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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文化观是一种科学的文化思维和宏观的价值体系，他的文化思维和文化价值判断总是隐含在他的政治理念之中，常常是通过对政治理念的表述方式和一系列政治论断来表达他的文化观念。
邓小平文化思维方式及其特点
一、邓小平文化思维方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大文化观。
邓小平的文化观是一个大文化观，社会发展观。邓小平在他全部理论的论述中，从来就不把一种文化现象孤立地加以观察和思考，也从来不把文化价值看成是单一的、形式意义上的理念。换句话说，邓小平不是以某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作为出发点建立价值观念，而是把与文化有联系的人——社会——价值，作为一个整体去揭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自然条件与文化发展以及文化的历史传承性这些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
邓小平始终站在当代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高视野上来观察、思考文化变迁的进程。他把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生产条件以及现代传统文化模式密切相关的各种意识形态，都作为文化对象综合地加以思考。由此可见，文化在他的思维中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看成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邓小平以他极为丰富的革命实践和政治阅历，聪敏地观察思考中国现代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冲突，并且以此来揭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症结。从文化层面上说，他始终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历史实践过程，看成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并且运用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形成理论，指导实践。
邓小平文化思维的切入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形成的文化冲突，终结点是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了实现这一根本任务，邓小平紧紧把握了社会整体变革中的各个文化断面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关系问题上，他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 ）》第180页。）在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了“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28页。 ）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关系上，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他全部改革思想之中，邓小平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照搬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注：《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33页。）
物质、精神、制度是构成社会发展的三大文化基础，也是人类积累和创造自己历史的全部。邓小平通过自己的思维特点和表述方式，把三者辩证地统一在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并且以这种高视野的、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设计并推动着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形成，逐步建构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并使之成为指引中华民族奋起、富强的巨大精神文化财富。
二、邓小平文化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针对十年“文革”思想僵化提出的。导致思想僵化是我国60年代、70年代非常的政治、经济、法制和文化复合作用下的产物，它既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观念问题。从文化层面上看，这种观念颠倒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出现了诸如个人崇拜、本本主义、虚假浮夸等文化现象。这说明了在文化深层结构中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沉淀的现实阴影，导致文化表层结构中的精神价值体系的异化。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就是通过对旧有的表层文化结构的冲击，达到对深层结构中已成定势的许多滞后文化基因的否定。邓小平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 31—134页。）邓小平把认识看成只是实践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含义中揭示了人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历史性重复、人的以往经验和知识所构成的文化观念，一旦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这时，便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势，走出理论误区，通过实践，获得新的文化观念。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主体在观念上把握客体、改造客体的变革活动的统一。因此，邓小平实践观是以能动地改造和探索客观世界为目的的，从而成为一切领域最基本的思想原则。
一个重要理念的形成与提出，常常带来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特色论”是邓小平实践观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上的一大贡献。
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要求人们在变革世界的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如何使中国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自我完善，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内在潜力，使之在国际环境中求生存、图发展，始终是邓小平关注的问题。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直接根源于中国五千年优良的文化传统和近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体现了邓小平“实践第一”的思维特点。悠久的历史文化揭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生生不息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文化意识；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立足于本国的特色和现实，才能克服僵化的教条，真正实现国家强盛、民族繁荣的目标。
特色论是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主要的文化思维特征，这种创造性的文化思维方式，已被当代中国社会所广泛认同，并且在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三、邓小平文化思维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唯物主义文化史观。
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方法观察现实，从中国历史文化实际出发，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实质，包括既定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现实关系的制约，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揭示。邓小平这种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集中反映在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两个方面。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他对社会形态作出的科学划分，揭示了社会主义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民的力量。近20年社会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初级阶段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思维，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思想准备，对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目标更有信心。
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中，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表述：“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并在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实践为标准，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概括了邓小平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思维。
四、邓小平文化思维方式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开放性思维。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归结起来，存在着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现代传统文化如何发展，一是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如何接榫。
中国现代传统文化已不再是原生意义上的封建文化，它已经演化，包含着一个半世纪以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民主思想，还包含着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时期优良的革命传统。
中国现代传统文化如何发展，邓小平的思路是重视传统又不受传统束缚的开放思维。一方面他主张“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又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旧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因为，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民族集体的思维方式，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积淀而成的。它是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对民族文化生存发展而言，是动力也是阻力。文化传统底蕴越深厚，排他性也就越强。但是，时代要进步，国家要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础，与世界文化接榫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有利于相互吸纳、整合和创新的文化生态环境，需要展示新视野，需要对外开放。
敢于承认西方文化中的某些价值，同时又敢于正视民族文化中的某些缺陷，这正是邓小平开放性文化思维中的过人之处，也是他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选择：让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接榫。
邓小平深沉地思考过中国历史，主张对外开放，邓小平的开放性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方式指导下的全部开放言论，都是他对经济文化领域思考的产物。邓小平始终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谈开放，与西方的政治自由化思潮，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就拒绝一切企盼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图谋和“全盘西化”的所谓“开放模式”。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文化思维方式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与中国当代基本国情有机结合起来，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膊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把正确的思维转化为理论并运用在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现出一代伟人恢宏的政治胆魄和广博的文化涵养。
邓小平的文化价值判断观念体系
价值是文化功能运转和发展决定因素，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缺少的。人——文化——价值通过创造活动结成一个统一体。文化价值判断观念是当前文化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概念，指一种存在于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为全体成员接受用以对事物进行是非、好坏、值得追求或应予抛弃等判断的文化价值标准。价值判断观念体系是文化意识的核心，是一个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和进取精神的源泉。
邓小平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不容置疑、不可逆转的历史选择，必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各种文化难题，这些难题与传统文化、民族性、资本主义文化渗透，与多元文化冲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克服这些难题，邓小平需要在人——文化——价值范畴内进行目标价值定位，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现实，为全民族所认同、所信守的是非、好坏、荣辱等价值判断观念体系并在物质、精神、制度等不同文化层面上，分别提出文化价值观来。
第一个层面，以发展生产力为取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化价值系列。
文化学中的物质文化指人类在创造利用物质财富时所积累的各种知识和观念。价值从物质文明状态中体现出来。邓小平在物质文化领域中最主要的三个价值观念是经济优先论、科教兴国论和共同富裕观。
经济优先论的内涵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页。）“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44页。 ）这是邓小平正确分析我国社会矛盾之后产生的一种强烈的经济意识。把经济搞上去，加快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战略，而且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坚定信念，需要服从、服务于经济的社会精神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柱。
邓小平在他的科教兴国论中，把科技与教育看成国家兴盛的必然选择，包括他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化目标；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创见；关于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的论断；关于科学研究是脑力劳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善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观点等价值观念。
邓小平的富裕观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物质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观。他多次讲话都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这一价值判断，否定了过去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价值观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全民，社会主义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而致富之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好起来后再去帮助落后的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的谈话（1986年3月28日）。）
由以上这些理论、知识和观念构成了邓小平对物质文化层面上的价值系列。用文化学的概念表述，就是邓小平在现实文化与未来文化模式的冲突中，优先选择的是能够充分促进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并进行合理分配的一切手段，包括知识、方法、经验、经济政策和行为规范等，并使之形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判断观念。
物质文化价值观念的建立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层面，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价值系列。
精神文化在这里的界定指相对物质文化而言的各种有价值的社会观念形态，包括思想、政治、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精神文化价值通常从精神文明范畴和精神文明状态中得到反映。
邓小平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一生中始终不渝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必然从他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成为他的文化观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邓小平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8页。）他又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 1975—1982）》第326页。）
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文化。在这里，邓小平所概括的共产主义文化内涵是以整个社会为主体的，与人的高尚情操，与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理想文化。共产主义文化价值的核心是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因此，围绕道德观念的选择，邓小平提出了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创业、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廉洁奉公精神，革命的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等价值标准。邓小平将这些精神文化作为建立经济社会和国民道德规范的理想价值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效益观是邓小平提出的精神价值判断标准很重要的观念。效益观的范畴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80年代以来，邓小平反对某些经济活动中损害社会精神利益的现象，并提出价值准则：“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5页。）对于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中， 西方文化的影响与侵蚀，邓小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鉴别和批判，提出：“对西方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的著作和创作，要着重介绍。”（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1页。）同时，邓小平对东西方文化互相转化过程中的文化侵蚀保持高度的警觉，对资本主义腐蚀性影响所造成的不良社会效果，采取坚决抵制和斗争的态度。邓小平坚决摒弃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告诫全党：“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致连一些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2页。）提出“反对精神污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要坚决制止坏（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等一系列效益观念。
邓小平精神文化价值判断标准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他的文艺观。邓小平文艺观是毛泽东文艺观的继承与发展，比较集中地体现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邓小平在《祝辞》中重申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基本价值定位，重申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提倡文艺要塑造四化建设的创业者形象，反映人民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邓小平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在艺术风格上提出了“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在艺术表现对象上：“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等更加开放、灵活的文艺价值观念。
第三个层面，以社会主义为根本，以体制改革为动力的制度文化价值系列。
制度文化是实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目标的保障。在改革开放的文化背景下，反复重申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这是邓小平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贡献。从新时期一开始，他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定是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否定，正反两方面来实现的。
为了捍卫社会主义价值观，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80年代以来，对西方企图从政治上动摇、价值观上侵蚀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尤其是对80年代后期那场由于文化冲突尖锐化引发的政治动乱，采取果断的否定态度，并且反复告诫全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斗争。
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手段选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发展动力。以文化学概念来表述，就是实现一场迅猛的文化变革。这场变革是由于现有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技术发展滞后而必然要发生的，它牵动着整个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状态等许多领域旧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功能的根本性变化，并且以固定化的形式促进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价值观念的变迁。而这场文化变革成功的动力和保障是制度文化建设。制度文化是一种稳固的文化形态，所以邓小平把体制改革看成是第二次革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方面，他提出了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等一整套对外开放体制的创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了廉政反腐监督、监察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纪律和法制等。这一系列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改革举措，实际上都是以邓小平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的基本构架和判断标准为基础而形成的。
总之，由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文化系列价值构成的判断观念体系是邓小平理论的文化核心。这是因为人类意识的产生，不仅包含对环境的反映，更包含着人类自身综合判断与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决定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文化价值取向。把文化价值取向系统化便构成文化观，不同的文化冲突便是文化观的冲突。邓小平文化观是以长期革命实践为基础，在多元文化互动的特别历史时期，发挥他正确的文化思维，不断对各种文化价值取向进行科学选择的结果。
邓小平价值判断观念体系的形成，对于创造下一个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定的内部和外部文化环境，包括建立中国社会大体相同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都起到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党的十五大确立的跨世纪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远大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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