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安[1]2002年在《论李渔的《十种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渔及其作品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以往的李渔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对李渔的戏曲理论，即《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和演习部，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戏曲理论史上划时代的杰作。而李渔的戏曲创作《十种曲》，却长期被定位于二流喜剧作品的地位，遭到种种忽视与轻视。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称李渔为：理论的巨人，创作的矮子。 在这种理论与创作极度不平衡的关系中，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的角度，去看待李渔的《十种曲》。由于中国古代强大的诗歌传统的制约，几乎所有由诗转化而来的艺术样式最终都会走向对诗的回归。戏曲艺术同样如此。表现在戏曲发展史上，中国古代戏曲经历了一个由俗而雅，由场上逐渐转向案头的过程。这种转化使中国古代戏曲逐渐丧失了“戏”的本质特征，而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曲化倾向。而李渔的《十种曲》，却以种种鲜明的当行特色，全力纠正了这种倾向，使中国古代戏曲中长期失落的“戏”的意识重新觉醒。这正是李渔的《十种曲》对中国古代戏曲作出的独特的贡献。 此外，对于《十种曲》艺术的完美与思想的低下，前人也多有评论。本文试图在《十种曲》的艺术成就之外，探讨它的一些缺憾与不足。在它总体趋于平庸的思想之下，挖掘它的一些可取之处。总之，从更为客观，全面，公允的角度去看待李渔的《十种曲》，是本文所致力的追求。
周建民[2]2006年在《论李渔传奇创作的新异性》文中指出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李渔，受晚明个性思潮的影响，他的个性对传统士人人格范式有所突破，他疏放、倨傲而又不失本真，但又以顺生自适作为其生存法则的底线，他确实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所创作的《笠翁十种曲》，思想上，视风流与道学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艺术上，“新奇”的艺术理念贯穿他的全部传奇作品；于演剧方面而言，他的个人贡献有二：一是不遗余力地使戏曲返归、并超越其本有的娱乐功能；二是提出并遵循“结构第一”的戏曲理论主张，以情节营构为中心。综合以上两点，李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重“场上之剧”的伟大剧作家。
陈蓉[3]2011年在《李渔剧作研究》文中提出李渔是明末清初的着名文学家、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是明末清初文坛上一位引人注目的特殊人物，也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位具有重大影响意义的人物。自从20世纪初期开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李渔及其作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评价。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李渔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一些争议。论者普遍对李渔的戏曲理论给予了极大的褒奖，而对于其剧作《十种曲》的评价则出现了毁誉参半的现象。本文在《李渔剧作研究》这样一个较大的选题范围内，仅仅选取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方面来对《十种曲》进行分析和研究，即重点从李渔的生平、其剧作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及其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出发，运用文献查阅法和资料分析法，概括分析，纵横比较，联系戏曲发展史和李渔戏曲理论来全面分析《十种曲》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发掘其对中国戏曲史做出的贡献，确立了李渔在戏曲史上的独特地位。一、研究李渔生平，得出李渔的人生经历与其创作密切相关，并对李渔其人提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有关李渔生平的研究，前人研究甚多。了解其人生经历，能指导和启发学术界对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本文从李渔叁个有代表性的人生阶段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本文试图从对李渔其人的评价着手，对李渔其人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指出李渔的戏曲创作体现了艺术应是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并不是为了政治服务的客观真理。二、研究李渔剧作的思想内涵。李渔的《十种曲》的思想内涵除了在其他文献中给出的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对弄虚作假、欺瞒诈骗世风的抨击，对奇中见常的人情人性的刻画之外，本文从新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李渔的剧作在肯定婚姻自由方面比前人有新的进步。第二，李渔的剧作肯定正当的情欲自由，但否定无情之欲。第叁，李渔的剧作充分肯定了妇女的才能地位。第四，李渔的剧作中仍有对一夫多妻制、女性附属地位的描写，并塑造了自觉恪守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这些都表现出李渔对封建传统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叁、研究李渔剧作的艺术特色。本文对李渔剧作的结构、语言、情节和喜剧手法进行了分析。重点总结了其剧作中运用到的丰富多彩的喜剧手法，如：巧合、误会、对比、夸张、科诨等，并结合具体剧目对喜剧手法进行了具体研究，认为李渔在喜剧手法的运用上较前人更细致、更完善，对现代喜剧创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四、研究李渔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通过对李渔及其剧作在中国戏曲史中的地位和对中国戏曲史发展的贡献的分析得出，李渔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并对中国戏曲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回归并超越戏曲的娱乐功能和将喜剧创作推向高峰这两个层面上。总之，本文旨在追求以更全面、更深入、更新颖的角度去研究李渔的剧作，期望能对学术界对李渔及其剧作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姚安[4]2002年在《论李渔的《十种曲》及其戏曲理论的一致性》文中研究表明在以往对李渔的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对李渔的戏曲理论评价甚高 ,而对他的戏曲创作评价很低 .这种评价的悬殊使许多学者认为李渔是一位眼高手低的作家 .本文从形似与神似两个方面分析了李渔的 十种曲 和他的戏曲理论在外在形式与内蕴精神上的一致性 ,并明确指出 ,其曲论的成败得失直接影响了其创作的成败得失
张振杰[5]2005年在《论李渔的商人品格及其戏曲创作》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戏曲史上,很少有清初戏曲家李渔这样复杂而毁誉天壤的人物。他亦文亦商,着述颇丰,生前名满天下,妇孺皆知。身后叁百年却冷冷清清,少有史载,人们对他的评价亦历来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综合来看,在以往的李渔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对李渔的戏曲理论,即《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和演习部,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戏曲理论史上划时代的杰作。而李渔的戏曲创作《笠翁十种曲》,却长期被定位于二流喜剧作品的地位,遭到种种忽视与轻视。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称李渔为:理论的巨人,创作的矮子。 在这种理论与创作极度不平衡的关系中,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的角度,去看待李渔的人品及《十种曲》。由于中国古代强大的诗歌传统的制约,几乎所有由诗转化而来的艺术样式最终都会走向对诗的回归。戏曲艺术同样如此。表现在戏曲发展史上,中国古代戏曲经历了一个由俗而雅,由场上逐渐转向案头的过程。这种转化使中国古代戏曲逐渐丧失了“戏”的本质特征,而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曲化倾向。而李渔的《十种曲》,却以种种鲜明的当行特色,全力纠正了这种倾向,使中国古代戏曲中长期失落的“戏”的意识重新觉醒。这正是李渔的《十种曲》对中国古代戏曲作出的独特的贡献。
任心慧[6]2002年在《试论李渔商业化“治生”方式对其曲论及剧作的影响》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戏曲史上，很少有清初戏曲家李渔这样复杂而毁誉天壤的人物。他亦文亦商，着述颇丰，生前名满天下，妇孺皆知，身后叁百年却冷冷清清，少有史载。人们对他的评价亦历来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掀起了李渔研究的红火局面，李渔戏曲、小说、诗文、园林、饮食、养生等各方面的着述价值都得到了挖掘，对李渔的评价也日趋客观，综合来看，人们大多肯定其曲论的价值，但对其人品、十种曲的价值及与曲论的一致性却多持非议。“治生”，即生活资料的获取，这永远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课题。(本文所谓 “治生”，取其“谋生计，经营家业”之义,如《史记·货殖列传》:“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叁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上后主表：“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本文将从“生计”这一士人最为基本的生存要素着手，以贯穿其文艺人生始终的商业性为切入点，重新评价李渔其人，从而对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古代士人经济人格的发展作一尝试性探讨；并以此观照其曲论及剧作，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探讨二者的一致性问题。本文分叁章，分别从李渔的经济人格、戏曲理论、十种曲叁方面来论述商业化的“治生”方式对李渔的影响。总之，李渔对士人“本业治生”的异化，对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商业化的艺术人生道路的选择，增强了文学与社会的交融与互动，使得李渔在自身天赋禀性与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系统而又成熟的戏曲理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其剧作十种曲则是李渔戏曲理论的具体实践，通俗性的特色与曲论一而贯之。商业性的创作目的不可避免地给其曲论与创作带来了局限，在其曲论中体现为多为技巧论而少及思想内涵，由于理论偏于抽象而文学创作须重形象，这种局限在十种曲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我们应以客观的、历史的观点评价李渔，既看到他的时代、阶级局限性，又要公正评价李渔其人及其曲论与十种曲的价值。
邓丹[7]2004年在《《笠翁十种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初文坛上，李渔是位引人注目的特殊人物，他不仅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小说戏曲作品，而且以一部戏曲创作和导演经验的总结之作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推向了顶峰。然而李渔在当时最主要地还是以曲家名世的，《笠翁十种曲》是现在可以肯定的他的戏曲作品。本文从多角度出发，联系戏曲发展的历史和李渔的小说创作及经验总结来评析《十种曲》，发掘其超越前代作品的新成就，不回避其缺陷，确立李渔在中国戏曲史上的独特地位。 本文分上下两编。上编将《十种曲》放置在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其特异性和独特价值，进行纵向比较研究。本文认为《十种曲》在创作目的(娱乐本位)、手法(虚构)和风格(文人俗趣)叁方面体现出了其在中国戏曲史上的特异性，这是具有士商一体特殊身份的李渔在特殊时代条件下做出的选择；横向上，本文以李渔小说和戏曲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来考察其戏曲与小说在创作动机、观念和状态上的差异性。李渔有四部传奇改编自他的小说，为使剧作适合舞台演出、娱乐观众和维持风教的需要他在原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修改，却使其戏曲失去了原小说自由自主的创作状态，而受到演出、娱乐、教化叁重枷锁的束缚。 下编是《十种曲》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十种曲》的思想呈现出相当复杂而矛盾的面貌，本文选取了李渔在女性观和婚恋观上的矛盾态度进行分析，挖掘出《十种曲》较之前代戏曲作品所展现的思想亮点，不回避李渔思想中腐朽落后的一面，同时探析造成这种思想杂芜状态的原因。艺术方面，本文着重分析最能体现《十种曲》艺术特色的“新奇”的艺术追求的实现，梳理李渔对前代剧作家的借鉴之处，更多分析李渔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发挥与创造，最后指明这一追求的得失意义。
邓丹[8]2007年在《论李渔戏曲雅俗纠结的风格特征》文中研究表明李渔的《笠翁十种曲》从创作主旨、人物塑造和戏曲语言叁方面表现出对世俗情趣的强烈追求,但其俗不同于当时民间上演的低劣粗俗的剧作。李渔以文人之笔写世俗情趣,因此,作品中呈现出文人审美趣味与世俗情趣相互纠结的独特风貌。
刘飞飞[9]2012年在《《笠翁十种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提出《笠翁十种曲》是拥有多重身份的李渔的戏曲作品集，其中包含了大量李渔对社会现实和生活的个人感悟，也从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李渔的女性价值观。在明末清初特殊的社会形势下，李渔笔下的女性形象大放光彩。本文将根据其女性形象的类型化而划分为贵族女性、平民女性和青楼女性叁类，并采取个案研究与类群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对其作类型化分析。贵族女性这一群体历来是封建礼教的束缚最深的阶层，不管是大家闺秀还是贵夫人，她们的一生都离不开封建家庭这个领域。大家闺秀们企图通过寻求爱情和婚姻的方式来解放自己，殊不知却踏入另一个深渊；虽身为封建家庭中的贵夫人却由于封建社会“叁妻四妾”的制度存在使她们家庭中地位不同，呈现出“正妻或主母”和“妾室姨娘”两种女性群体。相对而言，平民女性则根据社会身份的差异向人们展现出不同的女性特征，而青楼女性形象长久以来一直深受男性作家青睐，多被塑造成理想型女性，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作家的主观思想。在李渔笔下，不仅着重塑造趋于完美的她们，而且也对甘于堕落者极尽揶揄讽刺。总而言之，《十种曲》展现了明末清初社会解放思潮影响下李渔思想的进步性和创作意图。
陆建祖[10]1999年在《论李渔市俗喜剧的创作特色》文中研究表明艺术贵在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提高。李渔对于市俗喜剧的贡献,就在于他扬弃了传统市俗喜剧中粗俗的成分,而使市俗喜剧趋于精、雅,从而提高了市俗喜剧的审美品味。传统意义上的雅文学大多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或完全是文雅高尚、奋进有德的典范,而那些自由轻松、活泼明快的俗文学却历来不为高雅人士所看重,正如《琵琶记》在当时较之《西厢记》更为士大夫所接受,尽管后者的成就要大于前者。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李渔,会发现李渔正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他正处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交界点上。
参考文献：
[1]. 论李渔的《十种曲》[D]. 姚安. 南京师范大学. 2002
[2]. 论李渔传奇创作的新异性[D]. 周建民. 江西师范大学. 2006
[3]. 李渔剧作研究[D]. 陈蓉. 山东艺术学院. 2011
[4]. 论李渔的《十种曲》及其戏曲理论的一致性[J]. 姚安. 艺术百家. 2002
[5]. 论李渔的商人品格及其戏曲创作[D]. 张振杰. 内蒙古大学. 2005
[6]. 试论李渔商业化“治生”方式对其曲论及剧作的影响[D]. 任心慧. 四川师范大学. 2002
[7]. 《笠翁十种曲》研究[D]. 邓丹. 首都师范大学. 2004
[8]. 论李渔戏曲雅俗纠结的风格特征[J]. 邓丹.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7
[9]. 《笠翁十种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刘飞飞. 江苏师范大学. 2012
[10]. 论李渔市俗喜剧的创作特色[J]. 陆建祖. 电大教学.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