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债务危机成因及对我国外债管理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债论文,成因论文,债务论文,启示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外债急剧增长，债务负担日趋严重，并出现了两次债务危机的高潮。至1985年，发展中国家外债余额为10,410亿美元，偿债额高达1363亿美元，分别为1970年的1,237.81%和1,531.46%；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8.26%与19.95%，远远超过其经济增长率，当年的借债率、负债率、偿债率分别为212.10%、45.60%、30.40%，远高出国际通用的适度外债规模的衡量标准。1983年年底，约有40多个债务国因无法支付到期的借款本息而被迫请求债权国予以延期偿付，个别国家甚至出现赖债不还的现象，造成了债权国银行出现大量的“呆帐”。债务危机不仅扰乱了国际金融秩序，也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受债务危机困扰特别严重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其人均GNP倒退了十年以上，有些非洲国家人均GNP倒退至六十年代水平。国际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债权国家虽然制订了一揽子金融挽救计划，对债务作了重新安排，使债务危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危机的阴影远未消除，债务数额也越滚越大，1990年，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已达1，390亿美元，偿债额达1，630亿美元，分别为1985年的126.70%和199.59%，其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84%和3.64%，当年的借债率、负债率、偿债率分别为196.70%、44.10%、27.50%，均超过国际通用警戒标准。1995年初墨西哥本币比索严重贬值，最终酿成金融危机，这与其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中过分依赖于外债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探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成因尤其是其主观内在的因素，对于我国在发展经济中如何利用外债，搞好外债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国际债务危机的历史成因
国际债务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现存国际经济关系不合理、资本输出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以及殖民主义时代给发展中国家遗留的问题（畸形的经济结构、僵硬的政治体制、社会经济落后等）所造成的。具体而言，存在如下客观诱发因素：
（一）西方国家为转化本国的经济危机，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减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致使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资源的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1975年4月与1974年同期相比，国际市场初级产品综合价格指数下跌56%，同期伦敦国际市场铜价下降44.24%，可可价格下降37.6%；八十年代以后，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幅度仍然很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至1986年，非能源初级产品的实际价格综合下降了35%。另外，七十年代两次石油提价，扩大了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外汇支出，而八十年代的石油降价又减少了“资源出口型”发展中国家的外汇收入。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和石油价格因素导致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恶化和外债的剧增。1982年，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逆差累计5，500多亿美元，对外债务也由1970年的841亿美元猛增至7，000多亿美元。
（二）国际债务条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这主要表现为：
1.优惠贷款和国际援助减少，私人贷款比重上升。据统计，1970年至1980年，在发展中国家全部对外负债中，所借优惠贷款比重由37%下降至23%，官方发展援助由40%下降至24%，而私人银行提供的贷款由50%上升至67%。私人债务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率负担。
2.债期缩短，外债使用效益降低。发展中国家借债平均偿还期由1970年的19.4年缩短到1981年的14年，宽限期也从1970年的5.2年下降至1981年的4.3年。债期缩短，使发展中国家所借贷款主要用于应付临时性需要，难以转化成长期生产资本，使外债使用的长期效益下降。
3.由于七十年代以后通行浮动汇率制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等原因，使国际信贷市场的利率不断上扬，1981年高达20%，1982年以后利率虽有所回落，但实际利率水平仍高于七十年代。这自然导致了债务国的借债成本大幅度增加。
（三）七十年代以来，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起，国际私人银行的大规模扩展以及国际资金的迅速增长，为世界资金市场的供求调节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发展中国家的借债之风。
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诚然受上述客观外在因素的影响，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还是由于债务国的主观内在因素所致：
（一）多数债务国的发展计划庞大，建设规模超出国力承受限度，为缓解资金短缺的矛盾，只好实行依靠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战略。以巴西为例：1974年至1981年，用于发展基础工业、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和水力发电工业等大型工程的投资总额达520亿美元，远超出其人、财、物的承受能力，只得大量举债，因而导致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大幅度逆差，1980年和1981年国际收支逆差分别为128亿美元和117亿美元。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巴西政府却制订了规模更为庞大的《卡拉加斯计划》，进一步导致了国际收支逆差和外债的扩大。墨西哥从六十年代开始就实行“债务工业化”，依靠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战略，这种战略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进一步加强。自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也确实有了较大增长，巴西等国家还出现了所谓的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这又使一些国家高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而盲目扩大借债规模，却对举债过多的负面影响未予以足够的认识。
（二）外债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管理。首先表现为多头举债，这在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有的国家甚至每个企业都可以对外借债：多头举债，亦造成了各借债机构、借债单位在国际资金市场上互相竞争、盲目借债的矛盾现象，从而抬高了借债的利率成本。其次是政府缺乏对外债的客观指导政策，对由何部门举债、怎样举债、如何避免外债风险、如何控制借债成本和提高外债的使用效益缺乏统一的研究和对策；除此之外，政府也缺乏统一有力的外债管理机构，不能对举债过程中发生的盲目性及各种矛盾实行有效的协调与控制。再次是对外债缺乏明确的概念、分类和统一口径，没有形成统一的报表报告制度和监测统计指标体系，从而不能对外债进行有效的统计和监测。
（三）外债投向不妥，投资效益和创汇率较低。外债主要投向周期长、见效慢的生产性建设项目，而对这些项目又缺乏良好的经营管理，致使其迟迟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有的项目甚至出现了严重亏损。部分外债用于生产和进口消费品、奢侈品。一方面进口扩大了国家的外汇支出，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品生产由于产品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因而又影响了国家的出口创汇能力。不少国家实行“债务军事化”政策，把大量的外债用于军事设备、技术的进口和生产，这必然影响外债的使用效益并加剧了国家的债务负担。
二、国际债务危机对中国外债管理的启示
我国对外举债在五十年代就有了初步实践，但大规模向外举债，广泛利用 不同形式的外资，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突破。1993年年底，我国外债余额总计达到835.73亿美元，这对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年出口收入愈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达600多亿美元的国家来说，还不能算是沉重的负担；从衡量一个国家外债适度规模的标准来看，1993年我国偿债率、负债率、借债率分别为9.7%、15.4%、94.5%，也未达到国际通用的警戒线标准。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我国在外债规模、结构、管理及使用效益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一）外债增长过快。据笔者测算，1985年至1993年，我国外债平均增长率达15.8%，超出了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对于一个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还缺乏筹资经验的国家来说，外债的过快增长，无疑会使外债所面临的风险加大。
（二）外债管理体制不健全。在负责筹集和管理官方性优惠贷款方面存在“五大窗口”：财政部负责世界银行贷款；外贸部负责双边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和其他国际性、地区性金融机构贷款；农业部负责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中国银行负责日本输入银行能源贷款。商业性贷款和发行债券的管理方面更是“多窗口对外”。这种分散型管理体制，对于扩大外资渠道，照顾不同部门利益有一定的益处，但也容易造成借债规模的失控，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调控管理和实行有效的统计和监督。
（三）外债结构不尽合理。在种类结构上，商业性资金来源比例上升，近几年这一比例均达到50%左右；在币种结构上，日元、美元债务占80%以上，尤其是日元债务比重上升，日元的连续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外债偿付的压力；在期限结构上，短期债务呈上升趋势。
（四）在外债投向方面，也存在着盲目引进、重复建设、不少项目经营管理不善以致发生亏损、消费性项目投入扩大等不合理现象，这自然影响了外债的使用效益。
这些问题就程度而言，虽然不如发生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那般严重，但就问题本身性质而言，却是相同的或相似的。因此，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对外债务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国今后如何搞好外债管理，更好地发挥外债作用可以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在认识上仍要牢固树立“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本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社会内部资源供给，外资只能是一种补充的形式，无论哪种国家都是如此。不少发展中国家实行“债务工业化”，希图依赖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不仅未能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而最终反被这一“策略”所害，酿成债务危机，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启示之二：外债规模要适度。利用外资能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一定条件，但也必须按债务期限将一部分创造的国民收入作为使用外资成本支付给国外债权所有者，所以外债的增长首先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保持合理的比例。其次，要考虑到国家国际收支、财政收支、对外债吸收消化能力等因素，如果国际收支、财政收支出现较大逆差，国内外债消化能力较低，则借债规模更要从严控制。再次，在衡量外债适度规模方面，我们不仅要从总量、增长率及借债率、负债率、偿债率等通常指标来进行分析，更重要的还要加强对外债成本和收益的研究，如果成本收益相对比率低下，那么最少的外债数量也是不适度的。
启示之三：建立健全统一的外债管理体制。为了加强国家对外债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必要在国务院设置一个统一的外债管理机构——由财政部、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组成的“全国外债管理委员会（简称外债委）”。外债委的职能主要有：(1)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外债管理方针、政策，编制统一的对外借债计划；(2)拟定具体管理办法条例，统一外债审批程序，明确外债管理使用和偿债责任，并安排未来偿债计划；(3)建立统一的外债统计报告体系和统计监测系统；(4)研究保持外债适度规模、合理结构，避免外债风险，控制外债成本和提高外债使用效益等方面的对策，并为各部门、各地区提供信息指导；(5)建立偿债基金，以应付偿债高峰期的需要。
启示之四：保持合理的外债结构。控制商业性贷款上升比例，积极争取更多条件较为优惠的政府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也是我国应当争取的贷款，应该根据我国实际经济发展情况，争取得到国际金融组织中不同机构、不同种类的贷款。外债的币种结构要多元化，以分散因某些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币值的升跌给我国所带来的外债风险。在外债期限结构上，一般来说，长期债务有利于转化为长期投资资本并便于国家统筹安排，而短期债务比例过高，会使偿债期过于集中，借债成本提高，增加挤付压力。按国际银行标准，短期债务应保持在总债务的25%以下；当然，长期债务投资回收期长，短期内不能形成偿还能力，所以长期债务比重也不是越高越好；我们应根据国际算标，将长短期债务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
启示之五：努力提高外债使用效益。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农业、能源、交通、通讯、重点原材料建设项目以及重大技术先进型、技术改造型项目做重点投入，同时也要积极发展一批市场前景好、创汇能力高的短线项目。实行项目优选制，做好可行性研究，对投入项目要搞好经营管理。严格控制消费性项目的投入，尽力避免外资引进、利用过程中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等不合理现象。在外资投向上，还要注意地区、行业之间的平衡。总之，在外债使用过程中，我们要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效地统一起来，使外债在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