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葡萄园”诗歌创作特色及其理论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葡萄园论文,台湾论文,试论论文,特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常被认为是文学品类中的贵族。诗难写，诗人难当，诗评难做，诗路难走，现在又多了两个“难”：诗歌难读，诗集难出。可喜的是，不管诗的事业遇到多少个“难”字，历史上依然会出现一批又一批执著追求诗歌艺术的勇者。台湾的葡萄园诗刊社即属于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一个中华诗歌群体。
这个诗歌群体，3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在大陆甚至世界华文诗歌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当今台湾商品社会中，葡萄园诗刊社能长期生存下来并不断得到发展，尤其是为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所作出的努力和所显示出的蓬勃发展趋势，令人十分钦佩和鼓舞。王禄松主编的《中国诗歌选》、文晓村主编的《葡萄园30周年诗选》以及35年来连续出版的《葡萄园诗刊》和同仁们所出版的大量个人诗集，堪称华文诗界的宝贵精神产品。从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和不懈的理论探索中，我们看到了中华诗歌发展的美好前程。
一
葡萄园诗刊社作为一个流派群体，其作品内容上的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
（1）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
在葡萄园诗人作品中，大量涉及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萃。诗经楚辞离骚、孔孟庄李杜白、西游水浒红楼三国、长城黄河长江等等系列意象反复展现。读着这些作品，有一股强劲的中华民族文化古朴之风扑面而来，令人油然感到亲切、自豪和振奋。如文晓村的《中国宫殿》并非歌颂中国古代帝王将相的作品。诗人是把中国特有的“宫殿”作为“五千年中国传统的象征”〔1〕来立意构篇的，作品中用了“万里长城”、 “孔子的学生”与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的雅典城，古罗马的竞技场等系列意象的比较，表现中国传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和东方文化的无比光辉。又如张朗的《登黄鹤楼》〔2 〕一开篇便写道：“崔颢题诗 李白掷笔的／黄鹤楼 早已逐流光逝去”，接着便连续出现“蛇山黄鹄”、“九霄长唳”、“跨鹤仙人”、“层台飞阁”、“鹦鹉洲”等一系列中国名胜古迹的意象，寄托了诗人寻古思幽之情，表达了“只有江上烟波／依然淡淡地郁结着／古今不变的离愁”。诸如此类诗作还有墨人的《烟水亭》、王幻的《钟声》《池边树》、关云的《梦李白》、文晓村的《端午》《孔子神木》以及黄维廉的《一片诗情在雪梨》等等。我以为，只有怀着一颗中华民族诗心的作者，才能写出这样的佳作。当然，别的诗歌群体也曾出现过这类好作品，但葡萄园诗歌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已经形成一种群体特色，这就不能不令人钦佩了。
（2）强烈的“根”意识。
有人不赞成再提这个“根”意识，认为这是老调重弹，甚至认为这是某种功利主义口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假如你公开声明自己是中国人，血管里流的是中国血统的血，但又不喜欢谈中国人的“根”意识，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有这种矛盾存在，往往会出现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的相互排斥现象，从而造成作者人格上的不一致性。
由于中华诗歌理论探讨属于民族文化诗论范畴，“根”意识自然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里所说的“根”意识应是广义的，即不仅仅指中国大陆而应当泛指炎黄子孙世世代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华夏大地之“根”意识。这种“根”意识，它所牵动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母体中的每一条血脉每一根神经。只有把“根”深深地扎于华夏大地，才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当然，“根”意识并不是中国诗人所独有的，它是世界各族诗人所共有的一种意识，只是“根”的内涵指向不同而已。真正的民族诗人，他们的“根”意识都是一种自觉意识，既不是为了某种功利，更不可能被人强加。它原本就是一种深厚的民族感情的自然和必然的流露。
以文晓村为代表的葡萄园诗刊社，以提倡“健康、明朗、中国”为唯一宗旨，又以“根，是诗人的生命”〔3〕为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的具有鲜明的“根”意识的优秀作品。如文晓村《桥》的末节：
……
来吧 朋友
不要谈扭断
不要说阻绝
让我们把现代筑成一座
每个中华儿女都感荣耀的大桥
让我们源远流长的大河
哼着自由快乐的老歌
自我们生活的桥下流过
流向壮丽的未来
而我们就站在桥上
站在现代
站成永恒
诗人民族的“根”意识，在作品里已经化为一种强烈而完美的人生理念，又在这种崇高理念的指导下，使作品的意蕴一层层推进、一步步升华。因此，这样的作品就比写一般的乡音乡情乡恋更胜一筹。诸如此类作品，还有鲁松的《春之歌》、张朗的《登黄鹤楼》、蓝云的《故宫行》宋后颖的《黄河！黄河！》、王幻的《木溪水洞》等等。“我们的血肉，都是来之于中国的土地与河流”〔4〕， 成了葡萄园诗人们生活的根基和崇高的理念，他们的作品必然表现不同程度的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情是崇高和神圣的，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3）东方哲学色彩和宗教式人文情怀。
凡是优秀的文艺作品，尤其是优秀的诗歌作品，都富有陶冶心灵、净化灵魂、启迪人生的自然感化（教化）作用。因此，诗的哲学深度和宗教式人文情怀（含时代忧患意识），就必然成为人们尤其是东方诗人们的一种固有的文化特色和理想追求。这一特色，在葡萄园诗歌作品中也十分显著。如金筑的《虚无》：
没有月亮 没有星星
我独舞在夜空中
没有山 没有水
我独舞在荒脊中
没有树 没有花
我独舞在枯寂中
夜空 荒脊 枯寂
都没有了
我独舞在气流中
连虚空也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
我抚摸自己
一片空茫
唉 连空茫也没有了
我是寂寞 孤独
寂寞 孤独也没有了
我是还元 是○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最后 连没有也没有了
在这首诗中，诗人把一个异常抽象的哲学概念，化为一系列十分生动而奇特的意象，然后又把它推入一个相当空茫的幻化了的意境之中。表面上看，“我”无所不在，实际上“我”连影子也没有。这首诗，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深刻的哲学理念和宗教式的劝世思想。作品通过不动声色的幽默语言达到极致讽刺的效果，其艺术化和哲理化手段颇具东方色彩，其意蕴已经超出了对诗歌创作的虚无主义倾向的批评，而进入了对整个人生意义的阐发，它的艺术效果是给读者灵魂的震颤和醒悟。诸如此类佳作，还有谢辉煌的《芒帚》《清浊亭》、李春生的《北京归来》、赖益成的《蜘蛛》、涂静怡的《不要荒芜》、麦穗的《话蝉》、周伯乃的《走过植物园》、宗岳的《盆栽的祈求》等等。在欢乐人生面前或面对苦难人生，人们需要的是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宗教式的人文情怀，因为它可以使人们得到慰藉和鼓舞，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可以阐释人生、拯救灵魂。也许可以认为这是诗歌的一种特殊功能。诚如文晓村曾经强调指出的那样：现代诗的“内容可以包罗万象，但必须以爱为出发点；从男女的情爱，到家庭社会的伦理之爱，国家民族的大忠大孝，以至人类万物环境保护的博爱，都是诗人吟咏不尽的内容。惟动机要纯真，立意要美善，诲淫诲盗，固不可为；颓废坠落，更不可取”。〔5〕他们呼吁诗人们要秉持“益世裨道的一贯真心。”〔6〕做一个“美化心灵立品淑世的诗人”〔7〕。众所周知，佛教宣扬的是善，儒家宣 扬的是仁，耶稣宣扬的是爱。东西方诗论虽然都注重人类博爱精神的体现，也都不同程度地呼唤过宗教式人文情怀，但葡萄园诗刊社同仁们的诗论更突出“益世裨道”“立品淑世”，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诲淫诲盗”“颓废坠落”。他们高声疾呼“诗人则应高瞻远瞩，保持清醒，必要时，要有凛然不屈的道德勇气，讽其所当讽，刺其所当刺；不阿谀谄媚，不同流合污。”〔8〕这种“凛然不屈的道德勇气”， 乃是东方诗人尤其是从屈原到艾青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诗人们一以贯之的崇高精神和博大情怀。由此可见，葡萄园诗论比西方诗论更注重伦理内容的阐述，其内涵更具有东方传统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因此，葡萄园诗歌作品及其创作理论，被华人社会广大读者易于接受就理所当然了。
从形式上看，葡萄园诗歌艺术技巧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
（1）诗歌语言体现了民族母语的光辉。
诗与非诗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语言。艾略特曾经强调过：“诗的每一次革命，都是要返回日常语言。”这是艾略特诗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同时也是他对现代诗的一次重要贡献。他所说的“日常语言”，应当是指读者大众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言。葡萄园诗歌的语言，是通俗的而不是晦涩的，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被称为“现代派”诗的重要特点之一。这当然不是指他们的诗歌是对民族母语的简单“回归”或“复古”，而是指他们要“循传统而前瞻，据现代而开拓”〔9〕，具体地说， 是指他们在现代诗创作中，其语言的变革与发展，依然吮汲着母语的乳汁，因此保持了中华民族的语言特色，闪耀着民族母语的光辉，其重要标志就是口语化、民族大众易读易懂。这样的诗，在《葡萄园诗刊》中，俯拾皆是，恕不赘举。当然，仅仅“易读易懂”也未必都是好诗，因为还有作品意蕴深刻与否等问题。但语言的“易读易懂”却是写好诗歌的前提。语言晦涩，读者大众看不懂，也就谈不上“意蕴”等问题了。由此，葡萄园诗人们除了致力提倡诗歌内容的“健康”之外，还非常重视诗歌语言的“明朗”化，他们反复强调“诗，应该用最浅显、最通俗的语言，表达最深的含意，所以明朗的文字是必要的。”〔10〕可见“浅显”“通俗”“深意”是诗歌语言“明朗”的三个基本要素。有了这三要素，就能做到“口语化”，使民族大众易读易懂。这里的“民族大众”，应当包括各个不同层次（不同文化素养）的民众。至于意蕴，一首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可能解读出不尽相同的意蕴来，这除了诗人的艺术技巧的因素之外，多半还因为我们民族母语语义的多义性和丰富性所致。
除了以上说的易读易懂的现代诗外，还有两种现代诗，一种易读难懂的，另一种是难读难懂的。同是华人写的华语现代诗，让多数华人读者看不懂，当然其读者就寥寥无几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相当一部分青年诗人中仍然存在。在台湾，经过葡萄园诗刊社为代表的诗人们的共同努力，那种晦涩虚无之风已经不成气候了，但这两种现代诗也尚未销声匿迹。当然，文学创作大可不必强求一致，更不必强求哪一类作品非“销声匿迹”不可。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优劣是非之分。现代诗创作也不例外。然而很难相信本民族读者大众读不懂的现代诗能够真正“走向世界”。不过，另有两种现代诗可以例外：一是书斋里的实验性诗作，一是纯粹留给作者自我欣赏、并可束之高阁尘封百年的诗作。这两类诗不谈民族母语是可以理解的。
（2）坚持现代诗民族形式的继承与创新。
葡萄园诗刊社的同仁们高举着“健康、明朗、中国”的鲜明旗帜，在探索中国现代诗民族形式的继承与创新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显著成绩。他们深深地懂得，失去了中华民族特有形式的现代诗，就不是正宗的中国现代诗。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中国古典诗词、自由体新诗、新格律体诗乃至中国民歌的有机结合。这些作品，大多数是句子简短，读来朗朗上口，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典故的巧妙运用。如舒兰的《诗舟》〔11〕：
望穿两岸的眼睛
终于望见
一片云朵似的帆影
是久泊枫桥的客船
也是双溪舴艋
都化作
啣石填海的精卫
这首七行抒情诗，不但用了“枫桥”、“双溪舴艋”和“精卫”等表达台湾人民想亲人、思故乡、盼统一的愿望，尤其运用了“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表现了作者要为祖国统一而献身的决心与崇高精神。显然，神话传说的运用，起到了深化主题、画龙点睛的作用。
再请读赖益成近作《乌来客依鲁》〔12〕最后一节：
乌来客依鲁
原生的桃源呀
今夜风吹酒醒
且听空山落叶
回首来时路
归去 归去
我将何归
你将何属？
很显然，这首诗是采用了宋词的某种语式结构，短短20行诗，就把游子的惆怅、茫然而无奈的极为复杂的思归情绪和失落心灵表达得淋漓尽致。
而女诗人们的诗作，则更让读者刮目相看。她们的诗写得细腻而委婉，多有一股唐宋之风。如诗薇的《秋》〔13〕：
惊闻
芦苇的歌
自塔后冷僻的角落
传来
随着梵唱
此起
彼落
天际
有西风路过
这唱白了青丝的心愿
怎也按捺不住
便 点点染向
远方
曾美玲的《花季》〔14〕也是一首十分耐读的诗：“你将走入／学苑的深秋／赶赴十月的花季／那时 校园该是／起风的裙角／足踝轻轻／你的顾盼正年轻／／花径铺落苹果童话／等待奕奕的园丁／搜索张望／一舟舴艋 有愁／有智慧、有银河繁星……／／学苑的钟楼下 你将走过／红叶慵懒 晒一角／澄黄的秋阳／偶而，沉思外的憩息／你或想起／小镇的轻骑／两袖摇响／我／和／你”。这些诗作，读起来让人觉得既古朴又现代。之所以说“古朴”，是因为她们诗中的某些结构、词句乃至意象、意境，都带有唐诗宋词的韵味；之所以说“现代”，是因为她们诗中的某些句子的排列采用现代派（或自由体）诗歌句式，如《秋》第一节的最后三行和《花季》的最后四行。
作者之所以采用某种现代派诗句排列方式，往往是有意让诗歌的外表结构和内在节奏发生变化，从而突出某种关键性意象。而这种变化，在表达作者情感和深化作品意蕴上，往往起到了传统诗结构（或手法）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即使采用现代派表现技巧也是十分有限的，绝非一种盲目追求。他们是在发扬传统诗歌技法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他们努力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尝试。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有益的创新和尝试是成功的。
二
葡萄园诗刊社的诗歌创作倾向是现实主义的。他们面对现实面对人生，不但创作发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且还从现代生活和创作实际中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诗歌理论，同时又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推动台湾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过几十年的艰辛努力，他们已经成为华人世界普遍关注的不可忽视的一支民族诗人诗评家队伍。
由文晓村、李春生、王禄松等为代表的葡萄园诗歌理论主张，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方面：
（一）提出“健康、明朗、中国”的诗路线。
“健康、明朗、中国”的理论主张，是葡萄园诗歌宣言的核心。它的提出，是以当时台湾诗坛的现状为背景的。1970年元月葡萄园诗刊发表了题为《建设中国风格的新诗》的社论。社论强调：“所有忠于中国的诗人，应该把凝视欧美诗坛的目光，转回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让我们接受欧美现代诗的优点和技巧，而不为其诗风面貌所左右、所迷惑；让我们摆脱新的形式与技巧至上的谬误；让我们的新诗在中国的土地扎下不可动摇的深根，来表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的现代思想与现代生活的特质，以建设中国的新诗。”〔15〕1996年文晓村又重申：“我们提出明朗、健康、中国的主张，是对现代诗运动中过分晦涩、虚无、西化现象的一种针砭之道，有其时间空间的针对性意义。”〔16〕尽管如此，这个理论主张不但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而且得到了台湾诗坛的广泛响应，形成了对台湾现代诗运动消极面的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甚至波及大陆现代诗坛。由于这个理论主张，是强调中国现代诗必须具有健康的内容、明朗的语言和中国文化特质，而被视为中国传统诗论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明确化。因此，它在捍卫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并对中国现代诗走向等诸方面具有引人注目的现实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理论主张提出之后，李春生、王禄松等写了大量的诗评诗论，对这个理论主张加以阐释、补充和发展。李春生认为：“现代诗的气根，必须触向西方，触向世界！现代诗的主根，却必须扎进传统，扎在中国的泥土。”〔17〕显然，李春生是在阐明他们虽然反对“西化”，但并不是一味地盲目排斥西方文化，而是主张中西合璧，认定其“主根”应当“扎在中国的泥土”。大陆诗人学者指出：“李春生的功绩，在于将‘葡萄园’的建立中国风格新诗的倡导学理化和具体化。”〔18〕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而王禄松的贡献，在于将这个中国现代诗走向的核心问题，提到了诗歌美学高度来认识。他热情洋溢地呼吁诗坛要光华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以真诚的情愫，纯洁的心胸，朗健的歌语，踏实的风格，融入现代化的生活层面，看现代人在用现代的语法来表达现代的人文生活与思想情愫，看现代诗在海岳云日人烟稠密的壮阔时空，为人们彩化了穷通运命的平仄，圆融了离聚岁月的悲欢，鼓荡着高贵纯洁的真情，带动了食衣住行育乐中的高度美学。”〔19〕因此他认为诗歌艺术是“将人生与自然美融为一体的成果”〔20〕。文晓村于去年又从诗的基本特性和社会功能阐明诗的一个重要美学原理：“诗也是生命体”，“孔子的‘思无邪’就是诗的生命的本质。教化是诗的自然作用”。〔21〕曾美玲也援引了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论，重申“诗是比现实更高的层次”，“应努力将现实提升到与诗同样的层次”，〔22〕从而表达了葡萄园诗人的崇高美学理想。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葡萄园诗歌理论十分注意诗歌美学价值的探讨。而只有具有真正美学价值的诗歌理论，才更具其理论品质。可以相信，这项研究工作倘能继续深化下去，那么它对中国现代诗走向的理论体系的最后形成必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提出“优生文学观”。
葡萄园诗人除对诗歌创作内在规律进行积极探研之外，还对诗歌发展的外在规律进行深刻思考。这里所谓“外在规律”，是指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乃至某种人为的对诗歌发展的制约或推动的诸因素之间的动态规则。笔者在这里主要探讨葡萄园诗人对诗歌的编审出版工作理论主张。文晓村认为诗歌的编审出版工作“不能完全以个人的好恶为取舍的标准”，“必须具有兼容并蓄的雅量”。〔23〕而王禄松又把文晓村这一理念概括为“优生文学观”。这就将本属于出版理论范畴的理念纳入了诗歌“发展论”的界域，拓展了诗歌理论研究空间。“优生文学观”，是借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繁衍原理，阐明如何通过编辑出版工作促进诗歌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在编辑工作中，不仅要有‘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明智与坦诚”，而且还要深刻认识“两枝相交，必生异卉”〔24〕的优生规律，才能把诗歌事业推向前进。笔者以为，这种“优生文学观”比“兼收并蓄”理念具有更深一层的内涵。从这个观念出发，葡萄园诗刊社已经为台湾不同流派诗歌群体、海峡两岸乃至中国与世界的诗歌整合“优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近年来，他们连续刊发了大陆诗人诗评家吕进的“歌唱说”、邹建军的建立“大中华诗歌”论的有关评介，特别是介绍了北京大学谢冕教授对当前中国新诗发展趋势的精辟论述，谢冕认为，现在“已经不存在可以规定新诗统一行动的权威指令。新诗将按照艺术的崇高性的指标，在优胜劣败的规律中进行择取和淘汰。每个诗人都将按照自身的艺术信仰行事，而无需听从他人的指挥。”〔25〕葡萄园诗人的这些努力，不仅使台湾诗坛逐渐恢复了民族元气，而且促进了海峡两岸的文化艺术交流，给两岸的中国现代诗向民族化、多元化、现代化方向的整合推进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种“优生文学观”乃是“葡萄园”民族文学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促进中国现代诗的繁荣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诚如大陆著名学者刘登翰等认为的：“只有将两岸诗歌发展状况整合起来考察，才能认识当代中国新诗的全貌。未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也必然以两岸诗歌的艺术创造为基础。因此，总结两岸新诗发展的特殊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26〕
（三）提出诗人“要有凛然不屈的道德勇气”。
葡萄园诗人根据台湾的社会与诗坛现状，毅然呼吁“在变乱时代，道德沦丧，清浊难分，诗人则应高瞻远瞩，保持清醒，必要时，要有凛然不屈的道德勇气，讽其所当讽，刺其所当刺；不阿谀谄媚，不同流合污。”〔27〕王禄松则认为，诗歌要“激浊扬清”，“传播人文芳讯，镕铸浩荡乾坤”，“艺文断不与奴性相容，亦不屑与奸孽共处，若为苟生而偕人世的沙泥俱下，不如速死而与原上的草芥同枯。”〔28〕诚然，对诗人的思想道德、气节情操的规范，不仅是两岸社会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民族诗歌理论体系本身的需要。
至此，我们可以初略了解台湾葡萄园诗歌理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文学到美学、从文品到人品、从两岸文化学术交流到整个华文诗歌走向都有所涉及，已经初步构成具有“葡萄园”特色的诗歌理论体系雏型，这是值得庆贺的。
整个中华新诗已经走过了70多年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如今已进入了开放式、多元化发展阶段。未来的世界是对话的世界，是追求和平、繁荣与发展的新世纪，东西文化必将发展为更深入的全面交流与合作。对诗坛而言，这将是一个既迷惘又清醒、既失落又复归、既无奈又振奋、既痛苦又快乐的无定论、无样板、无权威、无国界的现代诗发展的特殊时代。面对此，包括葡萄园诗刊社在内的华文诗歌必将面临着新的挑战。
“葡萄园诗社是一个坚定的诗歌团体”，如今“已成为台湾乃至整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社之一”。〔29〕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一定会以崭新的姿态迎接21世纪的召唤！
注释：
〔1〕〔4〕〔5〕〔8〕〔16〕〔21〕〔27〕引自文晓村自选诗集自序《九卷一百首——兼谈诗的几点理念》，台湾诗艺文出版社1996年3月版。
〔2〕引自《葡萄园诗刊》第120期。
〔3〕引自文晓村《根，是诗人的生命》，1995年9月20日《台湾日报》副刊。
〔6〕〔7〕〔9〕〔19〕〔20〕〔24〕〔28 〕引自王禄松编选的《中国诗歌选》序《心灵的日出》，台湾汉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7 月版。
〔10〕引自乔洪著诗集《菊花磨坊·后记》，彰化县立文化中心编印，1996年7月版。
〔11〕引自《葡萄园诗刊》第110期。
〔12〕引自《葡萄园诗刊》第133期。
〔13〕引自诗薇的诗集《情结》。
〔14〕引自曾美玲诗集《船歌》，葡萄园诗刊杂志社1995年6月版。
〔15〕引自《葡萄园诗刊》第31期。
〔17〕引自李春生《一个游民的看法和意见——兼为葡萄园新诗明朗化的倡导笺注》，《葡萄园诗刊》第50期至第67期连载。
〔18〕引自刘登翰、朱双一著《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第82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2〕引自曾美玲诗集《船歌·后记》。
〔23〕引自文晓村《中国诗歌选·后记》。
〔25〕引自谢冕《另一种望云心境——评徐望云近期诗作》，刊于台湾《创世纪》第85、86期。
〔26 〕引自刘登翰、 朱双一著《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第122页。
〔29〕引自谢冕《葡萄园的坚持与贡献——在北京大学欢迎“葡萄园诗社”会上的致辞》，《葡萄园诗刊》第1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