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访北京大学教授黄旭森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访北京大学教授黄旭森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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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简称▲,下同):您主持的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自2011年出版4部著作以来,理论界颇为关注,既有人表示赞同,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您能不能谈谈您的感受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很高兴谈一谈,不过我不想由我个人主观地谈一通,最好是你提一个问题,我谈一个问题,如何?

▲:很好,那么我们先从一般问题谈起。现在,“创新”是一个使用范围极广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建设一个创新型社会,创新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哲学创新也是一种文化创新,那么,它同其他文化创新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而且哲学也有各式各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其他哲学创新又有什么异同呢?

●: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其他文化现象相比较,当然有其特点。我认为哲学创新似乎要比较单纯一点。例如同教育比较,哲学主要是理论创新,而教育还有体制、制度、机构等等。又如艺术创新主要是艺术体制、形式、表演或成果等等。哲学创新主要是理论创新,因而必须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有的甚至是新思想体系,而这些理论应该有新的来源,包括实践来源,逻辑来源等等。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和哲学创新的异同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谈不出什么来,就这样抽象地谈谈吧。我想谈的是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我近30年来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哲学界经常议论的问题就是对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家都表示不满意,必须加以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进行创新。1985年教育部委托当时的8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承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研究”的科研项目,这个项目立项的第二年又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小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体系的意见颇有分歧,但大家都一致同意以马克思的名言“真正的哲学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原则。我后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首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创新的来源、源泉,这是同其他哲学的创新明显不同的。我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源泉第一个是实践、时代的发展,而在其他哲学创新中实践、时代的位置至少不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那样高,甚至不在考虑之中。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创新就要增加科学的因素,加强其科学的程度,也就是说,要以新的真实的原理来丰富其内容,使原有的原理更加完善、更加具体;使其组成部分更加合理,其体系更加严密、具有更强的逻辑性。而其他哲学的创新当然也要求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虽然其不会有意地胡说八道和胡言乱语、不管事实、不顾逻辑,但它们一般都不把哲学作为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不承认哲学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共同的科学性质,而强调它们是根本不同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来自实践,而且具有应用于实践、受实践检验的特点。当然,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创新与其他科学一样不是直接为了解决某一实际问题,而是为了学科的发展,为了更准确、更具体、更深入地认识这门科学的对象,但归根到底,一门科学的发展还是为了推动社会实践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整个人类认识的出现和发展都是由人类实践所决定的,而认识的出现和发展又会推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一个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都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自觉地摆到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洪流之中。其他哲学的哲学家的创新其实也在这一辩证洪流中,但他们是不自觉的,他们创新哲学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推动学科的发展,而是为了求得自我的满足,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求得终极关怀。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上帝也好,佛也好,大自然也好,心灵也好,自我也好,只要能使自己最终得到满足的,其实都一样。

由于我的这些想法,十年前我在策划“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和创新研究”这一科研项目时,不但立志要提出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把我的这些想法贯彻其中,而且设计了另外三个子课题,从时代精神、科学的发展和中西哲学的研究三个方面落实时代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决定作用,其最终成果就是2011年出版的那4部著作: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第二部《时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第三部《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第四部《中西哲学的当代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其他哲学创新的显著区别在于:它是一种科学的创新,而其他哲学创新则不一定是科学的创新。

▲:您的思考使我联想起一个问题。我国学界近年来喜欢谈“马克思哲学”,提倡“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您能否谈谈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马克思哲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区别?

●:以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文章。不过,我平时倒也有些思考,试着谈一谈。

顾名思义,马克思哲学是一个人的哲学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个学派的哲学。一个人的哲学可能非常复杂,有的人一生中主张过几种哲学;有的人中年后稳定下来,终身坚持,虽然后来也有所变化和发展。而一个学派的哲学往往是一个哲学体系,比较起来,变化不像一个人的哲学那样大,它的名称中之所以包含某个人的名字,是因为这个人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或主要代表,他的哲学思想占主导,但二者不能等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等于马克思哲学,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前者是后者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一个特征,它是一门科学,而马克思哲学则不能简单地称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逝世后,与时俱进地为这一学派的继承者所发展,而马克思哲学在马克思逝世后不可能发展或增加新的内容,如果有,那也是马克思生前遗失著作的发现或者是对马克思著作的新的解读。因此,在我看来,认为马克思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观点成立的标准,越接近马克思就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倾向是太过分了。

按照我的这种理解,在今天,对于马克思哲学创新就无从谈起,只能谈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科学研究的创新。

▲:您的这些想法,我没有思考过,一时还提不出什么意见。我们还是接着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题吧。您能不能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异同问题?

●:好,这正是大家有所争议的问题。

在我看来,二者基本一致,有时甚至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总体创新和局部创新,即内容的创新、方法的创新、结构的创新等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人们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就是结构的创新,而广义的则包括各个局部的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没有什么区别,它既是整体创新,也包括各个局部的创新,不能把体系理解为只是一个骨架,体系是一个系统,系统一定包含它的因素以及诸因素之间的联系。不能把系统仅仅理解为其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系统论者的共识,为什么要把思想体系即思想系统仅仅理解为思想之间的联系,不涉及它的具体内容呢?

再说,对于一种理论来说,思想之间的联系绝不是可有可无或无关紧要的。小至一篇文章、一个报告都有其思想之间的一定的联系,如果内容颠三倒四、杂乱无章,别人怎样正确掌握你的思想实质呢?特别是科学理论,其原理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联系越严密越好,越能表达其内容的合理性,越能说服人。思想体系的形成往往成为一门科学形成的标志。

应该强调,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僵死的、凝固的、封闭的,而是生机勃勃的、发展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往往是多样的。创新科学的理论体系绝不仅仅是把一些概念或原理颠来倒去,抽象地改动它们的顺序,这正是有些学者厌恶“体系”的原因。因此,只要我们正确理解“体系创新”的丰富内涵,创新就会是全面的,而不致使创新流于框架的变动上,不致削弱其他方面的创新。我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可以说是贯彻了这种理解的实例之一,当然贯彻得好不好,够不够,又当别论了。

▲:既然如此,就不应提“哲学体系创新”,直接讲“哲学创新”好了,免得别人误解。

●:不,这会引起更大的误解。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哲学的共名,而它的体系则是它的具体表现,我们构建的是它的当代表现。30年前中山大学高齐云教授研究过它的各种历史形态,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于良华教授也在研究它的形态,有些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问题,“研究范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也就是不同的哲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不是提出第二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只不过是具有一些当代特点。如果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构建”容易引起误解;而提“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或“哲学形态的当代构建”,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体系或当代形态,则不容易引起有第二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误解。

▲:我也认为体系不是一个干巴巴的骨头架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系统,内容十分复杂,因而问题也比较多。您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主干,即世界观;一部分是分支,即多个部门哲学。这种区分似乎争议颇多。例如您所提出的体系,争议很多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传统的提法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般教科书在谈到这两部分的关系时,都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推广和运用。近年来这些传统提法在我国学术界本来就颇有争议,现在争议就更多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概念,因而他们的世界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历史”不只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而是宇宙的历史。有的学者认为“推广和运用”的提法是斯大林创造的,不能成立。您现在的看法,在我看来,有所同,也有所不同,您能就这个问题谈一谈吗?

●:可以,我认为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提法应如何理解?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第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不是世界观与部门哲学的关系?这些问题我在过去的论著中都有所论辩,这里再概括地谈谈。

第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提法,严格讲,不是很准确的,但如能正确理解,还是可以保留的。我没有考察过这一提法的最早起源,它在中国理论界是得到公认的。一般不会把它理解为前者是世界观,后者是方法论,而是理解为二者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种理解就不准确,因为世界观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即宇宙,而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中的一种主观现象,即方法,其对象范围差别如此巨大,怎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呢?这里的“方法论”,准确地说,实际指的是根本方法或最高方法,即思想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一方面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整体情况和一般规律的理论,另一方面就是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一般方法。还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理解为世界观也是不准确的,世界观只是辩证唯物主义,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不是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提出的,他明确讲,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这种与唯心史观相对立的历史观后一直使用的称呼。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但它不是世界观。由于它同世界观的这种融为一体的紧密关系,具有世界观意义,把它同辩证唯物主义结为一体,称作世界观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只要能正确理解其内涵,把二者合称为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可以的。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名称,却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拼凑起来的。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不错,这两位古典哲学家的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的思想来源,但是,能够把一种崭新的哲学同它的思想来源等同起来吗?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又在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和改造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们的辩证法不是唯物辩证法是什么呢?他们的唯物主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恩格斯曾明确地说过他的自然观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大家知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中的“自然”是“大自然”,即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和思维运动,这种“自然观”也就是世界观或宇宙观。我认为,说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始的,是符合他们的经典文本的,也具有颠扑不破的逻辑力量。

第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把唯物主义世界观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结果,这个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不是斯大林的发明。斯大林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第4章第2节中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和应用去研究生活现象,但列宁早在1914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中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就说过要把社会科学同唯物主义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即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生活。列宁所说的“协调”和“改造”实际上是恩格斯于1886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5年共同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指出过他们的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应用,而费尔巴哈拒绝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历史,因而是不彻底的。他们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就非常明确地说明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部门哲学;唯物主义适用于全世界、全宇宙,历史唯物主义适用于全世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历史;一个是整体,普遍,一个是局部,特殊。以后他们多次讥笑费尔巴哈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那么,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部门哲学是不是降低了它的重要性呢?我认为这只是说明它在科学分类中的位置以及它与世界观的关系,丝毫不涉及学科的重要性,重要性往往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

▲:您刚才谈到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部门哲学会出现问题,其实,据我所知,在您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其他几个部门哲学也会出现种种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学,这样,人学当然就不会是它的部门哲学。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列宁、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您说它是部门哲学,合适吗?至于方法论,它是与世界观并列的,您说它比世界观低一个层次,自然会引起质疑。您能不能一般地谈谈世界观与部门哲学的关系,分析一下这些问题?

●:行,我就试一试吧。

20世纪80年代,我国曾兴起一股研究“应用哲学”的热潮,它的倡导者是辽宁大学郭国勋教授。他所说的应用哲学不是指研究应用的哲学,而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某一特殊学科或某一特殊对象而形成的哲学,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等等。这种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认为这种研究一方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世界如何具体联系起来的途径问题,同时也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观、人学、认识论、方法论等等的关系问题。应用哲学研究是严格按照学科研究的对象来处理学科之间的关系的。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整体及其一般规律,而各种应用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的不同领域及其发展规律,因此,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体和一般,而不同的应用哲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不同的局部和特殊,当然应用哲学还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这样,哲学与各种应用哲学之间的关系、各种应用哲学之间的关系就清楚了。不过,我更喜欢用“部门哲学”或“分支哲学”,因为我认为部门哲学不一定都是把哲学应用于不同领域形成的,有的可能是对某一领域进行哲学研究形成的。关键在于研究对象,所有学科,只要明确了它们的研究对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容易弄清楚了。我下面就根据这个观点再一一分析世界观同它的上述部门哲学的关系。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已谈过,这里再补充一点。近年来出现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观,而是世界观,其中“历史”不是专指人类社会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在内的大历史,即宇宙史。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这当然是可以的。记得20多年前江苏社科院的黄明理教授出版过一本叫《大历史观》的书,就是研究整个宇宙史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专门论述过宇宙发展的整个历程,这种大历史观或大自然发展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历史部分。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术语,在马克思主义中有其特有含义,它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义词,恩格斯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人,而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研究的对象,后来他们一直如此理解唯物史观,100多年来,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论著中是不言自明的,今天硬要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不是故意制造理论混乱么?

关于人学,我认为只要从它的对象来考虑,就能看出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和联系是十分清楚的。世界观的对象是整个宇宙,人学的对象是人,在这个宇宙中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怎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呢?有人认为马克思本人就曾有这个观点,这是误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说过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日益显露其一致性,他并未否定它们之间的区别,更未根本否定科学分类。现代科学家提出的现代科学体系,例如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提出《现代科学体系》,不就是一门科学么?他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摆在这个体系的顶端,而把人学看作世界观与基础科学相联系的桥梁之一,也就是部门哲学之一。这是值得哲学家们深思的。

认识是人的活动之一,以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比人学的研究对象——人又小得多,认识论显然不能与人学混为一谈,更不能与世界观混为一谈。列宁和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论”是有其特殊含义的。他们这样说,有时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有时是指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是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论断的真实含义必须同这个论断的上下文联系起来理解,不能把它孤立起来,不能望文生义。人们把方法论与世界观并列起来讲,这里的“方法论”就是根本思想方法,即思想路线,不是指以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这在前面已谈到,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下,世界观与部门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复杂,我不过是就我提出的体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点说明。至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部门哲学,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构建》的概论中作了说明,这里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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