存款。由于企业的存款一部分具有流动资金的性质，另一部分是计划用于投资的保留利润，因此，当假设企业的保留利润直接用于投资时，我们可以先把企业的存款从银行存款中抽象掉，即假设企业用保留利润进行的投资不通过银行蓄存款只是来自于居民的个人储蓄（同样，我们把银行中的财政存款部分也抽象掉）。这样，银行的储蓄存款只是来自于居民的个人储蓄。
这样，我们可以把居民储蓄和购买证券（股票和债券）、企业的保留利润和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加来得到总储蓄，总投资则为政府支出、银行贷款、企业的留利和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发行的股票与债券相加。
引入国民收入核算等式，国民收入等于消费加投资，给定消费，则国民收入取决于投资。当然，储蓄与投资是恒等的。然而，在这一恒等式中，收入或储蓄与投资并不是确定的，而是取决于货币供给。在上述货币流转中，决定货币供给或投资的因素是可变的。因此，必须讨论这一模型中的货币供给的决定。
要确定货币的供求和货币供应量，即使是在一个不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中也需要考虑利润率和利息率，正是利润率和利息率使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产生联系，即使在不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中也是如此。让我们来讨论这一模型中存量与流量的关系。
2.资本存量价值
要讨论利润率与利息率，资本存量的价值是重要的。在上述模型中，资本存量价值是由除银行信贷外的投资决定的，即国家的财政投资、企业利用保留利润进行的投资和企业发行的股票，我们把这些投资称之为直接投资。这样，投资就划分为两个部分，除上述直接投资之外的银行贷款（包括企业发行的债券）为间接投资。这两种投资的区别是，只有直接投资形成资本存量价值（即构成利润率计算中的分母），而作为间接投资的银行贷款则只是增加收入流量（即利润率计算中的分子）。在企业财务会计中，直接投资形成的资产为净资产，加入间接投资的银行贷款形成总资产。企业资产负债率的计算是银行贷款在总资产中的比率。但企业在计算利润率时是按利润对净资产的比率进行的。对于利润的计算，由于加入了间接投资或银行贷款，利息将成为企业的成本，从而利润等于销售收入减去其它成本后再减去利息。
由于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收入是总投资（直接和间接投资）加消费，从而银行贷款的增加会增加收入流量，给定工资率和利息率，银行贷款的增加会使利润增加。考虑前面的货币流转模型，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将转化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企业留利和个人收入，个人收入用于储蓄中购买股票的部分和国家的财政投资与企业的投资又将形成直接投资而转化为净资产。这样，我们可以从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比例变动中得到整个经济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动。
3.不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
在讨论了上述变量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对不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含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即利息率与资本存量价值之间的联系是微弱的，资本存量价值只是取决于直接投资，而利息率并不能有效地调节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比率。从而利息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影响企业的成本，而很少影响资本存量价值。在金融市场上，虽然利息率的变动对于人们购买股票和银行存款的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直接筹资、并通过影响银行的存款（可贷基金）而影响银行贷款的间接投资，但在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并不是根据由利息率决定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计算的，同时商业银行的信贷和货币供给也不受由利息率的变动所带来的资本存量价值变动的影响，则利息率的变动将不能有效地调节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率。
导致上述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脱节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这里不存在能够使资本品存量进行交易的市场，如企业很难破产和被转卖与兼并，股票市场的不发达也使资本存量的定价和交易发生困难。另一方面，银行的货币供给或贷款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依据资产抵押。
4.货币供给
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政府的财政投资、企业保留利润的投资和个人购买股票的直接投资数量的增长只能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则完全来自于银行贷款，换句话说，只有银行贷款可以创造货币，直接投资的数量最终要取决于间接投资。在货币创造的“教科书模式”中，假定准备率不变，则只有通过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才能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如前所述，这一问题完全是由于加入了中央银行而产生的幻觉，给定准备率，商业银行的贷款会转化为存款，从而会使货币供给自动增加，从而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基础货币”。在现实中，给定准备率，则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增加货币供给，随着我国公债发行的增加，从1994年我国中央银行开始试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向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的，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贷款将构成“基础货币”。然而，这种基础货币加准备金的方法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不存在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当然，这是一个极为不现实的假设。现实中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是高于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的，而且波动幅度很大。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是变动的，就会使货币供给具有某种内生性，如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减少而使收入流量增加，这又会使储蓄存款增加，如果中央银行不改变法定准备率，则只有扩大贷款规模，这种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需要增加“基础货币”。当然，中央银行如果要限制货币供给的增加，可以减少对商业银行的贷款。
在我国现行的货币金融体制下，还存在着一种“倒逼机制”，即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规定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指标，而商业银行从自身利益考虑提高了商业性贷款的比例，这就迫使中央银行为了实现政策性贷款目标而增加对商业银行的专用贷款，由此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加。
由于上述货币供给机制的存在，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突破中央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如目前商业银行巨大的存贷差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说明商业银行决定其贷款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如前面所表明的，现阶段我国货币金融体制和货币供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脱节。商业银行一方面执行政策性贷款，这种政策性贷款并不考虑资产抵押，而是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政策和各级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其商业性贷款的主要依据是对未来利润的预期，而很少考虑资产抵押。其原因是，对国有企业贷款的资产抵押是难以实行的，由于政策性贷款所造成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即使企业可以破产，银行也无法收回贷款。对非国有企业（如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也面临着企业一方面缺少可抵押的资产，另一方面预期的利润又远高于国有企业，这使得商业银行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把预期的利润作为贷款的依据。同时，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资产抵押也是难以实行的。
5.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在广义上讲是与金融市场（证券与银行信贷）相联系的资本存量市场，这一市场的功能在于调节资本存量价值和各种金融资产（价值）的比例、特别是各种金融资产与收入流量之间的比例。显然，这种资本市场的概念与我们前面所使用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概念是相近的。这里所要讨论的资本市场是狭义上的资本存量市场，即作为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交易而决定其价值（价格）形成与变动的市场。当然，这种固定资产的交易是不可能脱离证券市场和收入流量的。
与我国经济体制其它方面的改革相比，资本市场的发育是非常滞后的。至今，国有企业的法人地位和对资产的支配权并不是十分明确的，这使得资产的转让和企业的破产遇到极大的困难。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企业之间的兼并，但主要是政府行为，而主要不是通过资本市场。当缺乏能够真正评估企业资产价值和进行交易的资本市场时，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利润）流量是脱节的。例如，目前对企业固定资产价值的计算只能根据固定资产原值，即使资产评估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国外通行的资产定价原则（如用利息率贴现利润流量）计算出其“无形资产”的价值，但这种无形资产价值只是账面上的，而要使这种帐面上的资产能够成为实际资产，则必须有金融市场中的货币交易。例如，如果存在比较完善的股票市场，一个企业的利润流量增长后，其股票价格的变动是通过流入股市的增加的货币形成的股票交易进行的，同时，商业银行会根据利润流量的变动增加对企业的贷款。一旦缺少这样的机制，企业固定资产的价值是不可能随着利润流量变动的，或者说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资产交易市场的。
近年来我国的股票市场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对于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的股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政府集资的手段，或者说政府对股票市场的控制与对商业银行的控制采用同样的原则，即为了控制储蓄与投资或收入流量（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没有把其纳入资本存量的管理和交易，或者说尚未能够使股票市场过渡到这种资本市场的功能上。在商业银行体系的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的条件下，股票市场成为政府货币供求的手段。例如，当商业银行在经济衰退时产生借贷（过高的存贷差）的情况下，股票市场成为吸收多余的储蓄存款的手段，显然，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所筹集到的资金并不是基于资产抵押或其利润的贴现，而是政府为了减少商业银行的存贷差而使企业获得资金的手段，由此所采取的“托市”的政策导致了股市的过高的市盈率和造成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性。在现行的货币金融体制下，股票价格的变动并不直接联系到货币供给，因为商业银行并不把股票作为抵押品，反之，股票价格的上升往往使更多的货币流入股票市场，即减少银行储蓄和用于收入流量（投资与消费）的货币，或导致货币供给的波动。
在债券市场上，政府公债发行的原则与股票市场有类似的地方，即公债的发行并不考虑其作为资本存量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而是注重收入流量的调节，如通过发行公债来吸收银行多余的储蓄存款。但与股票不同的是，公债作为一级抵押品总是要联系到货币供给，换句话说，发行公债在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同时，又可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如近年来出现的公债回购极大地影响了货币供应量。而目前政府财政这种公债对资产结构和货币供给的影响是很少考虑的。
就资产结构而言，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房地产没有真正进入市场，虽然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交易的增加，人们估算有约10万亿的房地产价值，但这种房地产价值也只是账面上的，而不具有作为资产抵押联系到货币供给的功能。在国外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中，房地产价值要占到资本存量价值的50—70%，而房地产又是作为银行信贷的主要抵押品而联系到货币供给。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与货币金融体系的健全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由于缺乏与货币供给相联系的有效的资本市场，联系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利息率并不能起到其调节作用，因为利息率的变动并不能调节资本存量价值。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表明的，由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并不考虑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从而利息率的变动只能改变企业的可变成本部分，而不能影响固定成本，从而对企业的投资或货币需求的影响是有限的。同时，利息率的变动也不会影响到货币供给。当缺少利息率调节货币的供求，就不能建立起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中央银行也必须采用贷款规模控制来调节货币供应量。
五、结构变动与经济波动
现在，我们把前面分析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组成货币的循环流转模型。这一模型包括企业、银行（金融市场）和政府财政。可以假想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其条件是，（1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具有相同的效率；（2）银行贷款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比例保持不变；（3）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变。私人的资产或资本积累在总资产和总积累中的比重不变；（4）政府的财政支出保持稳定的增长比率， 货币供应量保持稳定的增长。在上述条件下，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的比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将保持不变。
然而，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前面所表明的，我国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或货币化（或金融深化）过程正是由这些比例的变动表示的，这些比例变动的方向是：（1 ）政府财政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同时，政府的直接投资支出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下降；（2）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 私人的资产或资本积累在总资产和总积累中的比重提高；（3 ）非国有企业的资产和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4）银行信贷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提高。 上述比例的变动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有关，而且与国有企业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效率有关。
上述比例的变动正是市场化进程的反映。虽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货币金融体系也在发生着变动，但我们前面的分析正是为了表明这一过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是企业改革，但更重要的是银行信贷的变动，因而可以从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开始讨论这一模型的动态变动过程。1984年，中央银行采用了存贷差额管理方法，商业银行可以把存款数量的一定比例（60%）作为其能够支配的贷款，这使得商业银行开始具有了创造货币的功能。在1990年改为准备金加备付金制度，1998年取消了备付金，这种商业银行体制的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199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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