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的隐衷——论白朴词隐逸倾向的文化心理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衷论文,隐逸论文,隐士论文,成因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隐逸，是中国古代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在元代表现得如此强烈和普遍，无论是朝臣权贵，还是潦倒文人，都在吟咏着“归去来辞”；无论是在传统的诗词文赋中，还是在新兴的散曲杂剧里，处处都可看到“钓翁”、“樵夫”的身影。白朴作品中的林泉之咏便是这部交响曲中独特的一支。白朴一生未仕，他将艺术创作作为其生命支点，留下了《梧桐雨》、《墙头马上》等传世名剧，还留下了一部记录其生平行迹和精神历程的词集——《天籁集》。与时代的精神相一致，抒写避世之志与山林之趣构成了《天籁集》贯穿始终的主旋律。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探讨白词中这种隐逸倾向的成因，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白朴作品乃至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典范意义。
一、难忘天下
在科举长期废止，一般士人入仕无门的元代，白朴曾有幸在青年和中年时两次被当政者荐举入朝，但他都坚决辞谢了。（注：见王博文《天籁集序》和《天籁集》卷下《沁园春》（监察师巨源将辟予为政）。）王博文《天籁集序》谓白朴“视荣利蔑如也”，即是称美他这方面的品格。的确，《天籁集》中大量的内容都是表现词人对功名荣利的淡漠之情和对隐逸山林的向往之志，由此，人们便很自然将白朴视为一位绝尘超俗、高蹈远引的古之逸士隐者，如明人陈霆作《酹江月》词赞白朴曰：“松下巢由，竹间逸少，气韵真高洁。坐间抚掌，溪山等是诗诀。”（注：见《渚山堂词话》。）明人孙大雅《天籁集序》称白朴“诗酒优游，以忘天下”。然而，细读《天籁集》之后，却使我们相信白朴并没能忘却“天下”，也就是说其“避仕”并不意味着“避世”。这是我们在探讨白词隐逸倾向时所必须清楚的一个前提。
从《天籁集》和已考明的白朴生平行迹看，现实生活中的白朴并不是一个遁入林泉而不问世事的隐士。他一生都与上层官僚集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如他在不同时期所交往的史天泽、张柔、吕文焕、吕师夔、卢挚、王博文、李元让、李具瞻、张大经等人均为当时的元廷显贵。）今存白朴词104首，可确定为与官僚阶层交际有关的作品达30首，所占比例近三分之一。白朴定居金陵前的几次南游，均与史天泽、张柔（注：史天泽（1202～1275），永清（今属河北）人，字润甫。曾官中书右丞相枢密副使、中书左丞相等。张柔（1190～1268），定兴（今属河北）人，字德刚。曾官行军万户、判行工部事等。）集团的军事行动有关，白朴很可能是以参佐幕僚身分随军前往的，也就是说，他虽未正式出仕，却已实际参与了现实政治。由此可见，白朴生平的主要交际圈是在官场之中，他虽未居官，却也并未离开官场这个“尘世”的中心要枢。
在主观意识上，白朴也始终未远离社会现实和时事政治，我们可清楚地在《天籁集》中看到：词人有直接为元世祖歌功颂德，祝“皇祚绵绵”的寿词《春从天上来》；有赞颂张柔“威震雄边”、“三军耀武”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有送史枢“镇西川”，以“八阵名成，七擒功就，南夷胆破”相期的《水龙吟》。元初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在白朴词中留下了印迹，如元军征伐广东、灭南宋统一天下、征伐日本失败等。对元朝“统一天下”的战争和“升平”局面的出现，白朴也总是寄予期望和称颂，如《西江月》（过隙光阴流转）等篇。白朴对“现世”的关注，还表现在他对民生疾苦的不能忘怀上。如在一首《朝中措》词中他写了一次蝗灾给“田家”造成的惨痛损失，表现了深切的同情之心。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与入仕朋友交游的酬赠之作中，白朴又往往表达了一种明显的向往和赞美功名荣利的思想，如：“羡指麾貔虎，斗印腰悬（《凤凰台上忆吹箫》）”、“喜气轩眉宇。口卢郎、风流年少，玉堂平步。车骑雍容光华远，不似黄梁逆旅（《贺新郎》）”、“雁门天下英雄，策勋宜在平吴后。金符佩虎，青云飘尽，名藩坐守（《水龙吟》）”等，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和其词中那些漠视功名的内容，很难想象皆出自同一作者之手。
对于词人作品中这类关心时政和称羡功名的内容，以往论者极少注意，或仅以“言不由衷”概之。白词中这方面内容，主要表现在他与做官朋友寄赠唱和应酬之作中，无庸讳言，其中难免有言不由衷的成份，但从总体上看，若谓其中所表达的入世心态和功名意识全为违心之语，则未免失于简单化。白朴辞荐不仕的选择及其作品所表现的对人生出处毁誉的否定与对林泉之隐的向往，的确表明了他对传统儒家人生价值取向的背离倾向，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意识中传统价值观念存在的真实性。
元代社会，草原游牧民族入主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异变，如科举制的长期废置，儒士地位的下降等，由此而导致了士阶层对于儒家的价值信仰较之前代更多的怀疑和背离倾向（白朴的辞荐行为及其词中蔑视功名的内容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但其社会的官本位体制并未改变，士阶层传统的社会作用并未丧失，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念也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的迹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出自士人“安身立命”之本的济世之志和功名之欲，不可能在白朴的心理深层完全撤退。
金远较南宋亡于元蒙要早近半个世纪，前金的士大夫和后来长成的北方士人很自然便成了元蒙统治的主要官吏来源，也就是说北方士大夫较之南宋遗民士人更容易认同于元蒙的统治，也少有南宋遗民诸如“夷夏之防”一类的心理障碍。白朴长成于金亡之后，虽未必心甘情愿于元蒙的统治，但也很难说对“故国”有多少记忆和感情，更不可能对南宋政权有任何理智上和情感上的认同。此外，作为“士大夫”的白朴，“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必然引导他去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元军剪灭异邦，统一天下的战争，无疑与其实现国家统一与安定的政治理想相契合，因此若说白朴词中的这方面思想情感不是其政治倾向的真实流露，则难以令人信服。
白朴出身于前金显宦之家，其父白华曾任金国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等要职。壬辰之变后，少年白朴曾长期鞠养于其父执元好问家。特殊的家族背景和父辈的教育与期望不可能不对白朴的人生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影响。今存有关资料表明，并不存在许多学者所提到的白华不希望其子入仕的问题（注：《永乐大典》卷三存有白华写给白朴的《示恒》诗三首，其一云：“数口元归累已深，学衣缝掖有青衿。蹉跎岁月成何事，锻炼文章更用心。多病应怜双白发，一经真胜万黄金。忍教憔悴衡门底，窃得虚名玷士林。”末两句曾有人引来作白华不欲白朴入仕的证据，实则不然。诗中“一经”典出《汉书·韦贤传》：“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琇，不如一经。’”显然，白华是在寄希望于儿子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其它两首作于同日，诗意略同。），也就是说白朴的归隐不仕与其家庭教育实无关系。恰恰相反，其家庭和教育所赋予他的士大夫身份，使他一生都无法消除其心理深层的“用世情结”。他虽然未曾入仕，也曾混迹于下层社会的瓦舍勾栏之中，但其士大夫的身分及其相应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与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天然联系，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他才能找到与其身分相符的精神上的归属感。其词中所表现的对时政的关注和对功名的称羡，虽属应酬，但也未尝不是他力图否定但终难根除的士人本能追求的复现。白朴与一些权要显贵的交往虽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可能出于某种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基于“用世情结”的精神需要。词人所无法真正割舍的功名意识，在其抒写怀抱的词作中也偶有直接的表露，如《水调歌头》写道：“天地悠悠逆旅，岁月匆匆过客，吾也岂瓠瓜”。这表明，避仕对于白朴，并非是其本来意愿，其归隐是别有隐衷的。
二、悲悯人生
白朴虽未入仕却也未曾避世，但如果将“隐”作为“仕”的对立面来理解的话，白朴所选择的仍然是一条隐逸之路，尽管这条路还是在尘俗之中，但它所指向的精神目标却是对世事功名的超脱和否定，《天籁集》中有关隐逸的内容实际上表达的是词人对出世绝俗之境界“心向往之”的精神追求，而并非其真实生活的写照。由上节所述可知，白朴对隐逸的选择，不存在以此表示民族气节的问题，也不存在欲仕无门的问题。从归隐的动因方面来看，白朴在元代众多隐士中是独特的一类，既不同于仕进无望沉沦草野的“寒士”，也不同于“耻食周粟”，隐遁全节的遗民；既不同于绝尘超凡，“高蹈远引”者，也不同于厌倦仕途，退居田园者。就其生平遭际和作品的有关内容看，辞荐不仕对于白朴，是一种基于理性思考的主动选择。导致这一选择的最根本的原因当是其思想中的历史幻灭感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生悲剧观。也就是说，白朴“栖迟衡门”的人生选择，实质上出于他对人生的理解，出于他对人生苦难的一种深刻的悲悯之情。
《天籁集》中有许多用到“人生”或“生平”字眼的语句，最直接表现了词人对人生的看法，试拈出如下：
堪笑井蛙裤虱，不道人生能几，肝肺自相仇。（《水调歌头》）
对淡淡长空，萧萧乔木，慷慨吊今古。生平苦。（《摸鱼子》）
人生几许，悲欢离聚，情钟难遣。（《水龙吟》）
人生何苦奔竞，勘破大槐宫。（《水调歌头》）
人生何苦，红尘陌上，白头浪里。（《水龙吟》）
甚人生贫贱，刚求富贵，天教富贵，却聘骄奢。（《沁园春》）
扰扰人生，纷纷世事，就里何常不强颜。（《沁园春》）
很明显，人生短暂，人生悲苦，人生“奔竞”无意义，这就是白朴人生观的基本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白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王国维之所以极推白朴杂剧《梧桐雨》，认为它“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当与二人在悲观主义人生观上的契合有很大关系。王国维批评白朴词“粗率”（注：见《人间词话》。），是说其缺少艺术上的创造性，而在主体精神上，白朴的词曲是一致的。下面所录《水调歌头》一词，集中体现了作者的人生悲剧意识：
予儿时在遗山家，阿姊尝教诵先叔放言古今忽白首，感念之余，赋此词云。韩非死孤愤，虞叟坐穷愁。怀沙千古遗恨，郊岛两诗囚。堪笑井蛙裤虱，不道人生能几，肝肺自相仇。政有一朝乐，不抵百年忧。叹悠悠，江上水，自东流。红颜不暇一惜，白鬓忽盈头。我欲拂衣远行，直上崧山绝顶，把酒劝浮丘。藉此两黄鹄，浩荡看齐州。
味词意此篇似为当年辞谢史天泽荐举后所作。在作品中词人感慨人生短暂，否定对事功的追求，表达了他超然物外，远避世事的愿望。作品起首提及五位古人，在词人看来，他们之所以穷愁囚死，就在于其对世事入而不返，过于执著，而且他们为之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事功，就如同东流的江水转瞬即逝，变得毫无价值，这并非词人一时的激愤之语，而是基于其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生的理解。
这一思想集中地体现在白朴的怀古之作中。怀古是《天籁集》中一类十分突出的内容。这些作品大多作于其徙居金陵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金陵已不单是一个地名，一代又一代王朝在这里迅速地走过了其盛衰兴亡的历史，并留下一处处供后人凭吊的遗址。没有哪一座城市比她更能引人发思古之幽情，所以“金陵”一词，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实际上已成了一个象征历史变迁天下兴亡的文学意象，而“金陵怀古”则成了一个长写不衰的主题。白朴可能是唐宋以来作“金陵怀古”词数量最多的一位，这些作品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历史真谛的求索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词人初居金陵时曾有一首《水调歌头》云：
苍烟拥乔木，粉雉倚寒空。行人日暮回首，指点旧离宫。好在龙蟠虎踞，试问石城钟阜，形势为谁雄。慷慨一尊酒，南北几衰翁。赋朝云，歌夜月，醉春风。新亭何苦流涕，兴废古今同。朱雀桥边野草，白鹭洲边江水，遗恨几时终。唤起六朝梦，山色有无中。
作品的思路是由今而古，又由古而今。眼前的“旧离宫”、“石头城”，将词人带入已逝的往古，他于此看到的是“龙蟠虎踞”的雄险“形势”阻挡不了一个个王朝的覆灭，留下的只是没有“终”了的“遗恨”。历史的流程盛衰无常，犹梦似幻，若有若无。纵观古今，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废古今同”。既如此，也就无需为世事感怀“流涕”，而应超脱人事的纠葛，投入自然的怀抱，“赋朝云，歌夜月，醉春风”，以此求得心志的畅适。词中表达的这种历史的虚无感、幻灭感，是词人金陵怀古之作中反复吟咏的一个主题：乌衣巷曾留下了他的无奈的慨叹：“刘郎只见惯，金陵兴废，赠得行人鬓白。又争如复到玄都，兔葵燕麦。”（《瑞鹤仙》）南唐故宫前有他的怅惘：“南郊旧坛在，北渡昔人空。残阳澹澹无语，零落故王宫。前日雕阑玉砌，今日遗台老树，尚想霸图雄。”（《水调歌头》）陈后主落难的景阳井引起过他的沉思：“去去天荒地老，流水无情，落花狼藉。恨青溪留在，渺重城、烟波空碧。对西风、谁与招魂，梦里行云消息。”（《水调歌头》）在凤凰台上他曾追寻古人的行踪：“怅吴宫幽径，埋深花草，晋时高冢，锁尽衣冠。横吹声沉，骑鲸人去，月满空江雁影寒。”（《沁园春》）这种基于沧桑之感的虚无主义构成了白朴基本的历史观，在其散曲和杂剧作品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如《梧桐雨》所写唐明皇的帝王之业由盛而衰的过程，所表达的即是一种人类对历史无法预料和掌握的幻灭和迷惘。（注：李修生《白仁甫及其创作》、幺书仪《山川满目泪沾衣》，见《元杂剧论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孔子曰：“士志于道。”（注：《论语·里仁》。）士人所建事功的意义在于“道”的体现，因为“道”代表了天地至理和人间正义，“道”是永恒不朽的，因而士人所立之“功”之“言”，也就有了不朽的意义。文天祥《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对不朽的正义之“道”的追求，这种对“不朽”之“道”的追求，便是正统的儒家人生观中终极的形而上的价值目标。白朴词中所表达的历史幻灭感，从根本上即是对这一人生终极目标的怀疑和迷惘。他亲眼目睹了金、宋两家曾辉煌一时的王朝，在元蒙铁蹄下顷刻崩溃的过程。“棋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犹见川流血”（《满江红》），即是他的切身感受。他试图从历史中去解索现实的困惑，然而他看到的却是“秦固亡人六国，楚复绝秦三世”（《水调歌头》）这样无终无了的兴立与陵替，在暴力面前，玉石俱焚，贤愚并戮，华屋顿成山丘，繁盛化为烟云，一切都是速朽的，一切都是不测的。白朴词云：“我欲问天道，政在不言中。”（《水调歌头》）历史的虚幻，人事的速朽，这便是词人所悟解的“天道”。
“天道”的幻灭感必然引发出人生的幻灭感，这在其词作中可看得很清楚，如《水调歌头》云：
朝花几回谢，春草几回空。人生何苦奔竞，勘破大槐宫。不入麒麟画里，却喜鲈鱼江上，一宅了扬雄。
既然士人殚精竭虑建立的事功并不存在“不朽”的意义，到头来只是一场“槐安”之梦，那又何必为此而“苦奔竞”呢！很显然，道家“虚无”、“齐物”等思想对于他这种历史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事功的蔑视，引起了对个体存在的发现；对不朽的否定，导致了对此生的关注。于是逃避尘世，倘徉山水，全身适意便成了其理想的人生境界，在他看来“山间终是胜人间。风月琴樽应不羡，尘士征鞍。”（《浪淘沙》）他设想“醉乡日月武陵边。管甚陵迁谷变”（同上）。由于这种厌倦人世和否定事功的思想感情，产生于对历史和人生意义的理性反思与求索基础之上，所以对其人生道路的作用也就特别深刻。从上节所论可知，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白朴心理中强大的“用世情结”，他之所以能从中超脱自拔，从根本上讲，应是出于这样一种理性的思考和选择。与白朴有着类似背景，同是元好问学生的郝经所选择的则是一条相反的人生道路，究其原因，殆因他与白朴对人生出处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曾发挥孟子的思想说：
与时而奋者众人也，无时而奋者豪杰也。士结发立志，挺身天地，……岂欲其治而安于享利，乱而安于避祸乎？治亦无用，乱亦无用，徒乐其生、全其身而已。（注：《陵川集》卷一九《厉志》。）
举郝经为例并不是说入仕之士完全没有对历史和人生的幻灭感，只是想说明一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于其进退出处的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白朴与郝经的对比可见，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类似的生活环境并不一定产生相同或相近的人生观。人生观的形成取决于各种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合力，其中个人特有的家庭背景、个人遭际及其个性爱好等都是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因素。
三、追寻母爱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早年经验对其人格的形成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王博文作为白朴相交数十年的知友，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解释词人辞荐不仕的原因的，他认为，白朴直承遗山衣钵，依其“见闻”、“学问”本应入仕，
然自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国亡，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中统初，开府史公将以所业力荐对于朝，再三逊谢，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
这段话历来为论白朴者所必引，然对其中“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与后来“放浪形骸”和“栖迟衡门”的内在关系缺少充分的揭示。关于白朴“失母”事，叶德均先生《白朴年谱》认为：
此虽未明言何时何事，然以“丧乱”、“仓皇”之辞观之，必汴京破后之事，或为元兵所掠也。观刘祁《归潜志》卷十一记汴京破后元人之掠夺云：“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朴母之结果，亦可想见矣。
幺书仪先生进一步补充证实，朴母确“失”于壬辰之变时，或被崔党送奉于北兵，或被元军剽掠、荼毒，或义不受辱而自尽（注：《白朴年谱补正》，《文史》第17辑。）。不管哪种结局，白朴从此失去了人类感情中最为珍贵的部分——母爱。这对于生于温柔富贵之乡的白朴，其幼小心灵所受到的巨大伤害是可想而知的，王博文序中曾提到白朴“自是不茹荤血，人问其故，曰：‘俟见我亲则如初。’”这一切入心灵的创口，随着岁月的流逝，其表层可能会逐渐结痂，但是其内在残伤却是终生都不会愈合的。
心理学认为，母爱是所有其它形式爱的基础，它除了具有照料和保护儿童这一方面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向爱的对象注入价值感的动机”，
正是母爱的这个方面向人表明了：“对我来说，你是特别的，……你不可替代”。能同时被赐予这两方面的母爱的个人必定是幸福的、顺应良好的，具有发展健全的情感领域。对领受到这种爱的个人的影响是以爱报爱。”（注：《人生发展心理学》第354页，（美）詹姆斯·O·卢格著，陈德民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无私的母爱，使儿童首次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自己对于母亲对于他人的特别意义，这使他感到了报答母亲的责任，感到了以爱去对待他人的义务，对于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欲来说，这一意识可以说是一种深潜的动机。这种母爱，在白朴尚未充分感受的时候突然中断，在其“心理哺乳期”被强行“断乳”，无疑使其由父辈教育和环境薰染形成的社会责任感和功名意识，失去了这样一种最深层的心理动机。
白朴早年的经验，还直接影响到其后来“自我角色认同”（认识自己和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同一性）的完成。据人格心理学的理论，一个人早年心理发展阶段获得的是信任感、安全感、自主感和勤奋感，到了青年时期其人格心理和人格行为就会获得适应社会化要求的发展。反之，如果早年获得的是恐惧感、失望感、自卑感和怀疑感，青年时期就容易出现自我角色认同的混乱。（注：参见李江涛、朱秉衡著《人格论》第16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如上节所论， 白朴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决定了其自我角色认同的目标是以入仕为归宿，而其幼年经乱失母的遭遇，则显然又成为这种认同的一种抵消力量。母亲的丧失，使他过早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和人生的无常；家破和国亡的事实，残酷地击碎了他童年一切美好的梦想。这使他不能不对士大夫身分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取向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白朴词中所表现的隐逸倾向，与这种“角色混乱”是有密切关系的。按心理学的看法，其逃世隐遁的倾向，所体现的即是由“角色混乱”而形成的一种“自我萎缩人格”。而这种人格的产生恰与“母爱”有关，它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重返母体”的愿望。（美）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说：
母爱是无条件的，并不要我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是她的孩子就行。母爱是快乐，是安宁，它无需去争取，也无需被恩赐。但是，母爱无条件的性质也有它的反面。它无需被恩赐，但它也不能被争取，被产生，被自由把握。有了母爱就好象有了祝福；没有母爱，生活的一切美丽之光就消失殆尽——对此我无能为力。（注：《爱的艺术》第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白朴过早地失去了母爱，他无法理解的社会过早地进入了其幼小的心灵，其人格也由此而畸形地早熟，从而使感情领域出现了一个缺少充分母爱的真空。于是，其潜意识中对母爱的深刻记忆，便促使他到生活中去努力寻觅这曾有过的美好感情，去寻觅这种感情所代表的安全、温暖、慰藉和依赖。实际上，我们在白朴词中所看到的其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对人事烦扰的倦怠，对山水自然的亲和，对享乐情爱的追逐，以至对醉境睡味的偏嗜等等，可以说其情感指向无一不是对这种“母爱”感受的追寻和替代。曹楝亭藏《天籁集》钞本金陵无名氏序在评白词“羡东方臣朔，从容帝所，西真阿母，唤作儿郎”几句时，曾特别指出：“恸兵燹失母，见凡有母，如见阿母也。”他注意到白朴词中“寻母”的深蕴，无疑是敏锐和深刻的。不过其论稍嫌坐实，我们所说的对“母爱”的追寻，主要是就其情感指向和性质而言。
当然，幼年经乱失母的遭际，并不意味着白朴一定会走归隐不仕的道路，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但它起码表明白朴人格心理上存在着朝这一方向发展的某种趋势。尽管词人归隐倾向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外部社会原因，但其内在人格上所特有的素质，则是决定其人生价值取向的基本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