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教育中的难点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人生观论文,难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来,全党全军利用各种形式对广大青年进行了革命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通过教育,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教育过程中,也提出了许多疑点和难点问题。对于这些难点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给予正确的回答,那么就会影响教育的效果。因此,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回答,就成了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难点之一:无私奉献精神与市场经济相对立吗?
在学习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通行的原则是等价交换、物质利益原则,而无私奉献精神属于共产主义道德范畴,它通行的原则是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和不计报酬,二者不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吗?
我们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首先应当承认,无私奉献精神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确实存在矛盾,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属于物质文明范畴;无私奉献是一种高尚的思想道德,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就市场经济来说,它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它具有促进道德进步一面,如增强人们的平等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民主观念、自立自强观念等;另一方面,它还具有负效应,可能刺激人们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显然,这些是与无私奉献精神相矛盾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它们相统一、相一致的方面:
第一,二者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市场经济手段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而无私奉献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要求人们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现“两个决裂”,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可见,二者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同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不可分割。
第二,它们的内在本质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还是在生产的目的上都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原则区别。它在精神道德方面比一般的市场经济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要求人们必须采取正当的手段谋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它要求人们发扬先富帮后富和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无私奉献精神,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第三,二者又是相互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无私奉献精神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为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思想境界就会发生新的变化,无私奉献精神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物质基础的作用。他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1]反过来,无私奉献精神又会抵制和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某些消极因素,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经济振兴,国家强盛的首要前提是焕发全体公民的奉献意识和劳动热忱,同心同德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忘我工作,而要实现这一点,就离不开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力量是任何物质力量所不能替代的。
难点之二:集体主义排斥、否定个人利益吗?
在讨论中,一些同志提出,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通行的原则是个人主义,而集体主义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左”的东西,它否定、排斥个人利益,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看待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我们认为,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个体和群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方面,个体依赖于群体,离不开群体,离开群体的合力,个人是渺小的,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有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另一方面,群体也离不开个体,群体的作用是通过个体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系就象细胞肌体的关系一样,肌体是由细胞构成,无细胞也就无肌体;反过来,细胞如果离开了肌体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体和群体关系原理是我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主义的指导原则。
根据这个原理,首先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我们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个体要服从国家整体的利益。邓小平同志说:“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只有党内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顺利地克服困难,夺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2]我们一定要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在必要的时候,要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在当前,我们就要自觉地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在完成好各项本职任务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国家经济上去了,我们的个体利益的改善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集体主义并不排斥、否定个人利益,它内在地包含着个人利益。在这里,我们要把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区别开来,个人主义是指把个人利益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放到整体利益之上,一切为了自己的思想行为。而个人利益则不同,它是国家政策所允许的个人的生存、发展所必须的东西。个人主义要反对,而正当的个人利益则要保护,我们在维护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要尽量满足正当的个人利益。我们要从尊重个人价值入手,通过重视个人价值来提高整体功能。在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只有重视大家的个人利益,尊重他们实现个人价值的要求,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社会整体价值的实现。不能把集体主义、整体利益看作是游离于个体、个人利益之外的抽象的定义,而要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教育大家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在必要的情况下,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集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正当的个人利益。我们既要反对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片面追求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的个人主义倾向;又要反对把集体主义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否定、抹杀正当的个人利益的“左”的倾向。这是我们时代的要求。
难点之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艰苦奋斗精神过时了吗?
有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吃饭讲营养,穿衣讲式样,住房讲宽敞”已成为人们的流行用语。因此,他们认为,时代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该享受一点了,艰苦奋斗精神已经过时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艰苦奋斗精神是否过时?还要不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应该肯定,在国家经济好转,市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要求改变一下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这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这是与社会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相一致的,也是党和人民所期望的。我们不能象禁欲主义者那样,把艰苦奋斗理解为“苦修苦练”,不食人间烟火;也不能象有的同志所理解的那样,一提艰苦奋斗就是“红米饭、南瓜汤”,“小米加步枪”,把艰苦奋斗的概念僵化、凝固化。事实上,艰苦奋斗的概念是相对的,它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过去在战争年代,在艰苦的条件下,“红米饭,南瓜汤”、“小米加步枪”是艰苦奋斗;今天,在和平年代,在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要求改善和提高一下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也不能说就不是艰苦奋斗,更不能说是享乐主义的表现。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个“度”,超过一定的限度,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顾客观条件,不管经济状况如何,一味地追求高消费、超前消费,“拼命地吃,拼命地玩”,“吃光用光,不叫冤枉”,“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是与非”,那么这不仅不是艰苦奋斗,而是享乐主义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新的价值体系要求我们要把艰苦奋斗精神和正当的消费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广大群众正当消费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持家,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艰苦奋斗精神不但没有过时,我们还要继续发扬。这是因为:
第一,从国际环境来说,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环境相当复杂,将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当今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占据明显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在武装侵略遭到失败以后,往往以经济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我们要战胜资本主义,击败“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必须艰苦奋斗。
第二,从国内条件来看,我国的经济状况还比较落后,由此造成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也相对比较薄弱。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特点必须看到: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决定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要遇到两大困难:第一,物质条件不充裕,时常会受到生产资金、原料不足的困扰;第二,人口增长过快,从而给全社会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给整个现代化部署的实施,造成一定影响。尽管我国的谷物、棉花、肉类产量早已居世界第一位,可是“人均”起来,却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我们要想摆脱这种状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离不开艰苦奋斗。
第三,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还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如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走出困境;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建设还存在资金、技术、能源的不足;在偏僻地区,有许多人还没有摆脱贫困状态;还有许多失学儿童的存在,如此等等。要想彻底摆脱这种状况,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奏效的,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
总之,艰苦奋斗精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绝对没有过时,特别是今天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难点之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还是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
在学习过程中,一些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都离不开钱。“有钱什么事都成,无钱什么也不行。”“什么是人生价值?有钱就有价值,无钱屁也不值。”因此,在他们看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仍然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因为:
第一,这种观点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价值概念。
金钱所反映的商品价值是个经济学概念,它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人生价值则不同,它是个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概念。它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奉献与索取的统一、创造与享受的统一。它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价值或个人价值,是指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一个是社会价值,就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一般来说,个人对社会的奉献同人生价值的大小成正比。个人对社会贡献越大,人生价值则越大,反之则越小。
但这里与商品价值概念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就是不能单纯从物质方面来衡量人生价值。人生价值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精神方面。一个人,虽然他能力不高,创造的物质价值也不多,但他兢兢业业,全心全意贡献自己的一切,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
第二,这种观点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产品的分配是按资分配,生产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家对金钱的贪婪欲望,“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在这种经济体制上,产生金钱拜物教或拜金主义是必然的。用金钱衡量一切也是必然的。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各种分配方式,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物的货币还要存在,但钱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不具有万能作用了。不是说有了钱就什么都可以购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许多东西就不是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而不是金钱关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表现在它把人与人之间关系从金钱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条件下,尽管也存在拜金主义现象,但它不是根本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其它因素造成的,因此,不能据此就说金钱还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
第三,这种观点混淆了两种不同阶级的价值观。用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大小,这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资产阶级看来,金钱重于一切,高于一切。谁有钱谁就有价值,谁的钱多谁的价值就大。人世间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发财更幸福的了。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是‘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3]
无产阶级对金钱有着与资产阶级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性质、目的和宗旨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就其阶级本性来说,是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它没有任何阶级私利,是人类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而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在人类历史上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人民做出贡献。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就看他为人民做出的贡献多少,而不是攫取权力的大小和金钱的多少。尽管现在还存在着贪污受贿等各种不良倾向,但大多数人、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还是好的。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金钱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它既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是看其对社会的贡献,贡献大者价值就大,反之就小。
注释:
[1]《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6页。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6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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