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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5-0023-05
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这在理论界已达成了共识。有争议的是二者如何结合？探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有不同的路径、目标和效果。本文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二者结合上最成功的范型，是市场社会主义诸种思想和模式中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一、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结合——“两条战线”的求索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商品经济又首先是在私有制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的观点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独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范畴。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对应的词句，那么的的确确，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似乎把市场范畴严格限制在私有制经济关系之内，只存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市场理论。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沿着它的内在逻辑路线，便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和绝对。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激活和提高了生产力，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却无法容纳高速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必然爆炸，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即它所容纳的生产力总量充分实现之后才有可能，这其中就包含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并走向消亡这一前提。虽然，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的社会形态不存在商品（市场）经济，但其深层原因“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未来社会实现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走向了消亡”[1]（p59）。他们正是因为承认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所以才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未来社会）实现的历史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并以推行“战时共产主义”而步入极端。但列宁勇于面对当时经济、政治困难的现实，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义无反顾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后继者，囿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认识，未能坚持和发展列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思想，他在1928年决定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同时，转向排斥商品生产和贸易自由，只允许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存在极其有限的商品交换。然而，斯大林的这种思想也并非铁板一块，他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也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的必然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生产和流通。另外，我们还应关注一下布哈林的“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1929年4月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陈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关系的意义：“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期的是经济联系的决定形式。”[2]（p106）这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深层阐发。但由于其思想偏离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题，最终被政治对手击败。
作为新中国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者的毛泽东，虽然一开始就继承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理论，但面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决心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管理体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存在，要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3]（p142），并在经济体制上做过几次调整与改革。由于毛泽东的探索总体上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框架，这些可贵的思想闪念未能连贯而深入发展，甚而至于发生“文革”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事件。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大胆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他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4]（p199-200）。由于某些历史原因，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人们常把1992年的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关系的确认。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作出了新的概括，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在马克思主义者探讨商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问题的同时，在西方的另一条战线，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也在进行卓有成效的求索。
20世纪20—30年代，针对苏联高度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不可能全面实行经济核算，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是一条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起而反击，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可以通过确定价格（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环境）来代替市场，然后通过重复性的‘试错法’程序来调整这些确定了的价格，用以反映供求的波动情况。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是可能的。”[5]（p99-100）并进而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热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联姻”论。埃斯特林等人主张，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同市场“联姻”，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二是主张启动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论。埃斯特林和温特指出：“在一个希望采纳社会主义目标的复杂的工业社会中，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它们与其他制度一起，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为一个经济制度配置资料提供信息和刺激。”[6]（P75）无论是“联姻”论，还是“主导机制”论，都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一度陷入“危机”。能否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它从效率、平等和民主等方面都比现代资本主义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又能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西方左翼理论家们在沉思之后重新祭起了市场社会主义大旗。虽然他们构建的模式五彩缤纷，但中心都围绕效率、平等和民主这三大目标，因而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以企业为单位、利润为导向，参与市场竞争，保持高效率；二是倡导某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关注收入分配平等；三是主张一定程度的投资计划管理与政府干预，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四是追求企业自治与民主管理。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更加宽广。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市场经济虽然是私有制的伴生物，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甚至是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都没有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本身是中性的，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只是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分化出不同的思想与模式。
二、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模式
1.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
兰格模式起源于对米塞斯等人关于社会主义不能进行合理经济决策观点的反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6—1937）的发表正式确立了著名的“兰格模式”，也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的诞生。
兰格模式的基本前提是：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不存在生产资料的真正市场；存在一个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的角色执行价格决定的作用；职业选择自由，消费者的主权受尊重；完全竞争的经济状态是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这既体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也表明完全竞争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途径。兰格模式因未完整地在任何国度里付诸实践，因而无法检验它的得失。但英国政治学家皮尔森这样评价兰格模式：它“主要关注的是（通过一个集体国家）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而不是关注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权化”，“没有试图限制（一党）国家（特别广泛的）的权力，而是努力尝试找到一种模拟市场的手段，以求达到资本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合理计算。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最好还是把兰格模式归于‘中央计划内的分权过程’，而不是促进真正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5]（P101）。但不管怎么说，兰格模式率先把市场机制（尽管是模拟的）引入社会主义经济范畴，表明市场机制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资源配置，这无疑是一大贡献。
2.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分权模式
20世纪60年代后期，鉴于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显露，东欧国家经济理论界热衷于构建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新模式。比较著名的有：（1）布鲁斯“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经济决策多层化（国家、企业和个人）；废除强制性的指令计划和等级从属的计划结构；以买卖双方横向的自由合同关系分配资源；集体经济更加自主和更加面向市场等等。（2）奥塔·锡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它强调使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民主化；在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行国民经济的分配计划；实现企业民主化和改变生产集体的经济利益方向。（3）科尔奈“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科尔奈主要重视对旧体制缺陷的分析，并从协调机制角度区分经济体制类型，将其划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前者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出发点，主张强化预算约束，使经济过渡到需求约束上来，而要实现这种目的，只能依靠市场协调；后者也易于产生垄断、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高额交易费用等弊端，因而理想的模式就只有“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体制了。（4）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它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存；市场力量增强，价格起积极作用，提倡竞争；保持适度的中央计划和管理；国家干预收入分配，防止过分的不平等；政治民主，实行多党制等。诺夫自认为这种模式是“可行的”，不过苏东剧变后他开始否定自己的模式，认为先前主张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是一种幻想。
与兰格模式相比，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分权模式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有较大发展，如生产资料不再是单一公有制，市场关系贯彻到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企业引入指导性计划等，“但是严格地说，‘分权模式’依然是一种‘计划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市场机制的运用被当作计划经济的一种手段”[7]（P67）。
此外还有“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及苏东剧变后众多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如罗默的“银行中枢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韦斯科夫的“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
上述众多的理论模式尽管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但都围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以及怎样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提供了理论参照。
三、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
20世纪60—7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进入“黄金时期”。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先后突破苏联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从50年代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被称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7]（P47）。
1.南斯拉夫“自治式”市场社会主义实验
在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是最早实行改革的国家。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议会通过了著名的《工人自治法》，规定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把生产资料交给劳动者集体支配，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自治”，企业可以按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制定生产计划。这标志着从指令式经济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步。1965年6月27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通过，标志着从“工人自治”走向“社会自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宗旨是：市场和价格更自由地起作用，企业的权限进一步扩大，把国家掌握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基金交给企业掌握。这次改革还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之间是市场关系。
南斯拉夫的这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最早在实践领域突破了苏联的计划模式，尽管经济成效并不明显，但它为后来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2.匈牙利“调节式”市场社会主义实验
经过五六年的准备，从1968年1月起，匈牙利开始进行全面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匈牙利坚持把计划管理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并作为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即通过商品关系、银行信贷、价格、税收等渠道来调节企业的生产活动；从组织制度上扩大企业自主权。
匈牙利的改革成效比较明显，国内呈现出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人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的局面，对外贸易也增长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如企业虽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间接的行政干预强化了；政府对大多数物价实行限定，打破了市场物价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国家投资决策不仅涉及服务领域，而且涉及市场经济生产领域。这充分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这个时期，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有新的进展。1960—1970年，波兰进一步削减了中央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加强以联合公司为经济核算单位的自主权；80年代放弃了统配体制，企业实行自主、自治、自负盈亏。民主德国于1963年开始强调经济管理机关要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大力推行完整的经济杠杆体系；1979年又扩大联合企业的自主权。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4月提出建立“适合捷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目标，并于1978年在12个大型经济单位进行效率和质量管理方面的综合试验。
总的看来，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聚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潜伏着危机和不安定因素，以至于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国家也迅速分崩离析。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开始怀疑甚至否定自己的理论。科尔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通向自由经济的道路》，批判诺夫模式，认为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教训证明，试图把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的做法，是一种幻想。然而，科尔奈没有想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一种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模式。
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扬弃——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明确规定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又作出了新的概括，主要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报告》指出，在今后的10多年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公有制的实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行为约束机制等等。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原则分歧，但在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上，两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首先，从所有制的认识上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中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公有资产占优势既有量的优势，更注重质的提高。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尽管有的学者主张公有制，有的主张社会所有制，但大多数学者对国有经济持否定态度。
其次，从政治制度保障方面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内容方面都坚持“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统率，强调对市场有效的宏观调控，又力避对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人为干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忽视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热衷构建纯粹的经济模式；有的放弃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向资产阶级妥协以换取执政条件，“社会主义”仅仅成为一具示人的“空壳”。
再次，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鼓励竞争，但更提倡“先富帮后富”的共同富裕精神。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注重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忽视用社会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约束市场经济行为。
可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它是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创新。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实验”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正呈现出勃勃生机。
从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看，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改革20多年来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5％；企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机制加强，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步伐日益加快；商品供应日益丰富，国内外贸易增长较快，人民整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逐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初步形成；经济调控能力增强，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升；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逐渐转变。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大大增强，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日益凸显；科技、教育受到极大重视，“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国策得到普遍认同；法制思想得到强化，反封建、反特权的要求日益强烈。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也仍然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生产盲目性导致的生产过剩现象有发展趋势；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并未得到有效调节；经济利益与环境的冲突经常发生；失业增多和贫富分化的趋势加剧；拜金主义和腐败现象成为公害，等等。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接受实践检验。
需要指出的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范型，并不意味着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或别的市场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但是，面对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的历史背景，我们有必要也应当有勇气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汇入世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大潮之中，并高扬起自己独特而鲜艳的旗帜，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复兴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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