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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绿色革命的背景和含义
印度1947年独立以后，一直面临粮食短缺难题。尤其是60年代初期，旱涝等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作物连年欠收，广大农村面临着贫穷与饥饿的威胁；同时，印度从“二五”计划（1956～1961年）开始贯彻大力发展工业的政策，使商品粮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粮食缺口愈来愈大。从1961年开始，印度的粮食进口量迅速增加，当年进口349万吨， 1964年增加到626万吨，1966年达到了1034万吨。 这一局面迫使印度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粮食问题。
印度的绿色革命是指在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约20年的时间中，印度农业所发生的一场以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综合农业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的显著特点，是以提高粮食产量、实现粮食自给为主要目标；以引进推广优良品种、合理实施农田灌溉、正确使用化学肥料、鼓励采用农业机械、及时防治病虫杂草为主要技术支撑；以增加农业信贷、完善乡村公路网络、建立农村市场体系、实现农村电气化为主要经济投入；以国家的优惠政策（如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等）和政府的组织、管理与协调为基本保障体系。通过相关行业的同步配合和对各个环节的精心协调，从而完成了印度农业史上这样一项令世人瞩目的庞大系统工程。
二、印度绿色革命的成就
持续近20年的这场绿色革命，使印度的农业生产实现了一次飞跃。一方面，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和推广利用，使农作物总产量和单产水平获得了显著提高；另一方面，绿色革命的推进，加速了人们对农业新技术的认识和观念更新，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和支持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归纳起来，印度绿色革命的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1965-1966年度（绿色革命开始时）印度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为0.72亿吨，绿色革命成功后的1983-1984年度，其粮食产量实现了翻番，总产达到1.524亿吨。不仅解决了7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而且粮食自给有余。1984年印度政府宣布向非洲的干旱灾区捐赠10万吨小麦，这一善举象征性地向世界展示了印度绿色革命的卓越成就。同期印度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变化如下：
（1）水稻总产由3060万吨增加到6010万吨，增长96.4%； 单产由630 kg/ha（公斤/公顷）提高到1457kg/ha，提高了131.3%。
（2）小麦总产由1040万吨增加到4548万吨，增长337.3%；单产由830kg/ha提高到1843kg/ha，提高了122.1%。
（3）玉米总产由480万吨增加到792万吨，增长65.0 %； 单产由1010kg/ha提高到1352kg/ha，提高了33.9%。
（4）高梁总产由760万吨增加到1192万吨，增长56.8 %； 单产由430kg/ha提高到725kg/ha，提高了68.6%。
（5）珍珠粟总产由380万吨增加到773万吨，增长103.4%；单产由310kg/ha提高到653kg/ha，提高了110.7%。
（6）食用豆类总产由990万吨增加到1289万吨，增长30.2%；平均单产由440kg/ha提高到548kg/ha，提高了24.6%。
2.油料和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得到了同步增长。
1965～1966年度印度全国油料产量为640万吨，1983～1984 年度增加到1269万吨，增长98.3%。同期主要油料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情况如下：
（1）油菜和介菜籽总产从130万吨增加到261万吨，增长100.8%；单产从450kg/ha提高到673kg/ha，提高了49.6%。
（2）花生（果）总产从430万吨增加到709万吨，增长64.9%； 单产从550kg/ha提高到940kg/ha，提高了70.9%。
（3）芝麻总产从40万吨增加到56万吨， 增长 40.0 %； 单产从170kg/ha提高到254kg/ha，提高了49.4%。
（4）亚麻籽总产从30万吨增加到45万吨，增长50.0 %； 单产从190kg /ha提高到299kg/ha，提高了57.4%。
（5）蓖麻籽总产从10万吨增加到41万吨，增长310.0 %； 单产从200kg/ha提高到649kg/ha，提高了224.5%。
（6）棉花总产（皮棉）从82.5万吨增加到144.6万吨，增长75.3%；单产从100kg（皮棉）/ha提高到196kg/ha，提高了96.0%。
（7）黄麻总产从80.6万吨增加到113.9万吨，增长41.3%；单产从1060kg/ha提高到1498kg/ha，提高了41.3%。
（8）茶叶总产从36.6万吨增加到58.2万吨，增长了59.0%。
（9）咖啡总产从6.4万吨增加到11万吨，增长了71.9%。
（10）橡胶（天然干橡胶）总产从5.1万吨增加到17.5万吨， 增长了243.1%。
（11）马铃薯（印度将马铃薯作为蔬菜作物统计）总产从407.6 万吨增加到1215.2 万吨， 增长 198.1 %； 单产从 8510kg/ha 提高到15305kg/ha，提高了79.9%。
（12）香蕉总产从327.1万吨增加到464.8万吨，增长了42.1%。
（13）甘蔗（蔗杆）总产从1.24亿吨增加到1.74亿吨，增长了40.3%；单产从45000kg/ha提高到55978kg/ha，提高了24.4%。
3.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推广面积大幅度增长。
作物高产品种的覆盖面积由1966～1967年度的180万公顷， 增加到1983～1984年度的5374万公顷，同期高产品种覆盖率（高产作物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比率）从2.3%上升到53.7%。其中， 水稻高产品中覆盖率从2.5%上升到52.7%，小麦从4.2%上升到78.6%，高梁从1.1 %上升到32.1%，珍珠粟从0.5%上升到45.8%，玉米从4.1%上升到32.6%。
4.农田灌溉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作物灌溉面积由1965～1966年度的3090万公顷，上升到1983～1984年度的5420万公顷。作物灌溉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百分率由19.9%，提高到了30.4%。
5.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服务体系得到快速发展和完善。
包括农田水利、农村电气化、农业信贷、农村公路、农村市场、农业机械、农业科技与教育、农业技术推广等多因素在内的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支持服务体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印度农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奠定了物资和技术基础。这些因素既是绿色革命的重要成果，又是促使绿色革命成功的巨大动力。
6.绿色革命的实施，导致了人们对待农业科学技术的观念上的深刻变化。
绿色革命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一方面使印度官方领导层认识到，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包括粮食在内的一系列农业问题，从而奠定了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振兴农业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使印度农民尝到了依靠科技增加产量的甜头，从而形成了自觉应用农业新技术的科技兴农意识。
三、印度绿色革命成功的主要因素
1.新技术的全面推广和农业投入的大幅度增加是绿色革命成功的基础。
印度的绿色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业技术革命，它促使印度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过程中的一次飞跃。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包括良种技术、灌溉技术、施肥技术、农机技术和植保技术在内的一整套农业新技术，彻底改变了印度农民的传统耕作方式，加上政府从资金和物质投入上对农业的大力倾斜，使得印度的农业获得了飞速发展。作为印度绿色革命的基础，技术和投入二者缺一不可，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有关技术和投入在印度绿色革命中的作用将分别阐述。
2.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和政府的组织与协调是印度绿色革命成功的关键。
1947年印度独立之时，虽然号称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当时全国粮食总产5100万吨，无法满足3.61亿人的吃饭问题，政府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决策领导层对农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1966年元月英·甘地出任印度总理之后，为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她在1966年4 月召开的一次各邦首席部长和农业部长会议上强调：“除非我们在近几年内提高农业产量，实现粮食自给，否则我们就无权说印度是一个自由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大国。”这表明了她解决贫粮问题的决心，也确定了英·甘地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的宏观新策略，从而为绿色革命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为了确保发展农业的新策略顺利实施，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如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优惠价格政策等；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全国性、区域性或专业性计划。其中包括：
（1）为解决无土地家庭就业问题而设立的“劳动口粮”计划（FWP），“六五”计划期间发展为“国家农村就业计划”（NREP）；
（2 ）安抚救济受灾地区与优惠支持丰收地区“两手抓”的“干旱与饥慌管理体系”；
（3）旨在提高农民素质、 传递农村所需技术和信息的“农业科学电视教育计划”（KDP）；
（4）旨在示范和推广各种农业新技术、 增加农业投入的“集约农业区域计划”（IAAP）；
（5 ）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指令性区域开发计划”（CADP）；
（6）以示范和推广农业技术、 培训农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示范计划”、“实用研究计划”、“从实验室到田间计划”、以及“农村职业基础培训计划”等。
这些计划和政策的组织与实施，有力促进了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充分显示了政府的组织和协调职能在印度绿色革命中的关键作用。
3.国外粮食作物新品种和品种资源材料的引进、改良和推广利用，是印度绿色革命导致粮食总产翻番的决定因素。
“集约农业区域计划”的实施结果表明，印度国内的最优水稻和小麦品种在供肥充足时，可以增产20%～30%，但在高肥水平时，因倒伏和病虫害增加而导致减产。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印度科学家不得不开始了探索具有矮秆、耐肥和高产特性的新型粮食作物优良品种的艰巨工作。
（1）国外小麦品种的引进、改良和推广。
日本的“农林10号”（Norin 10）小麦品种是一个优良矮秆基因源。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于1961年率先利用这一矮源，在非日本国土上育成了第一个带有“农林10号”矮秆基因的高产矮秆小麦品种，敏锐的印度科学家及时设法引进了该品种，但却因其冬性太强不适合印度种植而告终。
60年代初印度科学家在国际小麦锈病观察圃内偶然发现二个来源于墨西哥的矮秆春小麦材料在印度表现良好，并进而得知这些材料系由美籍科学家Borlaug博士在墨西哥育成。 于是印度政府迅速采取了两个果断措施：
一是农业部及时邀请Borlaug博士访印， 并索取优良小麦品种材料，供本国科学家研究利用。Borlaug博士于1963年3月访印成行后，随即向印方赠送了100 公斤良种（包括矮秆和半矮秆品种以及 613个高世代优良品系的种子）。正是利用这些国外引进材料，印度科学家进一步进行选择和改良， 迅速选育出了适合本国种植的高产矮秆小麦品种， 如 “Kalyan Sona”、“Sonalika”、“PV18”等。 其中由旁遮普农业大学育成的“ PV18 ”平均单产 4690kg/ha ， 比当时的最优地方品种 （3291kg/ha）增产42.5%，其最高小区单产达6914kg/ha，增长1倍以 上。
二是大量进口墨西哥小麦良种，直接供给农民种植。在印度科学家致力于改良引进品种材料的同时，印度政府（农业部）则在筹集贷款，大量进口墨西哥小麦矮良种，1965年进口量为250吨，1966年达18000吨。此举使印度的小麦矮秆良种面积从1964年4公顷剧增到了1971年的400万公顷。
大量推广小麦矮秆新品种的结果，使得印度全国小麦平均单产20年中提高了1.2倍， 而在小麦新品种利用成效较大的西孟邦（原非小麦产区），仅绿色革命开始后的六年中，小麦单产就增长了1.8倍。
（2）水稻高产矮秆品种的引进、改良和推广。
196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育成了水稻良种“IR8”，1967 年IRRI便与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印度农业研究的最高组织机构）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达成协议，参与印度水稻改良的合作研究工作。这一合作项目的开展，一方面使IRRI优良品种“IR8”迅速地引入了印度，到 1969-1970年度，“IR8”已经成为印度水稻的主栽品种；另一方面， 印度科学家以“IR8”和其它从IRRI引进的水稻优良品种材料为基础， 很快就育成了或产量高于IR8、或米质优于IR8、或熟期早于IR8 的水稻新品种“Jaya”、“Padma”和“PR106”等。在此之后，通过“全印协作水稻改良计划”的实施，选育出了适应不同栽培条件或具有不同抗性和品质特点的系列水稻良种，有力地促进了印度的水稻生产。例如，在水稻优良品种推广受益最大的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开始后的十年中水稻总产增长了4.2倍， 从而使这个不以大米为主食的邦成了中央粮库的主要贡献者。
（3 ）其它粮食作物品种的改良也都或多或少地利用了国外优良资源以及人才和技术。
一是针对美国杂交高粱品种的优势， 由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与Rockefeller基金会合作，在印度设立“加速杂交高粱改良项目”， 于60年代中期育成了高粱杂交种“CSH 1”和“CSH 2”，单产达到4000-6000kg/ha，比地方对照品种增产60%～80%； 二是引进美国珍珠粟雄性不育“Tift23A”，于60 年代中期育成了适合全印种植的珍珠粟杂交品种“HB1”，其产量达2500kg/ha～3000kg/ha， 比当时最佳常规品种的单产（1200kg/ha）翻了一番还多； 三是在玉米育种长期徘徊不前的情况下，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决定邀请Rockefeller 基金会的二位著名玉米育种家到印度指导育种工作，并从美国、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家引进了大量的玉米育种材料，终于育成了高产玉米杂交种“Ganga1”、“Gang101”、“Ranjit”、“Deccan”和“Hi-Starch”等； 四是充分利用设在印度境内的“国际半干旱热带地区作物研究所”（ ICRISAT）的人才、技术和资源优势，大量引进和应用该所在高粱、珍珠粟、鹰咀豆、花生和木豆品种改良与栽培方面取得了最新成果，对促进印度粮食作物生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完善农村信贷服务体系，保障农业资金投入。
绿色革命为印度的农业带来了新技术，但绝大多数小农户和边远地区的贫穷农户却无力出资采用这些技术。因此，为农民提供足够信贷资金，便成了推广新技术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为保障农民及时获得信贷资金，并鼓励经济基础薄弱的小农户和边远地区贫穷农户积极使用信贷资金发展生产，从而促使绿色革命向纵深发展，印度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建立新的农村信贷服务机构和管理机构， 扩大信贷服务范围。
一是成立“全印农村信贷评价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研究农村信贷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和依据。其中，被政府所采纳的重要建议包括：在各邦成立小农户发展局，扶持小农户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农业筹资开发公司”的服务范围，重点提供灌溉打井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中、长期贷款；成立“农村电气化公司”，改善农村用电条件等。二是由各商业银行联合创建“农业信贷公司”，主要支持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优先项目，并提供咨询服务。三是成立“信贷担保公司”，为农村信贷提供担保服务。
（2）整顿和完善原有农村信贷服务体系，提高信贷服务质量。
一是整顿和重组“农业信贷合作社”。作为信贷服务的最基层单位，村级农贷社发展很快，50年代初村级农贷社数目为10.5万个，社员 441万，流动资金3.73亿卢比，60年代末发展到16.8万个，社员2917万，流动资金81.22亿卢比。 村级农贷社数量的剧增虽然为农民提供了方便，但也带来了资金分散、流通不畅等问题。为此，印度政府从第四个五年计划（1969年）开始整顿和重组，到1971-1972年度村级农贷社数量下降至15.7万个，但社员增至3210万，流动资金增加到了127.62亿卢比，有效提高了农贷社的服务质量。二是实行商业银行国有化，增强其对农业的服务职能。1969年首先对14个主要商业银行国有化，使其增加对农业的贷款额。此举使商业银行对农业的信贷额迅速上升，5 年内增长了两倍多（1969年为18.8亿，1974年达61.8亿卢比）。三是增加印度中央储备银行对农业的信贷。为了保证农村具有足够的资金引进和采用绿色革命带来的新技术，中央储备银行通过县级合作中心银行和初级农贷社增加对农业的贷款力度，1973～1974年度的农业贷款额已达61.87 亿卢比，比50年代初（1951年0.3亿）增长了205倍。
（3）采取优惠信贷措施， 扶持小农户和边远地区贫穷农户发展农业生产。
一是限定每个农户的最高贷款数额，以免使有限的农业信贷资金全部流向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大农户。二是简化农贷手续，在一定的贷款额度内取消抵押担保，以鼓励贫穷农户积极使用贷款，改善生产条件。三是为贫弱小农户提供低息贷款。四是对确因贫困而难以及时还贷的农户，在前一次贷款的偿还额已达到90%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新的贷款；五是实行分期还贷，并降低首次还贷的金额；六是延长贷款期限，为贫弱农户提供还贷的缓冲时间；七是在农村信贷机构中，规定向贫弱小农户提供贷款的最低比例。由于上述措施的保证，农贷社提供的农贷资金中，弱小农户所占的比重达到了40%以上。
各个渠道的信贷资金，为农村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期限在15个月以内的短期贷款主要供给农民购买良种和化肥；5年以下的中期贷款主要供给农民打（灌溉）井、 改良土壤和牲畜配种等；5年以上的长期贷款则主要用于购买土地和农机具、 以及农田灌溉、土壤保护和农村电气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5.大力提倡使用化肥和农药，确保作物良种稳产高产。
优良新品种的推广，需要化肥保证其高产，需要农药保证其稳产。绿色革命一开始，印度政府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致力于改变农民几乎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的传统农业观念。
从绿色革命前后化肥用量的变化来看，印度全国的化肥总用量从78.5万吨（N57.5万吨，P13.3万吨，K7.7万吨）增加到771万吨（N520.5 万吨，P173万吨，K77.5万吨）增长了近9倍；全国平均每公顷的化肥用量由4.5kg增加到了43.4kg，增长了8.7倍。而绿色革命成效最显著的旁遮普邦，同期每公顷化肥用量从6.3kg增加到了127.8kg，增长了19.3倍，这也是该邦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1）采取国内生产与国外进口相结合的办法， 解决农民对化肥的需求，并且对化肥实行法定价格，严格控制和管理。
印度独立时，其化肥工业刚开始起步，生产厂家少，产量低。全国的化肥用量为氮肥（N）35000吨，磷肥（P）4400吨，钾肥（K）1800吨，印度北部地区的农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化肥。随着绿色革命的推进，农民愈来愈认识到使用化肥的增产潜力，因而化肥需求量急剧增加。对此，印度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大力筹资兴建化肥厂，增加化肥的自身供给能力，使绿色革命前后的国内化肥年产量从34.4万吨（其中N肥23.3 万吨，P肥11.1万吨）增加到453.3万吨（其中N肥348.5万吨，P肥104.8万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2.2倍，有效地缓解了化肥紧缺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化肥生产量毕竟有限，因此印度政府每年均从国外进口化肥，以便有足够的肥料来保证新品种充分发挥其高产潜力。绿色革命前后，印度化肥进口量从41.3万吨增加到362.6万吨，增长了7.8倍，其中，钾肥全部靠进口。
（2）立足国内生产，确保农药供给。
新品种的引进和化肥用量的增加，也同时导致了作物病虫害的增多。为此，印度政府一方面致力于对病虫灾情进行调查研究，以便为农民防虫治病提供科学依据。1966～1972年先后组织了全国性的小麦和水稻病虫害监测工作，并于1969年开始设立各级植物病虫害监测站，为农民及时防治病虫害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把农药作业作为关键和优先作业，鼓励国内企业尽可能提高农药产量，取得了显著效果。1954年印度的农药产量仅为432吨，1970年达到了2600吨， 绿色革命成功时已上升到了55000吨，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少数特殊品种需少量进口 ），而且部分出口，成为净赚外汇的行业。
6.注重开发地下水资源，改善农田灌溉条件。
通过建造管井来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是印度农田水利建设的一大特色，并被认为是导致绿色革命成功的一项关键投入。由于地下水灌溉具有方便、及时、省水，不必建筑沟渠、堤坝和水库，可降低地下水位等优点，加上当时在建的大型地表水灌溉工程无一不面临着延长工期和突破预算的困境，因此，印度政府从60年代中期（绿色革命）开始，一方面大力投资打井，充分利用地下水灌溉农田，另一方面继续抓大型灌溉工程建设。为了加强地下水开发的组织管理，印度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央地下水委员会”，制定了“地下水勘探与监测计划”，并组织各级银行和信贷机构为打井提供优惠贷款，对农村用电实行价格补贴和农业用电免税等措施，鼓励农民打井抽水，灌溉农田。到70年代末，全印度已拥有管井700万口以上，地下水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比例也由60 年代初的29.6%上升到了46.3%，其中管井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0.6%猛增到了70年代末的24.2%。灌溉条件的改善， 有效地供给了高产新品种的水分需求。
7.扶持农村电气化和机械化建设，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农村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是绿色革命顺利推进的重要环节。新品种推广导致了复种指数提高，为了抓速度、抢季节，以机械作业代替牛工作业势不可挡，而提水抗旱，机械脱粒等农机作业对农村用电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以下二项措施得到了印度政府的赞同和支持。
（1）立足本国农机生产，适当进口调剂不足， 保障农机市场货源充足。
印度独立时，农机行业可谓一穷二白。以拖拉机为例，1947年全国拥有量仅5000台，到1962年才具有自己生产拖拉机的能力，当年仅生产880台。为提高农机国产能力，印度政府组织农机科研和试制攻关， 引进国外样机和技术，鼓励国内发展农机制造业，使农机国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以拖拉机为例，1966～1967年度产量为8816台，而一年之后的1968～1969年度上升到了年产15466台，增长了75.4%； 到绿色革命成功时的1984年，年生产能力达到76173台，已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 由于国内生产能力的增加，从1978年开始，印度已不需再进口拖拉机。
绿色革命初期，农村对拖拉机的需求增长迅猛，尽管国产能力连年增加，但仍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为此，印度政府及时批准适量进口，弥补国内供给之缺口。在1969 ～ 1972 年三年中， 印度共计进口拖拉机43517台，占印度独立以来进口拖拉机总数的58.8 %（印度从 1961 -1979年共进口18年，累计进口拖拉机73956台）。
农用水泵、收割机、脱粒机等农机具的生产和利用，在印度中央和邦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均得到了同步发展，对提高劳动生产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统计，若以使用牛工作业的农户的作物单产（以高粱、甘蔗、水稻、 小麦、 珍珠粟和棉花六种作物平均单产为基数）为100kg/ha，则雇用拖拉机作业的农户为111kg/ha，而自己拥有拖拉机的农户为125kg/ha，分别相差11%和25%；就每公顷作物的产值来看，若以牛工作业的农户为100卢比，则雇用拖拉机作业的农户为131卢比，而拥有拖拉机的农户为163卢比，分别相差31%和63%。 上述结果证明了农机应用对绿色革命的重大贡献。
（2）增加财政投资，改善家村用电条件。
60年代中期印度遭受严重干旱，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愈加明显，从而导致了印度农村电气化观念上的转变——从以村民用电为目标转为以农村提水灌溉为目标。这一转变使农村通电水泵数目剧增，1966-1969年3年中，全国新增加通电的水泵50 万台，这一数目超过了1966年以前累计通电的水泵总数，3 年中的农村电气化投资额也超过了1966以前的累计投资总额。
为了加快农村电气化进程，以保证绿色革命的顺利推进，印度政府于1969年成立了农村电气化公司。从此，印度的农村电气化计划得到了中央政府预算上的支持。“四五”计划（1969～1974年）对农村电气化计划的投资达到了661.7亿卢比，成为农村电气化建设的高潮时期，5年中农业生产用电的比例从9.3%上升到了12.6%。到80年代初， 印度已有43.4%的村庄通电，64%的农村人口用上了电，以电为动力的灌溉水泵数目达到了397万台。其中， 旁遮普邦和哈里亚那邦的村庄通电率达到了100%。
8.建立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体系，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
在建立保护价格体系之前，印度农民种粮和经济效益很低。由于农户缺乏贮藏设施，粮食作物收获之后只得立即售出，中间商人便乘机压级压价，盘剥农民，使得农民根本无积极性投资发展生产，从而成为绿色革命的一大障碍。为解决这一难题，在经过印度政府内阁成员的激烈辩论之后，由总理作出了实行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的决策，并成立了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的研究和执行机构——农业价格委员会和印度粮食公司，前者主要负责研究各种农产品的价格结构，并为中央政府制定保护价格提供决策依据；后者的职能是负责全国的粮食收购、贮藏、运输、调配、销售和贮备，是农产品保护价格的直接执行者。其主要目标是保证生产者获得合理的保护价格，保证消费者的粮价不致于过高，避免粮价的大幅波动，降低邦与邦之间的粮食价差异，获得国家所需的粮食贮备。
农产品保护价格首先在粮食作物上实施。印度政府每年对粮食价格进行评估，并根据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幅度，相应提高下一年度的粮食收购价格，从而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因此，印度人认为实施粮食保护价格政策是绿色革命成功的重要环节。
为了确保农民真正获得粮食保护价格，同时稳定粮食销售价格，印度粮食公司和各邦的销售公司在全国设立了众多的粮食收购站和平价粮店，农民可从执行保护价格的粮食收购站获得实惠，消费者也能从控价粮店中以平价买到口粮，此乃绿色革命期间印度粮食购销之特色。
9.强化农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成果推广，满足绿色革命的技术需求。
1947年印度独立之时，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工作基础十分薄弱，全国仅有17所农学院（没有农业大学）和9 个农业研究所（实验室）。农技推广不仅极为薄弱，而且处于无组织状态。1947～1965年间，印度共建立了6所农业大学和10个研究所， 而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农业教育和科技机构，在绿色革命一开始便显示了巨大的作用。以1963年建立的旁遮普农业大学为例，它既是各种农业新技术（如新品种、新农机、新农药、新栽培技术等）开发的先驱，又是这些新技术的直接推广者，每年举办农民培训一般说来250次以上，培训农民超过8000人， 从而以“亚洲最大的农民培训中心”而闻名。农业大学在新技术开发和推广方面的强大优势，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普遍承认，于是印度政府提出了在每个邦至少建立一所农业大学的目标。
由于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工作得到了政府的足够重视，因此，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财政拨款大幅度增加。农业大学从1966年的6 所增加到1984年的23所，对农业大学的财政拨款亦从“三五”计划（1961～1966年）期间的1200万卢比上升到了“五五”计划（1974～1978年，提前一年终止）期间的4.17 亿卢比， 机构和经费分别增长了2.8 倍和33.8倍；农业研究委员会所属的农业研究所（中心）从1966年的18个增加到1984年的37个，研究经费亦从“三五”计划的6100万卢比上升到了“六五”计划（1980～1985年）的54.77亿，机构和经费分别增长了1.1倍和88.8倍。迅速发展的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大学构成了印度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工作的主体。
四、印度绿色革命的不足之处
印度的绿色革命在解决印度的粮食问题和推动整个农业的全面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场绿色革命的实施也有不尽完美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平衡：
1.不同农户（农场）之间发展不平衡。
尽管印度政府采取了多种向小农户和边远地区贫穷农户倾斜的政策，但由于这些农户的经济基础太弱，因而难以充分利用绿色革命带来的各种新技术（包括所需的物质投入）。其结果是这些农户与大农户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甚至导致了小农户的破产，农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2.不同地区（各邦）之间发展不平衡。
绿色革命期间，旁遮普和哈里亚那等邦成效最为显著，而比哈尔和奥里萨等邦收效十分有限。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组织协调职能发挥不一致，进而导致了农民对新技术及其作用的认识上的差距。
3.不同农作物之间发展不平衡。
虽然绿色革命推动了农业的全面发展，各种农作物的生产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以小麦和水稻的发展最快。这是因为，印度政府的初衷只是发展粮食生产，而在粮食作物中又把重点放在了小麦和水稻上，对其他农作物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其他作物生产水平的提高相对较慢。印度绿色革命对除小麦和水稻以外的其他农作物生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是各种新技术自发渗透的结果。
五、几点启示
印度的绿色革命已于十年前结束，绿色革命期间所推广应用的各种技术本身对我们已无多大直接利用价值，但是，绿色革命中的一些决策思路和行动措施，对我们现阶段发展农业生产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1.依靠科技进步，是发展农业的必由之路。
60年代初期，印度跟踪世界上农业科技发展的动态，及时地从国外引进了关键人才和相应的关键技术；并迅速组织国内科学家重点攻关，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更适合国情的、水平（产量）更高的成果；进而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与协调，使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成为一场人民运动。这种“新技术引进——再开发——推广应用”的技术进步三步曲，是印度绿色革命的成功经验，对于现阶段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真正树立各级领导的重农意识，是发展农业的前提条件。
在印度绿色革命的进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对农业的重视和开拓性的组织协调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没有高层领导的重视，印度的绿色革命不可能诞生；没有中层和基层领导的重视，则绿色革命无法顺利推进。印度不同邦之间绿色革命进展不平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邦中、基层领导对农业重视程度的不平衡。在我国，由于农业对各级地方财政的直接贡献很小，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级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在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农业基本建设、农村服务体系、农业投入，以及农村组织与管理上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也是导致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解决农业问题，首先应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否则，即使技术非常先进，也不可能充分发挥效益。
3.足够的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所在。
从印度绿色革命的成功经验来看，各种技术和物质的投入，最终落实为资金的投入。为保证绿色革命的成功，印度政府一是大幅度增加了对农田灌溉、农村电气化、乡村道路、农村市场等基本建设的投入；二是加强了对农业相关行业的投入（如大力投资兴建农药厂、化肥厂、农机制造厂等相关工业）；三是强化了对农业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据统计，印度“四五”计划对农业及相关领域的投资为176.4亿卢比， “五五”计划为421.8亿卢比，“六五”计划（绿色革命成功时）达到了 1253.9亿卢比，农业投资增长很快。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投入做基础，则印度的绿色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过去的十余年中，虽然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但由于对农业的投入强度不够，尤其是对农田基础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导致农业抗灾能力减弱，已对我国农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够成威胁，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4.优惠的农业政策，是发展农业的动力之源。
绿色革命期间，印度的优惠农业信贷政策、农业用电政策和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等，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推动农业发展的动力。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印度绿色革命中尤其值得我国借鉴的政策性措施是，持之以恒地贯彻实施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在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全面评价的基础上，一般在上一年就确定并公布下一年的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让农民吃下“定心丸”。我国虽然拥有类似的价格政策，但还不尽完善。目前应致力于：（1 ）建立农产品保护价格的调研、评价和决策咨询机构，以便为有关部门合理制定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格提供决策依据；（2 ）从改善农产品收购资金、贮藏设施和购销环节等方面着手，确保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的真正到位；（3）通过政策调控， 尽可能缩小不同地区间农产品购销价格的差异，以避免农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非正常流通。
5.有效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是发展农业的基本保证。
在印度绿色革命实施过程中，以各邦农业大学和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及其所属研究机构为核心而形成的庞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对于普及先进农业技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体来看，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本身并非落后于印度，但近年来或由于对农业的重视不够，或由于过分强调农技服务的商业化，使得部分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和人员有的被挪作他用，有的在埋头经营。其结果是农民只要有钱，就很容易得到良种化肥和新农药等“物化”技术，而栽培管理措施等“非物化”技术则难以进入千家万户，最终导致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边远山区，最新优良品种配之以传统栽培技术的现象较为普遍，良种的增产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整顿和完善我国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坚持“物化”与“非物化”技术并重的原则，全面实现良种与良法配套，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图片摄影：孙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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