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科学史是对科学发展历史的概括与评价。我们应当怎样研究科学史？科学史研究应贯彻那些原则？我们应当建构什么样的科学史图景？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本文仅就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我们要表达的基本观点是，在科学史研究中，我们既要坚持唯物史观，又要克服机械论的影响。
1 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
科学史是关于科学发现历史结构的科学。
任何发现都是一个历史过程。科学发现都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进行的，由许多人参与的集体行动，都是由一连串事件构成的“事件群”。科学发现过程的完成，需要一定的关键人物、关键事件，或者说代表性人物、标志性事件，但这些人物和事件都不是孤立的。科学发现过程是一个系统，由若干事件构成。各个事件在这个系统中各占一定的位置，各起一定的作用，即具有一定的结构。
这不是静态结构，而是不断在发生和演变的动态结构。不是先有发现系统，然后才出现各个事件；也不是若干事件同时出现，形成一个系统；而是一个个事件陆续发生和演变，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为一定的结构。这些事件在时间上具有先后关系，在内容上具有因果联系。有的是直接因果关系，有的是间接因果关系。两个事件之间的因果链条的长度，因果作用的途径、强度、效果均不相同。有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近距作用与远距作用，潜作用与显作用，偶然作用与必然作用，预期作用与意外作用，决定性作用与非决定性作用，线性作用与非线性作用，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单向作用与双向作用，等等。
在科学发现的历史过程中，一般说来，同时事件很少。先后事件中有的事件起初是彼此分离的，后来出现了中介事件，二者才发生了联系。有的事件一开始就有“亲缘关系”，先行事件引起后行事件，后行事件包含了先行事件的某些内容甚至全部内容。
关键事件是科学发现系统的核心，是系统中各个事件相互作用的聚集和结合。各种作用在关键事件中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得到放大和优化。关键事件的出现标志着某项科学发现系统的形成并具有作出某项发现的功能，意味着某项科学发现的过程基本完成。
由于科学发现系统是个历史过程，所以各个事件的结构具有历史性，是一种历史结构。
科学发现是知识创新，科学发现是历史事件的本质，是知识的交流和增长，所以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就是知识的历史结构。
科学发现也有逻辑结构。逻辑的展开是个历史过程，历史本身也蕴含着逻辑。所以科学发现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有一致性。但二者又有区别，比如逻辑推论中的前件，并不一定是历史演变中的前件。科学发现的逻辑结构是科学逻辑研究的对象。
科学事件的主体是人。同科学事件的历史结构相对应，在一项科学发现的过程中，若干科学家也组成一定结构，称“科学家群”。所有科学发现都是“科学家群”的共同创造。凡是对某项科学发现作出贡献的科学家，便组成一个科学家群，不同科学家在这个群中起不同的作用，占不同的位置。每个科学家群都有一两个核心人物，核心人物的出现标志着科学家群的形成。科学家群中的核心人物，是某项科学发现历史结构中的关键事件的关键人物，这个群便可用这个科学家的姓名命名，如“牛顿群”、“拉瓦锡群”、“达尔文群”、“玻尔群”。对科学家群进行历史分析，是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2 再现与建构
科学发现是反映和创造的统一。科学认识应正确地反映对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科学研究是解题。提出问题是科学家的选择；如何从问题走向答案，是科学家的创造。科学研究是发现和发明的统一。科学认识所反映的内容，是不以科学家的意愿为转移的、先于科学认识的存在。科学家“找到”了这种内容，可谓科学发现。但通过什么途径找到的，科学理论的形式如何，则是科学家的创造，是科学发明。
科学史是对科学的一种认识，也应当是反映与创造的统一。
科学史研究应当如实反映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史料一定要真实，不能虚构，也不能指鹿为马。科学史的研究者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翔实的史料进行整理和概括，再现科学发展的历史。这是科学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基本原则。
科学史所研究的，是科学的过去，是科学已经发生过的过程。这个可程不可逆、不可重复、不可模拟，它只能在我们的认识中再现，而不可能在现实中再现。因此，如何在我们的观念中再现科学的历史，就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科学史研究不是历史事件的罗列，不是编大事记，而是要揭示历史事件的结构，揭示科学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一堆彼此独立的科学历史事件，不等于科学发展的历史结构。直接进入我们视野的只是史料，而不是蕴含在史料中的规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事件，而不是这些事件的历史结构。关于事件的史料是有形的，事件组成的结构是无形的；史料是现存的，事件是已消逝的；史料是外在的，线索是蕴含着的。前已说过，当某些科学历史事件发生时，某项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尚未形成。关键事件的出现虽然表明这种结构已基本形成，但这种结构并不只是存在于关键事件之中。所以只是孤立地考察各个事件，虽很全面，也很真实，但还不等于揭示了它的结构。这种结构必须通过我们的挖掘、整理，才能在我们的观念中显现出来。
科学史研究只能从史料出发，而史料一般总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古代的史料更是残缺不全。不少科学家只顾在第一线工作，却不注意保存史料。有的科学家只公布成果，却不会介绍这些成果是怎样取得的以及他的工作和别人的工作的关系。有的史料失传了，有的是以讹传讹。古生物化石也很少，但古生物学家可以根据器官相关律，从一些器官推论出另一些器官。我们也可根据相关史料，用联想、推论的方法，提出合理的假设来填补史料的缺失。
即使对相同的史料，不同的研究者也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我们不仅要确认事实，而且还要选择和评价事实，这就同研究者的理论观点有直接关系。历史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派认为，历史研究只是事实说话，而不是历史学家说话。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循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记事”，不应当对事实作出评价。他说：“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对事实作任何判断，他只应该说事实是什么。”“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1]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则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肯定事实，解释事实，而且还要评价事实。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不是科学，价值中立的历史学是不存在的。他说：“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2]显然，柯林武德的观点比兰克更为合理。 科学史研究的结论是否科学，不可能把它同实际的历史过程对照。而只能同史料对照、可是史料本身又需要科学史家的挖掘、整理、解释和评价。
因此，有不同的科学史观，就会编出不同的科学史。每一位科学史家所叙述的科学史，都不会完全相同。
因此，科学史研究对历史的再现是相对的，这种再现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已消逝的历史无法复印在人的观念中，它的历史结构只能由人把它建构出来。
所以科史研究是历史再现与理论建构的统一，是反映与创造的统一。我认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
3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相对于客观条件而言，人的思想认识具有受制性，又具有一定的能动性或超越性，这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认识论原则。
科学家的思想、认识不仅是认识对象的反映，也是认识条件的反映。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3]存在决定意识，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决定”有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一般说来，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倾向、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而不能决定意识的所有内容和发展的具体细节。有些人的思想还会对这种基本倾向、趋势发生一定的偏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人的意识形成后，便有相对的独立性，既有其自身的逻辑，又可能超越这种逻辑。因此不能认为有什么样的历史条件，科学家就只能提出什么样的具体想法。科学家认识的基本倾向、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基本上可以用客观存在状况来解释，但又不能认为科学家的所有具体想法都可以在客观存在中找到它的“只能如此”的根据。因此，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科学家既会有相同的认识，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感觉经验的一致性和理论思维的一致性，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任何健康的人，在相同条件下观察同一现象的变化，或比较两个对象，结果会是相同的。同样，从经验事实发现规律，建立理论，所进行的思考和逻辑推理过程，对于具备类似条件的人，也会是相同的。人类间这种感觉经验的一致性和理论思维的一致性，既是历史事实（实际上是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结构），又是一种信念。”[4]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家就成了机器，是部标准的摄像机， 又是一部按严格程序运转的思维机器——输进相同的经验材料，就会产生相同的理论。科学家又是复印机，把客观“复印”成主观。可是科学史上却充满了不同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的差异，并不是由生理结构的差异引起的。所以，科学家的认识既有一致性又有不一致性。正因为有不一致性才需要交流，正因为有一致性才可能交流。
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人类在科学发展历程中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必然的。这就是说，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的，都只能如此，不能别样，科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充分论证这种必然性。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科学发展的方向、趋势、基本过程有其必然性，但不是每个历史事件、每个具体细节都有必然性。每个科学家的思考都有一定的“自由度”或随意性。在一个时期，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轨道，形成一种有序结构，形成一种思潮。但总有一些科学家的思想会偏离这个轨道。既然科学发现有“机遇”的因素，既然某位科学家作出某项发现后，别的科学家就不再重新研究这项课题，所以在科学发展中也有偶然性的作用。所以科学的发展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
科学的发展并非只有唯一的一种形式，并不是它的所有环节都是唯一被确定的。古代由于缺乏交流，科学的发展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比如中医和西医就是两种不同的医学。到了近代，科学统一了，我们所看到的是一部统一的科学史，没有其他的科学历程进行比较，就容易认为科学的发展必然如此，只能如此。李约瑟曾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如果中国具有充分发展科学的条件，那在中国物理学史中，最先发展起来的可能是电磁学，而不是力学。他说：“如果社会条件有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国人可能已经首先通过磁学和电学的研究，先期转到场物理，而不必通过撞球式的阶段了。假如文艺复兴发生在中国而不在欧洲，整个发明的次序也许完全不同。”[5]
因此，科学史研究既要说明我们这部科学史的合理性也要思考是否每一步都很合理的问题。比如，从托勒密地心说到哥白尼日心说，人类经历了十几个世纪，这也是合理的必然的吗？
4 理性化与人情味
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家。科学史主要是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历史。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科学家的活动实现的。科学史应当以科学家为中心。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科学家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物质文明建设的主体，是广大的体力劳动者；精神文明建设、知识生产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所以科学家是科学事业的主力军。
科学家是人，是有血有肉，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传统和知识背景下的人。科学家的观点、感情、利益者不可避免地要进入科学研究过程之中，科学家的气质、性格、心态、兴趣、风格都对科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爱因斯坦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所以，科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6]
可是人们往往认为，科学研究是纯粹客观、纯粹理性的事业，同科学家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无关。似乎科学发展到一定状况，总会有人思考某个问题，至于这个人是张三还是李四，这并不重要。科学家成了没有个性的抽象符号。许多科学史书籍只讲事件的个性，不讲人的个性；只讲科学家的成绩，很少涉及科学家的内心世界。萨顿说：“恐怕许多医生常常把医学史想象为仅是列举发现和成就的清单。事实上，这种清单的编纂如此干瘪枯燥，没有人情味，以致于每个‘条目’相联系的医生的姓名均可由X.Y或Z取代。”[7]
其实，科学研究是创造性劳动，越是创造性活动，就越有个性。许多科学家都是极富个性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都同许多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很不相同。抽掉科学家的个性，科学家就成了“思维机器”。科学研究是充满个性的事业，科学家却没有个性，这岂不反常？
科学史应当有人情味。科学史不仅充满科学家智慧的光辉，也展示了科学家人格的魅力。
目前，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还相当严重。科学史是介于自然科学与史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它应当通过自身的逐步人性化，来保持两种文化的沟通。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8]萨顿把科学史看作两种文化沟通的唯一桥梁，不太全面， 但他在科学史研究中强调科学的人性化，则是合理的。
总之，科学史既要理性化，又要有人情味。
5 “曾经怎样”与“应当怎样”
科学史既然是“史”，它首先就要回答“曾经怎样”的问题，即告诉人们科学是曾经怎样发展的。但科学史研究不能仅仅面对过去，还应当对未来科学的发展有启迪。科学史研究应当使过去“曾经怎样”转化为未来“应当怎样”。
为了实现这种转化，我们就不能只是叙述历史，还要评价历史。唯有通过对过去历史的科学评价，我们才能进一步明确今后科学应当怎样发展。
正确评价历史，既要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又要从现代的观念出发。
评价历史，首先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不能用现代标准来苛求前人。比如，古代是否有科学？若用近代的科学作为标准，那古代就没有科学。若从古代的实际情况出发，当时已有一些比较系统的自然知识，已不能看作是古代自然哲学，那就可以看作是古代科学。从今天观点来看，占星术、炼金术显然不是科学，但在很长的时期里它们又同天文学、化学很难分开。因此我们在古代科学史中可以叙述占星术、炼金术。有些错误理论（如地心说）曾长期被认为是正确的，它的错误在当时又有某些根据，因此在科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对科学家的失误和错误，也应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设身处地地来评价他们。
我们又是现代人，我们是站在今天立场上，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出发，根据今天的价值观念来研究科学史的。任何时代人的历史研究都是用自己的观念对历史进行的反思，处处渗透着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追求。所以对同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人的认识和评价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比如，哥白尼学说和热动说问世以后，人们都认为地心说和热质说是错误的，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以后，却认为地心说与日心说只是参考系选择的不同。也有人根据质能关系式，认为热动说与热质说都是科学的理论。有了光的波粒二象性的认识以后，我们对过去的光的微粒和波动说又会有新的理解。
科学史研究既要“走进去”，又要“跳出来”；既要身临其境，又要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我们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每一代人研究历史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科学史研究实际上有两个出发点：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和从现在的价值观念出发。或者说，科学史研究应贯彻两个基本原则，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真理原则是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的历史情况；价值原则是从我们的主观需要出发，使历史研究为我们创造价值。
认识过去“曾经怎样”，是为了明确今后“应当怎样”。历史是不可重复的。我们了解科学家过去是怎样做的，但不可能重复他们的工作。所以“曾经怎样”不等“应当怎样”，这是科学发展的“古今不一致性”。但科学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逻辑，我们不能凭空想象我们“应当怎样”，而应以“曾经怎样”中寻找借鉴，这是“古今一致性”。正因为有这种一致性，“曾经怎样”才会转化为“应当怎样”。一旦这种转化实现以后，科学史便具有了方法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