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相伴：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麦克论文,人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4-0158-07 海德格尔和计算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吧？没有哪位哲学家像海德格尔一样如此看重技术与人类价值观的矛盾冲突问题。海德格尔不仅把技术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并且认为它是20世纪罪恶的根源，包括所谓“欧洲人道主义与全球技术之对抗”的德国纳粹灾难的根源。无论在其日常生活中还是其学术著作中，海德格尔都把技术看成是挑战传统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来势凶猛、不可阻挡。然而，天不假年，海德格尔在1976年就去世了，他没有机会看到本世纪最强大的科技革命：微型计算机的振兴。但他毕竟看到了计算时代的曙光——巨型机时期的来临。由于海德格尔的作品跨越了计算机出现之前的时代和日益发展的计算机化的今天，所以他可以成为理解科学与人文新状况的一个跳板。 无论在照片上还是在传说中，我们对海德格尔这位思想家的印象都一样：他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世界。在照片中，我们看到他坐在托特瑙山顶一个安静的小屋里，身后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他专心致志地伏在木质的写字台上奋笔疾书。阳光透过窗户，洒满小屋。他的手稿，充满眉批旁注和龙飞凤舞的标记，那些改动不大的手稿层层叠叠堆积在身边。思想家海德格尔同时也是一位在古籍中探寻存在之历史线索的学者。他在找寻当今时代人类存在的本质，以及未来何去何从的线索。 海德格尔的形象以怀旧为主要特点。就连照片上那位半个世纪前坐在小屋里写作的海德格尔，似乎对于这张照片很快就会褪色、图像不可避免地变成古董也有着敏锐的感觉。因为海德格尔将存在与时间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知道现实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思的任务”。他意识到20世纪变化的进程，并且似乎预见到了今天的图书馆员所意识到的事情：“在书中进行研究和进行深层思考的人文学者形象在专业学术研究中将越来越不可行。”①一位大型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最近观察证实了海德格尔在他作品中的猜测：快速的技术进步挑战了人类的思维传统。谁能比当代图书管理员更好地了解当今学术的内在趋势？告别了歌德《浮士德》的“圆顶、狭窄的哥特式研究”。写字间正给计算机工作站让位，学术需要一个网络空间。 今天，没有纸质书的电子图书馆已经存在。到2000年，几乎所有的人类知识文本都将以电子形式存在。海德格尔痛苦地意识到，他的著作有一天会在学术领域被人所熟知，而这个领域与丰富他思想的沉思途径并不相容。1967年，他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信息高峰，他怀疑，这个高峰可能很快就会吞没自己的作品：“也许历史和传统将顺利地适应信息检索系统，信息检索系统将作为一个资源服务于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人必不可少的计划需求。问题在于思维是否也将终结于信息处理过程。”②在“世界图景时代”，海德格尔挖掘出了17世纪笛卡尔哲学种下的种子，这种子在今天将随着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合并而开出花朵。③由于计算机将要成为高级计算器，于是海德格尔开始了研究计算思维与沉思思维对抗的主题，就在这时，计算机开始间接地出现在海德格尔20世纪中叶的作品中。 我第一次碰到将海德格尔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的情形是在1977年，当时约瑟夫·科克尔曼斯刚从欧洲举办完讲座回来，在特里尔，他结识了两个当时在海德格尔研究上取得了新突破的研究生Rainer Bast和Heinrich Delfosse。科克尔曼斯教授递给我一叠20厘米厚的电脑纸，向我展示了这两个学生的部分研究工作。这是一份电脑打印清单，它列举了德国各种版本的《存在与时间》之间的文本差异。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文本分析偶尔被人文学者应用，但他们主要用它来检测像荷马或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作品中的文体差异。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海德格尔和计算机这个尴尬的组合。那份电脑打印稿最终成为1979年在斯图加特被弗罗曼—胡勒布格出版的《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文本研究手册》。 在那之前，海德格尔与计算机于我而言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是在“技术问题”标题下的一个抽象概念。那时，在我手里的不是一个抽象的论述，而是一个具体的、矛盾的事实。海德格尔推测一个全框架的“座架”[技术系统]是不祥的和具有威胁性的，但这一抽象概念像形而上学的斯芬克斯一样森然逼近，使我们的思维感到茫然与迷惑。现在，电脑文本却具体显现出这种抽象事物。这份打印稿既强调了技术上了解学术的必然性，又强调了海德格尔担心他的著作将很快变成技术审查对象的可靠性。海德格尔正处于计算机影响之中。技术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如何去研究海德格尔的问题。 只是，计算机的具体风险是什么？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哲学回答是我将计算机称为对手。在这种方法中，计算机作为竞赛中一个挑战人类智慧的竞争对手出现。 1972年，休伯特·德雷福斯已经对计算机风险有所重视。在运用现象学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我们必须仔细地界定电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免对计算机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并误解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存在。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④里，德雷福斯看到了20世纪中叶的文化怎样倾向于将人类解释为一个信息处理系统。研究人员把大脑说成一个启发式编程的数字计算机。德雷福斯指出，因为大脑是一个物理事物，也由于我们可以比喻性地描述大脑为“信息处理”，我们很容易陷入未经核实的教条，即人类思维以形式模式运行，而且恰当编程的计算机能够复制这种模式。如果计算机能够复制思维模式，我们是否有理由说电脑能够思考或拥有人工智能？当德雷福斯提出他的疑虑时，研究资金正在流入人工智能领域。德雷福斯认为——并在他1985年的作品《思维超越机器》⑤中继续认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能制造机器来复制人类的思维，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德雷福斯试图建立对人工智能的限制，他把计算机看作一个形而上学的对手。对计算机的哲学推理大多仍然局限在对人工智能的狭义定义中，计算机作为对手：计算机能思考吗？人类心理和知觉过程能适应数字程序的规则吗？计算机在模拟或超越人类推理的路上能走多远？这些都是引起休伯特·德雷福斯和约翰·赛尔等一批哲学家持久关注的问题。在探索由海德格尔与计算机的组合所提出的存在主义问题上，只开展了短暂的调查。计算机作为对手的模式运用于国际象棋比赛的范式中。国际象棋比图灵测试更加具有挑战性，它把人放到了计算机的对立面，赢家声称拥有超群的智力。这种游戏模式确保了关系仍然是敌对的。人机对抗这种挑战的范式，仍然以输赢的结果掌控着大众的想象。德雷福斯最早通过在这种模式下工作把海德格尔与计算机联系起来。德雷福斯注意到了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无限热情，他利用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对把人类思维定义为信息处理器的这种研究设定了限制。德雷福斯对国际象棋博弈程序的意义命题提出挑战，并在1965年发表了题为《炼金术和人工智能》的论文。这惹怒了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他们接受了德雷福斯的挑战。1967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使德雷福斯与名为MacHack的计算机象棋程序对抗。令人工智能团队高兴的是，德雷福斯在一场公开赛中输给了电脑。⑥后来，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中，德雷福斯解释了他的哲学观点，即他关心的不是一般性的预测，而是草率地将智力等同于形式模式或算法的根本性比较。 德雷福斯通过关注计算机使用的形式模式，强化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因为软件程序在明确的规定性指令下运行，所以计算机以高清晰度工作，这种高清晰度被海德格尔称为是派生的而不是原始的。形式模式通过一个清晰的屏幕渗入现实之中而对现实进行处理。即使我们努力在我们的解释中再次引入未知的事物，不能适应这种模式的东西还是会在过程中被淘汰。根据海德格尔早期阅读柏拉图的作品(柏拉图的真理学说)，把现实解释为本质上清晰的或可被描述的事物的趋势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德雷福斯在计算机中、在人工智能研究者的主张中，看到了形而上学的典范。柏拉图假定善本身是实际存在的，善激发了事物的形式，使其稳定和有条理。所以人工智能研究——至少在它的早期阶段——也将形式模式假设为智力的核心与终结。(最近很多的人工智能研究不再优先考虑形式算法，而转向“模糊逻辑”。) 德雷福斯将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应用到计算机上，但他把计算机狭隘地设想为一个人工智能设备。他只是把计算机看作对手。然而就像海德格尔说的，计算机与心/脑的敌对仍然是本体的而非本体论的。心/脑和计算机/程序这两个术语，指的是存在，是世界范围内明确的实体。我们可以比较和研究这些实体的性质。我们可以调查他们运行的原因，评估他们的能力和局限，但我们依然把他们看作是存在，是被他们各自性质所规定的实体。思维与计算机的对抗问题既不是本体论的问题，也不是存在论的问题。然而有趣的是，不论计算机能否在原则上战胜思维或模拟意识，都并不影响计算机化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国际象棋的范式转移了我们对目前问题的关注，因为它让我们从对抗而非合作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与计算机的关系。 与把计算机作为对手不同的是把计算机作为组件。计算机已经成为人类认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发现我们不是面对着一个潜在的对手，而是自己正与计算机发生联系。计算机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并成为西方文明结构中一种重要的思路。从建筑学到动物学，我们对电脑的日常依赖都影响着我们文化运行的方式。我们不是把电脑看作对手，而是与电脑合作。没有计算机参与的情况越来越少，因而把计算机看作一个独立设备的观点也越来越罕见。甚至很多大公司的研究和开发正由计算机独立运行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开始转向研究人类/计算机共生，包括延伸人类的身体知觉和创建“虚拟现实”⑦的信息环境。在合理探究计算机独立于人类能力的同时，存在主义—本体主义的问题从与人工智能不同且更加深入的角度切入。此时，当写作、建筑、银行、绘图等各方面的工作和生活都与计算机息息相关时，我们的现实将如何改变？就像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与计算机亲密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当海德格尔把技术看作我们的命运时，他似乎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比对我们人类尊严进行外部挑战更为可怕的东西，一些甚至比机器的反叛更险恶的东西。 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本质”比人类能够创造的任何东西都更深入地渗透进人类存在。技术的危险在于人类的转变，通过这种转变，人类行为和愿望都从根本上受到扭曲。既不是说机器会胡作非为，甚至也不是说我们会在与机器的错误比较中误解我们自己。相反，技术进入了人类存在的最深处，改变了我们认知、思考和追求的方式。从本质上讲，技术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模式。直到计算机成为一个主要的文化现象，我们才能欣赏其对精神领域的渗透。 在1957年，海德格尔已经注意到技术优势正在推动人类内心的变化，而在人类内心中，思想与现实交汇于语言。他在关于Hebel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语言机通过机械能量和功能提前控制和调整我们可能的语言使用模式。语言机首先并一直是现代技术控制语言模式和语言世界本身的一种方式。同时，人类认为自身是语言机执掌者的印象并没有改变。但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语言机将语言纳入其管理之中，并因此掌控人类的本质。”⑧海德格尔所提到的“语言机器”(语言引擎)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说“计算机”——当时在周围的那些计算机，是像通用自动计算机那样占据了几个屋子却只能进行数值计算的大型机。25年后，我们可以用英语术语“计算机”代替“语言机”来翻译海德格尔的意思吗？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翻译完海德格尔的另一本书《形而上学的逻辑学基础》时，我发现了语言机的意义。由于文本的主体涉及到很多拉丁语、法语和希腊语中的引用，所以翻译需要大量详细的组织工作。作为一个学术刊物，文本不仅要翻译而且要保留许多原始语言的引用。翻译需要与其他文本和英语翻译进行费力地相互参照。索引卡和剪贴资料堆满了我的餐桌。坚持就是胜利。这项工作花了我两年多时间。当我完成了翻译的第三稿即终稿时，我发现了将海德格尔与计算机联系起来的语言机。在我寄出我翻译终稿之后不久，我安装了我的个人计算机来进行文字处理。想象一下，当我意识到如果我用电脑来处理文本和引用，这两年的翻译劳动总计还不用一年时，我的复杂的感受。语言机的意义开始在我头脑中成型。 1983年，在我将电动打字机换为便携式计算机后不久，我开始相信我手中的机器确实是海德格尔推测的语言机。“语言机器”是海德格尔对文字处理初期现象的摸索术语。当然，文字处理并不存在于海德格尔的一生中，至少不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它只存在于像Doug Engelbart和Ted Nelson等发明家的梦想里。尽管海德格尔没有看到文字处理器，但是他确实对写作技术变革的哲学意义有着敏锐的目光。在写作技术中，他看到了人类与语言关系的暗示以及世界上作为存在的意识的暗示； 现代人“用”打字机写作和“受”机器“支配”——“支配”与“创造性地发明”[作诗]是同一个词——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现象，这种写作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字不断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字不再通过我们的手，而是通过手的机械压力来真实地写作和表现。打字机从手的基本领域抢走了脚本，这意味着手移出了文字的基本领域。文字成为一些被打印的东西。然而，机械脚本确实有其自身有限的重要性，即机械化脚本仅仅被当作是保存手稿的一种副本，或打印脚本替代了“印刷”。当打字机刚开始流行时，在机器上打印一个私人信件被认为是一种失礼或侮辱。今天，手写信件减缓了快速阅读的速度，因此被认为是过时的和不受欢迎的。机械化写作在书面语领域取代了高贵的手，将文字降低为一个仅仅用来交流沟通的工具。⑨ 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标准化清晰度的现代理性模式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典型化，这种模式强调了重复和即时识别的优点。 既然个人计算机已经取代机械打字机，海德格尔对打字机的批判就有些没有接触到要点。与打字机不同，文字处理器将手引入一个非机械过程。由于计算机从脚本和机械打印中移除了写作活动，键盘上的手指仅仅激活了信息设备的一个个声音。文字处理还可以有一个图形界面，这个界面用一个图形指针设备或鼠标将手带回到如指向和移动周围事物的身体动作中。这个行为已经在典型化数字化的环境中完成了。与打字机不同的是，计算机不是用弹簧、滑轮以及杠杆等简单的工业机械作用替代直接的手部动作。信息环境允许手势协同工作，这一点被工业机器所丢弃，它将笨重但高效地调和人类的精力与注意力。电子元件将行动的质量提升一个新的水平。文字处理器的理念构想在达到打字机意想不到的直接性和灵活度的同时，能够实现客观化的效果。 海德格尔感觉到了机器改变我们与文字关系的能力。事实上，文字处理器至少和印刷机一样改变了我们与书面语言之间的关系。学术也不是没有改变。海德格尔对电子数字文本可能会吞没自己工作的担心是正确的。1967年，他担心一个正在崛起的信息高峰可能很快就会吞没自己的作品：“也许历史和传统将顺利地适应信息检索系统，信息检索系统将作为一个资源服务于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人必不可少的计划需求。问题在于思维是否也将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终结。”⑩如果计算机已经转变了自然科学的知识立场，那它也在转变人文学科。文字处理器是人文学者的计算器。这个电子机器赋予其用户以新的方式操纵书面语言的能力。就像印刷机在它发明后不久改变了文化和学术一样，计算机也使书面语言的组成、存储、和传输实现了自动化。如果计算机影响到所有的书面交流，那么无论我们坐在文字处理器面前，还是受其影响，当我们听、说甚至可能思考时，它都将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看待和使用语言的方式。计算机技术是如此灵活，如此适应我们的思维过程，以至于我们很快就把它看作是第二皮肤或精神补充，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外部工具。一旦适应了技术，我们就像音乐家演奏一种乐器一样地运用它，认同它，与它融为一体。在语言机上写作产生了一种新的写作和思考方式。我们指尖所触及的是现代形而上学之父——帕斯卡和莱布尼兹梦想的计算机，但是现在这种计算器是我们自发生产出来操作我们的语言的。 海德格尔意识到语言机属于我们的命运。当他说语言机器将“把语言纳入其管理之中并掌握人类的本质”意味着什么？他是简单地应对变化吗？我们应该在历史上把他放在时代的保守派的位置上吗？(11)我认为不是。反动或进步的政治术语在这里太粗糙了。海德格尔的声明让我们去洞察，而不是进入政治议程。他正在思考仍然处于萌芽状态的技术。既然这种技术正在发展，那我们需要考虑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既不是勒德分子(反对技术进步者)也不是技术恐惧者，海德格尔抵制一切试图将他的观点简单的定义为乐观或悲观的努力。无论杯子是半空的还是半满的，海德格尔感兴趣的是它的实质性内容。他是一个温和的宿命论者，在接受命运的同时，研究接受命运影响的不同方式。在这方面，他很像加拿大传媒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 与麦克卢汉一样，海德格尔相信他已经掌握了20世纪的特点和本质。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都感受到了与时代的内在联系。他们都相信自己正在解读下一代即将接受的命运，他们都相信自己对于技术的深入思考远比他们对技术的个人价值判断要重要得多多。麦克卢汉写道，他避免在大众中作出自己的个人价值判断，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文化烟雾”。他写道：“我努力避免对这些[技术改革的]过程作出个人价值判断，因为它们似乎太重要，范围太大而不应该仅仅是私人观点。”(12)同样，不论是个人辩白还是道德议程的陈述，海德格尔都避免个人价值观念的陈述出现在他的哲学中。重点是反思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带来的激进变化。 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都看到了信息技术和思维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海德格尔是信息焦虑之父，那么麦克卢汉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媒体之子。技术在定义现实的过程中，在作为世界内容或实体出现的无形背景的操作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使他们的观点达成了一致。在可见的世界实体背后，麦克卢汉瞥见了一个隐藏的背景：“比起说媒介即讯息，说技术或人类延伸创建了新的环境是一个更好的方式。而且，这个环境总是‘隐形的’，它的内容始终是旧技术。旧技术在新技术的行动包裹下被极大地改变了。”(13)同样，对海德格尔而言，技术问题不是一个本体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于设备激增的问题，甚至不是机器可能超越人类的霸权问题。他的本体论问题触及到世界、空白地域或事物出现的背景。本体论与我们对事物存在的理解有关，而与事物本身无关。这个本体论问题探究了无形的背景。就像麦克卢汉所说的，“新环境的内容始终是旧的。内容被新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今天，环境本身变成了人工制品。”(14)技术不会清除旧的东西，但会转变它们。当把它们放在我们面前时，就像什么也没改变一样。同样地，根据海德格尔所说，未来在变成现在的同时取代了过去，我们居住的环境在技术系统无所不在的未来中很快会变成一个人工制品。 麦克卢汉帮助我们了解计算机作为一个语言机器，作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组件，它具体做什么。麦克卢汉和海德格尔都认为技术最了不起的力量在于它与语言最新取得的亲密感。麦克卢汉同意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是存在的先验方面，并提出： 字母和同类的噱头一直作为一种哲学和宗教假设的潜意识来源为人们服务。 当然，马丁·海德格尔把语言整体作为哲学材料[比康德将欧几里得空间假设为一个先验]似乎有更好的基础。因为至少在非文化阶段，所有的感觉将有一个比例……对电子环境下形而上学有机论的本能投入容易造成对海德格尔出色语言学的狂热……关于印刷术，没有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但任何对影响后果的无视都是一个灾难，尤其是对我们自己制造的影响的无视。(15) 麦克卢汉认为，海德格尔思想对电子环境下组织的文化更有吸引力，因为这样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分离、线性、个人主义的学者心态或印刷文化。他同意海德格尔断言语言技术与其他工具相比更本质地属于我们。当一种技术触及到我们的语言，它就触及了我们生存的地方。 我们如何在哲学层面上思考文字处理器？在谈论计算思维的危险时，我们如何能跳出模糊的一般性的言论？麦克卢汉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确更清楚地追踪文字处理技术的影响。但对我来说，不是麦克卢汉，而是他的一个杰出的学生沃尔特·J.昂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概念上的角度，让我能更好地了解语言机器。在具体深刻地理解文字处理器改变我们思维过程甚至现实感知方式的方面，我从昂的著作中得到了帮助，在他的著作中，把发生在西方历史中研究精神变化的精神动力学视为使语言存储日益显著的新技术。 昂追踪知识储存的两大变化：从口头到文字和从手写到印刷的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文化从主要以口头为基础的社会转变到越来越多的基于书面文字的社会。第二个转变从手写(笔墨)文本发展到更广泛传播的机械生产的印刷书籍。昂比他的导师更注重细节和连贯性，他在书面技术中追述这几次变迁，这些变化影响人类意识，反过来又影响交互式认识论(与工具和其他的人发生联系时产生的知识)。这种认识论方法不像一个绝对立场，它很重视那些标志着人类知识历史的变化。昂和埃里克·哈弗洛克的研究(《柏拉图导读》)用不同历史时期象征、存储和传输真理的特有方式来对历史进行区分，并为这种区分提供了具体的材料。他们追踪的心理转变模式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相吻合。 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论，我们注意到柏拉图形而上学中存在真相的消失。一旦存在的真相等同于清晰度不变的光线，那么真相的本质转变成可靠地反映或指向实体的陈述的能力。命题真理的稳定性带来了与作为一种类型、形式或预期形状的存在相关的趋势。随着存在作为稳定的形式，实体通过他们典型的存在获得他们的现实。我们已经从柏拉图那里看到了西方推动事物标准化、促进发现其中可靠和典型事物的萌芽。有意识的头脑掌握了被理解为明确、坚定、理性形式的明晰事物，在这样的场景背后，作为信息披露过程，作为揭示/隐藏的游戏，真理消失了。当人类培养出象征和理解形式现实的能力，作为意外信息披露的真相丧失就会被忽视。所有的东西都是光和形式。没有什么隐藏在存在的真相背后。但在整个世界变成由人类构思和设计的标准化形式和形状的一个刚性网格之后，这种“无”最终会出现。随着荒地的生长，我们看到了完全明确的真理的毁灭。我们明白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一定有更多。隐藏的额外事物不能被有意识地生产，只有看到了标准化的限制，我们才能开始应对它。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每一个典型化标准化事物的进步也意味着一个取舍。当我们第一次向前达到和掌握这些事物时，我们只能看到我们标准化的好处和更清晰更实用的积极方面。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矛盾：无论每个固定清晰度上的收获多么诱人，都会带来相应的活跃度的损失。因为我们是受局限的，所以我们的每一份收获也意味着失去的可能性。这种损失对于那些居住在技术社会的人是具有毁灭性的，因为他们便利地享受着他们可支配的任何东西——除了发现本身这个有趣的过程。 麦克卢汉提出的文化转型理论更加尖锐地显示出文字处理器的影响。但这一理论缺乏一种发生在有限的历史转变中的辛酸的失落感或权衡感。沃尔特·昂关于文化转型的说法有着一种大基督教的乐观，在电子广播、电视和电影的全球网络中，看到了重建堕落、分散之人性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团体。对于昂来说，从主要以口头文化为主到书面文化的转变打破了原始部落的团结。书面文化在带来更大的个人主义，培养逻辑能力的同时，切断了归属感的心理根源以及亲密的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印刷文化甚至进一步增强了读写能力，使其更广泛传播，将个人主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后，在黑格尔的时代，昂看到了电子媒体扬弃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的早期对抗，以至于电子学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体。依靠声音支持的电子视觉效果重现了人类的存在，凝聚了团体中的单个成员。然而，在底层，电子图像仍然依赖于脚本的阅读、已准备的消息和一个充斥着印刷品的社会。因此电子媒体在保持个人读写能力的同时超越它。昂由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充满了信心，而忽略了只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出现的重要评价。在麦克卢汉在公开场合依旧对新媒体的不利影响保持缄默的同时，昂似乎以基督教花园降到复乐园的叙事为基础在更大的图景中吸收批评。 相反，海德格尔提醒我们在历史中不可避免的权衡。实际上，他的哲学的确起源于黑格尔的历史时代，但它从一个绝对的立场否认了综合概括的可能性。历史是一系列带着隐性损失的模糊收益。构成现实历史(存在历史)的一系列时代随着不同的解释学项目扩展或收缩，但从不允许单个累积叙事。每一个历史转型期都带来了在历史的洪流中解释得失和权衡的挑战。历史的交替使得一次性彻底严格地评估和收集积极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的时代，海德格尔关于历史内在权衡的概念可以引发一场电脑化写作的重要分析。存在主义的批评能够在技术所有模棱两可的影响中调查具体技术的影响。因为存在主义批评接受了历史的更替，所以它没有秉持为什么和在哪里的完全图景，也没有接受技术上的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提出的图景而继续进行。无需强制拒绝赞成或反对、大规模接受或拒绝，在承认计算机作为我们知识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当我们与技术合作时，发生了什么。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自我意识的进程，当我们不断深化对计算机交互作用的理解的同时，我们也增加了我们的自我理解。 我们能期待什么样的改变？在《电子语言》(16)一书中，我详细地介绍了许多变化，传播学学生正在设计种族志研究来证实或修改这些猜测。在这里，我将总结两个要点。 第一，计算机文本与印刷文本有根本上的不同。计算机的文本并不仅限于材料页；它无限制地延伸到其他所有文本，潜在地连结了它涉及到的所有数据和引用。本质上，所有文本组成一个通用的超文本。数字文本使文本不稳定且变得灵活，因而是典型的后现代。不再有原件。有吸引力的信息组成了局部的表现但是没有形成物质性的源文本。与一组作家创作的日本短歌相似，对文本的评论和响应往往会获得与作者文本相同的基础。 构成的程序也有了改变。当书本文化形成的习惯让位于电脑屏幕形成的习惯，计算思维也逐渐挤掉了冥想思维。用户调用已知的信息，把它们与其他的信息片段相连接，然后重新安排结果以适应一个特定的目的。文本万花筒似地出现。如果电脑认知过程没有创造性的转变，那么大量可用信息会导致认知混乱。拥有这么多的电脑数据指令，用户必须在信息过载和事实有限之间做出调停。无论是书还是传统的图书馆都无法一次性且如此灵活地提供如此多的信息。 计算机的发展速度使冥想让位于计算。在表面上，我们的生产力加速，而实际上我们仍然被人类的极限所束缚。我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开发允许思想孕育和阐释的重要语境。对于人类，有意义的语言取决于我们有限经验的集成。在生物学上，我们能有意义地注意到的东西是有限的。当我们关注到一些事情的意义时，我们不能以电脑极快发展的速度前进。我们必须考虑、反省、沉思。 计算机文本传播“信息焦虑综合症”，生产“信息狂热者”，这既不都是好的也不都是坏的，这是我们的命运。每个时代都有其各具特色的爱情、激情和热情。金字塔或教堂不能将我们区分开，购物中心也不会长久。我们不是信仰或理性的时代，而是信息的时代。柏拉图指出，狂热是矛盾的，它可以是神圣的或疯狂的、有启发性的或不切实际的。爱好者、发明家、艺术家都是狂热者。计算机爱好者也是。 但信息焦虑综合症会侵蚀我们追求意义的能力。有一个集中于信息的思维定式，关注期也会缩短。我们收集片段。在整体意义上，我们的精神变得更加贫乏。我们养成了依赖知识的习惯，而失去了知识背后的智慧。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报酬递减法则：获得的信息越多，意义越少。 *本文为“中国中外文论学会新媒介文化研究会”2011年在开封召开成立大会时的特约文稿。 注释： ①该观点是凯尼恩学院奥林和查默斯图书馆主任Ralph Holibaugh提出的，见《凯尼恩学院1988-1990年度报告》，第5页。 ②摘自《里程碑》前言，法兰克福：克莱斯特曼，1967年，迈克尔·海姆译。 ③例如，伊德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从花园到地球》(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见证了科学与其手段相融合。 ④休伯特·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限制》(纽约：哈珀跋，1972年；修订版，1979年)。 ⑤休伯特·德雷福斯：《思维超越机器：人类直觉的力量和计算机时代的专业知识》，纽约：自由出版社，1985年。 ⑥国际象棋比赛的历史始于霍华德·莱茵戈德的《思想的工具：下一场计算机革命下的人类和思想》(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1985年，161-162页)，德雷福斯在《思维超越机器》中解释了他把什么当做比赛的重点，第112页。 ⑦见迈克尔·本尼迪克特：《网络空间：第一步》(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网络空间”这个术语起源于威廉·吉布森，他用科幻小说探索人类与计算机的共生关系。关于“虚拟现实”，在科勒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多媒体评论》第三章“新范例”中可以看到教的“虚拟现实的形而上学”。 ⑧在《杠杆作用的家庭朋友》(富林根：冈瑟·奈斯克出版社，1957年)中、在布鲁斯·福特兹和迈克尔·海姆：《当代德国哲学》卷3中被翻译成“家中重要的朋友”，宾州州立大学伯克分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89-101页。 ⑨摘自《巴门尼德》(法兰克福：维托利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1982年)，最初在1942-1943年的冬天所做的演讲，《完全版》的第54章，迈克尔·海姆译；括号内是迈克尔·海姆的补充。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评论了古希腊的“行动(Pragma)”概念，第118-119页。 ⑩摘自《里程碑》(法兰克福：克劳斯特曼，1967年)的前言。迈克尔·海姆译。 (11)魏玛共和国的文化反应中，海德格尔技术理论的最近一项研究——迈克尔·齐默尔曼的《海德格尔与现代性的对抗：技术、政治、艺术》，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 (12)在给乔纳森·米勒的一封信(1970年4月)里，麦克卢汉写道：“我认为你明白，自从《机械新娘》以后，我从未表现出任何偏好或价值观念。价值判断产生了文化烟雾，分散了过程的注意力。我个人观点完全是偏向于打印及其影响的。”在其他场合，麦克卢汉不会如此公开自己的立场。例如在写给瑞克·亥乌洛克的信(1970年5月)中，他说：“我的关于技术对人类心灵和社会的影响的研究使人们把我看作是我所描述的事物的敌对者。我感觉有点像按了火灾报警器的人被指控为纵火者。我试图避免对这些过程作出个人价值判断，因为他们看起来太重要、范围太大而并不应该仅仅是私人意见。”马丁·莫利纳罗、科琳·麦克卢汉、威廉·托伊选编：《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书信》，新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05-406页。 (13)写给约翰·卡尔的信(1964年9月)，马丁·莫利纳罗、科琳·麦克卢汉、威廉·托伊选编：《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书信》，新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309页。 (14)写给巴克明斯特·富勒的信(1964年9月)，马丁·莫利纳罗、科琳·麦克卢汉、威廉·托伊选编：《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书信》，新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398页。 (15)摘自《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者的制作》“电子浪潮中的海德格尔与机械浪潮中的笛卡尔一样成功”一节，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66页。 (16)迈克尔·海姆：《电子语言：文字处理的哲学研究》(新港：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1989论文)。种族志研究的提议来自Leona Flim在《加拿大通信期刊》上即将发表的论文《书本对抗电子文本：伊万·伊里奇和迈克尔·海姆》。标签：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卢汉论文; 人工智能技术论文; 计算机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电脑论文; 哲学家论文; 历史论文; 现象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