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析
万秀丽，刘晶莹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
摘要： 讲好中国故事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利于我国开展公共外交、弘扬丝路精神、促进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西方的“中国叙事”方式强势、各国间文化差异较大、自身文化传播能力较低等挑战。坚定文化自信以呈现中国故事全景、把握受众思维以精准传播中国故事、培养复合型人才并推进文化创新等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国故事；跨文化交流
中国故事，“就是全球化时代中华古老文明复兴、转型和创新的故事”。［1］讲好中国故事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关键一步。为此，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157“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3］而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把握时代脉搏，“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伟大实践，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议题和方向。
目前学术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相关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周文韬基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与外延、理论和现实依据，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系列报道，论述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王义桅从超越“讲”、超越“中国”、超越“故事”三方面谈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胡瑞娟基于“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成立，探索了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等等。本文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时代背景，从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面临的挑战与可行路径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讲好中国故事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讲好中国故事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新方向，而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开展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纵深推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正逐渐发展为外交主体，对国家外交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借助互联网技术、全媒体等方面的优势，长期掌握对非西方世界的叙事权力，一定程度上导致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自塑”能力较弱，只能借助西方的价值规范和话语体系来认识、衡量彼此。基于“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背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新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一言堂”等质疑。可见，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增强国际社会多元主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理解度和认同感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塑造中国形象的基本任务。
（二）讲好中国故事是弘扬丝路精神的有力举措
丝路精神是在古丝绸之路上延续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宝藏，为“一带一路”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基本遵循。具体说来，丝路精神生发于古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中得到延续与发展、传承与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下讲好中国故事，要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亲和的姿态展开文化对话，在古今融合、中外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美美与共”。如舞剧《一梦·如是》是用世界语言呈现丝路精神的有益尝试，其主创班底集合了中、英、法、日等多国艺术家，取材于丝绸之路上中外融通的历史事件和不朽人物。［4］这充分体现了讲好中国故事就要秉持开放的胸怀，在交流互鉴中传递中国价值、彰显中国精神。
（三）讲好中国故事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
民心相通是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内在根基。“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5］实践表明，内容生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故事更易为受众喜闻乐见，因而，挖掘富有感染力、正能量、原创性的中国故事，是引发民众情感共鸣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积极倡导者与践行者，在多次出访活动中通过讲述温暖人心的小故事凝聚了共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在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81个；2018年上半年‘丝绸之路’奖学金出资超2.7亿元人民币；沿线建成35个文化中心；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国际艺术节联盟、国际图书馆联盟、国际美术馆联盟竞相落地……”［6］这不仅有利于满足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鲜活素材和传播平台。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面临多重挑战
（一）西方的“中国叙事”亟待破解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种文化，乃至每一个阶层、性别和宗教群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传播接触习惯，要想改变其认知、态度和行为，就必须深刻把握其特征，开展针对性的传播。”［17］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把握目标国及受众的思维，贴近受众的日常生活，根据其反馈及时调整讲故事的内容与方式，深入浅出地阐释中国的价值理念。
课堂教学中，由学生占主体地位变为教师占主体地位就是“收”。教师要善于在课堂失控之前强行介入，积极引导，在知识的河流上制造“弯道”“漩涡”和“水坝”，减缓流速，让课堂可能出现的肆意奔流转为舒缓和谐，让课堂由激烈转入“宁静”的状态，使学生由知到识，由浅入深，从而满足课堂深刻性的需求。
DPD方法由Hoogerbrugge和Koelman提出[27-28],后经其他研究者多次完善[29-30],已在众多领域得到了成功应用,并被证明是一种研究复杂流体介观尺度行为的有效方法[31-33].DPD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为代表实际体系分子集团的粗粒化软粒子,其时间演化遵循牛顿运动定律[30].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力fi由三部分组成,其中每一部分均通过成对加和计算得出:
（二）各国间文化差异尚未弥合
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共享。“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8］135因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涵盖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儒家文明等多种文明类型，各国间的文化差异客观存在。第一，语言文化差异。语言是承载故事的重要载体，是受众解码中国故事的首要因素，语言不通则难以保证受众正确解码中国故事。然而，据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9］第二，宗教信仰差异。宗教是民众观察和解释世界的信条，对一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显然，讲好中国故事避不开宗教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目前的参与国中大多有宗教信仰，涵盖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印度教等宗教类型，有些宗教又分为多种教派，宗教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第三，价值观差异。“跨文化交流中，在文化价值观不同的情况下，即使在同样的环境下，人们的表现和行为也是不一样的。”［10］1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造成民众价值取向各异，这就导致部分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大环境下进行价值选择时产生困惑，进而可能误读、误判中国故事。这些对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无疑是一大挑战，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必须促进各国间文化交流互动，缩小文化差异。
（三）文化传播能力有待提高
再次，建立反馈机制，及时调整。“一带一路”倡议下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是增信释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建立专门的反馈机制，在效果评估基础上及时调整讲故事的内容和方式，是适应故事传播规律、推动中国故事“走进去”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方面，加强对国外媒体相关报道的研究。由于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等方式对受众获知信息的效果产生影响，所以加强对国际媒体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相关报道的研究，可以了解目标国舆论氛围，间接得知该国受众对中国故事的了解程度，从中得到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有效反馈，为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方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形式对目标国受众进行相关民意测验，在直接了解其对中国故事感知程度的基础上制定个性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attention in 5A-grade scenic spots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行性路径
（一）坚定文化自信，呈现中国故事全景
“在任何传播活动中，内容（信息）都居于核心位置。”［13］236要提高文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首先明确中国故事的内容。我们应该增强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故事全貌。
其次，引导受众互动，共同叙事。文化具有共享性，中国故事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故事。“通过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能使中国故事更具可信度，更真实地反映中国与世界利益的交集和情感共鸣”，［20］消弭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误判。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不应是中国人单方面说教式宣传的封闭体系，而应是多主体在沟通对话基础上形成的平等开放体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直接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的队伍中来。例如，《运行中国》《鸟瞰中国》《中国茶时间》等一系列中外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和电视节目；因为观光旅游、进修学习、工作等原因在与中国人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他们的中国故事；在追究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基础上共同打造融通中外的故事……这表明，外国人有兴趣也有能力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中来。
一台口径900 mm传统立式轴流泵大约需要15～20天安装时间，复杂的轴线对中程序非常耗工、耗时；上表中4座泵站仅在钢制井筒安装的基础上增加了水泵安装、检修的自动耦合导轨，使水泵现场安装调试快捷、方便，定位准确，无需对中，每台机组安装时间均为2～3天，安装费用大约1.5万元。
首先，明确受众需求，有的放矢。“正如需求创造供给的道理一样，要讲先问。要学会问，学会倾听，激发对方听我讲的兴趣，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讲。”［18］111在讲中国故事时首先要对目标国受众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了解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喜爱程度以及需求基础上，从供给侧出发，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故事，激发其情感的共鸣。大体说来，对待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要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愿意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全球治理，帮助西方度过发展瓶颈；对待发展中国家，我们要讲中国改革开放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鼓励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调查显示，“中国高铁在沙特的喜爱度均值排名第一”。［19］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多向他们讲述中国在科技领域创造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如微信、共享单车、支付宝等。
（二）把握受众思维，精准传播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亟需破解西方“中国叙事”的困境。西方的“中国叙事”是指，基于“东方主义”的认知框架来建构中国的身份和形象，通过自身掌握的片面、零散甚至失真的信息来讲述中国故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往往以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基础，强调自身优越性，依靠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等各方面的优势，借助身份建构、框架嵌入和议程设置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话语霸权，使别国无法发声或发声效果不佳。在此语境下，“一带一路”倡议被简单类比为“马歇尔计划”“特洛伊木马”，这是西方通过“他者”的想象塑造的中国形象，讲述的中国故事。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展开，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情感倾向和议题在不断演变。从第一阶段对“一带一路”的基本信息的观察与了解，到第二阶段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行性及中国政府的动机的谨慎与疑虑，再到第三阶段对“一带一路”心存质疑的同时期待通过它延续全球化的焦虑与矛盾。［7］显然，“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舆论压力虽然逐渐减轻，但仍面临西方以自身为主体进行中国叙事的挑战。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桎梏。
再次，既要大叙事，也要小叙事。采用大叙事的方式讲中国故事，有利于呈现中国整体形象。例如，王义桅认为，“‘一带一路’文明三部曲：复兴，助推人类文明共同复兴；转型，走出近代，告别西方；创新，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集中展现了‘一带一路’的文明逻辑。”［16］53“一带一路”倡议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宏大叙事，涉及丝绸之路历史、合作共赢的现在以及共同复兴的未来，我们在进行这一宏大叙事时，应注意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此外，着眼于细节的小叙事，更加贴近受众生活，容易缩短文化距离感，引起受众共鸣。例如中国功夫、饮食文化等“走出去”，一定程度上符合海外民众的猎奇心理，因而深受喜爱，接下来我们要推动包含中国价值观的文化精品“走出去”，加深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认同。
其次，既要讲成就，也要讲挑战。卡尔·霍夫兰等通过研究指出，“如果受众最初接收到的是两面之词，正反观点会被综合考虑，受众依然会得出支持型观点的结论。”［15］112也就是说，受众提前掌握正反两方面信息，有利于其理智地应对之后可能出现的复杂信息环境。为此，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讲中国故事时，切忌以“好面子”心态居高临下地介绍中国的成功经验，避而不谈中国面临的挑战挫折，而应该基于同理心，设身处地地急各国之所急，通过介绍中国遇到过的失误、挑战而使他们少走弯路、得到启迪。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在国际上备受好评，正是由于它直面当今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向世界答疑解惑。由此可知，报道适当的负面信息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渠道。
首先，既要讲传统，也要讲现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4］以此为基点与他国展开文化交流是最佳选择。但过分强调传统文化会导致现代文化的“失语”，并且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基本肯定态度，质疑点主要集中在现代文化方面。为此，我们不能局限于仅宣传孔孟之道、老庄思想等传统文化，还应系统阐释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价值等理念；不仅讲张骞出使西域、四大发明传播等历史故事，唤醒沿线人民的共同记忆，还要讲当前各国人民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互设文化交流中心等。
讲好中国故事对文化传播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世界人民渴望了解中国的需求增强。但是我国现有的文化传播能力尚不足以支撑讲好中国故事全景式呈现。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仍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文化赤字”状态。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显示，在图书、期刊和报纸领域，进口金额为30051.73万美元；出口金额为5886.67万美元；在全国音像、电子出版物领域，进口金额为25859.38万美元，出口金额为156.43万美元。［11］图书、期刊等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却由于“文化赤字”的现状而无法发挥实效。第二，目前我国智库的发展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美国以1872家智库数量稳居世界第一智库大国的位置，中国拥有智库512家，位列世界第二智库大国。而在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中国仅有7家上榜。［12］近年来，智库在国际舆论引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坚实保障，我国智库发展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故事的表达与影响。第三，缺乏讲好中国故事的专业人才。人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力量。“一带一路”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具备世界视野、中国立场、熟知目标国文化、掌握跨文化传播技巧等素质的专业人才，而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专业人才十分缺乏。
（三）加强文化创新，培养复合型人才
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推进促使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更加便捷、紧密，互联网在跨文化传播中也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西方文化霸主地位的形成巩固与其在网络技术方面的遥遥领先密切相关。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顺应“互联网+”的时代潮流，加强文化创新，更新讲故事的理念，丰富讲故事的形式，培养复合型人才。
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市场经济主体的首选必然是利益。市场经济是中国迅猛发展的内在动力，必须承认并激发人们的追求经济利益和其他正当社会利益的合理性。民办高校的工作收入明显地低于公办院校。更多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民办高校教职员工的离职率较高。民办高校党建要求党员更多地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院校的整体长远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两者之间必然形成矛盾。寻求一种既努力提高党员自觉的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先锋意识，也合理保障民办高校党员业务能力发展、工作收入提高的办法现实至关重要。
首先，要更新讲故事的理念。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也是致力于打造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这启示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要树立互联互通的理念。除了要注意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联互通，还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方面，打造多元化传播平台。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提升话语权营造了良好氛围，但是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只靠CCTV、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新华社等官方认定的主流机构媒体进驻海外社交平台，还需要“第六声”（Six Tone）、视界等地方媒体以及优酷、腾讯等平台媒体的不断加入。另一方面，促进国际媒体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志同道合国家的共鸣曲。“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召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文媒体联盟的成立等，都为沿线国家媒体共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机遇。
缺铜发生原因：在淋溶的酸性沙质土、石灰性沙质土、沙质砖红土壤、酸性腐泥土壤易发生缺铜。过量使用氮或磷和严重缺锌也会引起缺铜。土壤瘦瘠、土层浅薄、底层有硬盘和排水不畅也能引起铜素缺乏。
其次，要创新讲故事的方式。近年来，我国外宣媒体除了通过文字加照片的传统方式进行报道，还借鉴别国媒体传播的优秀经验及新媒体平台，为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做了有益尝试。第一，利用GIF动图优化文字加照片的组合。“GIF动图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西方媒体较为青睐的内容发布形式之一。《人民日报》的推特账号敏锐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在报道中充分运用”，［21］这不仅契合了西方媒体的传播方式，而且有利于贴近受众的喜好。第二，结合互联网碎片化的特点，通过短视频讲中国故事。中国网推出的《中国三分钟》（《China Mosaic》），以小故事为切入口，借助多语种向目标国传播价值观，通过逐渐累积呈现中国故事的整体形象，在国际社会中受到好评。第三，借助新兴技术讲中国故事。依靠VR技术、AR技术等讲中国故事，其立体背景易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近年来，由五洲传播中心推出的“3D美丽中国在线旅游外宣推广活动”“3D美丽中国体验日”等活动，契合不同层面年龄群的猎奇心理，是创新讲中国故事形式的有益探索。
再次，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讲好中国故事的复合型人才必须既具有世界视野，又能站稳中国立场；既熟知目标国文化与习俗，又掌握跨文化传播技巧。为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方面，重视国际人才交流。通过与沿线国家互派文化使者、留学生等方式，加强对彼此文化知识背景和制度规范的了解，互相学习先进经验，促进人才良性流动；加大力度培养非通用语言人才，提高翻译质量，尤其注意发挥华人华侨和少数民族人才的作用，运用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优势推动跨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推进国内联合培养。加强媒体、政府、智库、高校、企业以及民间组织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合作，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的事业中来。对于各领域中参与跨文化交流的人才，要注意引起其思想上的重视，自觉承担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还要强调讲故事的技巧，在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中润物无声地传播中国价值。尤其注意鼓励专家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智库论坛，关切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主动设置议题，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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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38（2019）03-0001-05
DOI： 10.3969/J.ISSN.2095-7238.2019.03.001
收稿日期： 2019-01-03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西北高校在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研究”（17LZUJBWZY062）、兰州大学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在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LDMY2016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万秀丽（1973-），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刘晶莹（1995-），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编辑：鹿风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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