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伦理学校管理及其现实影响_学校管理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伦理学校管理及其现实影响_学校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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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型学校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一向被认为在于其人文文化或曰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类型注重群体和谐,注重管理中的等级观念与人际关系。受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心理的影响,中国的学校管理也呈现出典型的伦理型管理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学校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学校不仅具有共同的目标、利益和追求,学校成员之间还具有强烈的精神和情感的相互依存性,容易形成高度整合的集体和独特的团队精神;第二,学校成员之间往往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共同规范和价值准则,包括一些不成文的、依靠组织成员长期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自发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和习惯;第三,学校成员往往需要保持强烈而独特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能够带给组织成员精神情感方面的成就和满足,对组织成员产生情感心理方面的吸引力。学校的这些组织文化特征,使学校组织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共同体,并进而有可能成为一种伦理性实体,形成独具特色的组织伦理氛围。

二、伦理型学校管理文化的特征

1.建设和谐校园:学校管理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我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和谐、和气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境界。孔子倡导“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和”、“人和”,指的就是民众相互之间团结一致,统治者、管理者和民众之间协调共处。

学校的管理文化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学校管理以“和谐校园”、“和谐班组”、“和谐师生”作为管理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一些校长在访谈中明确表示,“学校的管理制度,不能使教师在小事上伤和气,即使在大事上也不要搞太多竞争,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凡事还是以和为贵比较好”。①还有一些校长明确指出,“我不喜欢大刀阔斧的改革,坚持每个学期扎扎实实做好两三件事,希望能稳定一点,做事‘和’一点。我们学校最大的特点是和谐,这个和谐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大家遇到问题不愿意当面指出来;好的一面是学校里人际关系比较和谐融洽,遇事好商量,因此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②

和谐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能够产生无可比拟的管理效益。儒家文化所宣扬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进一步阐释出人心向背是统治者和管理者能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把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否提高到决定管理工作效果、管理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以和谐为准则来管理事务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理念影响下,“把学校建设成为温暖的大家庭,使学校成为师生员工的精神家园、心灵家园、避风港湾,让每一个教师和学生能够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诸如此类的说法至今仍然是许许多多的中小学校长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梦想。”[1]学校如家,这意味着学校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同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意、关爱,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无条件、无理由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状态。

2.追求道德领导:学校管理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既然人与人之间是“和为贵”,那么,学校管理者的当务之急就不是必须用规则或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去调节利益、化解冲突和分歧,而是要设法维护、教导和提高人们内心的“善”意和外在的“善”行,使人们从善如流。也就是说,主要运用伦理手段或道德法则来管理学校事务。

由于人性本善,那么作为统治者和管理者就应该推行“仁政”,要有爱人的思想,施行爱人的管理政策,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式的学校管理中,人们常常对于管理者的美德寄予较高甚至过高期望。在一项关于“优秀校长的特征”的调查中,对于“突出的教学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较高的道德水平”等因素,“较高的道德水平”成为被调查者认可度最高的选项。数据显示,相比较于一个才能出众的学校管理者,人们显然更乐意选择一个德高望重的校长管理学校。对于“较高的道德水平”这一特征,近400位受访者中仅有0.6%的校长表示不认同,另有2.0%的校长表示中立,9.8%的校长表示认可,而有87.6%的校长表示强烈认同。也就是说,明确表示一个好校长应该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比例高达97.4%,即绝大多数受访校长均认同这一观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关于“突出的教学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等同样应该为一个优秀的校长所具备的重要特征,在受访者中则远没有达成同等的认同度。

这种以德为先、以德为主导的管理方式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性善论”为理论基石和精神内核的。施行爱人的仁政,与民众生而具有的善性相符合,从而能使民心归顺。在学校管理过程中,通过构建学校的伦理价值和标准,更加有利于将学校成员的行为导向正确的轨道——人人自觉地崇德、崇善,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努力成为有道德的人。相反,如果学校缺乏道德标准,人人对道德和伦理漠不关心,学校中充满功利和利益导向的价值标准,即便常规、普通的活动和任务也有可能变得阻力重重,学校管理的成本也便随之上升。因此,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学校管理者总是希望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某种管理理念,以此达到事半功倍的管理效益。

三、伦理型学校管理文化的现实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以和为贵、以德为先的伦理型管理文化,潜移默化地成为学校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某种潜在逻辑和心态,从而致使其在学校管理实践中往往采取与之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措施,对具体事务的处理也依据相应的思维和解决办法。久而久之为中国的学校管理实践带来独特的现实影响,形成独具中国色彩的学校管理行动逻辑和现实状态,突出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学校管理实践行为方式。

1.情感法则成为学校管理的重要手段

由于“以和为贵”,人情和面子往往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和日常事务中从不曾解开过的“情结”,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色。尤其在知识分子汇聚的学校,面子更是必须遵循的一种交往和行动法则。为了达到人际关系的稳定和谐,学校领导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不约而同采用了以情感人的管理法则。以情感人的管理同样是以儒家的“性善论”为其文化和心理基础的。它指的是对待被管理者采取“动之以情”的正面感化策略,基于“仁者爱人”以及“以人为本”等管理理念,以人的内心情感体验为重的一种管理思想。管理者要动之以情,触动其心灵,震撼其灵魂,使他们不但从行动上“趋之”、“从之”,而且从内心“尊之”、“认同之”,最终达到“不令而行”的道德化育。对于中国式管理中的“情性文化”,有学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若要让中国人团结,必须以情为基础,纯粹理性、利益的结合都是不稳定的”,“只有在‘情’的组合下加强对‘理’的认知,在‘理’的基础上扩大‘情’,在‘法’的基础上使组织结构合法、客观,才能避免中国式管理的危机。”[2]由此可见,如何在学校管理过程中,把握人的内心情感、情绪,根据人情采用恰当的管理策略,是学校领导和管理者必须掌握的智慧和艺术。

在校长访谈中,有一位校长的观点得到了不少校长的认同。这位校长指出,在学校管理方面,“应该做到‘无情的抉择,有情的操作’,抉择就是制度,制度是一定要有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应考虑到特殊情况。比如学校上班时间的规定是七点四十分必须到校,但有时候一些教师会在七点五十分或者八点钟到校,如果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就要扣除其工资或者给予其他处罚,这是西方国家的做法,叫制度管理。但我一般会先了解老师迟到的原因,只要教师讲清楚原因,一般不会计较和深究,这就是有情的操作。在制度与政策制定的时候,这些特殊问题是不会被考虑的,这就是无情的抉择。”③这位校长所表达的“制度是无情的,但人应该是有情的”的观点,正是中国式以情感人的管理思想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在情感与制度、情感与规则、情感与理性之间,许多情况下往往是情感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成为管理者管理行为的最终依据。

然而,由于以情感人的管理法则过分偏重人的作用和价值表现,常常造成学校管理过程中的人治多于法治、感性甚于理性、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胜过规章制度的执行和监管。因此,造成一些学校管理中法规制度不严,一团和气、集体平庸而竞争不足,等等。这些都成为中国式学校管理的缺陷。

2.关系思维影响学校内外部交往

当情感法则成为学校管理的重要法则时,学校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典型的伦理型组织和群体。在这个组织和群体中,由于其深层的文化心理是强调推己及人、修己安人、人际和谐,因而人们有可能做到顾“大局”舍“小利”、为学校“大家”舍自我“小家”。前提是在情感法则的统领之下,人与人之间和谐相爱,亲密互利。中国人无论做生意、办事情还是日常交往都讲“关系”。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由家庭、亲属、同学、朋友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而组成的非正式社会网络,是一种以长期合作和互惠为导向的人际关系网。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里去了呢?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到人伦关系上面去了。”[3]中国人所讲究的这种人伦关系是按照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进行排列的,“差序格局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规范要素,所有行为的价值标准,都无法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4]这一“差序格局”被认为极为形象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特点,这一特点至今还很大程度地存在于学校等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交往行为方式中。

尽管“关系”能够为学校管理带来效益,但“关系”弥漫在学校的组织文化和管理制度中,难免会使原本单纯、和谐、严谨、科学的学校氛围和制度环境产生异化,常常会出现因人设事、因人设职,有严谨科学的制度却没有清晰明确的制度责任的现象,这就是加入了人的因素和“关系”假设使然的结果。在这种关系盛行的学校管理文化主导之下,最终必然导致各种非良性竞争,导致学校管理效率的低下和学校的低层次徘徊乃至发展的倒退。

注释:

①根据与河南省南阳市某中学校长的访谈记录。

②根据与上海市普陀区某中学校长的访谈记录。

③根据与山西省大同市某中学校长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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