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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后社会主义研究迅速升温，成为许多学科广泛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欧美，有关后社会主义研究的各种论著纷纷面世。这些研究立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以考察和分析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为出发点，反思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思潮和历史事实所造成的一系列后续影响和变革，为我们认识后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后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
虽然“后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这样一种全球大变革的背景下兴起的，但是“后社会主义”概念却是由法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阿兰·杜汉纳(Alain Touraine)首次提出的。1980年，杜汉纳出版《后社会主义》一书，宣称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后社会主义阶段。杜汉纳的后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包括以下几点：(1)人类社会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即“后社会主义”社会，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消亡。(2)随着社会主义进入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主体不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而变成了由熟练技术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3)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发展人的个性、民主和文化伦理，废除物对人的奴役，使每个人成为自由的人。①
尽管杜汉纳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后社会主义”概念及其理论，但是因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这一概念及其理论在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像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那样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回应，以至于许多研究后社会主义理论的著述都认为，美国学者阿·德里克(Arif Dirlik)才是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的第一人。
德里克在1989年发表了《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或postsocialism)。德里克认为：“所谓后社会主义，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的状况：(1)由于社会主义理想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衰落，它已经失去了其作为一种政治元理论的统一性。这部分是因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有必要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要求结合起来，同时还因为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民族背景下要吸收不同的民族特色。(2)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受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结构的制约，这是所有此类结合的历史前提。(3)这一前提就是保持警惕，从而确保结合的进程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后社会主义也必然是后资本主义的，但不是作为资本主义之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表现为既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试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缺陷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②
德里克与杜汉纳的“后社会主义”概念，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都不尽相同。首先，两人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的背景不同，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概念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针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来的。他的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是对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现实状况的一种解读和反思。德里克在谈到他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的初衷时说，当时许多西方学者在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普遍认为中国是在走向资本主义。而他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他同时又认为中国也不再是中国领导人过去所宣称的那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后社会主义”，试图在概念上捕捉“历史环境的特征及其模糊不清”。其次，两人所提出的“后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和含义不同。德里克认为，“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试图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新反思社会主义。德里克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了资本主义因素，就得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结论。他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种种弊端的扬弃，又是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吸收，它提供了一条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又不再遵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而是带有本国的特色。最后，两人的“后社会主义”概念所指称的时代各不相同。德里克所提出的“后社会主义”概念，也是目前后社会主义研究中所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后社会主义概念，泛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及经济上的一段过渡时期，即改革和转型进程。从时间上讲，这一进程一般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标志。但也有学者把对后社会主义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联的新思维为标志，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时起开始逐步进入后社会主义时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对国外“后社会主义”理论的梳理和分析，是以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概念为基础的。德里克即使不是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和理论的第一人，但他对界定和丰富这一概念所做的积极探索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他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他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对“后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所包含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精确的界定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还在于他本人不遗余力地对这一术语所展现的现象进行了权威性的描述和推进性的概括。
在德里克教授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的同一年，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其著名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的“后共产主义”理论。莱斯利·霍尔姆斯(Leslie Holmes)教授据此认为，布热津斯基是提出“后共产主义”概念的第一人。布热津斯基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新现象——后共产主义”，并指出这种现象的表现就是“官方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裂。他还认为：“后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共产主义的消亡已经进展到如此程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共产党人的实践，都不再对那时的国家政策具有重大影响”。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后社会主义”与“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在西方的有关研究中基本上是通用的，有学者喜欢使用后社会主义概念，也有学者更愿意用后共产主义概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社会主义”概念进一步扩大并被广泛使用。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前第一副总理格·科勒德克就是用这一概念来描述那些放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只是在其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有的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俄罗斯。因此，科勒德克认为，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和扬弃，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背叛和颠覆，都是后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后社会主义概念。在《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1998年)一书中，科勒德克认为：“21世纪的前夕，全球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广泛的后社会主义转轨过程。”他说：“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性的尝试并非是告别共产主义的过程，而是放弃国家社会主义，即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和过去的中国，党的领导谈到‘共产主义’时大多是指一个目标或者最终目的地，而绝非指业已存在的现实。东欧国家在1956年后非斯大林化所引发的变革浪潮中就已经放弃了这种梦想。在那之后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此，目前的变革浪潮——这是试图实行社会主义体制以来最主要的变革，应当称之为‘后社会主义’。”④
如果说德里克与科勒德克的后社会主义概念都是指一个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全新政治经济体系，它囊括了正在变革的社会中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那么米·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则更侧重于把后社会主义概念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标志。他认为，“后社会主义”一词本身具有回溯性。“它意味着这个词过去曾经被用来界定一种世界而现在不再如此，这种世界分享着共同的历史经验，具有共同的愿景和计划。”“后社会主义共同的经验开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终结于1989年中欧共产主义的垮台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⑤ 曼德尔鲍姆明确指出，总共有27个国家属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向后看，它们拥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经历；向前看，这些国家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它们要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和自由的市场经济。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转型”。因此，“后社会主义”既意味着过去，又指向未来。
也有学者将“后社会主义”概念进一步扩大，用来描述苏东剧变以及冷战结束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甚至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和实践。在他们看来，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而且改变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改变了全世界；不仅改变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不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日益渗透、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世界日益趋同，而且资本主义世界也在不断调整自己，吸收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这些变革涉及的范围既包括原苏联、东欧集团，也包括目前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北欧等标榜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甚至包括南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而变革的主要内容既包括了政治的转型(民主化)和经济的转轨(市场化)，也包括了公民社会不断发展、意识形态出现真空、价值观念发生混乱、民族主义不断兴起和种族冲突日益加剧等等现象的发生。
二、后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共同主题——转型
按照后社会主义概念，苏东剧变意味着历史已经进入后社会主义时代。然而变革并非最终的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人们将这个过程称为“过渡”或“转型”。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的转型，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特点，也成为后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学者们普遍认为，后社会主义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进程。他们指出，不仅民主在大多数后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确立起来，而且其中的许多国家还面临着贫困的问题。比如，美国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戴维·W.洛弗尔(David W.Lovell)认为，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和基本的社会变革，它比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更为漫长。整个后社会主义转型要经历四个问题系列。
首先是民主的发展和巩固。洛弗尔认为，在一切社会中，人们都分属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民主的政府就有赖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对话。民主促使政治家们建立和保持一种与被统治者的新型关系：一种持续的信任。洛弗尔特别强调指出，“将民主程序引入一个动荡的社会会使一些问题恶化，因为它分化了感情，分裂了共同体。就这一点而言，有一种对秩序的需求，它不同于对民主的需求，并且先于对民主的需求。”因此，洛弗尔认为，民主只能用来解决二级问题，至于一级问题，如种族划分、宗教和文化这样的认同问题，通常是在民主成为调节社会行为的一种适当手段之前就必须以某种其他的方式得到解决。⑥
第二是市场的发展及其决定力量。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应该是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也确实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但是与此同时，许多政府企业在迅速私有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公共利益模糊的问题，从而产生了大量从经济改革中牟取暴利的“大款”或“新贵”，这些人过去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其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曾经掌握着国家的经济权力。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寡头政治家们则摇身变成了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因此，洛弗尔认为，私有化并非是针对无效率的一贯正确的疗法。
第三是作为一系列脱离政府的自治机构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洛弗尔指出：“转型是一种基本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人们认为政府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发展就是这种变革的一部分。洛弗尔认为，在公民社会中，所有的个体都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目标，都是自己管理自己，而国家的作用只是调控个体的自治行为。法律——国家控制人民行为的另一种方式——最终可以变成限制国家权力和个人之间行为规则的一种方式。洛弗尔还分析了公民社会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他援引达伦多夫的论述，指出了公民社会对自由的重要性：“公民社会提供了自由生活的源泉，它的联合体的巨大创造空间给人们带来了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必乞求国家和其他权力的机会。”但自由不仅有它的职责，也有它的弊端。正如洛弗尔所说：“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自由的许多弊端。这些国家的问题，对于它们的公民来说，是如何构建和把握他们的自由。”⑦
第四是现代化。如果我们把转型看作一种现代化的过程，那么后社会主义转型则是从传统社会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变革。洛弗尔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要成功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型，必须解决腐败及其与腐败相关的有组织的犯罪问题。“这些问题带来的恶性循环导致了转型。由于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制度无法以正当的方式合法化，这意味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而这又导致了制度能力和威信的进一步削弱。”⑧
在目前对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研究中，还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有学者认为，后社会主义转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像人们所广为认同的那样，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模仿和趋同，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学习和趋同。⑨ 第二，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趋同和一体化趋势，但是，共同的趋势并没有消融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发展，“民族国家发展的多样性所表现出来的轨迹还是受到了社会主义遗产和上述模仿力量的制约。转型是创造性的发展过程，是延续下来的制度与新的东西的结合，这种结合产生了后社会主义的混合制度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这些形式因国家的具体情况而不同”⑩。第三，还有学者指出，后社会主义并非像西方所兴高采烈地宣称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或“意识形态的终结”(11)，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西方民主自由的普渡众生”，“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中提供了以新的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2)。这些观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苏东剧变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和未来具有启发意义。
三、后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后社会主义人类学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西方后社会主义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试图把后社会主义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的倾向。进行这方面理论探索的学者大都是西方各大学中从事人类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他们从人类学角度出发探讨问题，为我们认识后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
之所以选取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后社会主义问题，是因为从事后社会主义人类学研究的西方学者认为，一方面，从后社会主义研究的角度来看，早期的后社会主义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对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变革和经济转轨的宏观理论研究，缺乏具体翔实的田野工作和实地调查。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为从微观角度进一步深化后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后社会主义研究需要人类学为其开辟新的方向、增添新的内容。正如美国密执根大学人类学家凯瑟琳·维德里所指出的，近十年来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一直没有什么突破，无法找到改革的明确方向和后社会主义的目标。因此，寻求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的进程和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后社会主义研究之所以选取人类学的视角，正是试图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拓宽后社会主义研究领域，解决后社会主义研究中存在的许多具体问题。(13)
另一方面，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以往的人类学偏重于对人类生活物质化层面的研究，今天的人类学则需要进入到人类的精神领域和制度层面，进入到当代人文科学前沿，开展富于建设性的学术对话，探讨后社会主义变革所带来的种族危机、生态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等等。正如德国社会人类学家克里斯·汉(Chris Hann)所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向专家们表明，人类学可以在其他方面对当代社会变革的研究作出贡献，而且还要向人类学家们证明这种研究(后社会主义研究)与这一学科(人类学)的其他关注点的相关性。(14)
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进一步指出了将后社会主义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说，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她主张，后社会主义研究应具有开放性，必须具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可能性。因此，后社会主义研究应与人类学研究包括帝国主义和殖民研究、后帝国主义和后殖民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因为：第一，对于并非身临这一历史剧变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没有社会主义背景的西方学者来说，不详细考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资料并进行比较研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原先属于同样制度结构的国家和地区，现在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二，我们需要一个相关的领域来进行比较研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殖民研究与后殖民研究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它使我们可以对过去与现在的文献资料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对这些资料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从而获得描述和研究的信息，这将使后社会主义研究扩大到一个更广泛的领域。第三，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不是单纯的或单向的，而是充满着变数，充满着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类学的视角关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连续性，是后社会主义研究所不可或缺的。(15)
后社会主义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它对许多问题的跟踪分析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丰富和发展后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许多新的案例。例如，一些学者运用人类学常用的比较研究方法，以不同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为案例，考察了后社会主义转型与发展的多样性。他们认为，后社会主义转型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变革，而不是由全球趋势统一塑造的简单的现代化进程，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植根于一种长期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之中，因此始终遵循一条道路的单线发展是不存在的。他们通过对东欧国家经验数据的比较研究，考察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分析了发展的一般趋势和特殊案例，论证了特殊的民族前提条件是如何决定发展道路的，并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指出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16)
社会资本问题是后社会主义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拉姆兰德(Martha Lampland)所进行的案例研究考察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人类学家戴维·基德克(David Kidecke)则以罗马尼亚为例，探讨了大多数后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后社会主义去工业化的残酷历程，指出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罗伯特·海登(Robert Hayden)则以前南斯拉夫为例，探讨了暴力革命以及后社会主义的认同问题，指出外来模式主要是西方模式，并不一定适应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比如，有人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共和国推行“多元文化”民主，结果却使这一地区陷入了极端的暴力。
总之，自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以来，众多学者运用各种方法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预测。后社会主义人类学研究所选取的角度，由于运用了人类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而独树一帜，它有利于后社会主义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四、后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公民社会
后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后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观被一种全新的、理想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所取代。而这种全新的、理想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可以被纲领性地理解为公民社会。在社会科学领域，公民社会的概念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西方社会，公民部门的不断增长和日益多样化，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可以最优化地解决更多的和更复杂的问题。但是，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是否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它能否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当非西方国家的理想和现实面临不同的问题并拥有完全不同的制度结构和文化—历史根基时，来自西方的公民社会概念和观点是否面临着挑战？这些都是后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1)全球化与公民社会
瑞士著名社会学家汉斯-彼得·迈耶-达拉奇(Hans-Peter Meier-Dallach)和雅·尤克勒(Jakob Juchler)在他们共同主编的《全球化世界中的后社会主义转型与公民社会》(2002年)一书的导言中明确指出，当代世界是一个飞速全球化的世界，这一过程也同样伴随着正在转型中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对这些国家来说，转型是否意味着存在着一个走向“一个世界社会”的趋势，还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对此，两位作者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首先，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时代中，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一方面，在西方国家中，公民部门不断增长和多样化的趋势日益彰显；另一方面，在中东欧，公民部门也已经形成，只是特点不同，因此后社会主义研究对公民社会问题关注的核心点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重要性和机能。其次，由于后社会主义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变革，而不是由全球趋势统一塑造的简单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始终遵循一条道路的单线发展是不存在的，按照一个单一的框架来勾画世界社会蓝图的努力正在走向失败。于是，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社会面临的另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后社会主义转型及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最后一个问题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地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去中心化力量与中心化力量之间的斗争。作者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应努力摆脱单一的西方模式的束缚，重建多样性和新国家的自治，同时，不同的种族集团应和平共处。(17)
同样是在这部著作中，斯洛文尼亚的马丁·布托拉(Martin Butora)以《公民社会——国际背景和斯洛文尼亚的案例》为题撰文指出：“不计其数的非政府组织的增长，联合行动和志愿者行动的繁荣，是20世纪最后10年中最伟大的社会创新。”他首先解释了这种繁荣的背景和原因，接着探讨了与公民社会相关的理论问题。他还探讨了志愿者组织的任务和功能，并指出志愿者联盟在后社会主义转型期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最后他还分析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制定和发展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世界政策、构建世界文化方面所扮演的核心角色。(18)
穆尔干(Mulgan)和兰德里(Landry)则对“是否存在着通向全球公民社会之路”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两位学者指出，不仅今天包罗万象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全球范围内商讨“构建全球文化”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全球公民社会”的新现象。这种正在产生的全球公民社会是围绕环境、人权或妇女权利等普遍性主题组成的。因此他们认为，事实上，“全球公民社会”在今天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19) 这个全球社会还不能勾画出一个共同的发展道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即使有相似的问题，问题的程度也会有很大差别，因此解决问题的策略也应因此而不同。
(2)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
许多西方学者一直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解释后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凝聚力下降的原因。在后社会主义研究中，大多数有关社会资本的论述都遵循罗伯特·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普特南认为，网络、规范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三个亚概念，它们分属社会资本的不同类型、不同维度，彼此又密切相关。因此，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资本的考察和评估必须以对社会资本每一种类型的具体分析为前提。
罗马尼亚政治学家加·伯德斯库(Gabriel Badescu)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埃·乌斯拉纳(Eric M.Uslaner)在《社会资本与民主转型》一书中认为，不同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不同，从而也就强调社会资本的不同方面，并因此为我们提供了社会资本的多种形式，以及它们与公民社会和民主参与的不同关系。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之间关系的分析应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假设，即任何民主都需要一种最低水平的公民参与才能运行，而这需要提供后社会主义国家详细和生动的公民参与形式、志愿者或非政府组织的状况，还需要引用不同类型的数据资料和方法论工具。(20) 基于此，他们认为后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考察应以对详细案例的定量研究为主。他们从三个方面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进行了探讨：第一，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各种发展的一个结果，已经成为后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它们还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解释前苏联集团衰落和垮台的结果获得了广泛认同。第二，文化取向与公民参与密切相关，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参与一直受某种文化属性的影响，因此应把文化因素应用于对公民参与的经验性分析。第三，社会资本的概念也是一个涉及文化现象并与公民社会概念紧密相连的概念。社会资本多年来一直被用于多个学科，它涉及价值、规范和社会网络，被认为可以影响人的合作能力。(21)
(3)社会信任与公民社会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的核心特征一直是缺乏信任——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信任，公民自身之间也缺乏信任，因此发展信任的过程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后社会主义理论对信任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体的互动及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基础上的，探讨的主题主要集中于信任的基础、信任或不信任所导致的后果以及一些有关信任的专题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社会信任和民主转型。包括政府中的社会信任和诚实问题，向民主转型中的诚实、信任和法律规范问题等。第二，信任和商业环境。包括经济转型中的信任问题，后社会主义国家超越法律之外的地下金融问题，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立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如何在商业伙伴中建立诚信的问题等。第三，信任、合作和成功。包括转型经济中信任网络的产生，对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以及转型中的社会心理问题研究等。
瑞典政治学教授博·罗斯坦(Bo Rothstein)提出了关于如何理解制度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因果机制的理论。他在《在后社会主义转型中创造社会信任》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某些制度设计可能会增加社会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构建更有效的制度，而这又会增加社会信任。因此，一方面，构建效率制度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信任，“尽管有聪明的设计，但是如果社会中没有起码的社会信任的话，效率制度就不会正常地运转”，“缺乏社会信任将会破坏某些已经存在的效率制度”。而另一方面，社会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效率制度存在的结果，“高度的社会信任更多地需要一个普遍的和公平的政府的存在，尤其需要那些对公共政策的执行负责任的政府”。为此，罗斯坦指出：“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体制，从而使个别的市场代理、政治家和公务员害怕自己被抓住的恐惧战胜他们的贪婪。”他最后得出结论说：“虽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市场信任体制。”因为，制度的变革并不自动地带来“信任机制”的变革，而信任制度才是“创造繁荣的最重要的因素”。(22)
五、对后社会主义未来的展望
后社会主义研究试图解释自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来都发生了什么。自那时起，向后社会主义转型的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困难。被研究者们经常提到的问题有：法律制度不健全；生活期望值不断下降；腐败、犯罪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失业率迅速攀升；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公民社会及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面临困境；种族主义、种族冲突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宽容还普遍存在；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意味着，在民族内部和国家内部人们之间的生活机会的不平等也在不断增长；原有的福利和卫生保健制度已经瓦解，而新的福利体系的重建困难重重；在大多数国家，媒体仍然屈从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虽然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有所减少)；在政府的不同机构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它们正在一些国家中导致政府陷入僵局，在另一些国家中导致总统权力的集中，并进一步增加最终导致专制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的不稳定，也都有可能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后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发展出能够关照其公民的、稳定的、达成共识的民主，也难以拥有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健康的经济。
有学者对后社会主义的现状和未来表示极度的失望，认为虽然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但迄今为止被认为并没有带来什么成功的经验和现实。还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上述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经济的崩溃和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也一直没有消除，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和结果却常常被忽视。
然而，也有学者对后社会主义的现状表示乐观，并对后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希望。正如洛弗尔所说，虽然存在着上述问题，“虽然投机、僵局和混乱延误了转型，但是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特殊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任何效忠的辩护士，后共产主义一定会被一种更为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所代替”。
注释：
①参见李盛平等主编《新学科新知识词典》中“后社会主义”词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②(12)Arif Dirlik,Postsocialism? Reflection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edited by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1989,M.E.Sharpe,Inc,1989,p.364,p.380.
③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305页。
④格·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⑤Michael Mandelbaum ed.,Post-communism:Four Perspectives,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Introduction,1996.
⑥⑦⑧David W.Lovell ed.,Transition:Evaluation the Postcommunist Experience,Ashgate Publishisn Limited,2002,p.2,pp.11-13,pp.13-15.
⑨⑩Bernard Chavance and Eric Magnin,National Trajectories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Is There a Convergence Towards Western Capitalisms? ,in Democratic and Capitalist Transitions in Eastern Europe:Lesson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edited by Michel Dobry,Kluwer,Dordrecht/Boston/London,2000.
(11)Bhagirath Prasad,The Post-Communist Dilemma,HarAnard Publications Pvt Ltd,1997,Preface.
(13)(14)(15)C.M.Hann,ed.,Postsocialism:Ideals,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Eurasia,Routledge,2002.
(16)(17)(18)Hans-Peter,Meier-Dallach,Jakob Juchler ed.,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in a Globalizing World,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2000,Introduction.
(19)Geoff Mulgan,Charles Landry,The Other Invisible Hand:Remaking Charity for the 21st Century,Demos,London 1995.
(20)(21)Gabriel Badescu and Eric M.Uslaner ed.,Social Capital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Routledge,2003.
(22)Bo Rothstein," Introduction" ,in 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Edited by Janos Kornai,Bo Rothstein,and Susan Rose-Ackerman,Palgrave Macmilla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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