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的代表性理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表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189(2002)01-0025-05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对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关注。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有必要深入系统地把握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理论。
一、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等。农业区位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J.H.von Thunen)，代表作是他的《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又译名《孤立国》）(1826)。工业区位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Weber)，代表作是他的《工业区位论》（又译名《纯粹区域理论》）(1909)。城市区位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勒(W.Christaller)，代表作是《南部德国的中心地原理》(1933)，及德国经济学家勒施(A.Losch)，代表作是《经济空间秩序》(1939)。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把区位理论称之为“德国几何学”。
区位理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过程在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社会经济系统由不同的城镇个体及子系统组成，城镇之间及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城市的集聚性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区位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分析了城市效益的根源，确定了城市的分布状态和分布形式。
农业区位论根据相关地租、农产品特征和运输成本差异，建立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圈层布局模式，从而对区位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工业区位论是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系统阐述了工业区位选择和合理布局。韦伯引入了运输、劳动力和聚集三个区位因子，并根据对三个区位因子相互作用的分析与计算，确定工业生产的最佳区位及相应的工业布局。韦伯认为，聚集可以带来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因而聚集的产生和发展就形成了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及等费线。按照等费线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的聚集区位和布局，即城市经济、地方性经济和工业中心区经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导源于区位论，也可称之为“城市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的核心是城市服务功能地域（空间）网络体系规律。该理论认为，中心地是为居住在它周围地域的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地方，中心地（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影响区的服务中心，为其影响区提供中心性商品和服务，由于这些中心性商品和服务依其特性可分成若干档次，因而城市可按其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划分成若干等级，各城市之间构成一个有规则的层次关系。根据一定区域内各中心地提供货物和服务的高、中、低档次来分析和定性，可以确定一个中心地在中心地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中心地理论可用来说明一定区域内城市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勒施(A.Losch)于1939年出版了其重要的著作《经济空间秩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区位理论、经济区论和贸易理论。勒施通过分析和比较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后，进一步分析城市区位的产生与选择。指出城市是非农企业区位的点状集聚，“即使地球是一平坦而均等的球体，城市仍会为了种种理由而产生出来。”①大规模的工业企业的发展，本身就会扩大到组成整个城市；而同类企业和不同企业的聚集，会增进聚集经济效应，实现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从而建立起较大的生产综合体，并成为产生城市的重要因素。50年代沃尔特·艾萨德努力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他的《区位和空间经济学》把杜能、韦伯、克里斯托勒、勒施等人的理论放入一个框架中，“他的开创性贡献是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他认为可以把厂商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就象他们做出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决策一样。”②
二、结构理论
刘易斯(W.A.Lewis)于1953年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建立了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奠定了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成为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核心理论。他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工业化过程中一国经济同时存在着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因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低收入的劳动力，所以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工业部门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只支付与传统农业维持生存部门相应的工资。刘易斯的就业转换理论的要旨，是利用农业部门的隐蔽性失业劳动力支持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
1961年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Ranis)对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认为刘易斯模式的缺陷在于贬低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把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缩小到只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方面，事实上，农业部门还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必需的劳动剩余，从而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费景汉、拉尼斯认为，要使就业转换得以实现，必须保证农业迅速增长到足以满足越来越多的非农产业劳动力对产品的消费需求。一个几乎没有新的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农业，是停滞萎缩的农业，它将引起非农产业工资成本的急速高升，从而侵蚀用于非农产业发展的利润和资金，使非农产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处于停滞状态，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的途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费景汉、拉尼斯比刘易斯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在经济结构转换中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和阶段，重视人口增长因素，提出了部门间平衡发展的思想，并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实现由一种无阻碍过程变为一种有可能受阻的三阶段发展过程，进一步丰富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理论的内容。
乔根森(D.W.Jorgenson)同于1961年提出具有古典经济学色彩的二元经济模型，以新的假定和新的角度考察了城乡人口迁移，对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中产生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的各种假设作了深刻反思，他在《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与必要条件，他不承认农业有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存在，也不承认农业与工业的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③。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流动和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因为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有其生理限度，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则是无限度的。因此，当农产品生产已能满足需求时，农业的发展就失去了需求拉动，农村人口就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在农业人口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呈不断上升趋势。这表现在：农业个人的工资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工业部门为吸引农业劳动力，也要提高劳动的工资水平。
托达罗(M.P.Todaro)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和产生发展模型》一书中，不承认农业部门中存在剩余劳动，而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始终为正数。他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实际收入的差异，同时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由此而做出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农民向城市流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注意现实又含有预期的理性行为。哈里斯、托达罗等人认为，一个典型的非熟练农业劳动者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村进入城镇正规的高收入部门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进入城镇传统或非正规部门，然后才可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预期收入模型表明，只要城镇里还存在较高预期收入，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就不会停止。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城镇失业等问题的解决，仅从扩大正规部门规模就业机会入手是不够的。因为在既定的预期收入差异条件下，城镇就业概率越高，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越多，这就形成了城镇创造就业机会越多，流入人口越多，失业人口也越多的怪圈。因此，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还必须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作为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的舒尔茨(T.Z.W Schultz)从20世纪60年代就对体现着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思路的刘易斯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式及其相关的二元结构理论提出批评，他在其专著《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农民在处理成本、收益和风险时是工于计算的经济主体。”④同时，他认为刘易斯的关于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刘易斯模式显然内含着对农业的偏见。舒尔茨充分肯定了农民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和很强的学习能力，进而扩大到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教育和知识的作用。他认为，以往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障碍正是技术人才的缺乏和劳动力素质的低下，而由人力资本不足引起的这种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不平衡很难通过引进加以解决。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注重并依靠自身努力去改善本国人力资本状况。
钱纳里·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认为，在发达国家工业化演进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劳动力就业向工业的转换基本规律是同步的。但是发展中国家，产值结构转换普遍先于就业结构转换。一般来说，工业化起步时，产值比重比就业比重大约高25个百分点，如果真正同步需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500美元以后。一方面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节约劳动的先进工业技术，现代工业部门创造产值的能力大大高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特别是对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来说，就业结构的转换在初期必然是相当缓慢的。另一方面，工业产值比重高的部分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结构，即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因此，相比之下，就业结构变动指标比产值结构变动指标更能真实地反映产出结构的实际变动状况。对发达国家来说，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美元时（国际上定义为刘易斯转折点），工业化加速发展，国家投资策略开始转向，经济开始走上稳定协调高速发展阶段。而以发展中国家来说，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现代大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大大下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被吸收到采用最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而且首先吸收到劳动力比较密集、技术不太先进的工业部门。因此，当达到刘易斯转折点时，虽然工业比重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各国的实践都表明，非农产业产值结构转换中点在人均200美元，就业转换中点在人均400美元，平均中点在300美元。也就是说，当结构转换过程经过“刘易斯转折点”达到平均中点即完成一半时，经济便向第二阶段过渡，这时二元结构虽然消失，但经济转换结束，工业化加速开始，这对分析发展中国家就业转换具有重要意义。⑤
三、人口迁移论
按照李(Lee,1996)的总结，引起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原居住地的因素，二是迁入地的因素，三是中间障碍因素，四是迁移者个人因素。每个地区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因素，一是引起和促使人们迁移，二是排斥和阻碍人们迁移。人口迁移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中，人们从经济、社会、地理以及人口等各方面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如下理论是较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假说。
推—拉理论。该理论分析群体迁移的原因及迁移方向，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律”。该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即存在着迫使居民迁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压力；“拉力”，即存在着吸引其他地区居民迁入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引力。
人口迁移转变假说。泽林斯基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转变假说”，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有关，同时也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转变密切相关。他将社会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的人口迁移具有不同的特征或规律。在现代化以前的传统社会阶段里，人口再生产类型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人口很少发生迁移流动；工业革命早期社会转变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模式转变，人口迅速增多，出现大规模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在工业革命晚期社会转变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转变，人口自然增长受到抑制，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包括乡城人口迁移势头减缓；在发达社会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而到很低水平。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和迁往未开发地区，国内人口迁移及国际人口迁移的重要性都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迁移，人口流动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未来超发达阶段，从总的方面来看，人口迁移数量会有所下降，但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
配第—克拉克定理。早在十七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在他的名著《政治算术》中描述到：制造业比农业，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这种不同产业间相对收入上的差异将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转移。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经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着经济发展，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将增加。后人称之谓“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指出了一国随经济发展，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将发生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变化趋势。继克拉克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进一步补充和论证了这一定理。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运用丰富的统计资料证明了克拉克所提出的理论。法国经济学家富拉斯蒂埃认为，技术进步是引起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不是唯一的，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也向第三产业转移，更进一步说，在第三产业内部，劳动力也不断从一些行业转向另一些行业。
四、非均衡增长论
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于1955年首先提出来的。佩鲁认为“增长极”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增长极”的产生，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产生“城市化趋向”或形成“经济区域”。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能比分散状态更快、更有效。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由增长极（城市）来启动的，而启动区域和增长极经济发展的又主要是推动型产业。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是对空间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但主要强调产业间的联系，忽略了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演化机制的分析，因而在现实中运用增长极理论的结果往往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
60年代，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弗里德曼(A.J.Friedmann)发表了《区域发展政策——委内瑞拉案例研究》（1961年）和《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1967年）等著作，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该理论拓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视角，把增长极模式与各种空间系统发展相融合，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中，通常具有强烈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中心区和边缘区相互依存机制的形成，是通过中心区自身经济的不断强化，而形成对边缘区的支配态势。一方面，中心区通过向边缘区输送商品，吸引边缘区的资本、劳动力从而对地边缘区产生着极化作用，并增强中心区的累积效应；另一方面，中心区又通过向边缘区的创新扩散、信息传播和产业关联效应等带动边缘区的经济发展。由于核心区的存在，边缘地区的集聚和发展受到抑制，这样就构成了核心——边缘结构。整个空间经济受作为核心的城市支配，资本、知识、信息等各种要素大量流向核心地域，其他边缘地区相对停滞或走向衰退。弗里德曼还较为深刻地刻画了核心——边缘结构模式，从一般意义上把它分解为四个部分：核心增长区，向上转移地带，向下转移地带，资源边际区。
1957年，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出版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理论，又称“循环累积论”。他认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性，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存在“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极化效应”是指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受到要素收益差异而发生的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经济发展初期，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都是大致相等的，且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此时，如果某些地区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等产生差距，这种差距的产生会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发展快的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发展更慢，从而逐渐增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形成地区性的二元经济结构。根据二元空间结构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经济发展优先次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某些先起步的地区已经积累起发展的优势时，政府应当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重点投资，优先发展这些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缪尔达尔同时也指出，各个地区发展的差别不宜过大，当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后，为了防止累进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制扩大，不应减缓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由政府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尤其是落后地区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缩小这种差别。正是在“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的双重作用下，边缘以内可能形成新的核心区，使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日益均衡化。缪尔达尔认为，造成这双重效应的力量是市场力量。缪尔达尔的极化——扩散原理，运用于城市经济分析，解释了城市的等级扩散现象，即由中心大城市向外扩散总是以不同等级城市体系的“蛙跳”规律进行。
1958年，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A.Hirschman)出版《经济发展战略》一书，着重从现有资源的稀缺性和企业家的缺乏等方面，论述了平衡增长战略的不可行性，并提出了“非均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理论。非均衡增长是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的初期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时，从工业化和快速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需要作一定的协调，使其保持一定的均衡，因而平衡增长就成为必然的。所以赫希曼指出：“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引起平衡增长可能性的正是过去不平衡增长的经历。”⑥赫希曼强调不平衡增长，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平衡增长，只不过平衡增长是目的，不平衡增长是手段。
五、生态学派理论
城市生态与环境研究工作突出“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这些思想与观点主要源于以下基础理论：田园城市论、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论、有机疏散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等。
田园城市论。是19世纪末由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关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想，20世纪初以来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城市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霍华德(E.Howard)于1898年10月出版了他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从二版起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他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Garden City)。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经与霍华德协商，明确提出田园城市的定义：“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市；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或托人为社区代管。”霍华德设想的田园城市包括城市与乡村两个部分。城市的四周为农业用地所围绕；城市居民经常就近得到新鲜农产品的供应；田园城市居民生活于此、工作于此；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使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触乡村的自然空间。霍华德还设想，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中心城市，构成城市组群，为“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他称之“社会城市”。霍华德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提出带有先驱性的规划思想；对城市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绿化带等城市规划问题，提出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田园城市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如“有机疏散理论”、“卫星城镇理论”等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生态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论。美国芝加哥大学以R.E.Park为代表的学者于1916年发表了题为《城市：关于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论文，他们运用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芝加哥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的社会原因与非社会原因，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对城市环境进行调查研究，人们称之为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派。该学派的主要理论是认为城市土地价值变化与植物对空间的竞争相似，土地的利用价值反映了人们最愿意竞争有价值的地点，这种竞争作用导致了经济上的分离，从而按土地价值的支付能力分化出不同的阶层。该学派还应用植物优势种的概念解释了城市有形群体的发展形式，土地价值决定了市民各种活动水平和形式。此外，他们还将植物侵入和演替的概念应用于有形群体，特别是研究特殊的种族及商业活动逐步进入居住区附近的情况。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派的典型理论主要有同心圆论、扇形模式论、多中心论等。
有机疏散论。是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伊利尔·沙里宁(E.Saarinen)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而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及其布局结构的理论。沙里宁在他1942年写的《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一书中对有机疏散论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今天趋向衰败的城市，需要有一个以合理的城市规划原则为基础的革命性的演变，使城市有良好的结构，以利于健康发展。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结构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结构既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而又不脱离自然。有机疏散的城市发展方式能使人们居住在一个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沙里宁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秩序实际上是和有生命的机体内部秩序一致的。有机疏散的两个基本原则是：把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即沙里宁称为“日常活动”）的区域，作集中的布置；不经常的“偶然活动”的场所，不必拘泥于一定的位置，则作分散的布置。日常活动尽可能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活动需要的交通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并且不必都使用机械化交通工具，日常生活应以步行为主。往返于偶然活动的场所，可以使用较高的车速往返。这种理论还认为，并不是现代交通工具使城市陷于瘫痪，而是城市的机能组织不善，迫使在城市工作的人每天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往返旅行，且造成城市交通拥挤堵塞。⑦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1984)、王如松(1988)认为，城市生态系统可分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各个亚系统又可分为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彼此互为环境。社会生态亚系统以人口为中心，包括基本人口、服务人口、抚养人口、流动人口等。该系统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就业、居住、交通、供应、文娱、医疗、教育及生活环境等需求为目标，为经济系统提供劳力和智力，它以高密度的人口和高强度的生活消费为特征。经济生态亚系统以资源（能源、物质、信息、资金等）为核心，由工业、农业、建筑、交通、贸易、金融、信息、科教等子系统所组成，它以物质从分散向集中的高密度运动，能量从低质向高质的高强度集聚，信息以低序向高序的连续积累为特征。自然生态亚系统以生物结构和物理结构为主线，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人工设施（房地产屋、道路、管线等）和自然环境（土地、水域、大气、气候、景观等）等。它以生物与环境的协同共生及环境对城市活动的支持、容纳、缓冲及净化为特征。总之，自然亚系统是基础，经济亚系统是命脉，社会亚系统是主导，各生态要素在系统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了城市这个复合体复杂的矛盾运动。
山水城市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提出“山水城市”的概念。所谓“山水城市”是借用了传统说法来寄托一种全新的城市观，是中国人从传统文化观念追求21世纪城市发展的模式。创造山水城市是一项巨大的自然与人相结合、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系统工程。它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的现代园林来建设。从美学意义上看，它是追求城市中有人工的艺术创造，又有大自然的艺术创造，正如中国传统风水理论中所描述的山水城市的特征：人工艺术与自然景观“共生、共荣、共存、共乐、共雅”。山水广而言之泛指自然环境，城市广而言之泛指人工环境。因此，山水城市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人工环境”（以城市为代表）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聚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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