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艺莹[1]2005年在《国有资本效率论》文中研究表明国有资本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系统研究过国有资本的效率问题。笔者认为,国有资本效率是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我国加入WTO 后,要提高我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首先必须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为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资本的宏观效率及微观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国有资本效率主要取决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虽然经过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但是目前我国国有资本运行效率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领域,都不尽理想。笔者从不同方面对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状况及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国有企业承担了多重非利润目标以及政企不分是当前制约其发展进而制约国有资本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政企分离的力度,构建国有资本多元化经营的新模式,并提出对国有资本进行“分级所有,分级管理”、重新定位国资委职能、建立“国家统筹”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等观点。
胡宇娜[2]2016年在《中国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在国家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更加迫切,应该跳出长期以来单纯对规模总量的关注,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协调旅游经营企业及地区之间的关系。效率评价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与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从效率角度出发,对我国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审视中国旅游业发展道路,促进地区旅游产业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科技驱动。本文利用2002-2013年的面板数据,以“指标构建—效率测算—时空对比—驱动机制”为研究主线,综合运用组合赋权、DEA模型、ESDA、重心、标准差椭圆、POOL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份的旅游产业效率、行业效率和要素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深入分析,并研究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可以为地区旅游业判断各项资源的投入不足或投资冗余提供定量数据参考,揭示省域间旅游产业相对地位的变化,帮助符地区更好地辨识提升旅游产业效率的最佳路径,为引导企业投资的科学性提供手段和依据,避免旅游发展的盲目性和无效性。首先本文对国内外旅游产业效率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研究内容虽不断加深,但有关旅游产业效率的空间研究还不足,且缺乏旅游行业效率间的比较研究,旅游产业内部效率的深层次研究有待深入。文中对旅游产业效率、行业效率和要素效率的概念进行了解析和界定,并对系统论、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理论等对旅游产业效率研究的支撑作用进行阐述。其次对我国31个省份12年间旅游产业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我国旅游产业效率在时序上呈现波动性变化特征,随着旅游业规模的发展壮大,旅游产业效率增长效应并不明显。从分解后的效率来看,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的影响略强,由于很多省份规模效率值低于纯技术效率值,说明要素的合理投入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对提高我国旅游产业效率有很大作用。从空间演变来看,规模效率以“T”字型格局占主导,东部规模集聚效益低于中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比规模效率的省际差异性更大,空间格局年际变化显着,东部比西部地区技术应用能力强。在两者的共同影响下综合效率空间集聚性不强,相邻省份在综合效率值上不存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空间格局由“T”字型向“V”字型格局演变。从景区、酒店和旅行社叁大行业效率角度看,景区行业效率最低,受整体旅游环境的影响最强,波动性较强；酒店行业效率较高,最为稳定；旅行社行业则居中中。另外,在空间上,景区行业2004年前变动频繁,未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2005-2007年空间分布上向集聚态势演变,2009-2013年西部和东南部两大核心逐渐形成；酒店行业2008年以前空间格局呈倒“几”型格局,2008年以后东南沿海地区优势突出,中西部地区有所下降,技术改革和创新对提高行业效率的作用逐渐显现,形成东南核心区；旅行社行业以“山”字型格局为主,东南部地区效率较好而西北部地区较弱,但近年地区间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企业规模叁大要素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看,叁大要素普遍存在投入过剩。景区行业叁大要素效率年际变化大于酒店和旅行社行业,稳定性低；酒店行业物质资本效率最高,企业规模效率在逐年升高,但人力资本效率稳中有降；旅行社行业叁大要素效率均稳中有降。从空间格局来看,旅游要素效率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内部的差异要远大于区域间的差异,近叁年旅游要素效率高值区集聚,形成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代表的东部核心区和西藏、宁夏为代表的西部核心区。最后本文选取区位条件、人力支持、市场潜力、第叁产业规模、市场化程度、信息化水平和旅游产业规模等七方面,分析其对旅游产业效率及叁大行业效率的影响程度。发现在微观领域,资源价值、市场需求和旅游方式的转变对旅游要素效率的时空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观领域,人力支持、市场化程度、信息化和旅游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对旅游行业效率的时空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宏观领域,区位条件、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对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资源驱动、政策驱动、区位驱动、市场驱动和地缘环境驱动五大驱动力引导着旅游产业效率空间格局的演变。
蔡海霞[3]2012年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因：能源效率与技术进步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叁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多学者在肯定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意识到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中积累了很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能源资源的日益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中国未来经济是否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受到高度关注，其中心问题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因是什么？一般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是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我国在经济增长中消耗过高、能源效率偏低的问题十分突出，也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问题。本研究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生产率理论、计量经济学理论、能源经济学、创新管理等理论基础，分别以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以及两者的互动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主线，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问题。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导论阐述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相关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介绍论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第二章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在明确经济增长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对相关重要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总结和评析。对本文将涉及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第叁章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动因进行分析。首先采用叁要素二级嵌套的CES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内部自主创新和外部技术引进对我国区域技术进步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自主创新和外部技术引进对我国区域技术进步均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但是自主创新的影响系数要高于外部技术引进的影响系数。其次，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估算我国1979-201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测算的我国经济总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值，即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增加。叁大区域中，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最低。第四章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能源动因进行分析。首先，就单要素能源效率的主要衡量指标对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得出我国的能源效率相对偏低的初步结论。其次，对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GDP和能源消费、GDP和能源效率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然后，建立我国省级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评价模型，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各个省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评价，找出省际之间的能源效率差距。北京、江苏、安徽、福建、山东、广东等11各省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始终处于生产效率的前沿面；全要素能源效率最低的省份为重庆、贵州、陕西和宁夏。最后，建立两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计算能源约束下经济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得出的结论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稳态经济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能源增长率。如果要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率为正值，则必须使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可以使用的能源增长率为正值，如果能源的增长率为负，则经济不能保持长期的可持续增长。第五章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效率与技术进步互动分析。首先阐述能源效率与技术进步的互动理论。然后，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30个省份的技术进步率进行分解，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技术进步及其分解因素对能源效率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估算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但是能源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技术效率的提高。科技进步即“硬”的技术进步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技术进步对叁大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相差很大，对东部地区能源效率影响最大，中部其次，对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值。最后，分析能源效率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建立将企业创新投入、外部技术引进、能源消耗作为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能源约束对我国区域技术进步和外部技术引进溢出效应的影响，同时测算能源约束区域技术进步的“增长阻力”的大小及决定增长阻力大小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发现外部技术引进仍然是我国区域技术进步的重要外部推动力，只是长期以来，在忽略能源效率约束作用的条件下，其对区域技术进步的贡献作用被夸大了。第六章分析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双重动因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Ramsey-Cass-Cooperman模型为基础，建立一个有目的的知识生产驱动的叁部门内生经济系统。计算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双重动因下的经济增长的最优平衡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稳态经济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和能源增长率的加权和，即长期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和能源投入共同决定的。第七章为政策建议。提出改善我国能源效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我国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些启示和建议。第八章是结论与研究展望。对各章的主要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进一步指出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探讨未来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吴明娥[4]2016年在《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1998年中国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我国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以协调区域发展,并于2008年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2015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都把加速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作为重大举措,从而带动我国公共资本存量急剧攀升。随着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利益主体地位的确立,地方公共投资已然成为全国公共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的效率如何?不同省份之间公共资本投入效率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变动趋势如何?哪些因素又会影响到公共资本投入效率?以上问题的回答无疑对于揭示我国地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是相当重要的,对今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也不无参考作用。毫无疑问,公共资本的准确测算是评价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由于公共资本概念、口径的界定差异以及估算指标选取的不同,再加上统计口径变更和资本相关数据缺失,中国公共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可靠性带来很大影响。合理界定并谨慎测算公共资本投入,就成为当前极为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资本投入估算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谨慎测算1985-2014年中国省际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撑。然后,在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正向关系的实证支撑下,结合Kumar和Russell(2002)对劳动生产率的叁重分解框架,基于投入产出绩效视角将中国省际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变化叁大来源,并对1986年以来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变化趋势、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经验分析。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工作及主要结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细致审慎估算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本文通过合理界定公共资本内涵及统计范围,运用永续盘存法详细测算了1985-2014年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为进一步考察资本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和磨损,基于“年龄—效率”函数谨慎估算了中国省际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其中,考虑到折旧率对资本存量测算的重要影响,本文未使用经验假定折旧率或简单使用综合折旧率,而是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出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与公共资本存量相比,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投入规模。总体上,我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在1993年前增长缓慢,1993年后增速明显加快,199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的迅速积累。区域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沿海地区公共资本存量明显处于领先水平,而大西北地区的公共投资处于严重不足状态,其区域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特征。(2)深入探讨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变化趋势及其区域差异。本文在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正向关系的实证支撑下,结合Kumar和Russell(2002)对劳动生产率的叁重分解框架,基于投入产出绩效视角,运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数据包络分析法将中国省际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变化叁大来源,对1986年以来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动态变化进行探讨,并重点关注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减缓是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下降的主因,公共资本的迅速及持续积累成为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仅仅依靠公共资本的大量投入并不能有效维持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总体上,公共资本投入效率从1993年开始显着提升,并逐步替代技术进步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首要来源。区域上,长江中游、西南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累积增长最快,北部沿海、东北、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次之,累积增长最慢的是大西北,而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区域差异自1993年以来呈现持续发散的格局。(3)将财政分权纳入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搭建财政分权与公共资本投入效率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从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两个维度出发,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规模、受教育水平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无论采用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指标,财政分权与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但财政收入分权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而财政支出分权的激励作用呈边际递减。区域上,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正向作用最为显着,其次为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最小,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正向作用并不与财政分权度呈正比。另外,人均GDP、政府规模与公共资本投入效率显着负相关,而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和受教育水平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魏金义[5]2016年在《要素禀赋变化、技术进步偏向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变化是分析我国农业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长期以来,“人多地少”反映了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的基本状况,伴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这种状况慢慢地发生了改变。我国“人口红利”优势正逐步消失,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变得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新世纪以来,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由2000年的3.28亿人减少至2011年的2.74亿人。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看,改革开放以来,其总趋势呈现出增长趋势,由1981年的14583.77万hm2增长至2011年的16228.32万hm2。农业的快速发展为其自身积累了大量的资本,1997年以来,农业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明显提升,1997—2011年间年均增长311.94亿元,2011年达到了6259.71亿元。与此同时,我国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巨大进步,现代化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技术进步逐步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农业要素禀赋的变化将会引起农业技术进步发生改变。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各地区间存在何种差异?在农业要素禀赋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具体呈现出何种偏向性?在农业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偏向的情况下,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何种变化特征?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及其与要素禀赋的适配度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对上述问题逐一展开分析。本文首先以要素禀赋理论为依据,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随后采用扩展的DEA-Malmquis指数度量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法,测度了我国全国及省际农业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然后,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1981—2011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地区差异。其次,构建农业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检验了农业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及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关系。再次,运用索洛余值法表征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导了农业要素禀赋变化、技术进步偏向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总体上我国各农业要素比重相当,农业资金要素比重略高。从各要素波动状况来看,农业资金要素结构指数波动最为明显,而土地要素结构指数则最为稳定。具体到各地区而言,农业要素禀赋的变化则存在一定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结构存在显着的空间正相关性。其中,农业劳动力要素的空间正相关性最为突出,农业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全局自相关性均呈下降趋势,而土地要素结构指数较为稳定;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呈现出局部的时空差异,部分地区间农业土地要素结构指数的空间差异呈现出扩大趋势。第二,1982年以来我国各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偏向性。叁大区域相比,我国东部地区的农业进步偏向性最为明显,西部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偏向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整体上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呈现出节约资本要素的特点。我国东部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节约资本要素,中部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偏向于节约劳动力要素,此后则偏向于节约资本要素,而西部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较不稳定;改革开放初期,多数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是无偏的或偏向于节约土地要素。2002年以来,农业技术呈中性的地区逐渐减少,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节约资本或者劳动力要素的地区越来越多。第叁,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不完全耦合,各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滞后于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两者间的耦合性不容乐观,且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性及耦合协调性存在一定差异。2011年,北京和西藏两地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仍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目前,我国多数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属于中度耦合协调型,仅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第四,在全国层面上,1982—2011年间农业资本、劳动力要素结构指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以弱脱钩为主,而土地要素结构指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脱钩性略偏向于强脱钩。省际层面上看,农业劳动力结构指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为强脱钩的地区有所减少,其分布在不断向华东和西南地区集中;农业资本结构指数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脱钩类型在1995年前后发生了变化;1998年以来,农业土地结构指数与农业经济增长间为强脱钩的地区逐渐减少,而呈弱脱钩关系的地区有所增加。第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资本与劳动力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两者之间是互补的;农业劳动力技术进步效率增长要快于农业资本技术进步效率增长。在包含农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两种要素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要素,但也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农业资本要素效率的下降抑制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农业劳动力要素效率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近些年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与农业要素禀赋变化的低耦合度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叁点:第一,本研究以农业要素禀赋变化为逻辑起点对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和农业经济增长问题展开分析,从源头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已有的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于单一一种要素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忽视了不同种类农业要素的相对变化可能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深远。与同类研究相比,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可能更加接近于我国农业要素变化的客观事实,对于相关问题的分析更加准确。第二,应用扩展的DEA-Malmquis指数度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解法对我国省际层面农业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农业技术进步研究方面,仅有极个别研究涉及到了两种要素在内的农业技术进步偏向性,但也都没有考虑省际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本文则是对包含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叁种要素下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特征,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对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偏向性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第叁,现有研究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强调的是要素投入或技术进步的贡献,没有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利用索洛余值法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指数分解法,将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分解为要素效率增长效应、技术进步偏向效应及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禀赋的综合效应,并采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曹宝明[6]2011年在《资本形成、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表明,在引致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效率则是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稀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动员了国内储蓄,激活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了微观层面的资本效率；而且通过廉价的土地供给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国资本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说,国内资本的加速形成和国外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加上资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从区域角度看,基于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边际储蓄倾向和资本的边际报酬水平的差异,各个地区的资本形成规模与速率不同,并且资本总是从边际报酬较低的地区向着边际报酬较高的地区流动,各地区的资本形成和流动不仅影响了不同地区的资本效率,也造成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与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表现出的非均衡性相对应,资本形成、资本效率也表现出非均衡性。因此,分析资本形成、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探寻形成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全国层面及代表典型地区的省级区域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全国及有关区域资本形成和资本效率的实际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一方面,在国内外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证和机理分析,在理论层面上研究了资本形成、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另一方面,采用数理方法和计量方法对我国及典型区域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运用实证分析法对资本形成路径进行分析,以阐明我国资本形成的变化规律及趋势。同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资本形成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阐明地区经济增长中资本效率的差异。进一步地,本文根据资本形成的一般理论识别出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其进行检验。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促进资本有效形成和提高资本效率的措施,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出了若干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资本形成、资本效率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成果和实证分析文献进行了梳理。国内外研究表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是低收入下的贫困的恶性循环,较低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导致了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导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经济变量就是高储蓄率带来的高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是宏观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而资本形成的差异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产业结构失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资本效率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资本效率的差异不仅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也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结果。其次,本文在对资本形成、资本效率等概念作出界定基础上,对资本形成、资本效率和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现代经济学中,资本一般被区分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叁种最基本的形式,本文所讨论的资本是指物质资本；资本形成是经济社会体系中资本存量的增加及其生产与获利能力的形成与增长,或者说是储蓄或资本积累中扣除折旧更新后的“净投资”或“净资本形成”；资本效率是指经济系统中作为要素投入的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广义地说,资本效率是资本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资本配置,是一个包括资本产出效率、资本积累效率、资本配置效率和资本周转效率在内的综合效率体系,狭义地说,资本效率就是指资本产出效率,在未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所讨论的资本效率是指狭义上的资本效率即资本产出效率。再次,本文从资本形成的来源、资本形成的机制方面对资本形成路径进行了探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资本存量估计方法——永续盘存法,对1978年至2009年全国及不同区域的典型省份(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甘肃、青海、宁夏、云南)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并分别从全国和区域两个角度对全国及12个典型省份的资本存量序列数据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地,分别以资本-产出比率、边际资本-产出比率为指标,从时序和区域两个视角对我国的资本形成路径进行了具体分析,总结了我国资本形成的变化规律及趋势。结果发现：与我国东部省份的资本-产出比率相比,西部省份的资本-产出比率较高、波动幅度较大,且西部省份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较为复杂。随后,选择1979-2009年的全国净资本(资本形成)和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的年度数据,对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然后分别选择基于效益的指标和基于贡献的指标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在阐明资本形成、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基础上,选择包括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四种要素的Cobb-Douglas函数就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阐释,采用索洛经济增长理论来描述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典型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从资本形成来看,我国东部地区资本形成效果及弹性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但是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东、中、西部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呈现出负相关；(2)从资本效率来看,存在着资本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流动的趋势。最后,在对资本形成率总体描述基础上,从储蓄供给、投资需求和其他因素叁个方面选择了资本形成影响因素的指标：人均总收入、储蓄率、GDP、投资成本系数、第二产业占比、制度变革。随后,建立了资本形成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并分别从全国层次水平和典型区域的省级层面进行实证分析；选取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的面板数据,对影响指标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资本的边际报酬已呈现相对饱和的状态,而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率相对较高；(2)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储蓄供给角度的经济增长、投资需求角度的储蓄率及第二产业占比；(3)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实现西部资源和资本的合理配,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本形成率,并优化了资本形成路径。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转变到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双重过剩状态；从局部看,则是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稀缺与欠发达地区的资本稀缺相并存。这一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么,不仅会进一步导致高增长下的区域发展失衡,而且在长期内必将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应当实现两个转变：是由促进总体的资本形成向着促进欠发达地区资本形成的转变,二是由主要追求资本产出效率的提升向着更加重视资本配置效率的优化转变。由此,需要在追求创新驱动、提高资本产出效率的同时,努力改变投融资体制,大力促进区际产业转移。
戴小红[7]2014年在《我国资本投资宏观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我国资本资源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更为稀缺，在资本资源稀缺约束下，提高资本投资效率成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那么，中国资本投资的效率如何？环境约束对中国资本投资效率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中国资本投资效率进行测算与客观评价，既是政府经济决策的基础，也是引导后续社会资本投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必要条件。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及理论进行回顾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对我国整体及各省级单位的资本存量进行估计，对我国资本投资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分别就我国资本投资的效率及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资本效率进行测算；再次，对影响全要素资本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最后，就提高我国资本效率的对策进行探讨。本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我国资本存量及固定资产投资均呈逐年持续增长趋势；我国城乡、各产业及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均逐年增加，但存在显着城乡、产业及区域差异。第二，我国整体和城乡、叁次产业及各区域投资率均呈不断上升趋势，资本效率均呈下降趋势，但城乡间、各产业与各区域间资本效率存在显着差异。第叁，无论有无环境约束，中国均存在大量无效资本投入，且资本效率整体偏低；东部资本效率及资本利用技术水平最高，中部和东北最低且呈下降趋势，无效资本量最大；资本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无环境约束下，群组前沿的资本效率均高于共同前沿，且西部资本效率最低。有环境约束下，群组和共同前沿下整体、东部和西部资本效率均有所改善，但仍偏低；中部和东北资本效率及资本利用技术水平均显着下降，西部则大幅提升。第四，无论有无环境约束下，金融发展、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对资本效率具有积极影响，第二产业比重对资本效率具有消极影响，财政支出对资本效率的影响不显着。
王宏伟[8]2001年在《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表明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之一。本文的理论研究是以分散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关资本效率与增长关系的理论为基础；在实证研究上，借鉴资源总配置效应分析方法、吉尼系数法和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创立的X效率与“相对效率”的基本思路来研究中国资本配置效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试图从资本利用质量的角度出发，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探讨资本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关资本的概念、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通过对经济效率与资本效率概念的探讨，将资本效率定义为资本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资本配置。然后讨论了资本形成和资本的测算。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的储蓄—投资缺口。从整体上看，国内储蓄并未充分转化为实际投资，说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投资滞后和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后对比分析了罗宾逊以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等人的对资本估算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方法，并重点介绍了测量我国资本存量的几种方法，以及乔根森和丹尼森等人关于资本投入度量的方法。接下来，从理论分析的角度，重点研究资本的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研究资本的部门结构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还从资本国内流动的角度深入研究资本的地区配置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并重点研究了资本最优配置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对中国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的实证考察，首先采用李京文等的交叉分类估算资本存量方法对中国29个行业的资本进行估算。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资本的积累效率、资本的产出效率和资本的配置效率。并采用资源总配置效应等分析方法研究资本配置效应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效率实证考察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的投入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需条件，但其投入的效率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的有效配置，而资本的产业结构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配置效果。资本在地区间流动，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使资本的配置更趋于合理，经济活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资本市场上，如果资本交易是高度市场化的，则使投资者和资本需求者均满意的条件是投资者的边际投资替代率与资本需求者的边际需求转换率相等。此时资本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帕累托最优，资本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完全竞争的均衡。如果一国不能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则不能发挥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本文的最后，重点分析了投融资体制、资本市场、金融中介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资本效率影响，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政策性建议。 本文力图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探讨资本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和由此引发的对投融资体制的政策改进和促进技术进步的思考。当然，受自身能力水平等各方面的限制，本文的研究是初步性和探讨性的，有些内容的研究还需要许多后续工作加以充实和提高。
黄志钢, 刘霞辉[9]2014年在《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将1985-2030年的时间跨度划为四阶段,分别运用基于人口、就业因素的恒等式分解法与标准生产函数分解法,分析了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趋势,两者都表明人口结构转型是近来及未来几年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由于资本因素仍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贡献者,如果未来过度依重投资,低效的资本投入未来将会伴随人口"负利",把经济拖入过快的减速通道,而扭转这一切的枢纽则在于提升资本效率。
游永铭[10]2017年在《省际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各省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目前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很多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落后国家在发展初期均依靠快速的资本积累。这叁个事实奠定了本文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基础。首先,本文采用以劳动与资本为投入要素的CES生产函数,选用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标准化系统对全国31个省及自治区的资本密集程度和替代弹性进行估计,进而估算出各省及自治区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从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两个角度解释了技术进步偏向的来源;从劳动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及资本边际产出叁个角度阐述了偏向于资本的技术进步的可持续性。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省份及自治区要素间呈现互补关系,东部地区具有最大的要素替代弹性和最小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偏向于资本的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技术扩散而非技术创新;下降的劳动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及资本边际产出均表明技术进步将继续偏向于资本。其次,我国劳动生产率分布由高瘦“单峰”型向矮胖“双峰”型转变,各地区劳动生产率逐渐拉大。把劳动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深化与人力资本深化四项,并探究各分解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物质资本深化对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起主导作用,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深化也不容忽视。最后,对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证明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积累的适配性,并论述了经济增长的路径。结果表明偏向于资本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显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整体与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与物质资本适配良好,而东部地区的适配性不明确;东中西部经济增长路径不同。
参考文献：
[1]. 国有资本效率论[D]. 齐艺莹. 吉林大学. 2005
[2]. 中国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D]. 胡宇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3]. 中国经济增长动因：能源效率与技术进步研究[D]. 蔡海霞. 武汉大学. 2012
[4]. 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研究[D]. 吴明娥. 重庆大学. 2016
[5]. 要素禀赋变化、技术进步偏向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D]. 魏金义. 华中农业大学. 2016
[6]. 资本形成、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D]. 曹宝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7]. 我国资本投资宏观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戴小红. 重庆大学. 2014
[8]. 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D]. 王宏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9]. 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C]. 黄志钢, 刘霞辉. 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年）论文集. 2014
[10]. 省际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D]. 游永铭. 暨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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