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路线高于一切——毛泽东晚年在若干人、事问题上的思想变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晚年论文,高于一切论文,路线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2)01-0048-08
在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时，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根红线贯穿其中，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这是一以贯之的，并且是越来越强化的。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发现，毛泽东在处理具体的人和事中，有时前后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如何解释这些“出尔反尔”的现象呢？有人把它归结为个人政治品质问题。笔者认为，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不是实事求是的。下面，让我们分析若干“出尔反尔”现象，看看可以从中得出哪些认识？
1.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有一个明确的新观点，即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刘少奇代表党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后来又被写进了“决议”中。可是事隔一年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提出了批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和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1]
是谁的“不对”呢？毛泽东那时没有明说。“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说，这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塞进去的“私货”，用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说法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一个党的副主席可以背着党的主席把自己的“私货”塞到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去，这真是海外奇谈。事实上，“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都是经毛泽东过目、同意了的，是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的。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观点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的观点。毛泽东当时没有提出异议，这是事实。他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说：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到：“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2]可见，当时他是赞同刘少奇的观点的。毛泽东后来很快就改变了这个观点，这也是事实，这是毛泽东自己观点的变化。何以会有这种绝然相反的变化？主要原因是1957年春季的反右派斗争(同时还有波匈事件)，使他强化了阶级斗争观念。“去年(1956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3]据查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二月份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的讲话稿中还没有“阶级斗争”那一段，后来毛泽东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其中一个重要补充就是这一段：“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段补充，强调了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很明显，是以反右派斗争作为背景来概括的。但我们注意到，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否定1956年“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再过几个月到了1957年10月，毛泽东以鲜明的态度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批评了1956年“八大”决议的提法是“不对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对“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的否定是错误的，他的观点的这一变化成为他晚年错误的历史起点和理论前提。
2.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本意是要总结工作，纠正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并不是要反右的；但是，会议经过神仙会阶段，彭德怀向毛泽东投了一份要求反“左”的“意见书”，毛泽东就改变初衷，把矛头指向反“左”的彭、张、黄、周，并随即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大运动。如何理解毛泽东这次的“矛头转向”？
应该承认，庐山会议前和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是准备纠正“左”的，但他要纠正的是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要纠正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他就不答应了。这里关键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实际上，“三面红旗”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毛泽东始终把它们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他看来，对“三面红旗”的态度，这是划分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水岭。因此，毛泽东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但他不会从指导思想上承认“左”了，不会从根本上来纠正“左”的错误的。彭德怀等人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否定“三面红旗”，因此，他要采取断然措施，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保卫“三面红旗”。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生活中暴露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发觉还是比较早的，同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加以纠正。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党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来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毛泽东一方面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坚持“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他又比较注意纠正“左”的偏向。这不是矛盾吗？这是矛盾的，但这是事实。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不承认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错误只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是执行中的问题，这不仅在实际工作中纠“左”不可能彻底，而且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三面红旗”，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毛泽东采取措施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左”。既然毛泽东是努力纠正“左”的，彭德怀的反“左”“意见”为什么会使毛泽东如此痛恨、势不两立呢？问题就在于彭德怀是要从指导思想上、从根本上纠“左”，彭德怀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实际上动摇了“三面红旗”。他认为，总路线还有缺点，还不完善，人民公社办早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须知，毛泽东是把“三面红旗”当做社会主义建设三大法宝的，是要向全世界作战的，怎容彭德怀们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否定“三面红旗”呢？到了这关头，毛泽东自然不顾一切，要奋力反击过去。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主要是从路线上考虑问题的。当然这次的考虑把是非搞颠倒了。
怀疑彭德怀在三面红旗上发难是要分裂党、篡党，是里通外国，这是毛泽东反对彭德怀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的鼻子说，“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六亿人中最高明的人是你”。林彪说：“去年五月间讲的党的分裂问题，主要是指他。”赫鲁晓夫是公开反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访苏时，赫鲁晓夫故意抬高他，说他是国际英雄。庐山会议正好是访苏回来后开的，毛泽东怀疑彭德怀的“意见书”与赫鲁晓夫有关系。毛泽东说：“彭德怀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的看法的气味。”直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实践已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反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刘少奇还在大会上讲：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的余孽，是这个成员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重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刘少奇的这些话是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说的。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彭德怀的案不能翻。到死彭德怀都没有平反。在彭德怀问题上不肯认错，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那条“正确路线”。
3.毛泽东是提倡学海瑞精神的，开始是肯定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但后来又赞成批《海瑞罢官》，如何解释毛泽东这一变化呢？
195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了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服坚持高指标的同志，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他表示要调整生产指标，把过高的指标调下来，提出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他读了明史《海瑞传》，十分推崇海瑞，号召学习海瑞精神。海瑞敢于批评皇帝，敢于讲话，不怕个人安危，但他又忠于皇帝，皇帝死了，他痛哭。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要学习海瑞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于讲话，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这个讲话，大家受到了鼓舞。会后，胡乔木到了北京，找到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向他讲了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要求他写海瑞的文章。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并发表了。后来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请吴晗写海瑞的剧本，吴晗开始有顾虑，怕写不好，后来还是“破门而出”，写了京剧《海瑞》，吴晗的朋友蔡希陶看了剧本，认为剧本只是写了海瑞在松江府除暴退田后被罢官的一段故事，建议吴晗把剧名改为《海瑞罢官》。毛泽东看了京剧《海瑞罢官》以后，肯定剧本写得好，戏也演得好。
据说发现《海瑞罢官》有问题的是康生，康生跟江青说，《海瑞罢官》是针对庐山会议的，有严重政治问题，要江青“向主席汇报”。1962年7月，江青看后，向毛泽东汇报《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问题，为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翻案的，毛泽东开始未予理睬，后来毛泽东同意了可以批。江青先是向中宣部负责同志提出要开展批判，遭到拒绝，后到上海，得到柯庆施的支持，由张春桥、姚文元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十易其稿，最后由毛泽东批准，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在严格保密的状况下写成的，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在此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完全不知道。由于中央书记处采取慎重的态度，北京的报刊十多天内没有转载，毛泽东指责北京市委为“针插不进水也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于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找人谈话，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至此，毛泽东从提倡学习历史上的海瑞，转变到了否定现实中的海瑞。
毛泽东的这一转变过程说明什么呢？
第一，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是有限的。海瑞应该是“忠君”的，处处为皇帝着想的，“海瑞精神”的几不怕，都应以此为前提。明确些说，毛泽东提倡的“海瑞精神”，应该忠于党(的领导)，忠于党的路线的革命精神，“犯上”只是“犯”那些不听党和毛主席话的各级官僚主义的领导。把批判矛头指向最高领导的“海瑞精神”，这是毛泽东所不允许的。据梅白(原湖北省委秘书长)讲，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曾同梅讲过，我提倡海瑞精神，可真正的海瑞来了，我又受不了了。“真正的海瑞”是敢于批评皇帝的海瑞。彭德怀就是敢于批评毛泽东，所以彭德怀是海瑞。
第二，毛泽东同意批《海瑞罢官》，当然主要不是为了批历史上的海瑞和现实生活中的海瑞——彭德怀，而是借此搞一场大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运动”。批《海瑞罢官》第一是作舆论准备，这点姚文元抓住了“退田”“平冤狱”“除暴”是抓住了要害的，史实结合，起到发挥舆论作用的。这个舆论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大批判的声势的舆论，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作用。所以，《海瑞罢官》批判以后，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大批判就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了。第二是作为“文革”的突破口，从批吴晗到揪出彭真，到打倒刘邓，吴晗—彭真—刘邓一条线，看来这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有人不同意“突破口”之说，他们说，如果彭真不保吴晗，那怎么从批吴晗到打倒彭真呢？其实要打倒彭真又何患无辞呢？刘邓也没保彭真，毛泽东还不是借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为由贴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展了对刘邓司令部的批判吗？发起这场运动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
4.在接班人刘少奇问题上的“出尔反尔”。
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在1945年“七大”时就定下了的，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尽管刘少奇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与毛泽东有过矛盾，但没有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接班人的地位没有动摇。直到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问毛泽东，中国的继承人是不是解决了，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确定了是刘少奇。到这个时候，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还是没有动摇。
毛泽东是1962年对刘少奇产生怀疑，1965年决定搞掉刘少奇的。根据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出刘少奇的“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斯诺在《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一文中说：“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至少是一个高级领导人对我谈了这点。”
1962年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分歧，反右派斗争，三面红旗，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但到了1962年，在对困难形势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虽然都讲了错误，但是有很大区别的。刘少奇认为这个困难形势主要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是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毛泽东则认为是缺乏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处在必然王国，没有进入自由王国，因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对错误的责任，刘少奇实际认为中央的决策上有问题，是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从这个角度来承担责任的；而毛泽东则承担了“领导责任”，因为他是中央主席，实际上他认为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是部门和地方领导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对于困难形势的认识，刘少奇认为困难十分严重，恐怕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能总是套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毛泽东认为，不要说得一团漆黑，形势还是好的，困难是暂时的。刘少奇(还有邓小平等)认为，为克服困难，在经济上可以采取一些灵活办法，比如包产到户、借地、扩大自留地；毛泽东则认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用资本主义办法来解决困难。特别是刘少奇提出了对“三面红旗”还要看一看，表现了对“三面红旗”的动摇，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可见，这个分歧是带有原则性的。到1962年八九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形势开始好转，便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提出阶级斗争是纲，年年讲，月月讲，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右倾，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从此对刘少奇产生了怀疑。
围绕四清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尖锐化了。在会上，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则认为“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毛刘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
毛泽东对刘少奇非常不满，认为不是对他个人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既然刘少奇已经是修正主义了，当然要从政治上搞掉了。1965年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一再号召要反潮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起来造反。12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会上问几个大军区司令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须学蔡锷，要造反啊！此时，毛泽东已明确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央的修正主义。直到1966年“5·16通知”，毛泽东增写了一段，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毛泽东坚决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刘少奇。但开始，毛泽东还是把刘少奇的问题看成是路线问题，不能当接班人，但仍是党内矛盾，允许改正，允许革命。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讨的稿子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境地，应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在1967年1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见了刘少奇，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许多党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共和国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女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没有表态，只是建议刘少奇好好学习，认真读几本书，毛泽东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劝刘少奇保重身体。1967年3月，毛泽东还讲，召开九大时，还要提出让刘少奇当中央委员。但林彪、康生、江青是要置刘少奇于死地的，他们使用逼、供手段，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对专案组提供的伪证，毛泽东开始也表示怀疑，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下令调阅全部材料，但江青等人送去的全是伪证，证明刘少奇历史没有问题的材料一件也不送。毛泽东在“证据”前面也就信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江青等人制造的假材料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永远开除出党。
毛泽东对“二月逆流”前后存在两种不同态度。
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抗争。1967年2月11日、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的打倒一切表示强烈不满，愤怒抗争，公开反击。2月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按照江青的意见，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听取了汇报。另外，二月十六日下午“大闹怀仁堂”之后，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文革”的不满，信中说江青比武则天还凶，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许多老干部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他说，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林彪将这封信送毛泽东，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严厉地指责了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就退场。康生在会上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中央“文革”，否定了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意见。此后，中央“文革”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党和国家大事均有“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决定。2月28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个材料上批：“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毛泽东同意陈伯达提出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从此，怀仁堂会议定性为反革命复辟的“二月逆流”，参加会议表示过义愤的一些老同志受到多次围攻、批判，有的被罗列种种罪名打倒了。
林彪垮台以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有了变化，1971年11月14日，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讲话时说：“你们不要再讲他(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问题搞清楚了，是林彪支持的，搞了一个‘五一六’，打倒一切。”
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向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了他的“亲密战友”于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情况，并且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说：“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毅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对照1967年2月18日夜的讲话，毛泽东对林彪和陈毅的态度截然相反的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
关于“二月逆流”的这前后两次讲话，说明了毛泽东关于“二月逆流”认识上的变化。促使毛泽东认识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几年的“文化大革命”，他认识到“文革”打倒一切是错误的；二是林彪垮台使毛泽东醒了不少；三是他认识到林彪、陈伯达之流靠不住，还是这些老同志对他忠心耿耿。“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态度的改变，并不是对二月抗争的肯定，而是对林彪看法的改变。
5.晚年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恩恩怨怨。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是把邓小平作为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重要人物而褒扬和重用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邓小平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毛泽东的赞誉和器重，建国以后，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赞誉。1956年9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进入中央核心领导。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毛泽东反复表示要为邓小平宣传宣传，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物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毛泽东还说，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9月8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
1959年4月，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说，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何等器重！
但是，过了几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和决策都发生了错误，邓小平不赞成，有自己的看法，开始疏远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猜疑。196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不满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毛泽东又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主张和见解上，存在分歧。实事求是讲，在反右派、大跃进等问题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邓小平在1981年起草《决议》时说过，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当然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没有反对，分歧发生在六十年代初。1960年底，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于1961年主持制订了《农村工作六十条》，着手解决农业问题。可他坚决反对“包产到户”，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动摇。
1962年，全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包产到户，中央常委里的同志，有的支持，有的也不加以反对。邓小平是明确表示支持的，对此他发表了有名的“猫论”。邓小平在1962年7月一再提出要进一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他在7月2日的内部讲话中，在7月7日对共青团一次全会的代表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在这些讲话中把自己的观点明确地公布于众。不久，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邓小平讲话的记录稿下发后被收回。
邓小平对在“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受过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态度非常积极。在1962年2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这几年，在干部工作上，我们有些缺点，特别是几个大运动，有相当数量的干部是处理不当的。……总之，我们的重要教训是：干部状况不稳定，一批一批地变动，就不是好现象，看到这样的现象，就要引起警惕。”1962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建议对全国县以下干部的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不留尾巴。四个月之内，全国有六百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
邓小平对文化、科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有自己的看法，他直接批评了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左”的做法，而这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主张和批示是有很大矛盾的。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各大区书记会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认为邓小平对他是离心离德了。在1965年的一次关于四清工作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公开指责邓小平和刘少奇：“你们两个，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背了党章，一个不让我讲话，违背了宪法。”他把刘少奇邓小平联在一起，并公开了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作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员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仍能区别对待。毛泽东要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后还是可以安排工作，比如搞搞资料。邓小平“倒了”，“落了”，这一“落”，在毛泽东看来，是因为他跟刘少奇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林彪垮台以后，给中国时局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机遇。1972年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揭发批判林彪，要求为党工作，并保证对“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于1973年3月回到了国务院领导岗位。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邓小平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排除江青集团的种种干扰，先后提议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了让邓小平放手工作，毛泽东还一度批评了江青、王洪文等人。他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在总理有病的情况下，他把邓小平排在原来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的前面，这样的安排和舆论，是对党和国家大事的重托。
邓小平复出后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把自己的得失置之度外，拿出了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气势，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全面整顿，要在全国各个领域建立正常的秩序，使国家摆脱盲目和混乱的局面，努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走上正轨。这样就必然和“文革”以来的那一套“左”的政策发生冲突，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要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是要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从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邓小平在复出以后将近一年(尤其是1975年)的工作中，其实是从具体入手，一步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是“倒退”，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信号”。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四人帮”和毛远新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向他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内心非常矛盾，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认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1月20日，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要求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鲜明态度、原则立场使毛泽东得出结论：邓小平说永不翻“文革”的案，靠不住，他就是要翻“文革”的案。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邓小平已成了毛泽东继续推行其思想、路线的巨大障碍，他就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错误地判断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提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把邓小平从中央领导核心“赶出去”了。
晚年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怨、合分，其是非是清楚的，但不是个人之间的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毛泽东第一个考虑的是路线和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第一位考虑的也是路线和重大原则问题，当他们考虑的出发点和归宿完全一致时，毛泽东邓小平即联合，毛邓一体；当他们的考虑根本对立时，毛泽东与邓小平就分裂，毛邓就有矛盾。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起过巨大作用的伟人，都是有着博大胸怀的政治家，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出自个人的恩怨。毛泽东邓小平之间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又是有很大矛盾的。当毛泽东认为不得不打倒邓小平时，还对邓小平保留了不能忘怀的革命情感，始终没有把他从党组织里清除出去，这无论如何，对于邓小平以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当“文化大革命”破产以后，邓小平不得不在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公开批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邓小平以特别诚挚的感情要求党和人民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要有足够的认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综上若干“出尔反尔”剖析，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并不能时时事事处处都能洞察秋毫，因此他的认识和判断，也一定会有错误。特别当他严重脱离实际，背离他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这种错误就会常常发生，而不易得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出尔反尔”错误，从认识上讲，是由于他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后果，他提出并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可到晚年他又严重地背离了这个路线，这条思想路线上的“出尔反尔”，导致了上述一系列出尔反尔。
第二，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他的错误是一个政治家的错误。他把政治路线看得高于一切，他晚年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一系列出尔反尔的政治原因。他用这条理论标准衡量他的接班人、战友和下级，必然是非颠倒，打倒刘邓、彭罗陆杨，批判“二月逆流”，都是贯彻这条理论的结果，不能把这些错误简单地归结为他个人的“政治品质”。
第三，林彪、四人帮等人的欺骗、作祟起了很大的作用。林彪、四人帮的挑拨、欺骗之所以常常奏效，一是利用了“左”的政治路线，投其所好；二是利用毛泽东晚年严重脱离实际，不了解实际情况，党内又缺乏正常的民主渠道，他们可以对毛泽东封锁、欺骗。当他们的这种欺骗被毛泽东识破时，毛泽东也能在事实面前承认并改正某些错误，改变自己对一些人和事的认识处理上的错误；但由于他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思想路线上的“左”的错误，因此在改正自己错误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来个“出尔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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