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_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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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引进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外向型战略的一个核心要素[1]。依托国内巨大的商品消费市场以及一系列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自1993年起，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流入量便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02年更是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2]。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力之一[3]，FDI为当时处于资本极度短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保障，同时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在扩大出口、拉动就业等方面也做出了许多积极贡献。据测算，仅从扩大内需、提高资本形成比率和增加出口三个方面来看，FDI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率高达2个百分点[4]。

      然而，随着引资规模不断扩大，引资质量不高以及外资投放领域等问题日益突出，FDI给东道国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环境压力与污染转移。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因面临严格的环境管制，往往需要在污染治理方面投入更多成本。为有效避免因环境成本过高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不少外国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将污染密集度相对较高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直接在发展中国家以相对较低的污染减排技术进行生产，从而实现环境成本的节约[5]，即所谓的“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该假说在中国存在着较为广泛的实践基础。从引资质量来看，部分外商通过直接投资渠道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甚至是危险废物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带来巨大的危害[4]。从外资投放的领域来看，陈凌佳(2008)[6]通过总资产核算发现，2006年中国三资企业近40%的资金都投向了污染密集型行业，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因此，深入研究FDI对中国环境质量乃至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对处于结构性减速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资源日益短缺与环境持续恶化等多种因素制约[7]。在此背景下，推动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拟选取环境全要素生产率(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ETF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实证研究FDI对我国环境质量乃至综合技术水平的影响。选取ETFP指标主要基于如下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作为投入要素之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引入新古典增长核算分析框架，而且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已成为判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依据[8]。其二，在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严重约束的背景下，将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纳入传统研究框架已成为大势所趋，而ETFP作为扣除了环境成本以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能够较好地体现经济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

      本文在测算中国30个行政省份2001-2012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基础上，探讨FDI对我国ETFP的综合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上的差异状况。本文试图从如下两个方面对现有相关工作进行有益拓展。首先，实证分析FDI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文献尚属少数。虽然一些研究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涉及了FDI，但多将FDI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而并未将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直接研究。其次，在探讨FDI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影响的基础上，又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进行研究；通过探索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为各地区合理制定FDI引进策略提供依据。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探讨FDI引进对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与作用途径；第三部分阐述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数据说明；第五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就未来的FDI引进工作提出较为可行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涉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与FDI相互关系的文献中，学者多将FDI作为解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引入分析框架[9]；或将FDI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结合进行研究[10]；有的则重研究了FDI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11]，系统研究FDI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文献尚属少数。由于FDI对东道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FDI对生产技术和环境污染两种途径展开，因此，本文着重梳理关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FDI对东道国环境影响的文献，以便能够在实证部分深入分析FDI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一)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理论界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深入。MacDougall(1960)首次提出了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现象[12]，Caves(1974)进一步将溢出层面归纳为配置效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转移[13]。后续学者又从示范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培训效应等方面论述了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14-15]，并归纳出“行业内(或横向)技术溢出”和“行业间(或纵向)技术溢出”这两种作用途径[16]。

      然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却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FDI对东道国带来了技术溢出[17]；另一种认为FDI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为负[18]，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19]。对此，学者们从跨国公司主观动机、FDI投资方式、外资来源、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行业异质性和产业特征等方面加以研究，进一步解释了产生上述不同结论的原因[20-21]。

      (二)FDI与东道国环境污染

      关于贸易开放、FDI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分流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代表是Walter和Ugelow(1979)所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22]。Esty(1995)还进一步提出了“向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假说，即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在贸易竞争中的地位，不得不降低环境规制标准以获取外商投资份额，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剖析[23]。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Zarsky(1999)提出的“污染光环”假说(Pollution Halo Hypothesis)，即东道国通过贸易开放，不仅获取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获得了符合国际环保标准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自身不断向环境友好的层面发展[24]。

      许多实证研究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25]，Baumol和Oates(1988)甚至提出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世界污染集中地[26]。而支持“污染光环”假说的学者认为，FDI为东道国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结构，也使东道国适应了更为严格的国际环保标准，进而提高了生产力和能源效率[27]。薛伟贤、刘静(2010)经过文献梳理发现：基于中国的研究更多显示FDI流入整体上加重了中国环境污染[28]。许多学者从工业废气、废水和

排放等指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6]。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FDI对东道国技术与环境两方面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FDI对东道国技术与环境的影响路径

      三、研究方法

      (一)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

      

      1.投入要素与合意产出的强处置性或自由处置性(Strongly/Free Disposable)。投入要素的强处置性指投入可以任意减小，而其引致的产出集仍然包含在原产出集中；合意产出的强处置性指合意产出的减少并不一定导致非合意产出的减少。

      2.合意产出与非合意产出的联合弱处置性(Jointly Weak Disposability of Outputs)。考虑到非合意产出减少对合意产出生产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任意非合意产出的减少一定伴随合意产出的降低。

      3.合意产出与非合意产出的零联合性(Null-joint)。若欲使得非合意产出为零，那么也将不会有任何合意产出生产，这一假设保证生产可能性边界必过原点。

      为定义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可能性前沿技术，上述产出可能性技术集P(x)可用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来表示，如公式(1)：

      

      其中，方向向量g=(

)确定了合意和非合意产出趋向前沿方向的调整路径。β为距离函数值，描述的是生产单元的实际产出组合，沿方向向量g=(

)向生产前沿进行趋近时，合意产出的增加与非合意产出的减少的比例。β取值越小，生产决策单元越靠近技术前沿；当β=0时，非合意产出的减小与合意产出的增加在现有生产可能下达到最优。为消除投入和产出指标测量单位选取对距离函数值的影响，本文将方向向量设为g=(y，-b)。

      基于上述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本文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可表示为：

      

      其中，

分别为t期和t+1期(即当期)的距离函数；

为以t期技术为参考技术的t+1期混合距离函数；

表示基于t+1期技术的t期混合距离函数。ML指数捕获了考虑污染物减排约束下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其值大于1，表明当期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较上一时期有所进步；也就是说，相对于t期的环境技术水平而言，该生产单元t+1期的技术水平更利于环境绩效提升。ML指数小于1表明当期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较上一期有所退步；ML指数等于1则说明环境友好型技术水平相对停滞。

      由式(2)可知，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值可通过求解同期和混合期两类距离函数值得到。本文选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线性规划模型求解。

      

      (二)计量模型设定

      除本文所重点分析的FDI外，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还不可避免地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探索FDI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需将这些潜在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予以考虑。根据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内涵，它的提升还有赖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着较大的推动作用。理论上讲，工业对能源、矿产资源等消耗强度一般大于农业与服务业，并容易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等污染物，从而造成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此处选取工业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表征。其次，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直接的动力来源。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技创新对传统生产技术与工艺设备进行改良，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与环境绩效。因此，选取研发强度(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科技进步水平的表征。最后，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直接体现了其综合国力的高低。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劳动力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力中的顶尖人才更易对整个社会带来根本性的技术变革。所以，本文选取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以解释劳动者素质提高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选取研发强度、工业占GDP比重、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同FDI一起建立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模型：

      

      四、数据说明

      (一)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所需数据

      为测算2001-2012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各省份2000-2012年资本、劳动、能源投入数据，以及“合意”和“非合意”产出数据。由于数据获取等方面的限制，本文主要研究除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自治区以外的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

      1.资本投入。资本存量是衡量资本投入最常用的指标。在参考张军等(2004)[30]所列出的各省2000年资本存量的基础上，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各省2001-2012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计算结果以2000年为基期。需要说明的是，张军等(2004)[30]将四川与重庆合在一起计算出了它们2000年整体的资本存量，本文按照两省2000年GDP的份额，将资本存量进行分配。估算过程中涉及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GDP及GDP指数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2.劳动投入。同大多数学者一样，本文选取各省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各省统计年鉴。

      3.能源投入。本文选取按照标准煤计算的各省历年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能源投入指标。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4.“合意”产出。本文选取各省历年GDP作为“合意”产出，并将其调整至以2000年为基期的相应值，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5.“非合意”产出。为了呼应能源这一投入要素，选取

排放量作为“非合意”产出。作为“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所规定的主要污染物之一，

能以酸雨的形式腐蚀建筑物、危害植物，也能直接伤害人体呼吸系统，甚至降低青少年免疫力。各省份2000-2012年

排放量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10-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二)回归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1-2012年我国30个省份(除港澳台、西藏)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以各省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以FDI占GDP比重为解释变量；此外，根据前文分析，产业结构、研发强度、人力资本被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相关数据来源如下：

      1.FDI占GDP比重(用FDI表示)。用FDI占GDP比重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各省份FDI引进的强度。由于FDI的原始数据是用美元计量的，本文依照《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历年外汇价格换算成人民币。FDI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各省的统计年鉴，而GDP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2.工业占GDP比重(用industry表示)。工业占GDP的比重是区域产业结构的常用衡量指标。由于当前我国绝大部分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都源自工业领域，因此该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的资源和环境绩效。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3.研发强度(用RD表示)。研发强度用R&D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与GDP之比来衡量，各省区R&D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4.人力资本(用human表示)。具有较好教育背景的人员往往能对科技进步带来更大的推进作用。本文选取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比重来衡量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数据来源于2002-2013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五、实证分析与结论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12个年份的中国行政省份，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且各省历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在上年基础上有所变动，可能存在一定的序列相关。同时，我国地域辽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因此，从全国层面研究FDI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截面异方差问题不容忽视。其次，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情况，由于各区域内部的省份间相互沟通联系更为密切，所以在进行区域回归时，还应进一步考虑截面相关问题。综合上述分析，在对模型进行回归时，选取对截面异方差进行修正的FGLS方法估计全国的情况；而选取同时对截面异方差与截面相关进行修正的FGLS方法估计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估计结果可知，对全国及各个区域来说，估算结果均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一)全国层面分析

      首先，基于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来看：从方程(1)到方程(4)，随着控制变量数目的增加，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稳定于0.35-0.45之间，且一直保持着1%的显著性水平；其他控制变量也具有非常高的显著性水平。下面着重分析模型(4)的估算结果：

      1.FDI方面。由于自变量的系数一直为正，说明FDI占GDP比重的增加有利于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结合图1具体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FDI的直接促进作用，即外商在我国投资办厂的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与国际化标准等。尽管这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但仍然在较大程度上领先于当下中国的平均水平，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且部分FDI的投资领域也逐步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通过“鲶鱼效应”进而推动国内企业进步[31]。其次，是FDI的间接促进作用。外商在中国投资办厂，为同行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在购买原料与销售商品时，也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带来了先进的运营理念。通过这种行业内、行业间、横向与纵向的传导，FDI促进了生产领域的竞争与变革，促使国内企业加快技术研发、提升服务质量，最终提高了资源在各行业的配置效率，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此外，劳动力在外资企业培训过程中习得的先进知识也可通过职业变换流入到其他国内企业中，进而产生培训效应。综上，FDI通过“直接正向作用”(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国际标准等)与“间接溢出效应”(如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培训效应等)，在总体上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技术溢出与“污染光环”效应，进而促进了我国整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2.产业结构方面。由于回归系数为负，可见工业占GDP比重的增加会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受其自身的生产工艺与技术流程所限制，是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耗领域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源，其资源利用强度与污染物排放强度远高于农业和第三产业，进而导致其环境绩效的降低。

      3.人力资本方面。虽然就全国层面而言其回归系数不显著，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回归结果均显示人力资本增加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产生积极影响，且均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探索创造先进的生产技术，更有助于将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环节中。

      4.研发强度方面。由于R&D经费支出是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的财力保障，而科技进步不仅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环保技术革新与污染物减排工艺改进的智力来源；因此，R&D投资占GDP比重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当然，由于目前较多的R&D经费被投资于扩大再生产领域，而投资于环保工艺改进的R&D经费则相对较少，因此，这一促进作用尚未得以充分发挥。

      (二)区域差异分析

      总体来看，FDI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但对西部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为负，暗示着西部地区为引进FDI付出了一定的环境代价。结合图1及各地区实际的外资利用状况，对这一结果进行原因探析如下。

      1.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东部地区在吸引与利用外资的初期难免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不计环境成本的引资方式给当地环境质量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破坏[32]。进入新世纪以来，部分东部省份的第三产业实现快速发展，FDI投资领域也由传统的第二产业逐步转向服务业与新兴产业。与此同时，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环境规制逐步增强，诸多原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纷纷转向内地或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此背景下，东部地区的引资质量与外资投放结构均得以改善，最终为当地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部地区FDI流入较晚。在吸取东部地区因初期盲目利用外资而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这一教训的基础上，中部地区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从一开始便注重吸收国外较为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以及运营管理模式。同时，对FDI的投资领域进行积极引导。因此，FDI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这一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加明显。

      2.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受资金、技术及管理因素的制约，其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较弱。为了争取到更多的FDI以尽快摆脱当前贫困落后的面貌，大多数西部省份不得不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同时，随着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不断加强，为给原有的落后产能寻找出路，大量外资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33]。此外，依托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分布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资源开采行业，以及原材料加工、农牧产品初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34]。总而言之，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西部地区对科技创新起着重要作用的要素(如人力资本、科研支出、技术水平等)都比较薄弱，尚未达到促使外资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的“发展门槛”，从而很难获得FDI的技术外溢效应[35]。这也正是FDI对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测算了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FDI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途径。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FDI对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说明，新世纪以来，FDI规模的增加对提高我国环境质量乃至综合技术水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区域层面来看，FDI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东、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更为明显；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对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该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已经跨越了为弥补资金短缺而盲目引进外资的阶段，在引资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质量和综合经济效益；而西部地区由于受资金、技术、管理等因素制约，对引资质量缺乏有效甄别，且尚未达到促使外资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的“发展门槛”。

      FDI曾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对FDI的引进策略也应有所调整。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东、中部地区可以考虑在现有基础上加大FDI的引进规模，在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体系与市场准入制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带动相关产业技术水平与管理经验不断提升，并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新一轮的驱动力。对西部地区而言，在FDI引进过程中应首先加强对外资质量的甄别，不断提高FDI引进的“环境门槛”，警惕成为落后产能的“污染避难所”。其次，进一步关注外资投放领域，积极引导FDI向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避免因资本过分集中于资源密集型产业而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最后，注重对创新要素的培育，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和科研投入力度，争取早日迈过促使外资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的“发展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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