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的三重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4-0027-04
自文艺复兴开始，资产阶级在为资本争夺发展权的历史决战中就向世人承诺：取代封建社会的将是一个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人的尊严、价值和地位将因此得到肯定。但随后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却更加蔑视、否定人的价值和尊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性质，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① 正是这种异化劳动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出了匪夷所思的“历史之谜”：一方面是社会进步以及这种进步应该造福于人的价值祈求；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和承担者的人，事实上并没有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果，没有在社会进步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发展，反而自身价值日益受到贬损。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历史之谜”，标志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对峙，表征着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背反，从而也确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因此，对“历史之谜”的破解，必然昭示着新社会的诞生。
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致力于破解历史之谜，并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他在后来各个时期的著述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共同增值的祈求，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理论重视不够，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致使这一理论的巨大价值被遮蔽起来。本文认为，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寻历史之谜的成因，在人类劳动发展史中，而不是在理论、观念发展史中，寻找它生成的历史根源；二是把破解历史之谜同构建理想社会统一起来，以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作为基本原则，精心设计“自由人的联合体”，以此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前者立足于释疑和解惑，后者着眼于否定和超越。显然，前提和基础是澄清形成历史之谜的根源。本文认为，立足于人类劳动的发展史，马克思探寻历史之谜成因的逻辑路径，可以梳理为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进行的三重追问。
其一，追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
历史之谜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密切相关。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的出发点是“当前的经济事实”，它的基本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工人生产的产品之所以成为与他们敌对的力量，就在于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偿占有工人的产品，并把它转化为剥削工人的资本。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② 然而，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作为异化劳动之原因的私有财产关系，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本身也是劳动的产物。因此，“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③ 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一经产生便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劳动的异化。把私有财产的起源归结为异化劳动的起源，从而把历史之谜的破解建立在对异化劳动起源的分析上，“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④
其二，追问异化劳动的根源。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出：“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⑤ 这个问题的预设是，异化并不是人类劳动固有的属性，而是在人类劳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也是随着劳动的发展最终被消灭的。显然，要确证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就必须以确凿的历史根据去证明这个预设的真实性，即证明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没有异化的劳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依据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指出：“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或大或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⑥ 恩格斯所说的“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指的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只有自然经济而无商品经济的时期——原始社会早、中期。在这种纯粹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共同生产和直接消费，劳动目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保证个人的生存和共同体的存在，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劳动者对产品具有支配权，产品不会转化为“与他们敌对的力量”。劳动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能够支配自己的活动。活动的自主性、生产的共同性和消费的直接性，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形成对立，不存在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况且由于缺少市场这个纽带，劳动者是相对分散和独立的，还没有条件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种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的存在，不仅表明人类最初的劳动是非异化的，也为研究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
社会分工的出现，破坏了这种田园诗般的自然经济，使得劳动从此开始了异化的历程。首先，分工破坏了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使个(私)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分工一开始就伴随、制造出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因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⑦“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⑧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其次，分工使共同体发生了分裂。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也使得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当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时，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恩格斯说：共同占有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变成私有，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但基本可以肯定是发生在这个阶段。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过去零散的奴隶制，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
再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共同利益采取了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的工具。
最后，分工剥夺了人们劳动的自主性。随着分工发展，交换经历了从个别、偶然到大量和经常的变化过程。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者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商人插入生产者之间以后，交换过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变得更加不确定。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全部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权，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
必须指出，历史之谜与商品经济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就没有资本主义。被马克思作为分析出发点的“当前的经济事实”，不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发达的商品经济。“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⑨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就曾明确地向商品经济提出了人学的质疑：“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⑩ 他在《巴黎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都表明，他把私有财产关系和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基本的经济特征，个中实际蕴涵着把由分工产生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看成是异化劳动根源的思想。正是这个思想奠定了他破解“历史之谜”的基本路向。
分工，以及由分工导致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劳动的性态。这突出地表现为：“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 因为，受自然形成的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他们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扩大了的生产力”，这种社会力量尽管是他们本身的活动聚合而成的，但无论在观念或现实中，都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即统治人、不受人控制、使人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人的计划落空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以盲目必然性的方式发生着作用，它使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产领域内全部活动的支配权，开启了物支配人、人受物支配的时代，从而使人类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因此，分工，由分工导致的私有制、商品交换，以及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才是导致人类劳动发生异化，从而导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最终根源。
其三，追问分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
既然分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劳动的本性，使其呈现出异化状态，那末分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它是如何“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又如何对人自身的发展发生影响呢？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2) 人类生活实质上就是需要的产生和不断满足的过程。“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3) 在这种交互作用中，需要的增长总是大于满足的增长。人们不可能通过抑制需求，只能以不断发展生产力的方式缓解二者的张力，而人类的生产一开始就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起初是自然分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如同劳动工具一样，它自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分工发展的程度，即表现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各种行业的更细致的划分和企业内部新的工种的出现。因此，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根源于人类生存所固有的需要和满足之间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分工也是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作为根据的。“人类发展的本质”，是指人的发展区别于动物进化的独特方面，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规律，它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生存方式中。人所特有的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形式和存在方式，因而实践的内在矛盾——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人类发展的本质”的基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具有物质和意识的双重特性，因此，主客体之间的矛盾除了具有物质性事物的相互作用外，还具有精神性事物同物质性事物的相互作用。正是这后一种特性赋予了主客体矛盾一种独特的性质，即实践基础上的应然和实然的对立统一。应然是主体的本质特性，它表现为主体以自身需求为基础而形成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性，体现着主体对客体的自觉意识和理想祈求。实然指客体的现存状态，它是主体的改造对象。主体虽然是应然的提出者，但以何种应然作为自己活动的目的，归根到底是由实践发展的水平决定的。实践不外乎是应然的实然化或实然的应然化，即应然和实然之间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由这个过程所决定的人的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人在应然实然化的过程中，日益创造、实现并占有着由实践赋予自身的“自由和自觉”的本质。所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也就是人类本质的发展。
这种发展伴随着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历着一个从“原始的丰富”到“片面的深刻”，再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彰显了人自身的发展与生产的发展、分工的发展的一致性：人的“原始的丰富”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和自然分工或不发达的社会分工；在商品经济和发达的社会分工条件下，人只能达到“片面的深刻”；一旦人们不再屈从于旧式分工的束缚，能够自由地在各个劳动部门、行业和工种之间流动时，社会分工就成为人们发展各种潜能，展现其各种本质力量，构建“自由个性”的必备条件。
分工对人的发展发生着巨大影响。旧式分工虽然强加给人特殊的无法超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使人变得片面和畸形，它导致的商品交换，使人本身的活动和产物，聚合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人对立的、压迫和统治着人的、使人的愿望落空的物质力量，使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产的支配权，但它使劳动专业化，由此产生的无数单个人的各种特殊能力的综合，形成了人类强大的全面能力的体系，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在使个人的活动愈加专门化的同时，也使得个人的需求变得愈加全面和多样化。它所造成的生产者劳动产品的单一化与需要的多样化之间的张力，产生了个人之间交往的必然性，使得人们在互相交换活动和产品的过程中，日益打破了地域的局限性，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普遍社会关系。这一切都为人的解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解放了的人就是不再屈从于分工、受物的奴役的人。这种人不再被强迫置身于“自然形成”的分工体系中，而是自愿地有选择地加入其中；不再臣服于市场交换的必然性，而是在生产活动中自由地发展自身的能力；不再服从于物的支配，而是自主地支配着自己的活动。而要摆脱旧式分工的束缚，消灭物对人的统治，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方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14) 重新驾驭物的力量，就必须使人的力量达到足以驾驭物的力量的程度；消灭分工，就必须使分工的发展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消灭分工的旧的形式，消灭旧式分工的产物——商品经济(正是这种经济形式使分工成为贬损人、否定人的力量)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也就是说在旧的分工所具有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充分发挥之前，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商品经济和旧式分工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自发地导致人的价值贬值。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其终极指归是实现人的价值增值。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谋求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共同增值的行动纲领，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②③④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50、52、127、68页。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页。
⑨(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41、85、78、78页。
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8-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