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国之道在新加坡的体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新加坡论文,之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新加坡通过其高效的经济体制和一系列公共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虽然新加坡与其他国家一样具备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但其体制也反映出古代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一些重要因素。本文研究这些因素在制定公共政策中的作用。例如，公众的个人利益与自由须服从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精英治国论盛行于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严惩犯罪和腐败保证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和秩序良好的商业与生活环境。政府的父爱主义产生了一套独特的住房政策和强制性储蓄政策。然而，强调家庭价值和勤奋工作使新加坡政府的父爱主义政策有别于西方式的国家福利政策。国家在支持商业的同时，小心维持产业关系。
新加坡的政府管理
新加坡的政府管理在以下方面反映了儒家政治理想。第一，为保持统治的授权，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直小心地维护其诚实、公平和高效率的形象。特别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一直十分严格地防止政府雇员以权谋私。腐败的官员会立即受到严厉处罚以保持政府的廉洁。
领袖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此外，英才培养和精英治国是公务员晋升直至获得拥有政治权力的负责职位的途径。英才培养渗透了行政机关的各个层次。遴选补充政治领导人是一个“在新加坡各部门搜罗英才和正直之士”的过程。“因为只有最有能力、最诚实、最有献身精神的人，才能保持我们在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方面已达到的水准。”
新加坡政府在福利方面一直采取一种父爱主义的方式。当政府认为需要促进和保持国家的长期增长和社会稳定时，政府便干预个人的选择。例如，政府发起了一个强制性的储蓄计划，即中央节俭基金(CPF)，保证工作年龄的人有足够的储蓄以备退休和不测之需。政府在出版传播媒介方面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使新加坡免受下流出版物的影响。政府抛弃“软弱的选择”，而“采取从短期来看可能不受欢迎，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政策”。在新加坡，“个人自由”从来没有象在一些西方社会中那样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个人自由服从于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正如李光耀指出：“回顾过去30年，新加坡取得成功的驱动力之一是，大多数人将社会福利置于个人福利之上，这是儒家的一个概念。社会重于个体。”
新加坡的领导风格也反映了孔子强调人民对其政府信任和保持信心的思想。因此，领导者们一般总是私下解决其内部分歧，从不当众互相冲突。领导者不应该用他们之间不必要的明争暗斗混淆人民的视听。决策者不应变化无常，摇摆不定。他们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但也不能僵化不变。
孔子对和谐社会的理想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小国。早在自治之初，新加坡的领导者们一直谨慎地在不同收入人群、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的社群之间保持和谐。官方对传播媒介实行审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取缔任何可能引起宗教和种族冲突的报道。为防止种族隔绝，政府要求每所公共住宅中有不同种族的人共同居住。虽然华裔占人口总数的70%，但政府一贯十分注意使其他种族群体的利益不被忽视，使官方的政策不向作为多数的华裔倾斜。新加坡的福利政策和工薪政策也反映了“中庸”的思想。
决策中的强硬选择
林崇亚(Lim Chong Yah)在1988年将新加坡长远利益发展政策概括为五项主要选择。一、以高效率的私有企业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政策。二、主要通过中央节俭基金体制强制实行的高储蓄战略。三、充分就业和公正的工资政策。四、创造并促进一个有益的投资环境。五、建立并保持一个高效率、稳定、廉洁、面向发展的政府和官僚机构。
要想在一个地域狭小、人口密集、资源贫乏的城邦国家中建立起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社会经济环境，就必须强调并充分重视长期社会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因而新加坡政府已作好准备，为了达到长期目标实行不受欢迎的政策，即使失去选票也在所不惜。决策的尺度不在于政策是否受欢迎而在于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例如，新加坡实行强制性土地征购政策，这是早期发展中土地政策的关键部分。《土地征购法》（1966年颁布）使得政府可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土地，并直接影响土地的使用方式。法律规定，在任何公共或法定当局购买土地用于开发之前七年内，土地自然增值的部分都一律不计入补偿。这一法案，使公共当局，包括住房发展理事会、城市公司和城市再开发机构能强制性地独立购买土地。在1950-1980这几十年中，新加坡的国有土地份额从1/3上升到3/4。
严厉的土地强制征购政策，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限制了土地投机买卖，这样，如果土地所有者单纯为投机而不是为生产目的把持着土地，政府很可能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征购土地。这项政策大大降低了建设基础公共设施、公共住房和城市整修的费用。这项政策使公共发展的成本保持低水平，使颇具规模、效率更高的卫星城和房产得以全面发展。土地征购政策已使新加坡的财富和资源得到重新分配。征购政策使私有土地拥有者作出了牺牲，但使政府得以集中土地，发展大规模的公共住房计划，使几乎所有居民都有机会有自己的住房。政府在征购、重新分配土地和规划方面的支持也帮助私有部门获得了合适的发展场地。
官方严格控制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是另一项强硬选择。人均收入增加后，对私人汽车的需求也随之增长。然而，汽车增加了道路堵塞和环境污染的不利因素。通过实行高公路税和高进口税的政策都不奏效后，政府在80年代末发行了汽车拥有权证书以控制车辆的配额。政府每年根据道路能力发布车辆增加的配额，这些配额进入市场进行公开招标。这一计划的合理性在于“内化”（即让所有者承受）拥有汽车的额外费用。这项政策和其他政策一起，使新加坡成为全世界拥有汽车和驾驶汽车付费最昂贵之地。由于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加坡家庭都拥有车辆，所以这项政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选择。然而，拥有车辆付费十分昂贵，是使新加坡成为亚洲车流最通畅、环境最清洁之国的因素之一。
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也是政府强硬选择的一个例子。独立之初，政府决定以英语作为所有层次学校中唯一的教学语言。这一政策证明是提高新加坡劳动力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也是一项引起争论的政策，特别是在华裔新加坡人中，他们担心这样将不能保持传统的中国教育。另一项甚至一直延续至今的有争论的政策是从小学起就将学生按智力分流。娄(Low)、陶(Toh)、宋(soon)（1991年）认为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有三大支柱。第一是干预主义。新加坡政府竭其所能详细规划，但也学会了根据外部环境作出一些改变、修正甚至新计划。在人力和教育规划中，政府遵循经济学和合理性的基本原理。这一政策旨在在各个层次上，将学生按智力分流，并按适应个人和国家利益的方式教育他们。通过谨慎的调查研究，政府使其所有的计划和方法都得以合理化。新加坡教育政策的第二个支柱是采取了一些先天素质和后天养育理论以实现上述目标。新加坡有各种政策，鼓励受过较好教育的父母生育更多的孩子。政府也监督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的行为。第三个支柱是精英治国论。政府重视培养杰出人材，使其充分发挥才智，取得最大成绩，鼓励一般人取得比在受不到鼓励时更大的成绩。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在竞争和个人抱负同合作与配合之间相平衡的教育体制。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培训得以最好地发挥其才能，通过受教育，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充满自豪、主动性和热情。这些政策看来都符合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但却不一定受欢迎，因为精英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人。
和谐的效率
虽然新加坡政府十分注重发展，但也非常关心在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之间保持平衡。一些观察家甚至将这种体制视为“自由的企业生产加社会主义的分配”。政府的父爱主义产生了一套独特的公共住房政策和强制性储蓄政策。
在新加坡，每个有收入的人在中央节俭基金(CPF)中都有自己的帐户。每月存入帐户的钱数是由政府规定的。政府明确规定个人在该基金中的存款用于购买住房、支付医疗费用、进行长期投资、支付退休后费用等。该基金的储备金一直是为新加坡人提供社会安全的基础。
新加坡通过大规模的公共住房计划，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其达到全世界居者有其屋比率最高的国家。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政府在公共住房市场上，精明地管理供需双方的结果。从供方看，强制性地征购土地的政策使公共房地产业得以以低成本发展。大规模地建造住房，但又限制标准化住房种类的数量，使得公共房地产的供给实现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低成本高效率。谨慎规划城市土地使用，也控制了公共房地产的供应成本。从需求方看，中央节俭基金为大多数新加坡人实现居者有其屋起到了财政杠杆作用。个人的节俭基金储蓄加上由住房发展理事会提供低息购房抵押贷款，大大缓解了个人特别是低收入公民购房的困难。为防止个人在公共住房市场上投机牟取暴利，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禁止转卖、转租公共住房。对于购买新的公共住房的人也规定了收入上限限制。此外，政府杜绝外国人购买公共房产，以保证新加坡人购房时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这些政策使新加坡大多数人都有能力购置住房。
除上述措施外，政府还向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了可观的医疗补贴。教育的补贴也很高。在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中，如新加坡电信公司，政府将国有企业股票低于市价出售给新加坡公民，以增加持股人数，使全体人民分享国民经济成功的利益。
然而，新加坡的社会福利体制与西方社会的国家福利主义大相径庭。新加坡政府宣称，新加坡的福利政策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伸出同情之手，但绝不因此使国家失去经济竞争力。新加坡的做法一贯致力于：(1)医治问题的根本（如处于不利地位的家庭）而不只是其症状；(2)着重提供预防性和面向发展的服务；(3)通过职业培训，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自立；(4)通过多种鼓励性方案，鼓励下层阶级的人们走出贫困。
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存在几种形式的社会安全网络。第一种是由税收或政府的其他强制收入的再分配形式直接支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工业化国家中，大多数福利津贴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支持的。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在调动资源并用于贫困人群方面，对行政管理部门而言是最便捷的途径。但是，为了获取政治名望而滥用政治权力，以及出现各种与福利国家有关的社会经济弊病时，这种方法是最脆弱的。
第二种方法是强制性储蓄、社会保险和收入再分配的结合。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原则上是为退休和个人不测而准备的强制性储蓄体系。每个人都有个人储蓄帐户，每月必须在户头上存进收入的一部分。这样，如果收入较高，累计工作时间较长的人，在退休后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然而，当个人遇到不测，如致残或死亡，也可以提出存款。这笔储蓄也可以用来帮助其他有特殊困难的人。这就是说，在个人帐户上，并非每块钱都属于自己。第三种方法是强制性参加保险和收入再分配的组合，例如美国的失业保险。任何工人或雇主都必须参加这项保险。如果经济萧条持续不止，也可能以其他财政来源追加失业保险信托基金。
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安全网络相比，新加坡的中央节俭基金体制完全是纯个人的强制性储蓄。帐户上的每一块钱都属于个人自己和他（或她）的家庭。这种制度更加依靠家庭储蓄，而不是社会保险或收入再分配。多年来，它已展示出它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不损害自立、节俭、勤奋等个人价值的安全网络。
新加坡福利政策的核心是促进家庭价值和勤奋工作，这些特点使之有别于西方式的国家福利主义。一对夫妇申请靠近他们年迈父母住处的公共住房，住房与发展理事会(HDB)就会优先给他们分配公寓，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政策显然是为了促进传统的家庭凝聚力和孝道。另一个例子是小家庭改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通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助和对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资助，帮助他们提高地位。此项目不仅要求受援助家庭的收入符合受援助的标准，而且要求这些家庭保持完整、人数少。如果家庭破裂，或妻子生育超过两个孩子，这对夫妇将停止受到补助。这些要求的目的之一是要防止象某些西方福利国家中的那种单亲家庭的增加。第二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低收入家庭背上抚育过多孩子的负担（《海峡时报》，1993年8月16日）。
与社会福利的规定相似，政府对产业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反映了决策者对社会经济和谐的关心。正如李光耀所说，人民行动党政府认为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的，必须根据个人的表现分配奖励。然而，工人不应该被剥夺公平享受利益的权利。这样才能既赢得人们的衷心拥护和信任，又保护人们更加努力工作和发展其才能的积极性。这样，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与谨慎保持的产业关系才能得以相互协调，新加坡本身没有工资控制或工资法规，但是工资却受到全国工资理事会的强烈影响，这是一个由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参与协调工资的政府机构。它每年向工人和雇主提出非强制性的，但却被广泛接受的有关工薪标准的指导方针。它自1972年成立以来，一直能创造一种和谐的产业关系气氛。
这项政策中明显包含了“中庸”的因素：政府以公平对待雇主和工人为目的，在经济效率与和谐的利益分配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结语
至此，我们在本文中已展示了孔子的理想与新加坡公共政策的特点之间某些明显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在于：统治的授权来自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超群的才能；国家的父爱主义统治；“富民”政策；重视长远利益；强调社会秩序和家庭功能；关心社会和谐，追求平等又不忘效率。这些相似性反映出新加坡的 决策者如何深刻地受到了儒学的影响。
然而必须牢记，儒学是中国古代圣人的智慧，而新加坡是个现代商业社会。新加坡迄今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功，应归功于秩序良好的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这些在古代中国都不存在。仅靠儒学不能为当代世界的问题提供正确答案。新加坡的决策者们从未单纯出于文化原因，或仅仅为了与西方人相区别，而盲目、僵化地遵循孔子的教义。相反，他们对儒家智慧的运用完全是实用性的。这篇论文中提及的大多数政策都合乎逻辑地来源于新加坡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求生存、求繁荣的愿望。新加坡决策者从东方传统中寻求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接受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痛苦教训。新加坡社会实验中每个措施都是为了使这个城邦国家保持国际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
本文系作者委托杨深同志交与本刊发表的，在此特向杨深同志表示感谢。——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