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史研究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6-0078-04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然而，当今世界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变得更加和谐、和平，反而发生了许多新的动荡和分化。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加表面化，一些学者开始用“新冷战”(New Cold war)的角度和框架来看待大国之间围绕着利益和权力的对抗以及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这一切都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冷战年代。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今后又将如何发展和演变?这些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对冷战时期历史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探究。这就是进一步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把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①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出现本身就是冷战结束的一种产物——冷战终于可以作为研究者们置身之外的对象进入他们的视野。以苏联档案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的美、英、日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通过大量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近年来冷战史在这一重要内涵上的发展日渐深入。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档案文献利用多国化、多边化的持续发展。
多边档案的解密和利用，为许多重要课题在多国视角上的再研究提供了基础。朝鲜战争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他研究像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印度支那战争、匈牙利事件、台海危机、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核武器问题等等，亦无不如此。
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者们接触到外文材料的增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主要关注美国，或者依靠西文文献的研究形成了一种难以剔除的“西方中心主义”甚至是“美国中心主义”倾向——这与西方史学研究存在的现象是一致的。冷战史研究中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学者们能够从根本上突破原有的“美国中心论”，令冷战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史研究”，从而使这一研究领域率先“突围”，走在世界史学科的前列。
这方面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多国档案的交叉利用。研究双边关系要利用双边档案，而各国档案的解密则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资料来源。如研究中苏关系时人们发现，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特殊关系，在后者的档案馆里收藏着许多涉及中苏分裂时期苏共与东欧各党的往来函电，而这些材料无疑是判断苏联立场和态度转变的重要依据。同样，俄国外交部档案馆中保存的苏联驻朝使馆的大量电报和报告，也是研究中朝关系不可或缺的史料。
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利用推动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冷战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着各国档案的解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运动。近些年来，除原有的比较规范的美国之外，俄国、英国、日本、中国档案的解密也陆续走上了轨道。以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为主要牵头，通过到当事国举办或邀请当事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正在一致努力，敦促越南、蒙古、古巴、印度和朝鲜政府打开他们那里档案馆的大门。特别是2009年5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亚太地区各国档案馆负责人会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档案馆均表示了积极态度。显而易见，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其次，在今后一定的时期内，冷战史研究仍以重建史实为主。
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
就学术关怀而言，冷战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要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在过去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不同学派(如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等)，其主要是观点不同，而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则没有根本的分歧，尽管他们掌握的“史实”未必真实。冷战结束后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缺失，过去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被歪曲的。档案文献的多边化不仅能够使历史研究达到“纠偏、求正”的目的，而且能够推动很多课题研究不断深化和扩展。以往对一个事件我们可以从美国、苏联的角度观察，现在则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中国的、东欧的、日本的甚至是一些小国的角度得出更丰富的结论。
一般地，根据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准则，在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不可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等待和努力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会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论的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史研究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其持续的魅力正是来自于可以依据不断解密的档案而对研究对象不断地修正、补充和提升。
再次，冷战史学界的国际合作研究已经蔚成风气。
冷战国际史研究在最初阶段一个突出特点表现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广泛国际合作。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重大专题研讨会几乎都无法单独由一个国家召开，这是导致冷战史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频频召开、冷战史学者在国际舞台异常活跃的主要原因。此外，冷战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多国性和综合性也要求相关专题的各国学者必须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从形式上看，这种国际合作除经常或定期召开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外，还有档案利用国际培训班、双边博士论坛、跨国口述访谈等。
现在，冷战史研究的国际化的一个新趋向是由若干国家的学者就某一选题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推动各国学者走到一起的，除了经过历次交流积累的学术网络这个前提基础之外，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比较认同“多国、多边研究是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生命力所在”这一看法。同时，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以最高效的方式将各国档案应用到学术研究中去，学者们也需要走到一起，互通有无，交换意见，在合作中激发思想活力。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国际合作项目是威尔逊中心牵头的“北朝鲜国际档案项目”(NKIDP)和“核扩散国际史项目”(NPIHP)，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冷战时期东欧国家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
除了上述在学科发展方面的新动向，冷战史研究在研究对象、内容和理论方法上也有所变化。
近几年，在冷战史研究的宏观层次，有挪威学者文安立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干涉与当今时代的形成》(2005)、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的《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2007)等。最新出版的莱夫勒和文安立主编、多国学者参与编撰的《剑桥冷战史》三卷本(2009／2010)，被认为代表了目前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前沿水平。该书目的是阐明冷战的根源、动力和结局；力图说明冷战是如何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冷战遗产是如何影响当今国际体系的。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国际史，除用一些章节讨论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有更多篇幅讨论的是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广泛涉及社会史、科技史和经济史的内容，讨论了人口、消费、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一系列问题。
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冷战史学科也呈现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一是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9·11”事件以后，由于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大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对于第三世界或冷战边缘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出现一种“本末倒置”的趋向，即从研究这些地区或国家本身的历史出发，考察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特征和趋势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对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在大国与地区性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小国、边缘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和驱动力迫使美苏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冷战与革命、冷战与发展成为冷战史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是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经济、文化、社会纳入观察视野。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较早使用了“经济冷战”的概念，很多国内的学者如崔丕也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文化冷战”的研究涉及美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结果，以及冷战中的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出现得比较早，其中既有对苏联在国内宣传鼓动和对外宣传的介绍，也有对西方冷战广播及内部舆论导向的描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拓展，不仅丰富了冷战史研究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加深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认识。在冷战社会史领域，一些年轻学者及其代表作品正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三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冷战国际史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人们还发现，在旧冷战史研究中曾广泛应用过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因其对冷战的结束缺乏预见而受到学者的质疑，而且面对大量的和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新史实似乎也正在失去其阐释价值。其实，在冷战后的冷战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同样面临着某种困境，当他们面对找到的大量盼望已久的档案时，当他们在新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兢兢业业地重建历史时，才突然发现原有的概念、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似乎还不足以让他们理解、解释和阐述新显露的历史现象。
四是对于冷战本质的根本性的认识也取得了新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冷战是战后国际格局“二元”与“两极”并存的时期。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
作为冷战国际史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这一学术潮流中。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是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因此，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
当然，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优势和不足。
第一，档案搜集和整理工作进行的日益深入。除了注意收集、保存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档案外，还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本国各级档案上面。首先是国内省部级档案。根据国家档案法，中国外交部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档案馆已开放多年。虽然多数档案馆制度不健全，行为不规范，但只要研究者肯下功夫，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其次是县市级档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从社会史的研究出发，着重收集县市一级档案馆的档案。已经获得沪、浙、苏、鲁、豫、皖、赣等8省74县共24000卷、180万页档案图片，其中包括大量珍贵历史文献。另外是民间档案史料，主要对象为乡村社会、城市街区、厂矿企业、大中小学等单位档案以及公民个人的自存资料，包括各种文书、记录、报表、小报、大字报及工作笔记、日记、鉴定、表格、书信、家庭收支账册、照片，以及过去各级领导机关下发的文件等等。其结果，毫无疑问将为冷战史研究向社会史和地区史的延伸奠定基础。
第二，以北京、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研究格局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冷战史研究的主要阵地是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这里挑选全国刊登冷战史论文较多的44个核心期刊，统计了2007—2010年所发表的冷战史论文，总计459篇。从作者所在单位看，北京地区123篇，上海地区111篇，其他各省市共225篇，而在其他省市成果的作者中，有很多人毕业于上海或北京的高校。
第三，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走在其他学科前列。随着冷战史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更多地走出国门，他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理论方法日趋完善，与国际学界的差距正逐步缩小。同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也是我们在国际学界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种途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中心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建立了海外工作室，将定期派遣研究人员赴美，还积极参与了该中心发起的“核扩散国际史项目”；另外还联合东欧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对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的档案文献进行整理。
作为一个新兴的、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我们的年轻学者在语言功力方面较西方同辈学者明显不足。西方学者能够比较自如地运用各国包括中国的档案。虽然频繁的国际交流能对此有所弥补，但在今后的长时段来看，我们冷战史研究的“话语权”有旁落他人的危险。另外，国内急功近利的学风不利于依靠档案来进行实证研究的年轻学者。冷战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需要经过长期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有所建树。而目前一些评价体系和选拔机制过于机械和短视，在某种程度上对年轻学者的成长是不利的。
无论怎样，如果想保持我国冷战史研究目前的迅猛发展势头，不仅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档案研究的队伍中来，还希望他们能坚守信念、持之以恒，关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动态，始终对收集和整理档案文献抱有热情，同冷战史研究的前辈一起努力，推动冷战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本文参考了笔者的《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春季卷)；夏亚峰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中国：对过去20年研究的述评》(《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冬季号)，徐蓝的《中国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30年》(《冷战国际史研究》2009年夏季号)，崔丕的《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冷战史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前沿报告》第1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余伟民的《后冷战时代的历史之鉴》(《人民日报》2010年8月13日)，以及笔者2009年9月在复旦大学高级研究院演讲稿《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