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病”——增长低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低效率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维新运动以来，向贫困宣战以求富强构成整个20世纪的主题。为此，我国曾经进行过多次重大的制度调整以求发现最有利于实现现代增长的方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这样多的制度性巨变。制度累积的增长效绩是国民财富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根据1993年的统计，我国经济力量在世界的比较地位（见表1），已经进至世界排名第11位， 如果加上香港和台湾，中华文化圈的国民整体实力已经与本世纪之初的贫弱告别了。如果按照GNP排序，1993年我国位居世界第10位（见图1），加上香港则位居第7位，再加上台湾更为靠前。 这是一个世纪为之奋斗的结果。它表现了我国在世界的巨大生产潜力。在整体意义上，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的复兴”。重要的是这为21世纪的持续增长奠定了规模可观的物质技术基础。本世纪初那样的“停滞”和衰弱过去了。特别是1978年以来，运用制度创新获取增长收益的力量得到了加强，按照增长的现代理论、制度，尤其是产权界定的改善，肯定会大幅度地提高投入的产出率。
表1
各主要国家经济实力比较表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 生产能力 进出口贸易额
(10亿美元)(美元) 美国为100百万美元
(1) (2) (3) (4)
美国5920.223215
100 1002187
日本3671 29524
78.86
574031
德国1789 22208
28.91
838577
原西德 1494.723311
25.35
778881
英国1042.918028
13.68
412149
法国1319.923007
22.1470859
意大利 1223 21539
19.17
367183
加拿大
563.8205478.4385297
澳大利亚 290.4165663.5 85297
中国 435.9 3670.12
164950
前苏联 2249.7 6964
11.4 89732
俄罗斯 1320.7 78937.5884375
巴西 409.2 26180.0656629
印度 272.2 3130.7841163
经济实力指数 实力
美国为100
(6)＝(3)·(2) 排序
(5) ＋(5)·(1)/3(7)
美国
100 100
1
日本57.2871.672
德国83.6747.163
原西德 77.9242.814
英国41.1222.837
法国46.9830.395
意大利 36.8424.996
加拿大 25.6112.178
澳大利亚 8.51 5.17
12
中国16.46 5.57
11
前苏联
8.9510.589
俄罗斯
8.42 7.86
10
巴西 5.65 1.41
13
印度 4.11 2.40
14
图1 各国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图
但是，在即将告别20世纪之际，除了香港和台湾，我国的人均国民产值是低的（见表2），社会还没有更多地分享增长的福利。在132个国家和地区中，按照美元测算的人均值，我国比第80位相差近一半，比第70位相差2.3倍，比第60位相差3.07倍，比第50位相差4.6倍，比第40位相差6.1倍，比第30位相差13倍，比第20位相差38.7倍，比第10位相差44.7倍，比第1位相差72.7倍，相对贫困仍然折磨着我们。人均产值低下，这意味着人均生产能力是低的，我们还没有形成彻底有摆脱落后和贫穷的能力，重要的是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太大，而人均值（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在全部指标中至关重要。这表明，我国仍然属于相对贫困和落后的国家，尽管在1978—1996年间经济有了较大的增长，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仍然相当低下（见表2）， 即便体制进行了将近20年的改革，根据汪海波主持的一项研究：“总的估价是：1979年前以传统体制下曾经长期存在的经济效益低的状况，目前没有多少改变。”因此造成的结果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加大，而且也落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表2典型国家人均生产总值对照表
国别
购买力平均测算的人均总值位次
美国
24740 1
丹麦
1956010
新西兰 1604020
希腊900030
泰国626040
俄罗斯 505050
埃及378060
斯里兰卡299070
中国233079
香港
21560 4
国别按美元测算的人均总值 位次
瑞士
35760 1
比利时 2165010
澳大利亚
1750020
斯洛文尼亚 649030
毛里求斯303040
波兰226050
巴拉圭 151060
保加利亚114070
喀麦隆
82080
中国 49095
香港
1806019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1996年第3期整理。
根据列表数据推算，如果要达到美国水平、世界一般水平或者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分别需要60年、32年、10年。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是20世纪后50年的增长仍然依靠高昂的成本换取，整体差距缺乏显著的改善（见表3）。 尽管我们能够为经济增长开列常常的“政绩菜单”，可现状还是不能使人安下心来，在浏览了这个世纪以来增长的制度安排以及大量的推荐之后，就越加清楚增长的低效率属于制度性的。制度没有创造有效增长的方式，低效率变成了20世纪持续的现象，尤其是二元体制的现象（见表4）。 这意味着我国仍然在以太多的投入创造太少的产出。低效率状况甚至到了1996年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性。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是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韩国的4.5倍； 冶金行业人均年产钢只有30吨，而日本是500多吨；吨钢综合能耗，日本是656千克，美国是785千克，我国则是1516千克；煤矿全员效率，美国是42 吨／工，澳大利亚64吨／工，俄罗斯48吨／工，而我国仅1.78吨／工。
表380—9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别对照表
国别
198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倍数
美国 1066735.7
日本
871829
原西德1216740.8
英国
713023.5
法国 1064735.6
中国291 1
国别
199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倍数
美国 2321563.20
日本 2952480.44
原西德2331160.50
英国 1802849.12
法国 2300762.68
中国367 1
表4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1978年1986年 1986年比1978年1986年
人均产值 人均产值 增长率(%) 为中国的倍数
世界水平 6309 6194
-1.8
6.2
发展中国家1860 1718
-4.2
1.8
中国 632996
57.6
1
美国 27801 287433.4 28.9
日本 19906 25119
26.2 25.2
加拿大
23931 252975.7 25.4
印度
619
779
25.8
0.8
巴西 3938 40001.6 4
韩国 4092 5979
46.1 6
二
整个20世纪，中国经济社会不是没有增长，而是没有实现有效增长，这是构成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低下，至今仍然位居世界后列的基本原因。经济增长的简单定义是产量的增加，而更为实际的增长意味着人均产量的真实货币增加。它包括：一个国家生产国民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潜在生产能力的扩大，实际的经济增长不但决定于潜在的生产能力，还决定于它的利用程度；现代增长的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要素投入净增加的贡献。低投资高回报包含着这样的意义：产出的技术含量和质量也是高的。肯德里克进一步强调了这样的论点，他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来源有二：一是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表5、图2可见，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生产率提高的贡献。
表5 两个时期美国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表
全要素年均增长率%实际要素年均增长率%年均增长率
1889—1957
1.71.83.5
1958—1966
2.99
2.35.3
图2 根据肯德里克：《美国生产率的增长趋势》，第60页整理。
偏离现代增长路径的典型方式，是低效率这样一种前现代增长方式支配着大量的投入产出活动，前现代增长方式以一个很大的传统农业为基础，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换取的，并且伴随着对环境毁灭性的破坏。前现代增长方式的延续，原因在于不稳定的经济的制度结构没有为有效增长提供激励和约束，反而鼓励和放纵大量的“反生产行为”。即使在国际社会存在着有利的增长方式，由于照此行事必须排除通过政治程序控制经济过程和取消分利集团特殊利益的存在，改制变形、扭曲，或者半途而废。换一句话说，有利于工业和农业革命的制度结构一直处于探索之中。整个20世纪，关于增长的方式一直围绕着是否容纳市场经济而不断调整的，其实，实现一国经济增长，不是要不要市场，而是选择制度的问题，制度决定着资源的配置和产出效率。
这些不利于有效增长的体制，首先表现在国家依靠行政机构的运作过多地干涉了经济生活，过多地占有了资本和资源，却不能对经济生活有效地加以规范。原本属于千百万个人和组织所从事的活动，变成了少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独断的事业。国有总揽经济生活，是依赖垂直的行政体制，通过控制政治程序来分配资源、制定发展战略的。虽然在不同时期的决策集团各有选择性偏好，特征是趋同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导致缺乏对效率负责，而对即定的利益分配却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专断的选择方式，一般是增加了选择的风险，虽然这类的体制往往无力把一项好的选择有效地加以实施，但对那些必定导致灾难的决策，常常推波助澜。
尽管在国际范围内存在相对价格低廉的增长安排，但在制度的思想层面，经济理想主义而不是经济理性主义支配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经济理想主义不是把基本的选择放置在成本收益和机会成本的精心计算方面。与此相反，大量的理想化设计，甚至也不乏浪漫的想象替代了可行的安排。这类的安排满足于对若干前提作出不证自明的假定，虽然这些假定与观察到的事实冲突，但现实必须符合原则，即使造成了资源可悲的浪费，也不能加以纠正。虽然将国情建立在资源无比丰富的前提下足以确立鼓舞人心的宏伟目标，激发热情，但对从事经济分析是无助的。没有通过产权界定使稀缺作为约束条件，环境就不会被视为同样珍贵的“资本”，而稀缺至关重要。当制度安排失掉这一约束时，就有可能预先支用了一大笔不应该使用，或者本来属于后代的财产。经济活动的决策人既没有“代际补偿”的意识也没有法律约束，他们对资源的取用实质上是随意的。
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人类的需求以及对多样化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止境，并且总是超过我们的供给能力。如果不是这样，人类社会也就静止了。当然，某种信仰发展到偏执程度时，常识是不起作用的。按照“经济理性主义”原则，对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严格地计算投入和产出，只有从事活动的当事人自己才是自己财产的忠诚守夜人和最好的经营者；资本作为单个人或组织的事业，必须创造更大的份额才能保有资本的原垫付，经济理性主义作为思想的制度，构成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活力。人与人之间的“霍布斯丛林”状况表明竞争是不可能取消的，但为了使生存和发展竞争不至于导致社会的毁灭，国家必须建立公正的“游戏规则”，保证效率，维护公平，而不是直接从事大量的生产经营活动。虽然个体有理性可能会产生整体无理性的灾难，但是，一个初始所有权损益可知、产权清晰的竞争性体制在绝大多数时期带动了许多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而且也阻止了商业周期的频繁发生。它也能够对增长的不可持续因素产生抑制的力量。
整个20世纪，经济制度一直处于频繁调整的过程表明，缺乏稳定的环境是增长波动、效率低下的首要原因。长达半个世纪的自强运动，以体制的频繁调整为背景，构成不稳定的起点；增长的制度推荐相继经历了，商本主义和新派人物推荐的社会商业化，孙中山构造的民生主义混合安排，他们试图改变必强而后富的逻辑为富而后强，但没有实际地投入运行；20—40年代的国统区与边区政府形成的城乡隔离和农村包围城市体制支配了这个时期，这类城乡相互隔绝的体制根本就不会带来现代增长；毛泽东的早期新三民主主义行动纲领及其领导的实践很快为边区模式（指令经济）所替代；80年代继起的主辅模式、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都表明体制的频繁调整变成了经常的现象，即使每一组安排都是正确的，相互否定本身造成的不稳定也会抵消健康发展的力量。一个世纪以来，增长模式的四次重大变迁形成了所谓的“制度周期”，每一个大的周期中还有若干调整。其中共同的特征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市场机制起作用或不起作用，以及随之带来的所有制调整。改制并“没有免费的午餐”，改弦更张是需要社会成本的。即使许多“宏图大志”毫无效率可言，成本却要社会支付，负担总是落在农工肩上。调整带来的不稳定构成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增加了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倾向。由于体制发生作用需要时间，可能在先的调整还没有发挥作用，信号噪音或者信息污染又引发了一轮新的调整，结果社会总是生存在频繁的变动之中。
钱纳里发现经济结构的改变能够对现代增长作出较大贡献，其中的关键是索洛一丹尼森的全要素增长机制处于不断的激励状态。钱纳里指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可以被定义为：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更具体地说，需求和贸易变化可以像要素供给一样影响增长”。他进一步强调，“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进程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恰如其份。增长和结构转变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收入增长引起国内需求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反之，提高投资率以及重新分配劳动力资源又会推动总量经济增长”。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在任何时代，增长不仅是整体上的变动，还包含结构的转变。即使这种增长的冲击是由重大技术创新带来的，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逐渐淘汰，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集团的相对地位将发生变化。各个社会如果要实现创新所提供的潜力，相应潜力的变动会遇到客观需要的制度调整问题。这方面的困难可能影响着时代创新全部利用的时间长度。因而，一个经济时代中技术和经济相互作用不仅伴随着制度的变更，而且也伴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为了克服旧信念的阻力，孕育一套新的更适合的价值观，因此所需的努力和时间部分地说明了每个时代的时间长度。总的来说，经济结构所必需的技术创新缺乏来自于制度本身。技术推进结构变迁的历史表明，技术变化导致一种已有产品的生产函数改变，或者增加了技术上可行的产品。熊彼特强调技术创新的扩散是十分重要的。创新的合理性只有在社会普遍崇尚科学技术，可界定的知识产权环境才会奏效。但是，后封建主义时代尊孔崇经，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环境长期作用下，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孳孳于仕途；战争时期对尚武精神的广泛提倡，边区模式甚至演化出一套利用、改造知识分子的荒唐规则，以及二元体制下的双重用人标准，都使大批的人才被弃置不用，或者被投放在与经济增长无关的行业，技术创新就不会对经济结构的改变进而对有效增长施加强大的推动。自强运动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以及这一战略在战争年代的必须延续已经形成了惯性的思维方式，以钢为纲的重工业主导和忧患意识支配下的军备优先。这一系列改善经济结构的指导原则导致资源毁灭性地运用，大量的资本投放于无用之途，由于主要依靠增加资本投入而不是劳动生产率带动增长，必然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
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斯密，是用社会财富增长的观点看待进步的。所以，效率被看成是衡量经济政治效绩的准则，进步也应在保护个人财产的范畴中加以理解。从这一看法出发，他们力图表明，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为促进个人目标的实现而发挥个人创造性，将产生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结果。不同集团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运用和负责政府的有节制的活动得到调和。古典经济学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力量以及决定增长过程机制进行研究的重要成就是，他们认识到，一部分社会产品的积累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在市场条件下，这主要采取了利润再投资的形式。一个体现经济自由的制度结构造就一个竞争性市场，市场的扩张带动分工的发展，分工累进的生产率提高是同样依靠赢利机制带动的。一个集权的、专断的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不可能把社会引入一个多元化的混合安排，当然，也不会真正实现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多样化和基础广泛的效率竞争。当经济活动不是先从效率出发作出安排，而是根据不证自明的前提去配置资源时，实际上等于忘记了人与自然从事物质变换的目的。
三
增长的低效率机制是怎样形成的呢？一项基本的参照对继续的研究是必须的。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诸业繁荣的首要原因自然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但更为基本的原因是制度。当分析它的巨大进展时，就不能不提到自由放任主义的贡献。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们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为美国国民普遍接受。甚至宪法第十四次修正案也是奠基于这个理论基础之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在1860以后的40年里得到了实际的应用。它产生了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的压力和动力。按照制度主义的理解，这场先后在西方国家和日本发生的经济革命也可以称之为以产权变迁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当然，第二次革命也衍生了一系列制度方面必须解决的问题。诺思指出，第一，经济社会必须支出更大的成本（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价值和质量；第二，团队化生产虽有规模效益，同时也发展了管理的非人道方面和对生产的不负责任；第三，市场承认机会创造收益导致人们采取机会主义的谋略行为；第四，大规模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官僚主义，造成低效率和缺乏适应弹性；第五，大量的外部性，未支付的成本和没有成本的收入并存，等等。但是，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措施，而且演化出一套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能够鼓励人们的首创精神；既缓解了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不协调又相对抑制了外部性的蔓延。
利皮特的研究表明，中国在13世纪可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到了20世纪成了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原因主要是决定非生产性利用剩余的阶级结构，即一组制度规则。进入19世纪的中国社会增长缓慢，社会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统治阶级的成份是商人、地主、政府官员和贵族。在工业和农业中，晚期封建帝国的生产关系呈现明显的大财东与生产过程完全分离。获得利润的途径不是通过改进生产，而是通过控制社会程序，通过这种程序直接使生产者将他们的生产剩余交出去，从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来看，这个制度运转得很好，为他们提供了财富和地位，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它，的确，他们不想这么做。既得利益集团反对现代化，因为这对他们的收入构成威胁，他们支持那种敌视吸收新科学、敌视变革和有助于维持现状的思想。在这样的历史起点走向现代，后封建主义还生成了一套误导的战略，从1864年以后开始，一种以强致富，必强而后富的自强运动，不断地演变为单一产出的增长安排——军备工业优先发展。误导的战略应当在短期内存在增长，问题是执行这项战略的政府无能、低效、极度腐败，企业是按照官府主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方针组建的。这类企业受制于政府衙门，仰洋人鼻息，以高额投入低量产出维持着；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农业革命发生。这样的革命所以不会发生，是因为没有这样的革命，封建等级的所得照样维持，体制仍然运行不坠。封建社会的国家所有制构成这个低效高耗体制运行不坠的基本保证。但是，从这个世纪的初年起，后封建主义（晚清帝国、军阀统治时期）的长期统治是以固守封建等级及其意识形态、敌视民主与科学技术为基本国策的。封建国家将有限资本竭力于维护这个政治程序，极端崇尚道德修身和所谓的无知无欲，国民的知识存量和结构充满了远离现代文明智慧的元素。举凡有利于科学发明、技术改善的产权安排聊胜于无。小农自然经济固有的封闭，经济民族主义由于外来势力的侵入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两类安排，正式的框架性安排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强运动依赖国家总揽经济生活，厉行官督商办之法的企业制度。这个时期变革制度的非正式安排，始于商本主义、维新人物和孙中山。在制度的思想层面，他们发现了中国经济社会陷入停滞的根本原因，他们开创的增长与制度分析理解力形成了三类模型：商本主义的社会商业化要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商战”战略——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两类改善结构的成长模型；维新人物的简单天赋自由体制（市场自动调节），力求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找到极其重要而有吸引力的互补性。这个制度依赖于个人力求改善他们的状况的心理状态和一个一起促进作用的产权法定结构。形成分工依赖市场规模深化和人的节减或吝啬与普遍竞争两个巨大推力，以实现增长，梁启超关于市场制度下投资乘数逻辑的发现；新派人物的知识—技术创新机制，蕴涵着“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然后是孙中山的安排——大力推动的经济发展作为起飞的基本条件，必须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寻找一条国家干涉主义为主导、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混合的经济模式以适宜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其策划于未来，不如现实地组织“商战”，这正是他们所强调的。可实际运行着的体制，却是按照相反的程序安排的。
20—40年代的制度博弈是以大萧条为背景展开的，尽管缺少保护和存在着市场垄断与歧视，商品经济作为一种增长范式一直在发展着；思想的制度之争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捍卫既定体制代言人各自不同的推荐。国统区的经济统制和边区模式，作为对恃的结构——城市封锁农村，农村包围城市。结果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近代工业部分得不到农村市场的支持；基于传统技术的农业部分同样得不到城市工业的支持。“隔绝”构成20—40年代的特征。两类体制收支活动的大部甚至全部在于赢得对外和对内战争的胜利，但这不意味着没有增长，可这个时期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差。因为二元结构不仅造成相互隔绝，重要的是导致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行动准则、组织结构。“国统区模式”的所有制结构完全是通过控制政治和社会程序实现的，直至“民国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崩溃为止，既没有贯彻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也没有对农村财源的关注，民国政府只是在纳税征捐的意义上，才意识到了农民的存在。与此相反，“边区政府”通过平均地权，组织大生产运动，政府的廉洁、廉价将传统技术约束下的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赢得了农民也就赢得了一切。体制的倾斜性选择，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演绎的理想社会，这种制度特别地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央集权和对大同境界的千年理想，十分容易赢得增长模式的绝对价格；苏联经济建设的“瞬时辉煌”，点燃了世界范围的理想主义热情，产生了体制的相对价格。造反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作为有效增长的制度模式带有必然性。以较低竞价“购置”的制度会带来较多收益，这符合理想人的最大化追求，即时的体制就必须彻底推翻重建。问题的关键是，基于经济理想主义的资源无比丰富、单纯计算收益的选择是不健全的，按照纯粹原则，分析中国经济社会性质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有局限的；当经济主体性、稀缺性、互补性、机会成本、产权效率溢出分析的视界时，支配性原则决定的制度结构淹没了多样化。
50—70年代的增长是国际之间为证明各自体制优越性所展开的竞赛。在我国，“边区模式”以它独特的表现力，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参加了这场人对自然的“持久战”。“边区模式”，以公有制为单一的追求，提倡集体主义式的精神感召和平均主义激励；产权关系不以法律决定的契约而依靠垂直体系级层间的隶属和行政方面的制度规章；现代产业组织则运用战时军团的方式组织起来，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和捉住主要矛盾的演绎哲学形成大力推动和临界最小努力的投资推动，并通过不平衡投资实现单量纲增长，而达到这样的目标总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集权管理通过不规则的分权施加刺激；计划作为实现政治承诺的工具既没有必要按照计划法行事（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划法），当然也没有必要按照比例配置资源。这一模式尽管在短时期支撑了经济的恢复，但只能实现低效率的。低效率更为深厚的原因在于巨大的国有资产和资源归无所属，为数极少的当家人掌握、支配着它们，实质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根本不决定于他们对资源配置的业绩，而是行政级别控制的政治程序；能够对此有效利用的千百万人则没有作出建设性安排的资格，由于“公用地”的游戏规则个人或组织不能改变，仿佛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是给定的一样，集体行动的逻辑决定了只要是理性人就不要承担改制的风险成本，因为即使最好的结局收入也是均摊的，成本却要由个人垫付；“公用地的牧羊人”即使优化了资源的配置，收入格局也不能改变；如果能够争取到更大的“牧场空间”，放养给定的“羊群”，不失为理性人的明智选择。这样加总的结果是，高成本推动着低产出，但是竞争性体制效绩决定的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始终推动着思想制度的调整。在中央一级的决策层面，“猫论”和“鸟笼子经济”，曾经在60年代中期遏制了“大跃进”的延续，但文化大革命荡涤了这些所谓“旧污”的，大跃进仍然在继续。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50—70年代经济分析界的主流分析家们运用“辩证法”而不是科学的实证和公正的统计分析着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全部工作的目的是为指导增长的“内核”——“边区模式”加以辩护，并以大量的“颂词”建立保护带，而不是有利于制度调整的推荐；思想的异端有陈振汉等人改变安排规则的论辩，顾准的准市场经济和孙冶方的价值基础推荐，杨坚白等人希望通过生产价格建立起增长的激励和约束，但是，即使这些“无伤大雅”的调整，也必然要改变“边区模式”的若干准则，因此被本能地排斥掉了。这标志着利用制度创新带动增长的机遇丧失。
支配了我国经济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的“边区模式”。对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增长的变量和经济的民主化，这两样便利于有效增长的推进器缺乏运用能力，“民主集中制”在任何层次上都是集中高于一切。民主的经济意义是，通过民有、民治、民享，以形成分散决策、分散风险的竞争性机制，它有利于发现众多的机会从而使经济社会收益最大，将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成本最小，相反的安排则是最小最大的颠倒。科学技术的广泛发展和应用也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缓解稀缺。“边区模式”特别崇尚“阶级斗争的哲学”，这种通过鼓励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思想制度”，越是发展到它的晚近形态，就越加疏远科学技术的创造主体——知识分子，甚至对他们加以长期的迫害。所以，能够带来生产率提高的科学技术创新效应很弱。
50—70年代的不平衡增长投错了方向，增长没有获得结构变迁的支持，劳动也就不会从较低的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另外，50年代起，西方社会敌对战略的威慑，产生了普遍的“战争危险时刻存在”的心理压力，增长战略开始转向“准备打仗”的安排。大量的资本、劳动、技术和组织家的才能耗费于“人民战争”的准备方面，同时它们的使用因缺乏监督和负责任的管理而低效率地制造着产出。由于缺乏劳动生产率向生产率较高部门转移的机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缓慢。由表6、图3可见，“边区模式”的增长效绩到了1975年已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为了在最理想的制度和最低质的产出业绩之间建立平衡，“边区主义模式”必然要发展一套计赢不计亏、不诚实的效绩评价的统计规则。第一，层层浮夸风气形成了虚拟的增长速度；第二，耗费巨资产出大批量闲置无用的产品，但增长指标并不剔除这样的产值；第三，总量增长指标没有扣除不可再生资源的毁灭。我们必须欺骗自己，又相互欺骗的原因是，只有照此行事，“剧中人”才会得益，不然就要蒙受损失，这种“剧场假象”甚至变成了正式的规则；第四，根本不可能根据普遍的国际水平进行对比，也就不存在调整体制的正式压力。尽管这个时期存在着两次的增长机遇。一次是50年代初，低水平的人口压力，使增长能够在较低人口增长率的前提下实现；另一次是60—7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处于增长高峰期，世界性的市场需求广阔，但“边区模式”贻误了机遇。
表61963—1975年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比较表
年均增长速度净值递增速度
生产率增速
1963—19658.8 18.6 25.9
1966—19708.7
9.5 4
1971—19753.5
5.9 1.2
图3
竞争决定着比较有效率的选择，而无效的增长方式终将归于消失。70年代末期开始，“猫论”和“鸟笼子经济”成为溢出边区模式的出发点。经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逐步选择市场经济作为增长的制度成长点。分析界也相继经历了价值规律的价值分析，改革的不同取向之争和制度分析走向效率的历程。制度思想层面的变迁，是产生了一组新的价值判断：体制选择绝对价格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和“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但也存在着与此冲突，甚至制约生产力标准的价值判断，与此相对应，经济分析界的思想轨迹也表现为对称、时有超前的推荐。1992年以后，推荐制度分别基于比较利益决定论、比较成本—利益决定论和绝对价格（有效增长）决定论。思想的演进带来了对制度质量的要求。有效增长和放弃非此即彼的安排逐渐成为选择的基点，互补的原则正在发生对支配的原则的替代。可见的体制变迁包括：以平衡增长扭转僵化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借以引导结构变迁；以诱致性储蓄替代强制性的积累，引入竞争性机制以替代无所不包的行政协调；经济民主作为产权的界定形式，在双重意义上得以实现：赋予国有企业自主权，发展非国有经济（见图4）。80 年代体制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非国有投资较大幅度增加。变制最初是对60年代中期经济指导原则的复归，诱致性变迁则使其缓慢地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非国有化的投资增加与GNP的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 国有资产虽然投资每年都在增加，但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在减少。滚动的结果是，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1980年的76%下降到1995年的34%。重要的是“经济民主”表明了某种新的不同于“边区模式”的经济哲学。瓦尔拉斯指出，“人类是有理性、有自由观念的生物，是具有创造力和要求进步的精神的。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以及一般地关于社会组织的一切事项其间孰优孰劣，人类是要有所选择的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取长弃短。这样，人类就从社会、贸易限制和价格规定的制度进展到工业和商业自由的制度。也就是自由放任主义制度……上述各种组织形式的后来居上，并不是由于后者有较大的自然性，而实在是由于进一步适应物质福利和公平原则。”但是，边区时代所崇尚的价值判断、安排资源的规则和既得利益集团对变制的逆反心态以及扭曲作业，一方面使改革旷日持久，怠误时机，一方面继续进行着大批量的低效安排。在耗费了近20年时间的改革之后，只能形成现存的二元体制。尽管它产出了世界一流的年均增长率，但效率低下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问题的有害之处是，我们仍然在沿用用增长速度，而不是效率状况评价我们即时体制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致使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绩长期不佳，高投入低产出这样粗放的增长方式仍然是主导的现象，增长的不可持续因素在扩大，环境质量愈加恶化。
表7民间企业投资增长变化表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GDP 7.6 7.8 4.5 8.5 10.2 15.2 13.5 8.8 11.6 11.3
国内总投资
3.3 3.9 -3.4 10.9 12
17.4 24.5 8.6 7
13.4
私人投资 7.7 22
-0.5 10.2 14.9 18.5 -7.3 11.5 22.9 15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GDP 4.1 3.8 9.3 14.2 13.5 11.8
国内总投资
1.9 0.1 9.3 12.2 24.8 12.7
私人投资
-10.9 -4.8 19.4 0.6 15.1 61
图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别研究报告《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