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多次公开分裂的内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因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国民党自成立至今，内部分歧不断，几乎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都有新的政治组织从中分裂出来。其原因在于，无贯穿始终的实际纲领和一致的信仰；阶级成份复杂；组织上缺乏合理性和进步性。国民党的多次公开分裂，在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的性质。
关键词 国民党 公开分裂 内因 性质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分裂”。国民党象一个裂变的元素，从其成立至今，不仅内部争斗，分歧不断；而且，几乎在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新的政治组织从中分裂出来。
国民党之滥觞——同盟会时期，分裂就象暴风骤雨般地袭击了这个雏形政党。1907年8月，吴永珊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联合一些会党首领，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1907年12月，集体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在陶成章的带领下，又重新树起了光复会的旗帜。1910年7月，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声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①。孙中山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统一团体，一下子便分成了几个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在反清的目标上是共同的，但却有主辅之争。共进会的焦达峰曾与黄兴言：“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②。
武昌起义胜利后，同盟会又一次出现裂变。1912年初，一些同盟会会员与一些立宪派、旧官僚和其它革命组织的成员一道，先后建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共和统一会”，“统一共和党”等组织。而“同盟会四川支部不经本部同意，自行改为‘共和党’。云南支部一部分会员也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云南分会。”③
面对着同盟会的裂变，宋教仁为了实现政党政治的需要，着手改组同盟会。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实进会合并成“国民党”。孙中山对此深表赞同，曰：“今日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④。然而，这个大杂烩的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十分软弱涣散，并在袁世凯的收买分化下，很快分裂成为“相友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会”、“超然会”等政治小团体。孙中山为了复兴革命，于1913年9月27日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中华革命党”。但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黄兴等人，却因不赞成中华革命党党员都必须宣誓效忠孙中山一人的做法，而拒绝加入，另组“欧事研究会”。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破灭后，资产阶级的国会得以恢复。孙中山因见国会中国民党仍占多数席位，为发挥国民党议员的作用，开始考虑恢复国民党。1916年10月13日，他致函全国各同志：“现弟为党务扩张计，应徇众议为复党之准备。”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此后，孙中山又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大改组，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一大，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出现分化。起先是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随后又是北伐时的宁、汉、沪三派之争。1928年，伴随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加剧，以及国共两党战争的发展，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组织了“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邓演达将其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后，蒋介石依靠特务统治，对国民党实行了严格的控制。但其内部纷争仍在。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胡汉民、孙科操纵的“国民党再造派”，以及老右派集团西山会议派，同蒋氏集团相互争斗不已。抗日期间，汪精卫集团还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公开叛国投敌。
抗战后期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又一次公开分裂。1941年，一些国民党人及其它人士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大众同盟”。1943年，一部分国民党人和民主人士着手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5年6月与1946年3月，“民联”、“民促”先后成立。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联合国民党内其他爱国人士，又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冬，国民党溃逃台湾，蒋介石于败损零落而消除了许多派性的阻梗之后，实施了他早就敲定的改造国民党的计划。1950年7月以后对国民党残部进行了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造，使得国民党辞别公开的分裂达四十余年。但时至今日，国民党又出现新的分裂。1993年8月10日，国民党内的一些非主流派人士正式脱离国民党，另组“新党”。
国民党的多次公开分裂，有着各方面的内在原因。现概括如下：
1、无贯穿始终的实际纲领和一致之信仰
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国民党，名义上都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政纲的。但由于国民党在吸收党员时缺乏严格的标准，加上三民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用性不足，以及其它原因，许多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并不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同盟会时期，有的会员是“一民主义者”，他们热衷于排满，认为在推翻清王朝之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⑤。有的会员是“二民主义者”。他们既要种族革命，又醉心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但对平均地权一点也不感兴趣。此外，还有国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多极倾向，不仅使得同盟会在建立之初便出现分化，而且给后来的国民党以很大影响。何香凝在谈到同盟会当时的思想分歧时说：“所以后来国民党发展为左右两派，也是早有原因的。”⑥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便改变了同盟会的政纲，宣布国民党的政纲是“促进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历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维护国际和平”。“三民主义”成了“一民主义”，即民生政策。就连孙中山自己也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建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⑦。直到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才逐步认识到民权、民族革命并没完成。而着手渐次恢复三民主义。1913年9月成立中华革命党时，他规定该党的纲领是：“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⑧。1919年恢复国民党时，又规定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三民主义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号召力更为不足。许多人加入国民党并不是信奉其主义，而是“以加入本党做官为终南捷径”。
嗣后，孙中山在中共的帮助下，发觉了他的旧三民主义的不足，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但中山先生确定新三民主义后仅一年多时间便长别人世。他身后的国民党左中右三派，“各自都力图按照本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或正确理解或恶意歪曲新三民主义，以在国民党形成主导地位，把国民党的前途纳入本派所设想的发展轨道”⑨。如此，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国民党内部围绕着对三民主义的立场问题，出现了一次次的冲撞碰击。国民革命后期及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革命，邓演达等人成立第三党，是这种冲撞碰击的第一次表现。抗战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的消极抗战和专制独裁，国民党民主人士的另立党派，同样存在对三民主义立场问题的冲撞。而现今的台湾国民党的新分裂，仍然是这种冲撞碰击在起着重要作用。蒋介石溃逃台湾之后，虽然独裁专制之风有甚于大陆时代，但仍以三民主义为招牌，并且重视了一些民生政策。三民主义对许多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仍有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孙中山的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更根植于大部分党员的头脑之中。李登辉上台之后，虽然在表面上唱了一个时期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高调，但行动上却是“独台”主义加“独裁”主义。如是，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便在中国统一问题上和其它问题上，与国民党非主流派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从而导致了国民党的新分裂。
2.阶级成份复杂，中国资产阶级自身亦复杂
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无论是参加同盟会还是国民党者，却并非尽是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人。而且，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是个复杂的阶级，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多层次的，各个层次的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各阶层人民不堪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纷纷起来革命。先后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革命小团体。“这些革命小团体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分子组成，成份不一，但都是反对清朝统治的。1905年，这些地方性的小团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联盟，名为中国同盟会”⑩。这个同盟会虽是由能够参加反帝反清的各阶级达成的空前的大联合；但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所以不能成为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而只能是一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由若干阶级参加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当时也是分裂的。上层资产阶级主张立宪，反对革命；中下层资产阶级反对立宪，力主革命。正是这些原因，同盟会本身缺乏强大的凝聚力。
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成份更加复杂。宋教仁等组织国民党时，提出“新旧合糅”，“兼容并包”，到处拉人入党。大批官僚政客、立宪派党人成了国民党党员。如此，“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11)。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有见于此，另组中华革命党，要“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但1919年又出于议会斗争的需要，再一次会集了那些徒具国民党之名者，恢复了国民党。国民党仍然是一个大杂烩。1923年至1924年初，孙中山为了加强国民党的革命性和战斗力，改组了国民党，其品流杂乱问题得到很大控制，但阶级成份仍然十分复杂。其党员，除去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以外，有地主分子、大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工农分子。广东省20万党员中，农民约占40/100，工人、学生占25/100。因而，国民党中存在左、中、右三种力量。孙中山逝世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老右派先后背叛革命，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左派中的一部人则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另组党派，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其它国民党左派，因不满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独裁专制，又一次在国民党中裂变，另组“民联”、“民促”和“民革”。
国民党逃据台湾后，经过蒋介石父子的整顿改造，其党员已基本上是忠于蒋家父子者，但成份的复杂性仍未改变。台湾国民党不仅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而且十分注意控制工农和青年知识分子，从中吸收一些人员。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也仍在起作用，特别是大陆去台资本势力与台湾地方资本势力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由于大陆去台资本势力太强，处于独霸天下的地位，这对矛盾虽然尖锐，但双方的联盟还可免强维持。待至台湾地方资本势力发展到足以与大陆去台资本势力分庭抗礼，甚至处于主导地位之后，这种联盟便趋于破裂。加之台湾当局的所谓主流派存在着明显的“独台”意识和独裁行动，在野的民进党又鼓吹“台独”；于是，具有较强的中华大一统意识，“不愿看到台湾有可能在外国势力影响下冒险走‘分’或‘独’的道路”(12)的国民党非主流派中的大陆去台资本势力，便毅然决然地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
3、组织上缺乏合理性和进步性
国民党的组织起先极为松散。同盟会时，“由于当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自由平等之见深入脑中，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系之法弃而不讲。自同盟会以来既无精密组织，在民国成立改为国民党后，仅以议员为党员多少标准，所以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13)。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力纠组织松散之弊，要克服“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但他新定的组织方法又十分落后。要求入党者宣誓“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14)，并要在誓约上加盖指模。而且，他还按入党早晚在党内划分等级。如此之组织法，既使革命党带有会党和宗教色彩，而且造成了党内的隔阂。后来，孙中山在恢复国民党时，虽放弃了这些做法，但弊法虽去，良法未立。恢复起来的中国国民党与原来的国民党相比，除了名字上加了“中国”两字，其他并无多少区别，组织上仍是一盘散沙。廖仲恺曾说：“兹就组织方面而言，囊者吾党组织，形式上似部别整然，然实际则不特以全党事物委一人之手，且以一人而供孤注，其不失败，不陨越者几希！”(15)又曰：“国民党现在号称有二十万党员，你到各地去集合一下试试，看能集合几人？真正肯革命的人就更少了。”(16)孙中山亦深知国民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17)。故其改组国民党时，十分注意党的组织的完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引进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国民党在全国以及各省、县、区分别设立代表大会和相应的执行委员会，党员活动由下而上地以区分部为基本单位，各级党部均由选举产生。“党内各问题，各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定后，即须一致进行”。“不执行本党决议者，破坏本党章程者，违反本党党义及党德者”，须给以处分。如此，国民党的组织才一改昔日的松散而严密化。然而，因考虑到孙中山的特殊地位，设立了总理一职，规定了总理的特殊权利，最高当局的权利过于集中一人之手。中山先生一生为自由民主而奋斗，他处此位，尚无弊端可见。待至中山逝世，由于党内无一似中山先生德威卓著者起而接替之，加之集体领导之制未立，于是争权之劣迹立现。而且，蒋氏篡夺党权之后，也因有先例之故，极易集中个人权利。蒋氏有着专权的天性，权利一过多地集于他手，便更加肆行无忌。他“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18)。这种专制统治，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自由民主原则，因而为国民党的分裂种下内因。加之，北伐战争之后，中国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国民党腐败有甚于北洋军阀。于是，原本存在着左、中、右三派的国民党便接二连三地分裂。
国民党在大陆完蛋，蒋氏入台之后，对其残余势力进行了改造，党的组织较以前严密。然其独裁统治亦明显加强，国民党分裂的病根仍未消除。只是由于蒋氏父子带去台湾的多是他的亲信，改造党后更清洗了异己分子，形成了清一色的蒋家小王朝，分裂的因素受到了暂时的控制。至李登辉上台，台湾的政治在台湾人民的斗争下虽已转型，但专制独裁的遗毒却未随同蒋氏父子装进棺材。李登辉以各种政治手段逐渐地将大陆籍国民党人挤出权利核心，建立了新条件下的新独裁统治。然而，这时政治民主化的气氛与蒋氏入台时的败损零落及党政军清一色的氛围截然不同；故而，李氏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的新独裁便成为了国民党一部分非主流派分离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党的多次公开分裂，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性质。国民党“一大”前的历次分裂，基本上是消极的。改组后的历次分裂，既交织着进步与退步的斗争，又穿插着反动分子的互斗。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是国民党老右派的另树一帜。宁、汉、沪分流，是新老右派的狗咬狗的厮斗。汪精卫集团投日，是民族叛徒在民族斗争中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利的变相表现。国民党民主人士的另建政党是为了寻求“真三民主义”。台湾国民党非主流派的一部人建立新党，是为了反对“台独”和“独台”，促使两岸统一的早日实现，并实现台湾政坛的“干净”和民主。然而，这一次次的分裂，无论它本身是何种性质，都证明着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国民党的病根不是在肌体，而是在血液。后天的药石补救，如整顿、改造之类，虽可起一时之效，但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未来国民党的前途，仍然是暗淡的。他的唯一振兴办法，是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象过去的几次国共合作一样，依靠中共的旺盛活力，以及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和意念，来调整自己的血液功能。
注释：
①《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8页。
②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2页。
③⑨(13)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74-75页，第184，第129页。
④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2卷第418页，第319页。
⑤《天义报》第6期，《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
⑥何香凝《对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
⑧(11)(14)《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84年版，第3卷第97页，第92页，第98页。
⑩吴玉章《论辛亥革命》，见《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325页。
(12)李家泉《新党成立后的台湾政局》，见《台声》93年10期。
(15)《双清文集》上卷579页，人民出版社85年版。
(16)刘积学《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片段回忆》，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亿录》。
(17)《孙中山全集》8卷，396页，中华书局86年版。
(18)《李宗仁回忆录》下，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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