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新气象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1]，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我国的诗歌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长足发展，到了元、明时期，已呈现衰落的趋势；而戏曲与小说则开始进入黄金时期。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与程、朱理学的衰微，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与文学观念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就诗歌而言，“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虽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毕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而明代的诗人与学者开始从两方面寻找出路。一方面是总结古代诗歌创作的经验与技巧，作为今人创作的借鉴。如明代后七子中，王世贞的《艺苑厄言》，谢榛的《四溟诗话》、《诗家直说》、胡应麟的《诗薮》等，多从诗歌流变与技法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见解，从而为晚明的《诗经》研究提供了方法与模式。另一方面，明代的诗人与学者在诗歌理论方面，多强调意、趣、性情、性灵、自然与真心。明初诗人高启《独庵集序》说：“诗三要：有曰格、曰意、曰趣。格以辩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明初文学家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说：“诗乃咏性情之具。”明中期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何景明亦说：“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明月篇序》）屠隆《鸿苞》卷十七说：“夫文者，华也。有根焉，则性灵是也。”袁宏道则说得更明确：“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雪涛阁集》卷八）焦竑进一步阐述云：“诗非它，人之性灵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远行。“（《雅娱阁集序》）汤先祖谓诗文乃”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焦竑《竹浪斋诗集序》说：“诗也者，……发乎自然。”李贽《童心说》云：“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乎童心焉者也。”邓云霄《重刻空同先生集叙》说：“诗者，人籁也，而竅于天。天者，真也。”
由上可见，明代的诗歌理论具有明显的道家“归真返朴”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又很注意诗歌技巧的研究。这与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是一致的。故而在《诗经》研究方面，其非经学而重文学的总倾向是一致的。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主要表现于下列三个方面：
一、进一步确认《诗经·国风》的民歌特征，把《郑风》、《卫风》与明代民歌等量齐观，突出民歌真情实感的可贵性，并带有明显的反经学的倾向。
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曾大力鼓吹复古，但在晚年却对民歌推崇备致，其《诗集自序》说：“曹县盖有王叔武云：‘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今真诗乃在民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也。”在李梦阳的影响下，前七子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何景明也说：“时调（指明代明歌）……如十五国风，出诸于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辞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也，以其真也。”③李、何均强调《国风》诗歌真情实意的难能可贵，而明确指出文人学士诗歌创作的弊端。
李开先《市井艳词序》说：“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意。《三百篇》太平采风归奏，予谓今古同情者此也。”袁宏道在《与江进之》一信中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毛诗》——《郑》、《卫》等风”，即“今人《银柳丝》、《挂铜儿》之类。”冯梦龙《序山歌》云：“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与？且今虽季世，而但也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屑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以籍以存真，不亦可乎！……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这种“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离经叛道论，在晚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借杜丽娘之口，对《诗经》的第一首诗《关睢》，作了非常出格的阐述：“……睢鸠，尚有渚洲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即河边沙洲之上的睢鸠，在春天尚知雌雄和鸣，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能够不如鸟吗？对《毛诗序》的美“后妃之德”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此即可谓“发名教之伪药”。这一类的大胆议论与见解，充分体现了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诗经学方面的新气象，具有超越时代的深远意义。
二、明代学者对《诗经》写作手法与技巧的鉴堂，对《诗经》诗歌本义的新探索。
这方面较有影响著作，有钟惺的《批点诗点诗经》、孙月铎（孙铎）的《批评诗经》与戴君恩的《读风臆评》，他们共同开创了明代图评式的赏析派《诗经》学，且均成书于晚明。兹择要述评如下：
《卫风·硕人》第二章：“手如柔荑，肤如凝旨。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钟惺评云：“此章前五句犹状其形体之妙，后二句并其性情生动处写出焉。”
按：《硕人》此章是《诗经》描绘人体美最著名的篇章，前五句写其局部的静态的美，后二句写其总体的动态的美，故素有“美人赋”之称。而最早能从审美的角度，领略其精妙的便是钟惺。
叔于田，苍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苍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于野，苍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郑风·叔于田》
孙月铎云：“‘苍无居人’句，下得煞是
悛！”钟惺云：“翩翩公子略可想见。不必问叔段为人何如，此诗语意却工。”
按：这是一位女子赞美情郎的诗，那位情郎俊美、仁爱、豪放而英武，里巷中谁也比不上他。孙月铎的评语，主要是针对歌者“我心中只有他”的心态而言的，可谓一语中的。钟惺的评语，认为该诗塑造了一位“翩翩公子”的美好的艺术形象。既是艺术形象，就不必对叔段为人如何进行评价。旧说认为此诗是写郑庄公之弟太叔段，而太叔段在其母的唆使下有篡权夺位的野心。虽然旧说未必可信，但钟惺把艺术形象与人物原型区分开来的观点，却是难能可贵的。
《郑风·东门之蝉》首章三、四句：“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钟惺云：“《秦风》‘所谓伊人’六句，意象漂渺极矣！此诗以‘其室则迩’二句尽之。孙月铎云：“两语工绝，后世情语皆本此。”
按：这二句传神地写出了恋人之间那种可望不可即的微妙情意，因而“室迩人远”、“呎尺天涯”已成为后世常用的成语。钟惺、孙
激赏此诗两语，并指出对后世情语影响的深远，颇具眼力。
《秦风·兼葭》：“所谓伊人，在天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钟惺叹赏此六句：“意象漂渺极矣！”而戴君恩的批语是：“意中之人，意中之景。”
按：《兼葭》一诗，亦是刻划意中人可望不可即迷惘之情。“溯洄”四句，并非指诗人真的沿着河水上下求索，而是诗人徬徨苦闷的心灵一种艺术化的表述，亦即“意中之景”。以“意中之景”求索飘忽迷离的“意中之人”，故“意象漂渺极矣”！
《豳风·东山》二章：“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戴君恩云：“描写荒废光景，触目动心。言这段光景，翻觉可怀也。”
按：《东山》二章写家园荒凉的景象，刻划精细，生动逼真，虽是想象之辞，却宛如目见，一片荒废衰败的景象，给人以身历其境的感受。故此段描写历来得到后人的好评，自戴氏予以好评后，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历写未归景象，荒凉已甚。”吴闿生《诗义会通》则进一步指出：“写凄凉情况，《芜城赋》（鲍照名作，以写景荒芜凄凉著称）之祖。”
《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一章）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二章）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份。（三章）
陟彼砠矣，我马阇矣。我仆瘏矣，云何吁矣。（四章）
戴君恩评首章云：“妙绝千古。”又说：“诗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觉浓。唐人诗如‘袅袅城边树，青青陌上桑，提笼忘採桑，昨夜梦渔阳’。亦犹《卷耳》四句意耳。试取以相较，远近浓淡，孰当擅场。”
戴氏评二、三、四章云：“无端转入登高，不必有其事，不必有其理，妙极妙极，是三唐（指盛唐、中唐、晚唐）人所不敢道。对《卷耳》的总评是：“情中之景，景中之情，宛转关生，摹写曲至，故是古今闺思之祖。”
按：《卷耳》的首章，是显示歌对出征丈夫的思念。卷耳是易采之物，而采摘已久，却“不盈顷筐”，这就含蓄地透露了，采摘卷耳的思妇，她的心早已随着其夫的行踪飞向远方的崇山峻岭之间。蕴藉含蓄谓“淡”，言在意外谓“远”，故“不盈顷筐”，胜于“提笼忘採桑”。
《卷耳》的后三章，是思妇想象其夫在征途中登上乱石丛生的高山，马儿病倒了，仆人也已困顿不堪，其夫为了减轻对家人的思念而借酒消悉但借酒消愁，但借酒消愁愁更愁，最终还是解脱不了那侵犯心灵的深深的忧伤。后三章本是思妇的想象之辞，故称之谓“情中之景”；而景中的丈夫又在思念自己，故称之谓“景中之情”。双双相思、两情交融、故称之谓“宛关生”；而“宛转关生”实是思妇刻骨相思的深情孳生的幻觉，故称之谓“摹写曲至”。由于以上四层分析，故戴氏总结说：“古今闺思之祖。”分析透癖，深得诗旨。明万时华《诗经偶笺》进一步发挥说：“此诗全用虚景曲绘真情。……君子，意中人也；称物、登山、饮酒，意中景也。置卷耳，马病、仆痡，景中之景也。曰‘嗟我怀人’，曰‘不永份’，‘不永怀’，终之曰‘云何吁矣’，思境俞深，妙不可言。”分析更为细致。
通过以上六首诗的择要述评，可证明代的诗经学在文学鉴赏方面，不仅有所建树，而且已有较高的水平。就《诗经》文学鉴赏流派而言，它可谓上继魏晋六朝，下启清代、近代，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由于晚明的诗经学重在艺术的鉴赏，不理会其经学的传统，因而很自然地对《诗经》一些诗歌的本义有新的认识或理解。如《周南·卷耳》，《毛诗序》认为是写后妃“辅佐君子”之诗，朱熹《诗集传》则谓“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但认为登高饮酒解忧者亦是后妃。而戴君恩认为是思妇怀念征夫之作，属“闺思”之类，且登高饮酒解忧者乃是思妇的想象之辞。为此万时华曾嘲笑朱熹对《卷耳》后三章理解之荒谬，其《诗经偶笺》说：“试想以文（指周文王）后妃，提笼陌上，策马山中，左引酒杯，右提鞭策，成何光景？俗儒拘舛，真可为喷饭满案也。”此后清人方玉润，今人余冠英等均用戴、万之说。又如《秦风·兼葭》，《毛诗序》谓：“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矣。”故后世多理解为“求贤”之作。但钟惺以“其空则迩，其人甚远”与《兼葭》相提并论；戴君恩谓《兼葭》思念的是“意中之人”。钟、戴均以恋诗视之，与现代学者对该诗的理解是一致的。仅举以上两例，即可证晚明学者在《诗经》一些诗旨的探讨方面亦颇有新意与卓见。
三、对《诗经》的文学影响及其文体特征等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这方面的探讨，始于齐刘勰的《文心雕龙》与梁钟嵘的《诗品》，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亦偶有涉及，唯晚明学者的探讨较为深入，其主要代表是许学夷的《诗学辩体》。
钟嵘论述诗歌的源流，以《诗经》的“国风”、“小雅”与《楚辞》并列，认为受“国风”影响的有——古诗、曹植、刘桢、陆机、左思、谢灵运等；受“小雅”影响的是阮籍。受《楚辞》影响的有——李陵、班姬、曹丕、王粲等。由于钟嵘忽略了《诗经》对《楚辞》的影响，由于钟嵘偏重风格而忽略了文体等的影响，故难免有所偏颇。因而许学夷批评说：“钟嵘述源流而恒谬。”
《诗源辩体》卷一52条说：《小雅·大东》，言天汉、织女、牵牛、启明、长庚、天毕、南箕、北斗，于《雅》诗中为最奇。《离骚》诡异之端，实本于此，然语益瑰奇矣。”即指出离奇诡异之诗风，始创于《大东》，而发展于《离骚》，《诗》与《骚》实有相通之处，《骚》起于《诗》也。
卷一4条又说：“风人之诗，不特性情声气为万古诗人之经，而托物兴寄，体制玲珑，实为汉、魏五言之制。”强调风诗的比兴手法与玲珑的文体对汉、魏五言诗的影响。
卷一40条说：《唐风·蟋蟀》，是诗人美唐俗之诗。《山有枢》虽讽而未为邪，……汉人《生年不满百》及乐府《西门行》，语意实出于此，自是益起后世词人旷达之风矣。“这里强调指出《唐风》中两首诗歌宣扬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对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的一些诗歌的深远影响。这是从诗歌题材类型与思想内涵着眼的。
卷一5条说：“风人之诗，不特为汉、魏五言之则，亦为后世骚、赋、乐府之宗。如《缁衣》、《狡童》、《还》、《东之方日》、《猗嗟》、《十亩之间》、《伐檀》、《月出》等篇，全篇皆用‘兮’字，乃骚体之所自出也。如《君子偕老》、《硕人》、《大叔于田》、《小戎》等篇，敷叙联络，则赋体之所自出也。如‘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日不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空。”其句法音调，又乐府杂言之所自出也。今人但知骚、赋、乐府起于楚汉，而忘其所自出，何哉？”许氏从《诗经》一些诗篇，或全篇皆用“兮”字，或善于敷叙联络，或句法是活多变，隔句押韵，指明了《诗经》对骚体、赋体与乐府杂言的影响。可谓辨析细致，言之成理。
明代复古风气较为浓厚，许氏对《诗经》也难免有所偏爱，而对《楚辞》的影响有所忽略但比之钟嵘的偏重风格评述诗歌源流，确实是前进了一步。许氏评述诗歌源流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视角的多样化，一是论述较为具体细致。
时代略早于许氏的屠隆，从“主吟咏、抒性情”的角度，论证了《诗经》对唐诗的影响。其《文论》说：“古诗多在兴趣，微辞隐义足以感人。《诗三百篇》，多出于忠臣孝子之什，乃闾阎匹夫匹妇童子之歌谣，大意主吟咏、抒性情。……唐人虽非《三百篇》之音，其主吟咏、抒性情，则均焉而已。”一切优秀的诗歌都是有感而发的抒情之作，屠隆从这个共通点论述唐诗继承了《诗经》的优秀传统，也是颇有见地的。
晚明学者焦竑从诗歌“发乎自然”的角度，对传统经学派重《雅》、《颂》、轻《国风》，重《大雅》、轻《小雅》（谓之变雅）、重《二南》（《周南》、《召南》，谓之正风）、轻十三《国风》（《二南》以外的《国风》谓之变风）提出了异议。其《竹浪斋诗集序》说：
诗也者，率其自道所欲言而已，以彼体物指事，发乎自然，悼逝伤离，盖悲喜在内，啸歌以宣，非强而自鸣也。以故《二南》无分音，列国无辨体，两《雅》可小、大，而不可上下，三《颂》可今古，而不可选择。异调同声、异声同趣，遐哉旨矣！
按：孔子重《二南》，故汉儒以《二南》为正风，而《诗大序》又认为《周南》为“王者之风”，又高于《召南》的诸侯之风，故焦竑说“《二南》无分音”。三《颂》指《周颂》、《鲁颂》与《商颂》。汉儒尊《周颂》、次《鲁颂》，再次为《商颂》，等级分明，故焦竑针锋相对地指出，三《颂》均等“不可选择”。焦竑从诗歌是“发乎自然”的文学观点，否认了经学派关于风、雅、颂的轻重尊卑之分，这种鲜明的反经学的倾向，确是难能可贵的。比之宋人反《毛诗》的怀疑思潮，具有更明显的时代进步性。
此外，许学夷的《诗源辩体》，对《诗经》风、雅、颂体制的区别，也发表了相当中肯的意见。卷一1条说：“《风》则比兴为多、《雅》、《颂》、则赋体为众；《风》则微婉而自然《雅》、《颂》则齐庄而严密；《风》则专发于性情，而《雅》、《颂》则兼之乎又理。”就总体而言，辨析甚当。
许氏还注意到，风、雅、颂的划分也并非是绝对的，其卷一55条说：“诗有风而类雅者，如《定之方中》、《淇奥》、《园有桃》等篇是也。盖有关乎君国之大者也。有雅而类风者，如《祈父》、《黄鸟》、《我行其野》等篇是也。盖皆出于羁旅之私者也。”这些意见，不少为现代学者所吸取。卷一66条又说：“《鲁颂》——《駉》、《有駜》、《泮水》体类《小雅》，《駜宫》体类《大雅》，而语则兼《颂》。《商颂》——《那》、《烈祖》、《玄鸟》体实为《颂》、《长发》、《殷武》体类《大雅》。”这些意见也相当中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与现代学者均有所采取。
结言：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是文学派诗经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重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上继魏晋南北朝文学派的诗经学，下开清代文学派的诗经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二是明代特别是晚明反经学的鲜明倾向，其强烈的程序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具有超前性。清代文学派诗经学的代表学者，清初的姚际恒与晚清的方玉润，虽然在《诗经》的文学鉴赏方面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但其反经学的鲜明性却有所减弱。可以说晚明在《诗经》研究方面的反经学的鲜明性，是超越清代、近代，而直接与“五四”精神相贯通的。明代特别是晚明文学派诗经学之所以值得加以重视与研究，其意义即在于此。
（此系“贵州省教委科研项目”成果之一）
注释：
[1]参见拙作《魏晋南北朝诗学观的新突破》，刊于《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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