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表现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4)01-0075-08
我国学术界关于跨界民族及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和影响下，跨界民族问题对一国内部政治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影响日益引起世人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当代世界民族分离运动的日趋剧烈，因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一些种族、部族冲突频繁发生，甚至导致了比较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和国际政治冲突，使得跨界民族问题进一步凸显，从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跨界民族概念辨析
虽然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理论研究在不断深入，但在“跨界民族”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内涵阐释上，不同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与分歧。对于传统聚居地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隔(包括被动和主动移民)而形成的这类特殊族体，学界除了“跨界民族”这一概念外，还有学者分别提出和使用“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等概念，并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
关于“跨界民族”这一概念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专家葛公尚研究员提出的，他认为：“就字面意义而言，跨界民族应当包括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但政治人类学范畴的跨界民族的定义却没有这么宽泛，它应该限定于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1]11-12“跨界民族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特征，一是原生形态民族本身为政治疆界所分隔，二是该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割。换言之，原生形态的民族在相邻的国家间跨国界而居，地理分布是连成一片的，是具有不同国籍的同一个民族。”[1]12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刘稚研究员也指出，跨界民族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2]。
持“跨境民族”概念和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是中央民族大学胡起望教授，他认为：“跨境民族就是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长期居住，但又保留了原来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彼此有着同一民族的认同感的民族。他们虽然长期分居于不同的国家，受当地的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不同影响，在语言、服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各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在他们的传统文化的底层，以及日常生活的深处，与原来的民族传统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胡起望，1994)他认为，跨境民族与跨界民族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跨界民族较突出的特点是他们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连成一片的；而跨境民族的地理分布可能并不连成一片，有的从居住的第二国迁入第三国、第四国，他们不仅可以跨国居住，有的还远渡重洋，成了跨海洋而居的民族；跨境民族是一个比跨界民族更宽的概念，跨界民族是跨境民族的一部分(胡起望，1994)。葛公尚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跨境民族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者就是同一民族跨国界线分居在不同国家，他们的民族名称、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基本上保持密切的联系，此类为多数，系我们所指的跨界民族；广义者则是在迁出数百年或更长时期以后，迁出的一部分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他们或者受当地主体民族的影响，或者在发展中与原来的部分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差异，在不少方面有了鲜明的个性，但是只要他们存在着同一民族起源、互相认同的民族意识，就是跨境民族。”[1]13有些学者则认为，“跨境民族”和“跨界民族”没有根本区别，二者的内涵基本相同，均指称那些分别居住在国境线两侧的同一民族。
“跨国民族”这一概念是兰州大学的马曼丽教授首次明确提出且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她指出，所谓“跨国民族”，概言之，就“是对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不论是相邻的两侧，还是远离边境的)、基本保持原民族认同的、相同渊源的人们群体的指称。”[3]马曼丽教授认为，虽然同源民族一般较多地聚居于相邻国家和地区，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源民族的流动性不断加大，他们并不一定一直都会居住在毗邻国家和地区，因此，用“跨国民族”概念比“跨界民族”、“跨境民族”概念更有概括力，也更确切。
事实上，学界提出和使用“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这三个概念均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只是学者们观察分析问题的视角和各自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没有绝对的正误之分。正如中南民族大学李学保副教授所言，从学界对跨界民族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来看，人们在跨界民族概念理解上的分歧，不仅在于同源跨国民族分支是否沿跨国界毗邻而居，更多的是关注那些移居他国但与母国拥共同血缘、语言、宗教和文化等“民族基质”和“族属情感”的“移民跨国族体”，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移民母国和居住国所形成政治和文化影响。换言之，是这一研究领域和视角是否应当扩大的问题。如果从分析“跨界民族问题”的角度看，当今世界范围内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原因，无论是从认同分离、民族情感超越国家观念的角度分析，还是从政策失误、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视角观察，与“移民跨国族体”相比，集地域性、文化性和政治性三者统一的“跨界民族”，不仅有利于对问题的比较分析，显然也是冷战后世界民族热点的症结所在(李学保，2011)。
因此，在这里，笔者比较倾向于葛公尚给出的跨界民族定义，也就是狭义的“跨界民族”概念。跨界民族，顾名思义就是跨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
二、跨界民族的形成
跨界民族问题是指当跨界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产生某种冲突时而出现的问题。尽管跨界民族的存在为跨界民族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但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即跨界民族的地区和国家并非必然存在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问题是历史问题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强烈的民族意识是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跨界民族具有双重意识，即作为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作为国家公民的国民意识，或称国家意识。跨界民族强烈的自我意识是形成国家离心力和民族向心力的直接原因，也是形成跨界民族问题的重要条件。如果跨界民族所在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关系和睦、民族政策得当、跨界民族利益得到充分保护，那么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识就会淡化，国民意识和国家向心力增强，就不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反之，则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向心力增强，国家离心力增大，就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
跨界民族问题是现存国家政治分隔力和民族向心力这两种相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即是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及其聚居地被国家政治所分隔的外在动力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及民族自身利益的驱使等内在动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两种特殊的社会矛盾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产生了跨界民族问题[4]。“可以说，跨界民族问题的严重程度和传统民族向心力的发展程度成正比，与国家向心力成反比。传统民族向心力高于现存国家分隔力的程度越高，跨界民族问题就越严重”(曹兴，2004)。
(二)民族利益问题是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切人们集团首先都是利益集团，跨界民族也不例外，民族利益问题是跨界民族问题的核心，跨界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这就要求存在跨界民族的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跨界民族的民族利益问题，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好本国各民族利益，尤其是处理好跨界民族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避免由此引发的跨界民族问题不断恶化和升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几乎是所有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共同存在的现实问题。而作为跨居不同国家的跨界民族而言，他们对所在国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与主体民族之间)以及对所跨居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存在的差异非常敏感，也极易导致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的增强。而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如得到国界对面同民族同胞的声援，并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的话，就可能产生危及跨界民族所在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严重跨界民族问题。
(三)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是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各民族存在自身差异等原因，各民族事实上的发展不平等已成为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一国要减少因民族问题导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确保国家安定、和谐，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制定和实施旨在逐步消除各民族发展差异、实现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政策。在所在国民族政策正确、跨界民族境遇不断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当所在国的民族政策存在失误，跨界民族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加之如与边界对面的同一民族境遇悬殊巨大的话，就无疑会诱发民族主义抬头，加速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如土耳其境内库尔德跨界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就与土耳其历届政府对库尔德人明显带有大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歧视色彩的不平等民族政策直接相关。
(四)外部势力介入是跨界民族问题产生或升级的国际因素
有学者指出：跨界民族问题可以导致外交冲突，影响相关国家的决策，一旦一国为另一国的同民族叛乱团体提供支持，就有可能引发国际危机[5]。如果跨界民族所跨居的相关国家政府对待跨界民族问题的立场、态度比较一致或相近，即态度坚决地反对跨界民族的分离活动，则跨界民族从所在国分离出去单独建国的企图和行动一般难成气候。如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三国政府均强烈反对居住在本国领土内的库尔德人独立，对邻国库尔德人的分离运动也高度警惕，因此，库尔德人的分离运动历经数十年至今仍然未获成功[6]46。而跨界民族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国际性特征，决定了其极易被一些相关国家尤其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的西方大国或部分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利用。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极端势力宣布独立建国，得到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支持和承认，使科索沃跨界民族问题迅速升级和复杂化。在外部势力的介入方面，我们尤其需要高度关注和警惕的是一些西方大国或国家集团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打着“民族自决”、“保护人权”的旗号，以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煽动、支持跨界民族追求所谓的“政治统一”，建立独立的同一民族国家，对跨界民族所在国家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如美国为实现其进入中亚和南亚的战略意图，把阿富汗同中亚各国间的跨界民族问题作为突破口，加紧向中南亚地区渗透，使阿富汗跨界民族问题不断加剧。
三、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政治表现和影响
20世纪初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冷战后爆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中跨界民族问题凸显，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存在，且呈现出一些独特的自身特点，如跨界民族问题中的民族意识更加突出；跨界民族问题常常与宗教和恐怖主义问题相互交织；跨界民族问题中泛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等等。这些特点不仅会对跨界民族问题涉及的相关国家国内政治与社会稳定产生较大影响，如处理不好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危及到地区局势和国际政治局势的稳定。
(一)在国内政治中的主要政治表现和影响
跨界民族问题是民族问题中的一个特例，它涉及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及价值观念等多个领域，对所在国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都会产生影响，并直接威胁所在国的国家稳定[7]。
1.危及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
国界是一个国家版图的边界，国界受到侵犯是国家安全受到侵害的鲜明标志。从对跨界民族内涵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得知，跨界民族与其所在国的政治疆界以及国家边界线紧密相连，而边界线往往就是划分国家领土的依据，因此，跨界民族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很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领土完整。“几乎所有跨界民族问题都涉及领土主权问题。”(曹兴，2004)
当然，有些国家的跨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有一个过程，起初某些跨界民族群体可能只是提出改善民族待遇的诉求，如果这些诉求及时得到满足，跨界民族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甚至解决，不至于危及到国家领土主权。但如果这些诉求没有得到及时满足，跨界民族往往会进一步提出自治、民族自决、甚至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从而会对所在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较大威胁。“跨界民族的独立要求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要求在该民族现在的聚居地建立独立的国家，如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人、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印度尼西亚的东帝汶人等；二是要求与边界另一边由本民族同胞建立的主权国家合并，如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人、英国北爱尔兰的爱尔兰人等；三是与边界对面同样处于非主体民族地位的同胞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二战以来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人，西亚的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图阿雷格人等都曾提出过这种要求。”[6]33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都必然触及到跨界民族所在各国的领土完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的物质基础，对于危害到一国领土完整和挑战一国国家主权的独立要求，几乎所有主权国家都必然会坚决反对。如位于肯尼亚东北部的索马里人提出与索马里合并的要求，肯尼亚政府在1963年5月向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提交的备忘录中写道：“他们或者与所在国的其他非洲人融为一体，或者像1962年肯雅塔总统声明的那样，‘载满骆驼到索马里去’。如果他们不愿在肯尼亚和我们一起生活，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的国土，越过边界到索马里共和国去。这是他们能够合法地行使自决权的唯一方式。”[8]肯尼亚政府的这一态度几乎代表了所有存在跨界民族问题的国家的观点。
2.危害国家边疆地区稳定和国防安全
跨界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跨国界线而居，因而，跨界民族问题与国家边疆安全和国防安全密切相关，是影响边疆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3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泛民族主义思潮推波助澜，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愈发猖獗，引发国家疆界的重新组合、划分，使跨界民族问题对边疆安全稳定构成的潜在威胁更为突显。
就一国而言，边疆地区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边疆安全稳定历来是统治者治国方略中的重中之重。跨界民族作为久居边疆地区的重要特殊群体，与邻国的同源民族尽管有国界相隔，但共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渊源、民族传统与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俗等，使得他们极易形成超越国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跨界民族在感受到在所在国遭遇不平等待遇或自身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往往容易把边界另一边的同胞当做自己的精神和物质后盾，并随时准备利用这一特殊优势和力量为自身谋求利益，包括时机成熟时谋求与对面同胞建立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内部跨界民族问题处理不当，容易引起邻国同源民族的声援和抗议，从而使跨界民族问题不断升级，引发边疆地区的动荡不安。譬如，俄罗斯对中亚五国内的2500万俄罗斯人特别关注，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用武力来保护境外俄罗斯人的平等权利[9]。
泛民族主义思潮及与之相关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往往滋生于跨界民族这一温床，同时，因跨界民族具有跨居两国或多国的特点，跨界民族问题又通常与宗教因素相交织，因而常常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的对象，他们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利用跨界民族问题暗中支持泛民族主义势力插手和干涉别国内部边疆事务，对一国边疆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危害。我国新疆与中亚国家有着长达3300多公里的国境线，同时与之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等多个跨界民族，是我国跨界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近年来，跨界民族问题已成为影响新疆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亚五国独立后，在该地区日益猖獗的泛突厥主义分子不断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渗透和煽动活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唆使土耳其人和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声援中国新疆地区“东突”分裂分子的建国主张，旨在将新疆从我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加之哈萨克斯坦的“大哈萨克民族主义”的竭力渗透，中亚各国的泛民族主义思潮和所谓“民族回归历史故乡”等民族复兴政策对我国西北边疆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又如近年来，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西方国家支持下，以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蒙古族为对象打出所谓“三蒙统一”旗号，策划煽动分裂祖国的行动，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和谐与稳定。
同时，跨界民族问题加剧了跨国性犯罪及难民问题，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所在国的边疆稳定。中亚五国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均比较滞后，导致这一地区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活动发展迅猛，跨国毒品交易问题日益突出，与之接壤的我国新疆地区由于与中亚各国的边境贸易和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管控难度很大，近年来贩毒组织势力不断向新疆进行毒品渗透，新疆吸毒、贩毒人员数量大幅上升。又如我国云南与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缅甸直接接壤，居住着16个跨界民族，更是深受毒品问题的困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贩毒组织和毒品市场进一步扩大，缅、泰、老三国接壤的金三角毒品基地进一步向东北部和西北部伸展，在中南半岛北部的中国西南境外形成了一个“大金三角”毒品种植和加工带，毒品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大幅度增长，而“大金三角”地带基本上是我国云南16个跨界民族的居住地，跨界民族地区已成为犯罪分子贩毒走私的天堂，也使跨界民族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此外，在云南跨界民族地区，有的跨国犯罪分子还充分利用地理比邻的优势，从事卖淫嫖娼、贩卖人口、非法移民、走私武器、收集我国机密情报等多种犯罪活动。再如，如果跨界民族所在国出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或骚乱战乱等情形时，可能促成跨界民族越境迁移，从而形成难民潮。因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就曾造成了50万难民逃离家园。朝鲜“饥民”的流入，使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犯罪案件增加，直接威胁当地的稳定与安全[10]。2009年8月，靠近我国云南省的缅甸果敢地区发生战事，引发缅方边民恐慌并大量涌入我国境内。
3.削弱国家凝聚力，加剧民族矛盾与冲突
如前文所言，跨界民族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国家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之间发生矛盾，有些跨界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大于其对国家的认同，民族向心力大于国家凝聚力。在多民族国家中，当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势力或集团片面强调其本民族利益时，就会产生从现有国家政治实体中分离出去的倾向，其极端形式就是民族分离主义。事实上，凡是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的国家，就意味着其跨界民族的利益和所在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产生了较大纷争，这种纷争如果处理不善必将影响、削弱跨界民族所属国家的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影响和削弱可能只涉及一个国家，也可能涉及相关双方或者多方国家。
同时，跨界民族问题也会导致民族关系恶化、民族矛盾加剧甚至发生流血冲突乃至民族之间的战争，破坏民族团结。在许多多民族国家内部，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跨界民族问题的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方面与其所在国其他一些地区相比往往存在一定差别。而一些国家在面对这类民族问题时有的采取了回避、拖延、搁置等消极态度或出现民族政策失误现象，由此导致跨界民族问题进一步激化，加深了跨界民族与所在国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误解甚至仇恨。例如，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僧伽罗人在政治生活中对占少数的跨界民族泰米尔人采取了许多限制和歧视政策，泰米尔人为谋求自身政治目标多次与僧伽罗人爆发冲突。印度的泰米尔人对斯里兰卡同胞持同情态度，印度政府也表示对泰米尔人问题高度关注。泰米尔人问题对斯里兰卡的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加深了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之间的民族仇恨，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尤其是民族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的介入与挑拨、利用，更会使跨界民族问题不断加剧，容易滋生民族分裂思想甚至极端思想。如“东突”势力对我国西北跨界民族地区影响与日俱增，他们利用跨界民族问题，借助各类普通治安事件、寻找各种机会制造谣言，蛊惑民众，破坏各族群众之间的团结，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仇视心理，严重损害我国民族关系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4.损害所在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跨界民族问题恶化、升级导致和诱发领土争端、民(种)族仇杀乃至民族战争的例子屡见不鲜，如索马里战争、喀麦隆与尼日利亚流血冲突、卢旺达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之间的民族大仇杀等使数百万百姓无辜丧生。跨界民族问题也加剧了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暴力化倾向，恐怖主义日益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用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的恐怖活动，给所在国人民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损害。
据统计，我国以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东突民族分裂组织有50多个，从1990年至2001年，在新疆制造了至少36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11]。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的“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导致197人丧身，1700多人受伤，331个店铺和1325辆汽车被砸烧，众多市政设施被损坏的重大损失[12]。由此可见，“东突”分裂势力在与新疆中亚同源跨界民族问题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已成为冷战后我国新疆地区最严重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给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此外，在跨界民族地区日益严重的毒品泛滥和境外流动人口卖淫嫖娼等问题正在像瘟疫一样不断蔓延，对相关国家的人民健康构成较大威胁。
(二)在国际政治中的主要政治表现和影响
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成为影响当今和未来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跨界民族是跨两国或多国国界而居的民族，因而具有天然的国际性特征，因此，跨界民族问题也很容易超越一国范围，不仅会对所在国国内安全稳定造成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其周边国家、整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和平与稳定。由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国际性冲突和国际政治关系变化在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研究专家道格拉斯·伍德维尔(Douglas Wood-well)通过对1951年至1991年的世界冲突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发生民族叛乱，而在邻国中存在同族的跨界民族，尤其是邻国的跨界民族在本国内处于人口多数时，就容易引发国家冲突[13]。
1.对相关国家周边外交关系带来深远影响
由于跨界民族居住在毗邻的不同国家，彼此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相近的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平日往来比较密切，相互之间民族感情比较浓厚，存在着同源民族之间的向心力。这种情形会给相关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文化往来和民间交往带来便利和优势，而一旦产生跨界民族问题，则存在邻国跨界民族的相互声援问题。如果国界对面的同胞对同一跨界民族的境遇和政治主张比较同情，就会支持和鼓励他们的诉求与行动，甚至支持他们脱离所属的国家政治实体，这必然会对所在国国家主权带来极大冲击，造成相关国家的政治纠纷和关系紧张，引发两国关系恶化，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双方的军事对立和冲突。
如泰国南部的马来人在其邻国马来西亚是主体民族，历史上泰国政府对马来人采取的强制同化政策遭到了马来人的激烈抵抗，再加上经济上的被边缘化，致使泰国南部马来人地区长期动荡不安，而泰马之间的跨界民族问题也成为两国关系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由于保加利亚曾对国内的土耳其人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在造成土耳其人大量逃往土耳其的同时，也导致保、土两国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冷战结束后，由于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国际冲突呈现上升趋势，在国际舞台上不胜枚举。例如，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爆发苏阿战争，与阿富汗境内拥有与苏联同源的塔吉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跨界民族有着密切关系。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民族矛盾，希腊、土耳其争夺塞浦路斯问题，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之间的跨界民族马其顿人引发的长达百年之久的领土纠纷问题和跨界民族争端，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问题，跨居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库尔德人问题，以及波黑战争、巴以之争、印巴冲突等等，归根结蒂也都是由跨界民族问题引起的[10]28。
2.易于引发相关地区关系的紧张与冲突
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的相关国家，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妥善处理，不仅会升级为国家间矛盾，而且也会对整个地区形势产生较大影响，引发地区关系的紧张与冲突。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问题。这里分布着南联盟、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10个国家，几乎每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在与其相邻的国家都是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国家都与其相邻国家存在跨界民族。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异族统治在该地区各个民族之间造成了巨大隔阂，加之一些国家采取大民族主义政策使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外部势力的乘机介入使矛盾进一步升级，因此，该地区的跨界民族问题十分突出和复杂。科索沃危机将巴尔干地区许多国家均卷入其中，不仅影响到了地缘政治的稳定，还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武装干涉，进而影响到英国与俄罗斯、美国与中国等诸多大国之间的关系。
另一典型例子体现在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两国的争端中。两国矛盾的深层原因与它们共同拥有的跨界民族——提格雷人密不可分。提格雷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省与接壤邻国厄立特里亚都是主体民族。埃塞俄比亚政府长期以来对提格雷人采取的歧视政策埋下了两国争端的隐患，致使两国矛盾不断激化，1998年5月借边界问题爆发了战争，直至2006年在非盟等地区组织多次干预、斡旋和安理会决议的强大压力下，两国紧张局势才基本得到控制，而且，两国由于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矛盾还有随时激化的可能。埃—厄冲突看起来是两个国家的外交争端，但带来了整个东北非地区的动荡不安，对相关国家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埃—厄争端反映了跨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14]。
3.成为引发重大国际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
历史表明，虽然跨界民族本身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但其背后一直有着国际关系最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影子，因此，可以说，跨界民族问题自产生之日起就进入了国际关系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运行和互动。正如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跨界民族问题，“受制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某一民族的共同地区为某种政治疆界所分割的情形是常见。……跨界民族作为一种最突出的民族政治现象，是引发国际矛盾乃至战争的主要因素”([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2010)。
阿富汗是一个跨界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占其国家人口65%的主体民族——普什图人是跨界民族，其他几大少数民族也是跨界民族。严重的跨界民族问题不仅阻碍了阿富汗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其内战爆发并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同时，复杂的内部民族矛盾也给各种国际势力如基地组织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等对阿富汗内战的介入和染指提供了机会和借口。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随着阿富汗民族冲突日益激化，美国和苏联趁机插手各自支持冲突一方，美国支持由普什图人为主的塔利班，苏联则支持由塔吉克人为主的“北方联盟”，从而使阿富汗内战演变为国际冲突。“9·11”事件后，美国立即在阿富汗境内展开军事行动，引发了阿富汗战争。阿富汗跨界民族问题与其战乱不断的关系警示世人，在跨界民族众多的国家中，主体民族的成熟程度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跨界民族问题对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言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国家应依靠自身力量慎重、妥善处理此类问题，国际势力的介入会使矛盾更加复杂化、尖锐化；跨界民族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会引发内战和地区动荡，甚至会导致国际冲突。
苏联解体后，长期被掩盖下来的跨界民族问题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国家间带来了接连不断的麻烦。中亚国家宣布独立后，由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就纷纷暴露出来。最激烈是外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的归属问题爆发的武装冲突。1923年，纳—卡地区被划入阿塞拜疆境内，但其居民76%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一直对此持有异议。苏联解体后，两国就此问题产生的争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上升为流血冲突。
总之，从苏联解体到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从前南斯拉夫分崩离析到后来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危机，从中东阿以战争到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等，究其根源都是跨界民族问题。由于跨界民族本身的特殊性，使其相对于其他民族问题而言更加复杂，由此导致的矛盾和冲突更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应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课题。当然，我们在研究跨界民族问题时，必须注意到跨界民族问题的多样性、差异性和敏感性。由于不同跨界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所在国家面临的地缘环境和国内境况千差万别，即使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跨界民族问题，其性质和内容也因时因地因环境差别很大(李学保，2011)。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