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发展思路的收入分配理论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发展思路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收入分配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有关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结构主义文献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继续沿用传统的结构主义方法探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机制；另一种类型是侧重于讨论有关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性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进一步深入探讨收入分配不平等机制
1980年，H·B·钱纳里在他的论文《贫困与进步：发展中世界的多种选择》中评价了战后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他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往往强调“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这种一味强调增长速度的战略有它的缺陷，这就是，增长带来的利益通常集中于经济中的现代部门，由此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往往导向政治冲突。因此，另一种关于进步的观点是把重心更多地放在实现社会平等和减少贫困方面，其中增长被当做一项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他以增长和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将发展中国家处理这两者关系的模式划分为高增长导向的模式（如巴西和墨西哥）、平等导向的低增长模式（如斯里兰卡）、与平等相伴随的迅速增长模式（如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南斯拉夫）三种类型。他认为，降低全球贫困这一目标面临着三大约束，即各国目标的多样化（如不少国家减少贫困的目标常常服从于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目标）、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资源转移的范围受到限制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他又认为：“减少贫困只有通过三种渠道，即改进收入分配、加速增长和使人口增长更迅速地下降。”
I·阿德尔曼和S·罗宾逊在1989年合作为《发展经济学手册》而撰写的综述性论文《收入分配和发展》中表明，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所依据的“涓滴效应”假设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家对历史的误解基础上的，这些经济学家忽略了19世纪工业革命中不平等愈益增大的特征。该假设认为，当穷人的条件改善时，增长会对发展中国家中的最穷者施加影响，正如20世纪增长对发达国家中的穷人施加影响的过程那样。”该假设还隐含地排除了制度改革（如工会的发展和有关福利的立法等）对于收入分配的意义等问题。在提出“涓滴效应”假设的年代，由于缺乏关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贫困和失业的数据，在当时无法对增长的利益“涓滴到”（trickling down）穷人身上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进行检验。I·阿德尔曼和S·罗宾逊用结构主义方法探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收入分配的趋向，证明无论是在工业化开始阶段还是在工业化充分展开的阶段，都没有显现出收入分配自动改进的趋向，因此，客观上存在着S·库兹涅茨“倒U曲线”，但在结构转变的后期阶段上，不平等趋向是否下降则取决于各国所实行的有关政策。他们认为，有两个要素决定了不平等趋势的存在：一个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部门间收入缺口的扩大致使“低收入的汪洋大海中出现某个高收入的岛屿”成为不可避免；另一个是部门内的种种变动造成收入缺口的扩大。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不采取相关政策战胜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倾向，则会导致规模分配（the size distribution）随时间推移而恶化。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揽子结构主义的政策建议，如增长前实行再分配要优于在增长过程中实行再分配；提高穷人所拥有的主要资产的劳务价格以增加其生产率；对穷人进行教育投资，扩大人力资本所有权，使他们获得更有生产率的就业职位；增加对灌溉及排水设施等在土地上的投资，同时向穷人直接提供相关的互补性资源；实施旨在有利于穷人的价格战略在使穷人增加其可获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同时提高其收入；实施包括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制度化改革；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推行旨在扩大对劳动密集型部门产品的国内需求并增加其出口的就业增长战略等。此外他们还指出，国内不平等比国际不平等更重要，但无论是国内不平等还是国际不平等的下降，都将起减少贫困的作用。
R·普雷维什在1981年出版的《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指出，传统新古典理论认为，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将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扩散到整个社会，如果这一结果没有发生，则应归咎于市场不完善、政府的扰乱性干预、工会与政治权力对市场机制的破坏等，否则经济体系将达到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各种要素的报酬会根据其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而自动做出调整。他从三个不同角度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第一，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造成收入不平等。当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时，生产率增长的成果或多或少会由国内向外转移；当出口产品是初级产品时，由于这类产品同进口的多样化产品相比价格相对恶化，于是，生产率增长的成果就趋于流往国外。第二，以竞争原理为依据的每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该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所决定的推论无法解释收入不平等。竞争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新古典体系中只有通过竞争才会走向均衡。但是，竞争既包括在生产中雇佣劳动力的企业之间进行竞争，也包括渴望找到工作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问题在于，在低技术层次上所就业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越低，对于那些专业水平相同但在高技术层次上被吸收的劳动力来说，越加难以根据其平均生产率的增加而相应地提高其边际生产率和报酬，这是在生产率低的技术层次上就业的劳动力彼此之间进行竞争的必然结果。这种竞争是一种“社会倒退性竞争”：“专业化程度低或者缺乏专业训练的劳动力越多，这类竞争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既然有大量劳动力未被吸收、劳动力的报酬及其产品的价格就无法提高。第三，同剩余本身的性质有关。在普雷维什的术语中，“剩余”指的是生产率增长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结构性现象”。由于外围“社会结构的混杂性”，这部分剩余没有转移到广大劳动者手中，而是“主要被集中了大量生产资料的、社会结构的上层所占有”。占有与分享剩余的这种机制是“外围”国家所固有的。总之，普雷维什强调，市场远非经济的最高调节器，对收入分配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市场背后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作用。市场不能改变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收入分配权力关系的因素恰恰是从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分配远远不符合——如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设想的——个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
二、对收入分配功能性效应的分析
L·泰勒认为，“发展不是一个平衡与和谐的过程”。从这一点出发，他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收入分配、通货膨胀和增长：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讲义》中指出，为了反映第三世界国家收入分配所具有的“建立在经济的制度结构基础上的扩大的功能性分配”（extended functional distribution）的特征，需要建立起结构主义收入分配的系列模型，以表现出储蓄倾向、消费与投资行为、资产选择以及对价格形成的支配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所不同。在他的分配矩阵中，他描述了一系列受结构因素影响并具有行为特征的“角色”：从成本补足定价（markup pricing）中获利并且在承担项目投资时其费用大于其储蓄流（savings flows）的非农业厂商；获取被分配利润、利息及其他金融收入，在其资产上得到资本收益或蒙受资本亏损而且其储蓄大于其投资的食利者；在短期内从名义上确定的工资中获取收入，备有储蓄但储蓄不多，在增加工资之后将考虑如何对失业和通货膨胀做出调整并且同厂商进行斗争的工人；储蓄率往往很高但其收入随有伸缩性的价格运动而急剧波动的农业家；得到剩余收入流，但因基本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受苦，储蓄率低并常常是负储蓄的城乡“边缘人”（marginals）；在财政、公共投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起作用的国家，以及作为自变量而被引入并且扮演重要角色的外国人。在他的矩阵中，“任何角色可以达到的运行空间均取决于被研究的经济的制度与历史”。
D·雷伊在他1998年问世的教科书《发展经济学》中强调，市场不存在或者市场功能不足（the absence or underfunctioning of markets）不仅在于“创造了广泛的外部性”，还在于“消失的市场（missing markets）具有一个基本含义，这就是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在许多发展难题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例如：不平等对于诸如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以及其他经济绩效指标具有重要的含义。
P·巴丹在他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完成的一系列著述中，从不同角度批评了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内的新古典主义者在涉足收入分配领域时所暴露出来的理论缺陷。第一，“居于主流经济学许多内容核心部分的有关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在许多场合是错误的或者说被夸大了”。他认为，虽然有利于穷人的增加平等的政策在严重地破坏效率的前提下不可能维持长久，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效率与平等并行不悖的实例，特别是当市场失灵（就像在信贷和保险市场上常见的那样）阻碍了摆脱贫困的出路时，这类实例并不少见：当穷人因为面临着资本市场（由于借款人缺乏担保品）和土地市场（当少数土地寡头占有了土地和水资源时）的种种障碍而导致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潜力急剧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国家实行再分配改革，其中的某些改革可能将提高生产率，提高资产贫困（the asset-poor）的那一方履行义务的信誉，并且创造出从社会意义上来看更有效率的产权”。第二，抨击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增长对穷人具有“涓滴效应”的说法。结构主义者通常强调，现有制度会使得与增长相伴随的不平等得以强化和持久化，关键在于富人与穷人接近资本的途径有很大不同。此外，初始禀赋和“关系”（connections）的不平等将导致来自人力投资和迁徙的收益不平等以及就业准入障碍的差异，进而带来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富人们可以更好地利用生产、销售和其他交易成本中的规模经济，甚至可以利用在动员资金方面的规模经济。即使在经济增长中，某些类型的增长显然也不会有助于穷人，例如工业化和商业化中的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项目在收入分配上的负效应会拖延改进非熟练工人和无产者贫困状态的过程；递增收益条件下增长的向心力会把落后地区的资源抽走；对环境具有大规模破坏作用的开发项目会剥夺穷人传统的居住地和他们接近公共资源的机会等。在大多数这类情况下，“获益者可能会向受损者提供补偿，但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获益者很少这样做。”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能够帮助穷人的最重要的方式是扩大生产性和赢利性的就业机会；此外，一些通过改进资源利用配置效率的政策一般而论也会有助于穷人，例如，如果一国的农业部门是由大量的将其产品大部分投入市场的小农所构成的话，使贸易条件朝着有利于农业部门的方向转变无疑将有助于穷人。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相信制度变迁的基本源泉在于相对价格发生根本性和持续性的变动，由此导致交易的一方或双方会觉得在可供选择的合同和制度安排之下其境况得到改善，因此，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仅仅“把注意力仍然放在改进配置效率的制度上”。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经济分析中，“改进效率的制度变迁问题实际上无法同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变迁的问题分离开来。”他们的做法无助于透彻地解释同收入分配有关的集体行动、讨价还价等问题。第四，批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环境资源被过度利用和环境恶化归结为对地方性公共资源的私人产权界定不明晰的说法。他认为，将公共财产资源私有化，特别是表现为对穷人实行剥夺形式的私有化将带来严重的分配后果。这将造成两个方面严重的低效率难题：一是私有化典型地使讨价还价能力有利于获得产权的那一方，而当私有化被那些失去产权的人认为是不公正时，将会导致这些人不负责任及破坏活动，最终使包括新的产权拥有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境况恶化；二是大部分私有产权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可交易性，而可交易性可能会使在某种资源受益人之间长期所建立的信用受到破坏。
三、简评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结构主义者所阐述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是围绕收入分配机制而展开的，换言之，结构主义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新古典主义者全面介入发展经济学领域以及新古典思路在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的微观领域、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就使得结构主义者同新古典主义者之间的理论论战在这些领域内全面展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构主义者在推进这一思路的其他理论的同时，也大大地发展了它的收入分配理论。笔者把结构主义者在推进其收入分配理论过程中为发展经济学所做的理论贡献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促使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改变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的某些结论。众所周知，标准的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隐含在边际生产率理论之中。传统的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不管是采用部分均衡还是一般均衡方法，都具有静态分析的特征；这一理论坚持认为，市场体系势必趋向均衡，收入分配将与每种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相一致。结构主义者则不然，他们承认要素市场上存在着结构性非均衡的可能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将使得用于不同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其各自收入会有很大差别。由于长期理论论战所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以及理论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等原因，近年来在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中也表现出某种贴近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倾向。例如：以研究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而著称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G.S.菲尔兹写道，经济发展的任务在于提高可供选择的机会即“选择集”。当发展中世界的穷人拥有更好的选择机会时，他们所作的选择将导致他们享有更好的结果，进而提高其生活水准。
第二，推进了结构主义思路制度分析的理论传统。结构主义者强调的是制度刚性的一面，认为制度刚性如同结构刚性与技术刚性一样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因此，他们尤为重视解决争端的各种制度。新古典主义者则专注于讨论市场经济中高度有选择性的特定制度，延续着新古典传统的新制度学派更是突出制度的人格特征。新制度学派还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表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向外扩张，因此，制度可决定经济运行离生产可能性边界有多近。从总体上说，包括新制度学派在内的新古典思路呈现出“收紧”（tighten up）的特征，这表现在即使在分析经济发展时，也仍然在考虑相对价格对于放松个人选择集的约束有何意义等这类是“松”还是“紧”的问题。相反，结构主义思路的理论传统却显现出“放宽”（widen out）的特征。
第三，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结构主义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具体化，而且也使改进收入分配的具体措施具体化。实际上，结构主义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涉及收入分配整体上的平等问题，另一个则专门涉及如何改进穷人境况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思路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它的政府干预理论的必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