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中国论文,努力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发展史上，文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久远的时期。文艺的奇特和美妙，不知留给了民众多少司芬克斯之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认识的能动反映原则，文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这样的文艺作品，既能表现出无产阶级砸烂旧世界的英姿，又能表现出这个充满着芸芸众生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事例和人物。
人们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汲取了极为宝贵的营养，它的灿烂光辉成为照亮进步文艺前进的指路明灯。70年代以后，世界文学更是出现了一种引人注意的“趋同倾向”。例如以荒诞派、黑色幽默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衰落：无产阶级文学不再是一种明显独立的文学，而是融会了一切进步的、以社会真实为描绘对象的作家队伍，他们的创作都是它的合理的继承者：现实主义文学也极大地开拓了它的创作领地，它十分广泛地汲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这种“趋同”倾向的出现，更加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巨大、顽强的生命力。
耸立在人类文艺思想高峰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绝非立足于贫瘠的低凹之地，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所以成为19世纪以来人类文艺思想史上的奇特的高峰，就是因为它是立足于人类几千年来的无数巨人肩上的崭新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产生，并非仅只在文艺理论的研究领域内增添了一个新的学派，它揭示了文艺的产生、发展等文艺规律，是人类历史上对这种规律的一次空前的科学的认识，具有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文艺的产生，堪称是奇特的一页。它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一种最为崇高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寻文艺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时，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十分注意文艺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由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经济为基础，所以，文艺也不例外。不仅文艺的产生，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特别是人们的劳动生活；就是文艺的发展，也同样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和组成社会的人。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中国文艺的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就主张文艺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提倡歌颂倔强的革命的无产者，把文艺和革命斗争紧紧地联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调动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为政治斗争服务，所以，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那个特定时期是正确的、合理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文艺更是成为政治图解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结论。邓小平同志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样的口号。”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和党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已经从总体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方向。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宝库的新贡献。
文艺事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的论述甚多。毛泽东同志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属于人民和扎根群众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对此，邓小平不但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观点，明确提出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更从实践上予以积极的贯彻，使得改革、开放的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变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繁荣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宝库的新贡献，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领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谈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时，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又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首先应扎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毛泽东曾阐述过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问题，也即中国传统的“养气”说。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孟夫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曾有一段“知言养气”的名言：“‘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是集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在这里，是从“养气”的必要性，谈到了“养气”与“仁义”的关联，提出了“配义与道”的政治道德原则。可见，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志士仁人在情操与人格方面的自我修养。在此以后，屈原在《离骚》中更将：“养气”说移植到诗学中，提出了“内美”之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则设专章进一步论述“养气”的问题：提出了“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的观点。此后，历代的著名文人韩愈、苏辙、陆游、叶燮以及刘熙载等人都对“气”发表了很多独特见解。毛泽东自幼就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于传统哲学与诗学的“养气”说，极为熟悉。
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剖析。其精髓部分，不仅需要理解，而且应当活用。在这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一些范例，可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同样对我们有着很深刻的启示。
“通变”说在毛泽东笔下变成了一个语义精深，却又明白晓畅的诗学命题“推陈出新”。这一命题对于阐释与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继承学说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有关文献来看，比较早地提出“通变”概念的，当推《易传》。《周易正义·系辞上》写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成天下之象”。其《周易正义·系辞下》则认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见在《易传》中的“通”与“变”，主要是谈矛盾转化，涉及到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的辩证规律。而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里，这“通变”的概念就完全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刘勰看来，“通”，就是“参古定法”，而“变”，则是“望今制奇”。如果用现代人的语言表达，则“通”和“变”就是继承与创新。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言志”、“载道”说，“形神”说，“奇正”说，以及“意境”、“比兴”、“雅俗”等，无不蕴藉丰富、含义隽永，都有着极大的“推陈出新”的余地，在构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时对它们是不宜舍弃的。
由于中国文化的漫长久远和极富民族特色，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学时，也应考虑到这一点。有人认为，既然文学的发展趋势在于“趋同”与“现代化”，因此，再谈“什么传统，什么民族特色”就显得“跟不上时代”了，这是一种偏颇之见。其实，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趋同”性，本不宜截然割开。鲁迅曾说过，失去了现在，也就失去了未来。这里是说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过去，也就无所谓现在，应当也是不难理解的。至于民族或地方特色，几乎是每一种文学的基本特色。如果完全否定它，似也很难说通。因为在“世界文学”里，本来就融进了不止一个地方民族的文化特色有人曾戏言，说现代派作品对中国文学来说，可以称之为“出口转内销”。这应当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的古代文学，虽然以求简、务实为重要特色，同时又有空灵、浪漫的一面。颇有当今的一些现代派作品的风韵。像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一类的诗，岂不是充满着一种写意与朦胧的意味？
随着邓小平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我国学术界对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学已经展开了探讨和研究。这不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且也将会对世界进步的文艺事业，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我们坚信，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必将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重任。面向21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将大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