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憎命达：再议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遭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章憎命论文,再议论文,剪灯新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3－0017－10
近年来，有关瞿佑（1347－1433）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做过颇为深入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我要进一步从文人的命运及其作品的遭遇、政治涵义、“跨国界”（transnational）的文化影响等方面①，来重新探讨作者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多层意义。
首先，要重新探讨瞿佑的《剪灯新话》，必须从它的接受史谈起。应当说明的是，《剪灯新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跨国界影响力的古典小说集。它从15世纪开始就风行于韩国，后来也一直在日本和越南盛传，然而唯独在中国，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淹没。《剪灯新话》之所以长期在中国境内被遗忘，追根究底，实与它曾被明朝政府查禁有关。
一、有关自我审查、传抄、刊刻诸问题
不过，当初瞿佑的《剪灯新话》迟迟没有刊印，完全是由于瞿佑本人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而非来自官方的阻止。该书早已于明初洪武十一年（1378）完成，但根据瞿佑的自序，他在写成《剪灯新话》之后，只敢“藏之书笥，不欲传出”。他自称，这是因为书中“涉于语怪，近于诲淫”。但我相信，瞿佑的“自我审查”，主要还是怕触犯政治，因为书中的确含有不少影射作者对明朝官府的批评。瞿佑在年幼时即遭遇朝代变迁和动乱，一旦入明之后又值严酷的朱元璋统治时代，因此见证了许多文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杀戮和贬谪。例如，瞿佑显然对诗人高启（1336－1374）因文字而招惹杀身之祸一事感到不平，所以他在《剪灯新话》的首篇《水宫庆会录》里，就委婉地反映了这种愤慨。故事描写一个名叫余善文的潮州文人，他一直怀才不遇，但有一天南海的海龙神广利王突然邀请他到了海龙国，请他为海底新建的宫殿作一篇《上梁文》。余善文的《上梁文》果然写得十分精彩，所以他备受广利王的礼遇。广利王不但设宴答谢余善文，请他题诗传盛事，而且还特赠珠宝，作为诗文的报酬。这个故事情节显然是将文人在人间与海龙国的不同遭遇作了强烈的对比。故事的背景虽在元朝末年的至正年间，但它的真正寓意可能指向高启的事件；尤其是，瞿佑与高启是年龄相当的同代人，《剪灯新话》成书时才是高启死后4年。在洪武年间，高启的冤狱乃是人们私下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原来高启因写了一篇《上梁文》（为恭贺新任的苏州知府魏观修复苏州府完工），因其中含有“龙蟠虎踞”之语，而被斩腰示众②。杜甫诗中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③，正可以用来参照瞿佑对诗人高启悲剧命运之感慨。诚然，高启一事不得不令人想到：自古文章似乎特别憎恶命运通达的文人，因此文人才屡遭不幸，总让奸邪小人（魑魅）陷害，到头来只能和屈原的冤魂叙谈，只能作诗投赠汨罗。因此，同样撰的是《上梁文》，现实中高启的遭遇和小说里余善文的遭遇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强烈的对比，乃是瞿佑小说的特殊表现手法之一。因此，在《剪灯新话》里，我们也经常读到有关文人在世间受害，却在冥世受到重用的主题（如《修文舍人传》）。与是非颠倒的今世不同，冥世总是正义之所在——在《令狐生冥梦录》的故事中，我们目睹无数罪人正在受酷刑的折磨，有些被“剥皮刺血，剔心剜目”，有些让“毒虺噬其肉，饥鹰啄其髓”，所有人都按罪状的种类而受应有的惩罚。可以说，其情况之悲惨不下于但丁《神曲》中所描绘的地狱情景。另外，在《永州野庙记》里，那条长年作乱的“朱冠白蛇”（蛇妖）最后被英明的冥王押入地狱，才从此去妖除害。相信有些明初的读者会把故事中的“朱冠白蛇”读成朱元璋的化身，因为朱元璋早年曾以率红巾贼造反起家（虽然这种读法不能证明作者本人确有此意）。
问题是，在瞿佑当年所处的政治环境中，任何文本都会因得罪那个心怀猜忌的皇上，而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在写完《剪灯新话》之后，瞿佑只得把书稿藏在家中，不敢立刻公开刊印。但不久有读者想借阅这部小说集，而且要求的人愈来愈多（“客闻而观者众”），瞿佑无法“尽却之”，于是书稿就在朋友之间流传了起来。后来书稿“传之四方”，就有了各种不同的抄写本和刻本④。到目前为止，有关《剪灯新话》初刊于何年何月，还是众说纷纭——有人以为此书初刊于1381年，也有人认为不会早于1389年⑤。但最近又有学者重新作了考证，以为初刻本大约出现在洪武年末建文年初——亦即1400年左右⑥。总之，尽管瞿佑始于“自我查禁”。但多年后此书终于透过传抄和“镂刻”，而传播四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触犯政治，瞿佑从一开始就在自序（写于1378年）里小心地为自己辩解。他首先强调《剪灯新话》所含的道德寓意——既然《诗经》、《书经》、《易经》和《春秋》等圣贤典籍都含有虚构的成分，那么《剪灯新话》也可以借其小说的形式向世人“劝善惩恶”，因而“言者”自然“无罪”，而“听者”也“足以戒之”⑦。瞿佑另外还请友人为他写序，以为助阵——例如，凌云翰的序（写于1380年）强调《剪灯新话》“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后来，又有小说家桂衡于1389年为该书写序，再次提出其“褒善贬恶”的功能⑧。
这种以宣扬道德为策略的方法十分管用，因为至少当瞿佑在世时，《剪灯新话》尚未遭到政府的查禁（当然，瞿佑的后半生还是难逃“文章憎命达”的命运，因为他终于由于“诗祸”而下狱，长年被流放——详见下文）。事实上，尽管他后来因文字而惹祸，《剪灯新话》在当时读者群中，还是颇为流行，甚至引起一些作者的争相模仿（例如，1420年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和1427年赵弼的《效颦集》即为当时著名的仿作）。在明代前期的文人中，瞿佑算是最有才情的作家之一，他著作等身，从诗词文赋到治经阅史、笔记等，无所不包。至于他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之所以特别得到读者们的欢迎，显然与书中所描写的故事之生动有关。
然而，如上所说，身为文人的瞿佑还是难逃法网。在永乐皇帝登基后的第六年（即1408年），瞿佑不幸被捕入狱，在锦衣卫狱中度过数年，随后又流放保安（今河北省内），被迫服苦役长达18年之久。关于瞿佑下狱的原因，有人说是由于“诗祸”，有人以为是瞿佑给永乐皇帝之弟朱橚做“长史”时，由于“辅导失职”而犯了王法。但现代学者李庆则主张“诗祸”和“辅导失职”是“同一问题有关联的两个侧面”。这可能是因为朱橚所撰的《元宫词》与瞿佑《咏物诗》中“倚红偎翠”的诗风颇为相似，而这种诗风正与永乐“提倡儒学”的精神相悖。可见在当时永乐皇帝正在对诸王进行整肃的情况下，瞿佑因他的特殊诗风而被告“辅导失职”⑨。总之，由于朱橚的连累，瞿佑后半生不幸被长期流放，一直到1425年高龄79岁时（即永乐皇帝去世、洪煕帝即位那年）才因太师英国公张辅的帮助而终于获释；但在此之数月前，瞿佑的妻子已在家乡过世，诗人为之痛苦莫名。当时瞿佑给妻子的祭文云：“花冠绣服，享荣华之日浅；荆钗布裙，守困厄之时多……”⑩ 后来，翟佑终于在82岁时由张辅的家中回到故乡，发现其幼子也已过世，颇感凄凉(11)。
在瞿佑那段漫长的流放期间，尤其令人惋惜的乃是，诗人之被放导致其文学作品的大量流失；他过去所苦苦经营的20多种著作稿本大多已“散亡零落，略无存者”。再者，由于手头早已没有这些书的稿本，有关过去的经验也逐渐“不能记忆”。这一切都使得晚年的瞿佑感到“心倦神疲”，只能“付之长叹息而已”(12)。然而，为了迫使自己尽量追忆，他还是努力撰写了《归田诗话》（1425年序），将自己过去“平日耳有所闻，目有所见”的经历写了出来(13)。同时，在极端的孤寂中，他也不断“追忆旧章”，开始编撰《咏物新题诗集》，“以备遗忘”(14)。然而，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乃是，《剪灯新话》的原稿已不知去向。有一回，当朋友唐岳向他询及《剪灯新话》时，他只感叹地答道：“旧本失之已久，自恨终不得见矣。”(15)
但1420那年，友人胡子昂（即过去在锦衣卫狱中一同受苦受难的友人）于5月间到保安来访，给瞿佑在失望中带来了新的希望。在那次来访中，胡子昂谈及《剪灯新话》，并说他从前在四川时曾请人抄写过《剪灯新话》全书，但其中错误不少，想请瞿佑重新校订一遍。瞿佑自然喜出望外，因为《剪灯新话》在市面上早已失其“真本”。盖多年来，该书的版本已变得十分混乱，真假难分。这是因为，某些“好事者”在传播此书的过程中，经常抄写“失真”，甚至连“镂刻者”也“既略弥甚”，以致错误颇多(16)。所以胡子昂不久即托唐岳把《剪灯新话》抄本带给瞿佑，请瞿佑校订并写《重校剪灯新话后序》。这就是所谓的1421年重校本，其卷末收有瞿佑的《题剪灯录后绝句四首》(17)，其中有两句诗写道：
不知异日灯窗下
还有人能识此心
可惜的是，瞿佑在世期间，这本《剪灯新话》重校本似乎并没得到刊印的机会(18)。这或许因为胡子昂突然于1422年去世，故无人联系有关刊刻之事（此“重校本”后来由瞿佑的侄子瞿暹出资刊印，此为后话）。然而，值得欣慰的是，瞿佑有幸长寿，又身历六朝（即元顺帝、明太祖、建文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六朝），目睹了从元末到明初的社会大动乱及朝廷中翻云覆雨的变化。因此，他于1425年获释之后，虽年已近八旬，仍能手不释卷，将自己宝贵的人生阅历化为文学，晚年一共完成了《乐全诗集》（1428）、《东游集》（1429）、《咏物新题诗集》（1429）、《乐全续集》（1430）等多部书稿，可谓自始至终一直是个多产作家。
二、《剪灯新话》被查禁的过程
至于瞿佑的《剪灯新话》，虽然1421年的重校本没能及时刊行，但市面上却仍存在着各种抄写本和旧刻本，使得该书继续在民间通行。然而，后来终因太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带来了广泛的影响，而被政府查禁(19)。事情发生在1442年（即瞿佑死后九年）3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1374－1450）突然上疏给英宗皇帝：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读；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20)
由此可见，当时《剪灯新话》的影响不但已深入民间，而且已成了读书人的心爱读物。因此，李时勉在奏疏中特别强调：“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
这就是为什么瞿佑的《剪灯新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毁小说的原因。当时连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也一同被查禁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时勉的真正攻击目标乃是他的同僚李昌祺——之所以奏禁瞿佑的《剪灯新话》，其实只是为了指责李昌祺的仿作《剪灯余话》。总之，这一切都可以说明，为何瞿佑的侄子瞿暹一直要等到朝廷大臣李时勉去世多年之后，才敢刊行自己伯父所亲自校订的重校本《剪灯新话》(21)。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瞿暹早已在1442年以前——即李时勉上疏请求查禁以前——就已经刊印了《剪灯新话》的重校本，而这个瞿暹的刊刻本或许在市井和读书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到了威胁主流文化的程度，以至于后来导致官方对《剪灯新话》的全面查禁。再者，作为一个“能走四方”而又“善交士大夫”和“名公贵人”的大商人，瞿暹一向颇有影响力，所以他所刊刻的《剪灯新话》重校本也一定畅销——尤其是，他当时正在有计划地为瞿佑刊印一套精美的遗著系列(22)。当然，除非我们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证据，笔者不敢在这个版本问题上随便下结论。但不久前已有人猜测，瞿暹可能早在1442年朝廷禁毁该书以前就已刊刻了《剪灯新话》的重校本(23)。最近学者乔光辉则以为，瞿暹不是在正统七年（1442）前就是在稍后的天顺年间（1457—1462）刊刻重校本《剪灯新话》(24)。
另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剪灯新话》被禁也是个有趣的现象：同样是用文言文写出的传奇小说，唐传奇没有遭禁，而瞿佑的明传奇却被禁了(25)。这显然与明初的政治和文化现象有极密切的关系。原来，瞿佑的时代是台阁文风（即以太平盛世为主题的文风）盛行的时代，而后来身居高位的李时勉等人更是以写台阁体的文章著名，他们在文中所表达的通常是一种对朝廷歌功颂德的心态——即现代学者黄卓越昕谓的“颂世现象”；若用许倬云的话来说，那就是：“绝对的皇权，保护了保守主义。”(26) 另外，吴承学也曾经说过，明初作家和后来晚明作家有很大的差别：
严格地说，他们（指明初作家）并非“作家”，而是经国的大臣，他们的志向和兴趣是治国、平天下，而决不在于舞文弄墨。他们往往耻于当“文人”……(27)
但问题是，明初的瞿佑却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十分不同。首先，他绝对是“舞文弄墨”的那种文人，他的诗文风格完全异于当时流行的台阁体。上头已经提及瞿佑或因“倚红偎翠”的诗风而在永乐年间招致“诗祸”（钱谦益在他的《列朝诗集小传》里也用“风情丽逸”四字来形容瞿佑这种个人的特殊诗风）(28)。再者，瞿佑早于少年时代就以“香奁八题”著名乡里，被诗人杨维桢（1296－1370）誉为瞿家“千里驹”。同时，他的作品也特别注重文人的个人性和独立性。此外，他的语言倾向于深入浅出，尤其在市民文化逐渐兴起的时代，瞿佑这种文风正好投合了市井民众的普遍爱好(29)。这就是为什么《剪灯新话》后来被人们“争相诵习”的原因。难怪以儒者自豪的李时勉要称瞿佑为“俗儒”，认为《剪灯新话》与朝廷的主流文化已到了水火不兼容的程度，故非严格查禁不可。
三、《剪灯新话》流传东亚各国的情况
有趣的是，正当瞿佑的《剪灯新话》在中国遭到禁毁、逐渐从市面上消失时，该书开始在韩国盛行，后来居然成为朝鲜李朝的官方汉语经典——有些学者甚至以为，瞿暹所刊刻的《剪灯新话》重校本早在1442年明廷查禁以前就已传入了韩国(30) （这点也可与前述有关“重校本”刊刻时间的问题相呼应）。无论如何，现代韩国学者崔溶澈已在他有关《剪灯新话》的文章里特别强调《剪灯新话》在朝鲜“文人社会流传较广”的现象(31)。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韩国也有些儒者对于《剪灯新话》的内容和文体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痛斥该书“鄙亵”(32) （有关这一点，我要感谢崔溶澈教授本人给我的提醒）。据中国学者陈大康和漆瑗的考证，《剪灯新话》之所以尤受朝鲜官吏和文人的青睐，主要由于当时李朝仍以汉语为“官方通行语”，所以学汉语乃是知识分子就业的必要条件。同时，对许多朝鲜人来说，瞿佑那种平易近人的文言体学起来特别容易(33)。后来负责刊刻《剪灯新话句解》的朝鲜高官尹春年（1514－1567）就在他为该书所写的跋中称：“上自儒生，下至胥吏，喜读此书，以为晓解文理之快捷方式。”(34) 可见朝鲜人重视《剪灯新话》的程度了。当时韩国人学文言的热情，或许可以把它比成中世纪欧洲人学拉丁文的情况，二者均与文化政治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瞿佑所写的传奇故事很受韩国读者的欢迎，因此《剪灯新话》曾在韩国被多次翻刻。后来韩国作者金时习（Kim Si- sup,1435－1493）所写的《金鳌新话》（大约写于1470年左右）——即韩国史上第一部文言小说集——也直接受了《剪灯新话》的影响(35)。金时习乃一愤世嫉俗之人，他于世祖篡夺王位之后（1455），愤然退隐于金鳌山上（时年方二十），从此寄情于山水，专心写作。他成长于一个文人的家庭，据说他的名字即取自《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自称是张骞的后代，“谱系汉臣家”（见《过蔚珍诗》），自幼即喜爱古文和中国诗词(36)。他所读到的《剪灯新话》很可能就是瞿佑亲自校订的“重校本”（即瞿暹刊刻的本子），因为他在《金鳌新话》的《龙宫赴宴录》中所写的诗句“挑灯永夜焚香坐，闲著人间不见书”，显然专为和瞿佑重校本《题剪灯录后》的诗句（“剪灯濡笔清无寐，录得人间未见书”）而写(37)。难怪韩国人总是把金时习的《金鳌新话》和瞿佑的《剪灯新话》联想在一起，把二者视为同类的文学经典。例如，以上曾经提到的朝鲜高官尹春年，他在1564年先后刊印了《金鳌新话》和《剪灯新话句解》，使得这两部小说相得益彰，从此更加普及于韩国读者之间。尹春年所刊的《金鳌新话》是目前所存此书的最早版本(38) （于1999年由学者崔溶澈在中国大连发现）。而《剪灯新话句解》（尹春年订正，垂胡子集释）则为世上最早的《剪灯新话》注释本。可见韩国人对瞿著的流传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尤其重要的是，尹春年于1564年所刊印的《剪灯新话句解》后来传入日本，并有翻刻本，使瞿佑的文言小说也在日本境内盛行起来。但与韩国人热烈学习汉语的情况不同，日本人真正开始欣赏《剪灯新话》乃是在瞿佑的小说被译成日文（或改写成日文）以后。最早约在1573－1591年左右，有人将《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记》、《牡丹灯记》和《申阳洞记》三篇译成日文，后来收入《奇异杂谈集》，于1687年正式出版。但瞿佑第一次对日本文坛起了关键性的影响，乃是通过著名作家浅井了意（Asai Ryoi）所出版的《御伽婢子》（1660年出版）。在那本书中，浅井了意用日语改写了18篇取自《剪灯新话》的故事（同时有两篇取自金时习的《金鳌新话》）(39)。后来，18世纪时，上田秋成（Ueda Akinari,1734－1809）的小说集《雨夜物语》（Ugetsu monogatari）也受《剪灯新话》的影响。学者们一向以为《雨夜物语》中的《吉备津の釜》故事大多受了瞿佑《牡丹灯记》的启发，而该书名《雨夜》也似乎取自瞿佑《牡丹灯记》里的诗句：“天阴雨湿之夜，月落参横之晨。”(40) 与韩国的作家金时习相同，上田秋成也精通中国古文和诗词，故能真正欣赏瞿佑的文学艺术。但整体而言，在《剪灯新话》的研究方面，日本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保存各种版本的事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现存的《剪灯新话》古刻本（包括韩国本《剪灯新话句解》）都来自日本图书馆的藏本。日本内阁文库甚至还藏有瞿佑晚年作品《乐全稿》的抄本，难怪学者李庆要说：“在中国倒了霉的瞿佑在日本正走运。”(41)
《剪灯新话》在越南的传播管道似乎与韩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到目前为止，有关瞿佑小说开始在越南传播的真实情况尚未得到定论。近年来有一种猜测就是：《剪灯新话》可能早在永乐年间（1403－1420）就已传入了越南。这是因为，太师英国公张辅曾在那段期间四次出征安南，而他一向崇拜瞿佑的才情，故有可能把《剪灯新话》带到当时的安南(42) （后来张辅终于成了瞿佑的恩主，因为他于1425年上奏章，让年高79岁的瞿佑自塞外安全归来，并请他在家教习子弟三年。此为后话）。无论如何，一般学者以为《剪灯新话》至迟在16世纪初就已经传入越南，因为越南作家阮屿（Nguyen Hung）所写的文言小说集《传奇漫录》（出版于1547年）已经呈现了《剪灯新话》的重大影响。越南学者何善汉当时在《传奇漫录》的序中就如此描述阮屿的风格：“观其文辞，不出宗吉（瞿佑）藩篱之外。”(43) 而且，与《剪灯新话》相同，《传奇漫录》也分成4卷，共有20个故事。书中也同样充满了有关书生“遭穷受屈”的情节。难怪现代学者陈益源说，《传奇漫录》“不仅仅是文辞上的蹈袭而已，即连结构、情节、风格、思想，亦（与《剪灯新话》）习习相关”(44)。总之，瞿佑的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从《剪灯新话》在韩国、日本和越南的接受史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瞿佑是一位懂得抓住大众读者且具魅力的作家。虽然当他在世时，由于明初官方思想的严禁，他并未享受一个“名家”所应当享受的愉悦和满足，但在他身后，他的文学声音却传播到海外诸国，使得《剪灯新话》成为异国的经典，因而终于被典藏下来。由此足见命运还是公平的：文人虽然生前遭遇迫害，但在身后可以借着文学作品变得“通达”。
四、《剪灯新话》的情节与话语方式
然而，我们必须问：是什么原因使得瞿佑的《剪灯新话》在韩国、日本和越南诸国如此长期地获得读者的爱好？前文已经说过，有一些外在的原因——例如当时汉语在这些东亚国家所占的霸权地位——使得《剪灯新话》脱颖而出。但我以为，《剪灯新话》之所以备受异国读者的欢迎，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那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瞿佑所具有的独特叙事声音（narrative voice）。
为了充分讨论这种“叙事声音”，我想在此借用西方叙事学（narratology）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据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看法，在了解一部叙事作品的作用（functioning）和结构（structure）以前，我们必须先分清楚该叙事作品的两个重要的成分——叙事中的what和how。根据这个理念，叙事中的“故事”情节（story,or narrative content）就是所谓的“what”，而叙事的“话语”方式（discourse,orform）就是所谓的“how”(45)。所以，我们可以由此引申地说，《剪灯新话》在东亚诸国读者群中的成功，不但来自他们对作者瞿佑所呈现“故事”情节（what）的欣赏，也来自他们对瞿书的“话语”方式（how）的肯定。
据我看来，有关《剪灯新话》的“故事情节”，它之所以特别诱人，乃是其叙事上的当代背景。瞿佑自己在该书的序中曾经说道：“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并说这些当代故事使他“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纪之”(46)。由于他所写的故事多半发生在元末明初，故对战乱所造成的伤亡尤多纪实的描写——应当指出的是，这段期间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充满“尚武精神”的时代(47)。读这些故事，读者很容易读出作者瞿佑反对穷兵黩武的声音以及那直率而生动的文字所传达的凛然正义。同时，由战乱而引起的人间悲剧也特别令读者感动。在一篇被公认是作者自传的故事中（《秋香亭记》），女主角杨采采很直接地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只怨干戈不怨天”。我以为这个有关战乱纪实的文学声音也正是瞿佑小说打动读者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当《剪灯新话》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开始盛行的时候，也正是这些国家刚经变乱、还在动荡不安的期间。首先，当《剪灯新话》传入韩国时，李朝端宗（1452－1455在位）刚被世祖（1455－1468）篡位不久，当时的朝鲜读者应当仍记得政治动乱给百姓们所带来的痛苦。同时，金时习也正在这段期间开始撰写《金鳌新话》。在他的小说中，他经常模仿瞿佑，把故事的时代背景大多设在朝代转换的战乱中(48)。再者，他的故事也涉及高丽末年的红巾之乱（如《李生窥墙传》），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元末的红巾起义。后来《剪灯新话》由韩国传人日本时，日本也同样才刚结束一段长时期的内乱（1467－1568），当时日本人正处在满目疮痍的情景中，还在哀悼那无数的战死者。至于越南，其情况也十分类似。当《剪灯新话》传入安南时——约1400到1527期间——那儿也正是“战祸频仍”的时代(49)。但不同的是，越南的“战祸”并非起于内战，而是由于明朝军队的屡次侵犯。讽刺的是，就在与明朝猛烈交战的期间，越南的读者们却迷上了中国小说《剪灯新话》，而阮屿也在此后不久开始撰写他的文言小说《传奇漫录》。同时，阮屿也喜欢把故事背景设在朝代转变的战乱期间，所以他的故事大都设在战火连绵的陈末黎初（约1400年）。总之，在乱世期间，瞿佑的《剪灯新话》给东亚各地的读者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乱世心声。
此外，《剪灯新话》还有一个特别吸引读者的故事情节——有关人鬼相恋的主题。乱离之世一方面给人带来无限的灾难，一方面也供给爱情主题的营养。在瞿佑的小说里，有不少女主角不幸在战乱中去世，但她们的鬼魂经常回到阳世，重续生死不渝的情缘。例如，在一篇哀怨动人的故事《爱卿传》里，女主角罗爱爱遭逢乱世，她为了拒绝某位军官的强暴而自尽；后来她的丈夫于乱离之后归来，罗爱爱的鬼魂终于与丈夫相聚，两人“入室欢会，款若平生”。在另一篇故事《翠翠传》里，爱情的主题更明显地与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紧密结合——故事中描写，当张士诚兄弟在高邮起兵时，一对相爱的男女被战争活活地拆散，妻子被掳为妓妾，丈夫被迫流落江淮。几经沧桑之后，两人终于相会，但又因无法团圆而双双自杀，幸而两人死后，鬼魂又得以团圆。另外，在《绿衣人传》里，人鬼相恋的主题更进一步强调男女情缘那种“海枯石烂，此恨难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的超越生死之力量。这种故事特别引人注目，因为故事中的女鬼为了追求爱情，大多显得格外大胆而积极。可想而知，瞿佑这种“人鬼相恋”的主题对于后来韩国、日本和越南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50)。以韩国作者金时习为例，在他的《金鳌新话》中，最让人难忘的女主角乃是那些由于姻缘未尽，而大胆谈情相恋的女鬼（如《万福寺》、《李生窥墙记》）。而日本文学中的鬼故事（如上田秋成的《雨夜物语》）也受到瞿佑的启发。至于越南阮屿的《传奇漫录》，则书中有关人鬼姻缘的故事，几乎全都是《剪灯新话》故事的改写（如《丽娘传》、《昌江妖怪录》）(51)。
有关《剪灯新话》的“话语”风格，我以为此书之所以特别受东亚诸国读者的欢迎，不仅因为瞿佑的小说语言特别浅显平易，而且因为书中采用了大量有趣的诗词。身为一位杰出的诗词家，瞿佑所写成的《剪灯新话》其实是一部创新的“诗文小说”（当然，这种夹有大量诗词的文言小说体也直接受了宋元传奇的影响）。有证据显示，当时的韩国读者非常喜欢《剪灯新话》这种“诗文体”的小说。在金时习的《金鳌新话》中，到处都有模仿瞿佑诗歌的痕迹。此外，《李朝实录》记载燕山君（1494－1506在位）曾派人到中国购买《剪灯新话》，其目的就是为了欣赏书中的诗词：
尝览《重增剪灯新话》有兰英、蕙英相与唱和，有诗百首，号《联芳集》，当时豪士，多传诵之，故令贸来耳。(52)
有趣的是，燕山君所谓《联芳集》，乃指瞿佑《剪灯新话》的《联芳楼记》中的香奁体诗歌——该诗体效法杨维桢（人称为“文妖”）的“淫词”，也正是明朝台阁体作家们所最忌讳的一种诗体。《联芳楼记》描写苏州富商的两个女儿薛兰英和薛蕙英，她们与年轻商人郑生夜夜私会偷情，互相赠诗吟咏，最后二女一男圆满结婚。当然从今日的文学观点来看，该故事难免显得肤浅，但在当时商业日渐发展的社会情况中，这样的恋爱故事正好符合市民意识的新趋向，也一定很新潮(53)。更重要的是，在整部《剪灯新话》中，男女因诗结缘乃是瞿佑所采用最重要的“话语”方式之一，而许多人鬼相恋的故事也是靠写诗赠诗来增加其抒情性的。例如，在《爱卿传》里，已经死去的罗爱爱居然能自制《沁园春》一词，向丈夫表达“一别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归”的哀怨情绪。
其他有关瞿佑的特殊小说技巧，例如“倒叙”的手法、幻梦插曲的运用等，虽不能说是瞿佑首创，却是《剪灯新话》较为成功的方面。此外，瞿佑也擅长景物描写，其描写的细腻真切常有丰富故事情节和增强抒情性的效果（如《渭塘奇遇记》）。
以上简述《剪灯新话》在故事情节（what）和话语（how）方面对当时东亚读者的可能吸引力所在。然而，若说瞿佑的传奇小说只影响到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文学，那也不够全面。《剪灯新话》后来在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尤其在16世纪期间，此书数次重刊，再度流行，明代中后期的不少小说戏剧都受其影响(54)。所以，就如陈益源所说，该书明代朝廷“禁而不绝”，但后来“转入地下”，被收入各种笔记、蒙书、丛书、选本等，因而逐渐失其本来面貌(55)。例如，冯梦龙的《情史类略》卷8即收入瞿佑的《爱卿传》（改名为《罗爱爱》）；凌蒙初的《拍案惊奇》卷23将瞿佑的《金凤钗记》改写成白话小说（题为《大姐魂游完夙愿，小妹病起续前缘》），但因中国传统文人没有注明出处的习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原来是瞿佑的作品，他的名字竞逐渐被人们遗忘。一直到20世纪初，有人在日本偶然发现了《剪灯新话》的版本，由国内华通书局铅印出版该书，中国学者才开始注意到瞿佑的存在(56)。可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剪灯新话》的评价不高（有“文笔殊冗弱”、“粉饰闺情”、“拈掇艳语”等评语）(57)，以致在后来编写的文学史中瞿佑被完全忽略。刘大杰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就写道：“如瞿佑的《剪灯新话》……一类的作品，在这一时代（明朝），已经失去其重要性，只好从略了。”(58)
幸而近20年来，许多中外的学者们都开始重新评价瞿佑的《剪灯新话》，使有志重写文学史的学者有了足够的参考数据。当然，我并不是说，瞿佑的小说艺术是完美无缺的。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在说明，我们有必要把一个作家的作品放在过去的时代背景来考虑。美国学者Wallace Martin就曾经把“叙事学”定义为“一种了解过去的方法”（“a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the past”）(59)。我希望此次借着分析瞿佑《剪灯新话》的文学性与其时代性，能对“过去”又多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本文原为一篇讲稿，曾在2007年8月30日至31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的“明清叙事理论与叙事文学”国际会议中宣读，今改写增补而成此文。特此声明。）
收稿日期：2008－02－02
注释：
① 有关《剪灯新话》及其跨国界的文化影响，可参考拙作：Kang- I Sun Chang,“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ry Knowledge Between M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East Asia:The Case of Jiandeng xinhua,”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CS Conference held at the Universitv of Stoekholm,Stockholm,Sweden,June 11－13,2007.(See http:naesorg.com/stockholmconf)
② 洪武七年，高启和魏观两人同时在南京被斩腰示众。参见李盛华选注：《高启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页。笔者最近发现，乔光辉也认为瞿佑有关《上梁文》的描写乃是受高启案件的启发。见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③ 杜甫：《天末怀李白》。注释请见梁鉴江选注，刘逸生主编：《杜甫诗选》，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第32页。
④ 瞿佑为《剪灯新话》所写“自序”。瞿佑等著，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页。瞿佑：《重校〈剪灯新话〉后序》（1421），见“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剪灯新话》（日本内阁文库藏韩国刻本《剪灯新话句解》上下两卷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页。
⑤ 例如，李庆认为该书初刊于1381年。见李庆：《瞿佑生平编年辑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2期（1994年6月），第164页。但有些学者以为这时的《剪灯新话》仍以抄本流传，并未正式刊行。见薛贞芳、林风：《中国第一部禁毁小说〈剪灯新话〉摭谈》，《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22页。其他另有学者则认为《剪灯新话》的初刊本不会早于1389年，见乔光辉在其《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中的转述（第25页）。
⑥ 见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第192－193页。
⑦ 瞿佑为《剪灯新话》所作“自序”，《剪灯新话》外二种，第3页。
⑧ 有关瞿佑的“自序”和友人为《剪灯新话》所写的“序”，见《剪灯新话》外二种，第3－5页
⑨ 李庆：《瞿佑及其时代——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瞿佑〈乐全稿〉探析》，《中华文史论丛》第5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3页。有关瞿佑的“偎红倚翠”诗风，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瞿长史佑”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册1，第189页。但事实上，早在钱谦益以前，田汝成（1500？－1563）已在他的《西湖游览志余》中用“偎红倚翠”来形容瞿佑的诗体。引自陈田：《明诗纪事》，台北：鼎文书局影印，1971年，册2，第801页。
⑩ 瞿佑：《归田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册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3页。
(11)(14) 李庆：《瞿佑生平编年辑考》，第173、172页。
(12) 瞿佑：《重校〈剪灯新话〉后序》（1421），第7页。
(13) 瞿佑：《归田诗话自序》，《历代诗话续编》，册3，第1234页。
(15) 唐岳：《剪灯新话卷后志》，见《剪灯新话》（日本内阁文库藏韩国刻本《剪灯新话句解》上下两卷影印），第5页。
(16)(17) 瞿佑：《重校〈剪灯新话〉后序》（1421），见《剪灯新话》（日本内阁文库藏韩国刻本《剪灯新话句解》上下两卷影印），第7、9页。
(18) 关于此“重校本”是否及时刊行，学术界仍未得到定论。例如，李庆以为重校本曾于1421年出版。见李庆：《瞿佑生平编年辑考》，第171页。
(19) Willian Nienhauser以为《剪灯新话》之所以被禁，不是因其内容之关系，而是由于该书所带来的广泛影响：William H.Nienhauser,Jr.,“Aspects of a Socic- Cultural Appraisal Ming Short Fiction- the Chine- teng hsin-hua and Its Sequel as Example，”Tamkang Review,10,3－4(Spring- Summer 1980):557－558.
(20) 《明英宗实录》卷90，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1966年，第1811－1813页。
(21)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研究《剪灯新话》的学者，都认为瞿佑的侄子瞿暹迟至天顺年间（李时勉死后多年）才刊行瞿佑的重校本《剪灯新话》，甚至有人以为此重校本一直要到成化初年才刊印。见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话之比较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第54页。
(22) 陈敏政：《乐府遗音序》，见瞿佑：《乐府遗音》，收入赵尊岳辑：《明词汇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03页。据陈敏政的《乐府遗音序》，瞿暹除了刊印瞿佑的《乐府遗音》（1463）以外，早已刊印了包括《剪灯新话》在内的一系列瞿佑书稿，即《兴观集》、《咏物诗》、《剪灯新话》、《集览隽误》等书。而且，他说“其余盖将次第刊之未已也”。另外，瞿佑的《乐全稿》似乎早在1444年已由瞿暹和其兄弟赞助梓行。参见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第195页。
(23) 例如，学者陈大康与漆瑗以为，瞿暹的刊本早在1442年明廷查禁以前就已传入了韩国。见陈大康、漆瑗：《〈剪灯新话句解〉“明嘉靖刻本”辨——兼论该书在朝鲜李朝的流传与影响》，《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第106页。
(24) 见乔光辉：《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第196页。
(25) 参见陶磊：《文人传奇小说的异化——论〈剪灯新话〉的世俗化倾向》，《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总第64期），第83页。
(26) 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50页；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台北：英文汉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72页。有关台阁体的其他定义及其复杂的发展脉络，见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魏崇新：《明代江西文人与台阁文学》，见朱万曙、徐道彬编：《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523－535页；孙康宜：《台阁体、复古派和苏州文学的关系与比较》，见左东岭主编：《2005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0－67页。
(27) 吴承学：《明代前中期散文》，《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28) 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瞿长史佑”条，册1，第189页。
(29) 李庆先生曾经指出，这种诗文的“市民化”乃是中国元代以后的一个重要现象。见李庆：《瞿佑及其时代——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瞿佑〈乐全稿〉探析》，《中国文史论丛》第53辑，1994年，第281页。参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的“序章”，《中国诗人选集·二集》本，岩波书店；并参见Yoshikawa Kojiro,Fiv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1150－1650:The Chin,Yuan,and Ming Dynasties,translated by John Timothy Wixt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9.
(30)(32)(33) 陈大康、漆瑗：《〈剪灯新话句解〉“明嘉靖刻本”辨——兼论该书在朝鲜李朝的流传与影响》，《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第106、107、106页。
(31) 崔溶澈：
，《中國小說論叢》2002年第2期，第31－53页。中文摘要见http:www.dbpia.co.kr/ view/ arview.asp?arid=655705 & pid=791 & isid=30589.（我要感谢刘宁教授的帮忙，让我能顺利在网上找到这篇文章的中文摘要）
(34) 尹春年：《题注解剪灯新话后》，见《剪灯新话》（日本内阁文库藏韩国刻本《剪灯新话句解》上下两卷影印），第14页。
(35) 叶乾坤：《金鳌新话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17期（1968年5月），第219页．参见Kim Kunggyu,“Choson Fiction in Chinese,”in Peter H.Lee,A History of Kore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61.并参见崔溶澈》，《中國小說論叢》2002年第2期，第31－53页。中文摘要见http:www.dbpia.co.kr/ view/arview.asp?arjd= 655705 & pid=791 & isid=30589.
(36) 徐炳嫦：《剪灯新话与金鳌新话之比较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第16页。
(37) 有关金时习的诗句，见崔溶澈：《金鳌新话
板本》（Seoul:KukhaK Charyowǒn
，2003），《金鳌新话朝鲜木板本（尹春年本）全文》部分，第108页。瞿佑的诗句，见《剪灯新话》（日本内阁文库藏韩国刻本《剪灯新话句解》上下两卷影印），第9页。参见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话之比较研究》，第55页。
(38) 崔溶澈（Choe Yong Chul）,“Discovery of KEUMOSHINHWA Printed in Chosun Dynasty and Its Significance”(article in English)，《民族文化研究》第36期，第322－324页。并见崔溶澈：《金鳌新话(J2S90B.JPG)板本》（Seoul:Kukhak Charyowǒn，2003），第9－26页。崔溶澈于1999年在中国大连发现了1564年尹春年所刊行的《金鳌新话》，乃是学术上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在此之前，学者们一致以为最早的《金鳌新话》版本部是在日本刊印的，例如1653年的承应本，1660年的万治本，1673年的宽文本以及1884年的明治本（大豕本）。但崔溶澈的新发现却改变了这个有关《金鳌新话》版本的结论，原来后来的日本刊印本都是根据尹春年的1564年版本而重新排印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Jeongsoo Shin（申正秀）在翻译方面的帮忙，他很耐心地为我把崔溶澈先生书中的“自序”译成英文，让我能充分了解崔溶澈在版本学上的贡献］
(39) 王淑珺：《剪灯三种考析》，“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2年，第158页。有关《御伽婢子》的出版年代（1660），见Earl Miner,Hiroko Odagiri,and Robert Morrell,The Princeton Companion to Classical Japanese Literature (Prine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143.
(40) 王淑珺：《剪灯三种考析》，第154页；Ueda Akinari,Tales of Moonlight and Rain,translated by Anthony H.Chambets,(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2007,P.13.
(41) 李庆：《瞿佑及其时代——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瞿佑〈乐全稿〉探析》，《中国文史论丛》第53辑，1994年，第263页。
(42) 徐朔方、铃木阳一：《瞿佑的〈剪灯新话〉及其在近邻韩越和日本的回响》，《中国文化》第12期，1995年，第152页。
(43) 阮屿：《传奇漫录》，见陈庆浩、王三庆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册，初版：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9页。
(44) 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话之比较研究》，第133、159页。
(45) 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and London: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78),19－23.
(46) 瞿佑为《剪灯新话》所写“自序”，《剪灯新话》外二种，第3页。
(47) 著名的明史专家Frederick W.Mote曾说，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充满“尚武精神”（militarization）的时代：“China's normally unarmed,civilian- led society,as we have seen,underwent a proeess of militarization through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the Yuan dynasty.‘Militarization’as used here means that arms became widely present,and direct recourse to torce came to be a norm in a society whose established patterns were quite different.”(F.W.Mote,Imperial China:900－180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54.)
(48) 叶乾坤：《金鳌新话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17期（1968年5月），第135页。
(49)(51) 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话之比较研究》，第33、132页。
(50) Dominic Cheung,“The‘Chost- wife’Theme in China,Japan,and Korea:New Tales of the Trimmed Lamp,Tales of Moonlight and Rain,and New Tales of the Golden Carp,”Tamkang Review,15,1－4 (Autumn 1984/Spring 1985):151－ 174.
(52) 引自陈大康、漆瑗：《〈剪灯新话句解〉“明嘉靖刻本”辨——兼论该书在朝鲜李朝的流传与影响》，《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第106页。
(53) 参见陈美林、皋于厚注释《新译明传奇小说选》的“导读”，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第5页。
(54) 在戏剧方面，例如明人周朝俊的传奇《红梅记》即受瞿佑《绿衣人传》的影响；叶宪祖的杂剧《渭塘记》即改编瞿佑的《渭塘奇遇记》而成。参见陈美林、皋于厚注释《新译明传奇小说选》的“导读”，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第163、65页。
(55) 参见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话之比较研究》，第58－59页。
(56) 赵景深：《剪灯二种》，《文学》第1卷第3期（1934年7月），第389－394页。
(5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08页。
(58)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台北：华正书局，1982年，第932页。参见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话之比较研究》，第109页。
(59) Wallace Martin,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v Press,1986),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