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新闻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文明发源地古巴比伦、希腊和中国，传递消息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巴比伦人有自己的历史学家记载叙述事件；中国人结绳记事，后来运用甲骨和钟鼎作为书面的刊载方式；而在希腊，人们更普遍以口头传达来更新信息。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设置了监控消息传递的官方机构，负责将罗马中央的官方消息传达至各行省，在法制方面还将“十二表法”刻于铜板之上，以利于推行和传播。1631年法王路易十三的御医特奥法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创办《小报》，这成为旧制度下第一个官方的出版机构。这个由统治阶层创建的报刊也理所当然地为其服务，新闻自由在那个时代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直到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人人都有思想和舆论自由，这是人最为珍贵的权利”，才有效地对新闻自由这个概念加上了注解。然而大革命期间的新闻自由情况堪忧。直到1881年法律才明文确定媒体的独立地位，而1919年废除报刊审查制度才最终保障了新闻自由。新闻既然是政治斗争的前哨战，也自然为民主制度（表现为新闻自由及其一切相关制度）历史及其未来留下了珍贵的印迹，以之作佐证来维护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是历史学家乐此不疲的原因。新闻史的进程是曲折坎坷的，进步和倒退兼而有之。本文将对20世纪40年代至今法国史学界对新闻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力图向读者展示各个时段的研究重点和趋向。
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缓慢过渡
20世纪40年代，学界对媒体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当时，史学专著常不离通史，尤其侧重政治史。1949年保勒·安古尔旺（Paul Angoulvent）主编的《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丛书中埃米尔·博阿文（Emile Boivin）撰写的《新闻简史》① 是一部与政治史相关的媒体史，也是最早开始系统研究新闻历史的著述。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报纸是社会的必需品，比政治机构更具社会性。”首次将报纸和社会历史挂钩，将行业发展的历史与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第3章描述了一种悄然出现的传播方式：1924年，以电台出现而冠以《口述报纸》（le Journal Parlé）之名的媒体在埃菲尔铁塔上建成并运作。无线广播还是一种未广泛普及的新兴传播手段。与博阿文几乎同时代的让·戴维诺（Jean Thevenot）亦在他所著的《电视时代以及无线广播的未来》② 中建议自己的同行，在研究新闻史时运用有声的参考资讯，能使历史的叙述更为广泛、更具说服力。无线电收音机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与外界联系的手段，接二连三地被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利用，尤其是战争时期，更有军事家、参谋家以之为战略工具，这个小小的半导体盒子在扮演完它的历史角色后，又被历史学家挖掘出来作为新开发的史料改写着历史。
1945年，雷蒙·马尼维（Raymond Manevy）的《1914—1939年间报刊史》③ 问世，此书并未跳出同时代史家热衷政治史的倾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报刊主要掌握在社会名流手中，代表着不同的党派主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报纸的大政治取向越来越得到史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党派斗争异常复杂激烈的历史时刻。比如研究复辟王朝时期右翼历史的奥里维·托特（Olivier Tort）④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统计了当时右翼的中央和地方报纸，及其存在的年代来最终判断这个党派的进化和最终的分化。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对研究法国地方政治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报纸作为主要的证据既有说服力又让人一目了然，毕竟那个时代，报纸还纯粹是政治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传媒经历了重大的“革命”。作者据此提出一个最终让学界广为接受的结论，即大战期间到大战之后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旧新闻”（l'ancienne Presse）向“新新闻”（la nouvelle Presse）的过渡期。也就是说，报纸的内容开始走向质变。报纸不再向政治势力低头，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开始想方设法取悦群众，娱乐、广告、体育等符合民众品味的栏目开始占据报纸的篇幅，也就是从那时起，法国的报纸走向多元化。笔者在翻阅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法国主流社会追捧的、代表左右两大政治倾向的报纸《费加罗报》与《世界报》的时候，曾留意到体育报道占据的版面明显增多，尤其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以来，这两份报纸对此事的报道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希特勒亲临现场，前者对“元首”百般奉承；后者则处处批驳，还以漫画形式丑化“独裁者”。这也是为了迎合不同政治口味的读者群。
查理·莱得雷（Charles Ledré）所撰《新闻史》⑤ 属通史性著作，但在风格和编排上独树一帜，并不满足于纯粹叙述事件，而是从报纸的视野入手看它们如何诠释历史。记者、摄影师和编辑也在不自觉地叙述着历史。三者的主观性不容置疑，由于也属于社会人群，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的政治色彩。记者在报道新闻时的话语，摄影师所捕捉镜头的角度，以及编辑对稿件的选取及排版都是他们表达政见的平台。但这种考据过于细枝末节，而且只能通过横向或纵向的对比得出结论，是以研究者必须慎重。查理·莱得雷在文中还运用了对比研究的方式，以法国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代表来与法西斯德国和斯大林治下苏联的新闻界作对比，而几个国家的报刊审查制度是这种对比的核心所在。
新闻自由开宗明义地在新闻历史书中出现，首当1945年勒内·马兹迪尔（René Mazedier）所著的《巴黎报刊史》⑥。他认为报刊自由必然随着政治体制的日益集中化而受到各种限制。“政治体制必然处于新闻与政治舆论之间……一开始它就自然地倒向报刊一方。不管前景如何，新闻总是难以或者简直不可能逃避集权化的重要法则，这种集权是我们日益丰富的物质文明和止步不前的精神文明最糟糕的特征之一。”⑦ 马兹迪尔曾在《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任职编辑，作为报界的直接参与人，亲历报纸诞生的全过程，当然包括了面对政治压力时的无可奈何，以及面对销量危机时的心慌意乱，对巴黎新闻媒体历史的发展自然有异于历史学家的见解。此书呈现了第三共和国之下“大新闻”（la grande presse）的飞速发展，讨论了报刊在政府严格监控下的走向。
《报纸中的法国大革命》⑧ 则探讨法国主要报纸如何看待大革命。“（此书）整理了1789—1799年间出版的上千种期刊，并节录了一些能更好地还原历史真相的证据，这些材料大部分都在研究过程中被忽略了。”⑨ 其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消息”，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政治史为主流的历史学界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强调“革命并没有改变人性的本质，人们保持着他们原本的特质”⑩。这也是希望学界能自此向社会史方面进展，一味地强调政治史，除了直接隐没构成历史主线的民众之外，还会使未来的历史学走向死胡同。这个时代，法国的历史学家正在摆脱实证主义学说的束缚，极力开辟新的道路。自1929年马克·布洛赫（Mark Bloch）与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合作推出《政治与经济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以来，“整体史”（histoire totale）进入人们视野，并在历史学界掀起方法论的革命，历史学不再总是为政治作注解，它不断延伸，开始涉及经济、社会乃至心态等各个领域。多元化的研究角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也被纳入历史学的体系。《报纸中的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带来了一次不小的冲击，大革命的历史形象从这里开始被改写。
除了以上专著以外，一本以大众传媒研究为主的学术期刊——《报刊研究》也在新闻从业者、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努力下出版。创刊号于1946年在巴黎出版。该期刊由“新闻科学研究中心”（le Centre d'Etudes Scientifiques de la Presse）资助，将自己定性为各界人士交流专业知识与经验的平台。
此刊的编排条理分明，通常分为5部分。第1部分是各学科的专题论文，费尔南·特路（Fernand Terrou），乔治·布尔干（Georges Bourgin），雷蒙·马尼维（Raymond Manevy），洛热尔·马斯普（Roger Massip）等历史学家都曾撰稿。第2部分“法国及全世界的新闻界”，介绍世界各地新闻自由的发展状况，法国是重点。第3部分刊登新近出台的法律条文。第4部分是各主要报刊的节录：《费加罗报》（Le Figaro）、《回声报》（L'Echo）等都在其列。内容是新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学术动态和国内外新闻业发展现状。最后一部分“参考书目”收录同期出版的专著，附带专家书评。这是20世纪40年代新闻研究活跃的证据。
《报刊研究》创刊于1946年2月，连续出版8期以后，1947年6月停刊，1951年复刊。复刊后重申主旨，1951年出版的第1期的序文声明：“法兰西新闻学院（l'Institut Fran
ais de Presse）主要由专业人士以及新闻企业的代表组成……专家的参与是主要的……收录的文章、信息以及文件将有助于专业人士的研究。”(11) 遗憾的是，此刊在1960年出版了第23期后又停刊，最后一期刊登了国家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馆藏的“19世纪的新闻生理学”（les Physiologies au XIxe Siècle）的资料。
《报刊研究》的出版状况使人们联想到法国的社会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时出版的《经济与社会历史学刊》（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此刊曾被人误以为社会经济史的核心期刊，但其内容流于表面，收录的仅仅是些与经济原则、思想、法律等有关的普通性质的文章，与《报刊研究》如出一辙，在新史学开始席卷史学界的时期，这类杂志已远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们的旨趣，这也解释了为何此刊在14年内惨淡经营并最终流产的结局。这也是一种新的历史潮流悄然兴起的例证。
20世纪50年代作品：战后的反思与融会贯通的“新史学”
20世纪5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尤其是新闻史学复苏和自我反省的阶段。在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精神和物质上的洗礼后，有识之士有意识地以新闻为切入点，集中研究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目的只有一个：审思制度与文化上的不足，维持长治久安的状态。让·莫丹（Jean Mottin）的《新闻界的大师》(12) 中新闻自由是主要的论题。作者以几份主要报纸为个案，分析《1946年宪法》颁布后的新闻自由情况。最后他悲观地得出结论：自由的报纸已不复存在。历史学家雷蒙·马尼维（Raymond Manevy）曾著有《第三共和国新闻史》(13)，其大部分的章节都在讨论各大报纸在巴黎公社、共和国、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上如何应对。重点仍是新闻自由的状况。以上提到的两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探讨一个老生常谈的论题——新闻自由，但是将历史事件镶嵌在各大报纸的报道之中的方法过于陈腐，殊不知社会经济史学家已经初步完成从审思自我到另辟蹊径的过渡，尤其是马克·布洛赫1954年出版的《欧洲货币史大观》（Esquisse d'une histoire monétaire de l'Europe）标志着政治史研究正在被另一种以社会结构、生产技术、生产架构和货币机制为研究对象的全新史学所取代，这种趋势也迅速向历史学的各领域延伸开去。到1960年为止，法国大半近现代史论文运用了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此后的10年内，更有1／5的当代史研究者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经济史专家。
这一阶段的《报刊研究》也收录不少专门的著述，如费尔南·特路的《论全球的信息自由》(14)。这项研究涉及多学科——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承认新闻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叉学科。之所以能吸引众多专家的重视，是因为“新闻在全球的影响力正不断地增长，它的组成部分、它的状况、它的进展都是各方面专家希望明确了解的”(15)。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学家正是在深切体会新闻作为权力工具“它的自由受到威胁”之后，才展开范围广泛的调查研究的。笔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恐惧症”是历史学家忧心忡忡的症结所在，这种研究加入了过多的政治色彩以及主观意识。这些特征决定了这种史学的实用性和目的性，与历史学最终的依归——追求客观认识——将有所抵触。
在同类论著中，最广为引用的是雅克·布尔干（Jacques Bourquin）的《论新闻自由》(16)。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此书是史学家对新闻科学（la science de la presse）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全书新颖之处在于以法国报刊历史为“自由”寻找恰当的定义。作者还将世界几大国分为两大类：民主国家和集权国家，尝试在各国各政体下解读“自由”。新闻的经济地位也得到了关注，“经济或者社会的利益要求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我们不能对这一限制新闻自由的秩序展开更多的讨论”(17)。本书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是因为这是新闻史研究作品中首次将报刊的经济特征作为首要议题加以分析，社会与经济状况再加上社会个体的问题研究，分析也从宏观落实到了微观。费尔南·特路在《报刊研究》中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布尔干先生的作品不仅对于研究新闻的专业人士而言是必读的经典，而且对所有有志于探索新闻理念及其社会现实的读者而言也举足轻重(18)。
地区史是“新历史”研究的其中一个分支。20世纪50年代的区域新闻史研究也引人注目，雅克·凯塞尔（Jacques Kayser）主持编写的合集：《第三共和国下的外省新闻》。其意义在于，“凯塞尔及其合作者证明了这种历史不仅是有趣和意义深远的，而且是有迹可循的”(19)。此合集以J.凯塞尔本人的一篇论文《第三共和国下多尔多涅省（Dordogne）的新闻》开篇，体现了作者独树一帜的趋向和思路。凯塞尔对多尔多涅省新闻的研究成为未来区域新闻史研究的典范，他的作品第一次呈现了进行这项研究应遵循的模式，以及对相关文献（档案）、调查数据进行筛选的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信手段的日新月异让区域史的研究又蓬勃发展起来，复印技术、电子化扫描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令区域史的研究硕果累累。这种研究的普及也让新闻史专家着手开发这一片处女地。可以肯定的是，此前研究外省新闻史比研究巴黎新闻史更让历史学家头疼，马尼维认为原因在于：文献搜集的基础从未形成过。也就是说，虽然早在17世纪前人就已涉足地区历史的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仍未系统化，对新材料和档案的运用仍处于尝试阶段。文集中收录的克罗德·勒维（Claude Levy）的文章《荣纳省（Yonne）的新闻界，民众联盟的准备以及外部危机》，以及G.贝尔奈德（G Bernede）和R.拉括斯特（R.Lacoste）合作撰写的文章《勒洛－嘎荣纳省（Le Let- et- Garonne）报界与1924年的立法选举》是同期区域新闻史研究的上乘之作。
这一时期各类著述不断问世，《地下报刊》(20) 是关注该类报纸的生产以及编纂者命运的小册子。马尔里厄斯·奥丹（Marius Audin）(21) 和路易－玛利·米匈（Louis- Marie Michon(22)）所著的新闻技术史启发了此后的历史学家。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对个别报纸的研究，比如曾任《十字报》（la Croix）主编的皮埃尔·利马涅著有《四年大事记（1940—1944）》（Ephémérides de Quatre Années Tragiques）。此书在《报刊研究》上被马尼维誉为“开启新闻史以及1940—1944年间的整体史”(23) 的唯一一部文献。鉴于作者的职业生涯，此书以皮埃尔·利马涅个人日记的笔调记录了《十字报》如何报道历史事件，编辑工作如何在国家信息部门和审查制度的监控下进行。其他类别的专著还包括新闻从业人员的传记，《保勒·巴依·德·文森神父》(24) 就是一例。该神父对新闻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创办《十字报》这一宗教色彩浓重的报纸，成功将尖端技术引进这一行业，并亲自参与报纸的编辑和发行工作。此书资料翔实，被同行频频引用。此后有René Martin著《一位伟大记者的一生：奥古斯德·内夫兹尔（Auguste Nefftzer）》（1953年），瑞拉德·德莱斯门（Gérard Delaisement）著《莫泊桑，记者及专栏编辑》（1956年）等等。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新闻自由广受历史学家关注。这一风潮的到来要归咎于1951年震惊世界的《la Prensa》报事件。该报纸作为阿根廷反对派的喉舌突然被独裁政府勒令停刊。尽管阿根廷当局为了防止消息的扩散加紧镇压，这一事件还是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法西斯德国治下专横独断的新闻监控制度死灰复燃。历史学家站在反战的前沿，开始全面反思新闻自由。在法国，1953年就有两份巴黎报纸和一份外省报纸停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大新闻”（la grande presse）的发展、信息传递手段的更新、大众在思想上一定程度的解放和各种专业组织的创建，新闻自由是曲折前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与和平是史学家最为关注的课题。
此外，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新历史”的蓬勃发展也在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中可见一斑。同期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作品运用了多学科的方法论来辅助其研究，这种开放性的历史学最终被新闻史学家吸收并加以实践，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在其中屡见不鲜。法国史学家意识到自己与德国、英国和美国史学家在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差距，奋起直追，也在这一时代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就，新闻史的史学史很明确地印证了这一点。
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新史学”的隐忧
20世纪60年代，阿尔芒·柯蓝（Armand Colin）出版社出版“报亭”（kiosque）丛书系列，收录了与新闻史相关的三十多种论著，大部分是以报刊讲述事件史。雷蒙·巴依永的《〈巴黎晚报〉个案》(25)，其旨在寻找《巴黎晚报》在20世纪30年代大获成功、而其他报纸渐渐不支的原因。雷蒙·巴依永（Raymond Barrillon）将这份报纸的胜利归功于“让·普鲁沃斯特（Jean Prouvost）技术”的运用，这项“技术”是各种广告营销策略的大集合，60年代让《巴黎晚报》渡过难关。该丛书还收录安德雷·德巴提（André Debatty）的《5月13日与新闻》（Le 13 Mai et la Presse）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新材料的运用是此书的独到之处。
一年以后，克罗德·贝朗热（Claude Bellanger）开始利用抵抗运动期间的地下报刊进行研究(26)，他关注的是这种报纸的产生、发展和抗争，别具新意。这是20世纪40年代乔治·皮盖研究的发展和延续。同年，查理·莱得雷的《新闻进攻君主制》（la Presse à l'Assaut de la Monarchie）尝试回顾1815年至1848年的新闻自由的进展。克罗德·埃斯提尔（Claude Estier）著《1914—1962年间的左派周刊》(27)，“通过浏览这些左派喉舌，重现这20世纪50年来法国左派的思想和行动”(28)。他还选取了左派各阵营的各种周刊，富有时代特色。
此后有阿贝尔·夏特兰（Abel Chatelain）的《第四共和国下的〈世界报〉及其读者》(29)，它“选取了研究新闻的历史和社会学方法的其中一种”(30) 来进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首次运用统计法计算读者的地理分布。选取《世界报》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它在法国尤其在巴黎发行量稳定，国外也拥有庞大的读者群。研究读者的地理分布有助于分析政治倾向的分布。此书可说是夏特兰过往研究的综合和延伸(31)。夏特兰通过搜集报纸订单和民意测验来了解读者的职业及其社会状况，以量化和列举为主要的分析手段，这是典型的社会学方法。但这种模糊学科分界的做法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安，尤其是社会学家，杜尔干学派的弗朗索瓦·斯密昂（Franois Simiand）的言论(32) 对这个新兴的学派打击不小。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种研究走向分裂，却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各学科间的疆界进一步被打破，史学研究的范畴又扩大了：人口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还有政治史的回流，当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了。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新闻史，凯塞尔的《法国的日报》(33)，让·施沃尔贝尔（Jean Schwo
bel）的《报刊：权力与金钱》(34)，马尼维的《大革命与报刊自由》(35)，洛热尔·贝莱（Roger Bellet）的《第二帝国下的报刊与新闻》(36)等作品开始讨论新闻的历史功能。
20世纪60年代末，有一部总结性的著作问世。《法国新闻史》的编撰工作在报刊编辑国际联合会（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Editeurs de Journaux）主席克罗德·贝朗热（Claude Bellanger）的主持下进行。技术的革新是本书关注的重点，这与制造业和通信手段的日新月异有关。此外，此书的编纂建立在精确的原始材料和广泛的书目基础之上。本书总体的指导思想是：呈现新闻的本质——借对事件的描述来指导舆论，因此关注报纸的独立性仍然是此书主要的观念。该书分4卷，第1卷从起源到1814年，此期的情况并不乐观，市场狭窄，新闻自由遭到独裁政体的粗暴限制。第2卷和第3卷都以新闻自由为主。第4卷从第三共和国（1871—1940）说起，这是新闻自由达到顶峰的阶段，最显著的标志是1881年7月29日新闻法的颁布。《法国新闻史》是一部对新闻历史的总结之作，它探讨了新闻司法、技术和财政等方面的情况，是这类作品中最全面最具体的合集。
20世纪60年代关于法国新闻史的作品主题丰富多彩，“报亭”丛书就是明证。但是除了夏特兰的作品外，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又占据了优势，可能是因为60年代“新史学”(37) 的降温，社会经济史学派风光不再，60年代的史学界又重新回到百家争鸣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作品：百家争鸣自成一派
20世纪70年代新闻史的研究又有了喜人的进展，原因是女性主义的加入以及区域史的深入。妇女的新闻事业产生初期仅围绕几个主题：服装、烹饪、游戏、装潢和休闲。18世纪以来，女性刊物就是男性刊物的附属品。1789年大革命之后，法国才有女性报纸出现。随着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进步，女性在政界崭露头角，女性报刊呈现两种不同的景象：首先是争取女权的报纸，如《女士小邮报》（“le Petit Courrier des Dames”）、《妇女小报》（“la Gazette des Femmes”）、《妇女之声》（“la Voix des Femmes”）。其次是传统刊物，如《女士与时尚报》（“le 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
进入20世纪以来，妇女在政坛的优异表现不容置疑，女权运动愈演愈烈，女性报刊也层出不穷，尤其是由妇女创办的政治刊物。女性刊物研究在历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1934年里·稚·迥出版了《1869至1914年法国的女性报刊》(38)，但是在学界影响不大。直到1959年才有同类的研究出炉(39)，此后相关的研究才在历史学界占一席之地。
女性主义者艾维琳·苏勒洛（Evelyne Sullerot）以女性刊物为素材，追溯女性政治与休闲生活的历史，这也使她成为当代最有成就的女性刊物研究者之一。1963年她为“报亭”丛书撰写了一部关于女性报刊的专著(40)。她的看法是，两个世纪以来女性报刊从来没有引起业界的足够重视，而这种报刊本身是“国内的经济日常生活、社会关系、精神世界、道德品质和狂热的势利行为在对新事物千篇一律的迷恋的意味深长的反映”(41)。对于妇女来说，女性刊物就是在寻求一种既能取悦妇女又与其地位相符的新闻手段。此书以两条主线贯穿全书，首先是女性报刊的职责所在：帮助妇女独立地存活于男性社会，脱离男人规定的生活模式。其次，强调女性的权利，比如女性读书识字的权利，工作获薪的权利，离婚的权利等等。她还统计了历史上出现的女性期刊、报纸、周报、半月刊。
历史层面上，女性刊物的读者多为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妇女，苏勒洛认为女性报刊担任着三重角色：（1）舆论的体现；（2）构建舆论；（3）阐述历史。她的研究主要针对女性刊物如何看待历史。最为可贵的是：作者以此为切面全面透视在经济和社会大背景之下整个女性舆论的变迁。作者还以词源学为依托，对各主要报刊行文时常用的术语来分析并还原办报、读报妇女的精神面貌。不难看出，苏勒洛坚持词汇与心态（mentalité）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前者见证了后者进化的过程。这是社会经济史学式微以来新的研究方法首次进入新闻史这一领域。此书的论述止于1848年，女性刊物的研究仍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可是在事件史、司法史以及社会经济史已成体系的前提下，对“工业革命”冲击后的社会生活的研究心态史无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因着眼点不同，也得出了迥异于其他方法的结论，在史学界才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此后的同类作品还包括安妮－玛利·达尔迪雅（Anne- Marie Dardigna）的《妇女报刊：其意识形态功能》(42)、达妮亚尔·阿芒－巴巴拉提（Danielle Hamant- Paparatti）的《正统女子、轻佻女子、女才子，女性和家庭刊物》(43)，都是运用文化和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女性的日常生活，考察妇女们精神状态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末，信息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历史学家又把目光投向新兴的传播手段之上。首先是1991年出版的《19、20世纪的信息革命》(44) 用科学的手段估量了视听新闻的革新带来的政治、经济影响，论述主要围绕三方面：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发展改变信息的面貌；技术手段——信息流量和质量的提高；经济——通信活动日益频繁体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旧有的研究方法能否适应崭新的信息领域？
1994年伊莉莎白·卡兹纳弗（Elisabeth Cazenave）和卡洛琳·乌尔曼－莫里阿（Caroline Ulmann Mauriat）合作出版了《1631年至今法国的报刊、电台和电视》(45)。此书探讨新闻陷入经济体系后如何渐渐融入公众生活。同样的主题，马克·马丹（Marc Matin）也在自己的著述中发表了见解(46)。作者认为几种媒体手段：报刊、电台和电视“构建了一个有延续性的整体，一个真正的信息工具，其中每一因素都对其他因素起作用或反作用”(47)。此书主要阐述了政治生活、新闻和媒体手段之间的联系，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学家的目光渐渐转移到视听媒体在自己创建的等级制度下的运作情况。
此时，一本新闻史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问世了，那就是克里斯提安·布洛尚（Christian Brochand）所著3卷本的《法国电台与电视总体史》(48)。作者把媒体置于政治、科技、司法、经济和艺术史的综合背景之下，对其地位和状况进行阐述。作者收录的参考文献、统计数据、制定的表格也使这部综合史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意义，因数据资料翔实可靠不断被学者引用参考。2006年，《法国电台与电视总体史》再版，作者在第3卷加入了21世纪以来视听媒体私有化和分裂的趋势的研究，表明了历史学家还在不断对新世纪下视听媒体的命运进行审思。
1996年，让－诺埃尔·让尼内（Jean- Nol Jeanneney）也著有媒体史(49)，作者不仅是政治文化史的专家，也曾参与新闻工作，对于现代社会视听媒体对民主的影响作者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研究这种历史有3大难关。第一，研究对象的庞杂繁复；第二，书面材料数量丰富与新闻机构的档案缺乏形成鲜明对比；第三，对公众舆论这一概念仍未形成清晰的认识。未来的研究工作应该集中在以上3点。因此，此书方法论上的意义大于其记录历史事实的意义。
视听媒体不仅带来了新闻界的一场不小的革命，而且也是工业文明的特征之一。媒体的研究除涉及历史方法以外，更是多种学科的综合，视听媒体本身就是历史的陈述者，将其细化并科学地研究对历史的还原十分重要。
法国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新闻史研究成果丰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有的历史学家以之为平台，监督修正新闻自由在全世界的推行，对独裁制度下的舆论政策予以批判，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惨剧重蹈覆辙，虽然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稳定，却不是历史学的最终目标。而不可忽视的是，新闻史研究与法国社会经济史的走向呈现同样的曲线。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法国史学界仍在传统历史学氛围的笼罩下进行死气沉沉的研究，直至40年代在马克·布洛赫、埃尔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等人的倡议下，以档案资料构建的社会经济史学派才自成体系，并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本文试图将法国新闻史学家及其研究置于这一学术潮流发展壮大并最后式微的进程中，透析这种新史学派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奋起直追、“超英赶美”(50) 最后趋于分裂的蛛丝马迹，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
注释：
① 埃米尔·博阿文：《新闻简史》（Emile Boivin,Histoire du journalisme），法国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
② 让·戴维诺：《电视时代以及无线广播的未来》（Jean Thevenot,L'Age de la télévision et l'Avenir de la radio），巴黎1946年版。
③ 雷蒙·马尼维：《1914—1939年间报刊史》（Manevy,Histoire di la Presse 1914-1939），巴黎1945年版。
④ 可参见奥里维·托特（Olivier Tort）2007年在巴黎四大完成答辩的博士论文《不可能的联合：复辟王朝下的法国右派》（L'Unité impossible,la droite franaise sous la Restauration），未出版，收录于巴黎索邦大学图书馆。
⑤ 查理·莱得雷：《新闻史》（Charles Ledré,Histoire de la Presse），巴黎：1958年版。
⑥ 勒内·马兹迪尔：《巴黎报刊史——从勒诺多到第四共和国》（René Mazedier,Histoire de la presse parisienne,de Théophraste Renaudot àla IVe République 1631－1945），巴黎1945年版。
⑦ 勒内·马兹迪尔：《巴黎报刊史——从勒诺多到第四共和国》，第294页。
⑧ 瑞拉尔·华尔特：《报纸中的法国大革命》（Gérard Walter,La révolution franaise vue par ses journaux），巴黎1948年版。
⑨ 瑞拉尔·华尔特：《报纸中的法国大革命》，第7页。
⑩ 瑞拉尔·华尔特：《报纸中的法国大革命》，第417页。
(11) 法国新闻学院主办的期刊：《报刊研究》（Etudes de presse）的序文，1951年第1期。
(12) 让·莫丹：《新闻界的大师》（Jean Mottin,Les ma
tres de la Presse），巴黎1956年版。
(13) 雷蒙·马尼维：《第三共和国新闻史》（Raymond Manevy,La Presse de la IIIe République），巴黎1955年版。
(14) 费尔南·特路：《论全球的信息自由》（Fernand Terrou,“la liberté de l'information sur le plan international”），《报刊研究》1951年第1期。
(15) 费尔南·特路：《论全球的信息自由》栏目的序言，《报刊研究》1951年第1期。
(16) 雅克·布尔干：《论新闻自由》（Jacques Bourquin,La liberté de la Presse），巴黎1950年版。
(17) 雅克·布尔干：《论新闻自由》，第536页。
(18) 费尔南·特路对此书的评论，见“新书介绍”栏目，《报刊研究》1951年第2期。
(19) 雅克·凯塞尔：《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外省报刊》（Jacques Kayser,La presse de provinc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巴黎1958年版，第1页，由弗朗索瓦·果盖尔（Franois Goguel）作序。
(20) 乔治·皮盖：《地下报刊》（Georges Piguet,la Presse clandestine），巴黎1945年版。
(21) 马尔里厄斯·奥丹：《纸张时代》（Marius Audin,L'Epopée du Papier），巴黎1945年版。
(22) 路易－玛利·米匈：《15至16世纪印刷史》（Louis- Marie Michon,Histoire de l'Imprimerie aux et XV[e] XVI[e] siècles），巴黎1942年版。
(23) 雷蒙·马尼维的书评，见“新书介绍”栏目，《报刊研究》1946年第6期。
(24) 米歇尔·桂依：《保勒·巴依·德·文森神父：〈十字报〉创始人，50年的教会斗争》（Michel Guy,Le Père Vincent de Paul Bailly,fondateur de La Croix cinquante ans de luttes religieuses），巴黎1955年版。
(25) 雷蒙·巴依永：《〈巴黎晚报〉个案》（Raymond Barrillon,Le Cas Paris-Soir），巴黎1959年版。
(26) 克罗德·贝朗热：《地下报刊》（Claude Bellanger,la presse clandestine），巴黎1960年版。
(27) 克罗德·埃斯提尔：《1914—1962年间的左派周刊》（Claude Estier,La Gauche hebdomadaire 1914-1962），巴黎1962年版。
(28) 克罗德·埃斯提尔：《1914—1962年间的左派周报》，导言，第6页。
(29) 阿贝尔·夏特兰：《第四共和国下的〈世界报〉及其读者》（Abel Chatelain,Le Monde et ses lecteurs sous la IVe République），巴黎1962年版。
(30) 阿贝尔·夏特兰：《第四共和国下的〈世界报〉及其读者》，第5页。
(31) 20世纪50年代左右，阿贝尔·夏特兰就开始关注这种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可参考他的其他论著：《报纸，地方主义的地理因素》（“Le journal,facteur géographique du régionlisme”），《地理学交叉口》（Géocarrefour）第23卷，1948年第1期；《里昂报纸现时的地理数据》（“Les données actuelles de la géographie des journaux lyonnais”），《地理学交叉口》第24卷，1949年第3期；《报纸中的地理学》（“La géographie du journal”），《年鉴》（Annales）第10卷，1955年第4期；《新闻的社会地理学及法国地区》（“Céographie sociologique de la presse et régions franaises”），《地理学交叉口》第32卷，1957年第2期。
(32) 从20世纪30年代起，弗朗索瓦·斯密昂（Franois Simiand）就对法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提出了质疑。在与年鉴学派对话的过程中，两派对历史学当前的趋势包含的隐忧交换了意见，尤其是在历史学中运用其他学科的利弊。他个人的主要贡献有三：1.引入了数据及社会学方法论；2.将历史按长、中、短期分类，并对长期的历史加以系统分析；3.对价格和收入的波动区分社会主要集团的反应和态度，主要是企业主及工人阶级之间的对峙。参见其作：《论煤矿工人的工资与煤价》（Sur lessalaires et sur les prix charbonniers），巴黎1932年版。
(33) 雅克·凯塞尔：《法国的日报》（Jacques Kayser,les Quotidiens Franais），巴黎1963年版。
(34) 让·施沃尔贝尔：《报刊：权力与金钱》（Jean Schwoebl,La presse,le pouvoir et l'argent），巴黎1968年版。
(35) 雷蒙·马尼维：《大革命与报刊自由》（Raymond Manevy,La Révolution et la libertéde la presse），巴黎1965年版。
(36) 洛热尔·贝莱：《第二帝国下的报刊与新闻》（Roger Bellet,Presse et journalisme sous le second Empire），巴黎1967年版。
(37) 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史学界仍然被尊重疑惑打破学科疆界的争论之阴霾所笼罩，年鉴学派的让－克罗德·培洛（Jean- Claude Perrot）就预言“整体史”将走进死胡同，不久皮埃尔·诺瓦（Pierre Nova）与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合编的《各派史学丛书》（Bibliographie des historiens）（巴黎1974年版）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分裂。
(38) 里·稚·迥：《1869至1914年法国的女性报刊》（Li Dzeh Djon,la Presse féministe en France de 1869 à 1914），巴黎1934年版。
(39) 保勒·勒索尔，《女性主义的问题》（Paul Lesourd,Le probléme de la presse féministe），巴黎1959年版。
(40) 艾维琳·苏勒洛：《妇女报刊》（Evelyne Sullerot,La Presse Féminine），收入巴黎阿尔芒·柯蓝出版社“报亭”系列，巴黎1963年版。
(41) 艾维琳·苏勒洛：《妇女报刊》，第6页。
(42) 安妮－玛利·达尔迪雅：《妇女报刊：其意识形态功能》（Anne- Marie Dardigna,La presse féminine:fonction idéologique），巴黎1978年版。
(43) 达妮亚尔·阿芒－巴巴拉提：《正统女子、轻佻女子、女才子：女性和家庭刊物》（Danielle Hamant- Paparatti,Bien- pensantes,cocodettes et bas- bleus,la presse féminine et familliale 1873－1887），巴黎1984年版。
(44) 巴斯卡尔·格里塞：《19、20世纪的信息革命》（Pascal Griset,Les Révolution de la communication,XIXe-XXe siècle），巴黎1991年版。
(45) 伊莉莎白·卡兹纳弗和卡洛琳·乌尔曼－莫里阿：《1631年至今法国的报刊、电台和电视》（Elisabeth Cazenave et Caroline Ulmann- Mauriat,Presse,radio et télévision en France,de 1631 à nos jours），巴黎1994年版。
(46) 马克·马丹：《共和国下的传媒与记者》（Marc Martin,Médias et journalistes de la Répulique），巴黎1997年版。
(47) 马克·马丹：《共和国下的传媒与记者》，第10页。
(48) 克里斯提安·布洛尚：《法国电台与电视总体史》（Chistian Brochand,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Radio et de la Télévision en France）第3卷，巴黎1994年版。
(49) 让－诺埃尔·让尼内：《媒体史：起源至今》（Jean- Nol Jeanneneym Une histoire des médias,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巴黎1996年版。
(50) 社会经济史的理论与实践起源于德国，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随后韦尔内·松巴尔（Werner Sombart）和马克斯·韦伯在欧洲乃至美国将其理论发扬光大，1893年全世界第一本经济史研究杂志也在德国问世，其时法国的经济史学派仍在酝酿中，埃米尔·勒瓦色（Emile Levasseur）这位第二帝国时代的史学家首开先河，著《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阶级历史》（Histoire de la classe ouvrière de 1789 à nos jours）（巴黎1867年版）但在学术界并未引起反响。进入20世纪，英国和美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甚至成为大学课程的正式学科。英国以曼彻斯特和剑桥为阵地，美国则以哈佛为社会经济史的重镇在大学开课，并积极与德国的专家交流联系。而法国仍然处于政治史研究的高潮期，社会经济史处于明显的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