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略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由反恐、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和扩展民主三根支柱组成，其实质是借打击恐怖主义、“暴政”之名，改造“失败”国家，改变现有的国际力量结构和国际秩序，建立由美国主宰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美国单极霸权。为此，布什政府对联盟战略作了大幅度调整，这对国际社会和美国的盟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联盟战略的新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曾对美国的联盟体系进行了局部调整。一是维持原有联盟体系，扩大联盟的职能范围。为此，美在欧洲积极推进北约东扩，使北约的职能从保护盟国免遭侵略发展为应对北约地区之外的不稳定因素；在亚太，美对日美安保体制加以强化，并要求日本在“周边发生不测事态”时与美密切合作。二是重视发挥盟国的作用，强调与盟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美国同意欧洲盟国发展自身的“防务特性”，提升盟国在北约的地位；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中的地位则从被保护变成共同参与，同时承担为美军提供后勤保障的义务。三是扩大地区防务合作，重视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美国加强了与海湾地区、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非联盟国家的军事合作，谋求多边安全合作。①由上可见，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基本维持了冷战时期美国的联盟体系和联盟战略，在联盟的组织结构上沿袭了自尼克松政府以来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努力，在实施方式上强调多边合作和责任分担，最大限度地利用盟国力量，以求维系美国的一超地位。
随着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实行了与克林顿政府大相径庭的联盟战略。第一，倚重“非正式联盟”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布什政府的联盟战略与以往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对传统联盟关系的轻视和对非正式联盟关系的极大青睐。“9·11”后，美国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就是消灭以本·拉丹为首的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美国认为其所进行的反恐战争是“文明世界与企图摧毁文明世界的势力之间的较量”，取胜的关键在于“通过强大的国家联盟保持坚定的国际反恐统一战线”。②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没有动用北约的军事机器，而是依靠英国等几个坚定盟友，甚至求助于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摧毁了塔利班政权，从而开始了美国新联盟战略的实践。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对这种非正式联盟的组建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总结。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表示，“在赢得反恐战争问题上组成联盟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可以包括各方面的联盟，而是依据形势变化和各国不同情况，组成多个因应不同问题的具体联盟”。③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提出了“议题决定联盟”的战略概念。组建这种“即时联盟”(ad hoc coalition)或“以任务为基础的联盟”(mission-based coalition)已逐渐成为美国联合有关各方处理特定国际事务的一种主要形式。布什政府进而把这种联盟形式提升至战略高度加以推行。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与那些能够和愿意创造有利于人类自由、有利于维护均势的国家合作，构建尽可能广泛的联合，以维持世界和平。“在领导反恐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将打造新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关系，并且重新定义现有关系，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④
在建立“广泛的联合”和打造新国际关系的思想指导下，布什政府积极组建国际“倒萨”意愿联盟。凭借自身的超强实力，美国可以取得对伊拉克的军事胜利，但美依然寻找更多的国家共担政治风险，网罗有特定关切的国家组成意愿联盟，共同参战。这个联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指向性，即首先发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战争结束后迅速转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伊拉克重建。意愿联盟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的特征，只要赞同美国对伊动武，不管是公开支持还是私下承诺，不管是口头支持还是行动配合，都可以算作是意愿联盟的成员。该联盟的实用主义特点也很突出。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的军事考虑，美国需要盟友提供种种军事便利，如部队过境、驻扎、能源供应、必要的技术援助、伤员的运送与救治等；另一方面，美国需要盟友的经济帮助。美国要建立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权，武力打击和战后重建耗资巨大，盟国的费用分担会减轻美国的压力。与正式联盟相比较，意愿联盟可使美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行动自由。参加联盟的国家与美国的立场基本一致，不会因意见分歧而贻误战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任务联盟”针对的是某个具体目标，美国不需要承担长期义务，却可以借助盟友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以上的“反恐联盟”、“即时联盟”、“任务联盟”、“意愿联盟”都是非正式联盟，这类联盟是“几个国家为了实现共同的狭隘目的而携手联合起来，一旦特定的目标得以实现，他们就会分道扬镳。只要其他国家具备一定的能力并愿意加入这个联合体，他们就可以成为会员国”⑤。与冷战时期美国建立的北约、日美安保体制、美澳新同盟等正式联盟相比较，这些非正式联盟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联盟的战略、原则及行动由美国制定，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盟国为外围的非对称性结构，美国是当然的核心与领袖。与传统联盟关系不同的是，美国可以根据不同形势、不同任务和不同情况挑选自己喜爱的、同时又有意愿的“临时盟友”。联盟的“准入门槛”很低，这使得美国的选择有极大的灵活性。当然，由于没有条约的约束，或者说没有美国对他们的承诺，盟友们的离去也经常发生，这使联盟经常发生变动，缺乏稳定性；二是联盟成立的基础是成员国对安全环境的“共同关切”，而非冷战时期那种对“共同威胁”的认同，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利益诉求千差万别、意识形态形形色色、发展水平相去甚远的国家会集合在一起的联盟现象。这种“共同关切”既可以是实实在在的恐怖主义威胁，也可以是民主、自由等形而上的价值观；三是没有严格意义的联盟机制。联盟往往是针对某一项任务而展开的安全合作，它持续的时间短暂，目标单一，一旦完成任务，联盟便自行解散。联盟成员之间并不为临时安全合作签订正式的军事联盟协定，相互不承担条约和法律责任。这实际上是一个联合的阵营，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盟。
就其本质而言，依靠临时盟友实现对外目标的美国联盟新战略与美国传统的联盟战略一样，都是美国实现全球扩张的战略手段，表现出美国联盟战略目标的高度一致性。美国新联盟战略的出现，既是对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家实力变化的反应，也是长期以来美国联盟战略发展演变的惯性使然。应该看到，这些非正式联盟的盟友大部分与美国有长期的合作经历或存在着正式、非正式的联盟关系。坚定地支持布什政府对外战略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恰恰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所以非正式联盟作用的发挥源于正式联盟奠定的雄厚基础。
第二，新联盟战略的单边主义色彩浓厚。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既定的全球战略目标是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主导国际秩序，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布什政府的独特性在于，它更加强调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者除了跟从之外没有其他选择”，⑥也就是说，它为了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尽可能地延长美国全球霸权的统治时间，不惜伤害盟国的感情而采取单边主义以保障美国利益。
布什上台时美国拥有超强的实力地位，尤其是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力量。然而，恰在美国骄傲自满地傲视全球之际，“9·11”恐怖袭击事件“以一种有效方式彻底暴露了美国不堪一击的脆弱性”⑦，极大改变了布什政府对传统联盟中安全、共同利益、盟友等的看法。美国急需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后冷战时代”需要的安全体系，⑧强化美国在联盟体系中的领导权，使联盟体系的结构向“等级制”结构回归。2002年6月1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就表明了这样的意图：“美国拥有也愿意保持超越挑战的军事力量，这样就会使其他地区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毫无意义，而且这也会把竞争者局限于贸易和其他对和平的追求上。”《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林德伯格对此的解释是，美国绝不允许出现一个对等的竞争者，不能再次处于“超级大国的竞争”处境，更不要说处于一种多边权力均衡的局面了。布什的讲话实际上是告诉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如果它们不安于美国为它们指定的卑微地位，美国就会把它们打下去。⑨在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明确提出美国要遏制所有的竞争对手，特别是遏制可能对美国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大国竞争对手，其中有布什称为“大家伙”的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也有美国的欧洲主要盟国。
美国要依仗当前“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政治影响”，按照美国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新世界力量对比，以及按照建立美国单极世界目标，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国际机构和国际协议。由于美国无论是在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文化等软实力方面都有绝对优势，美国不会哀求任何国家参加其反恐行动或对外干涉行动，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极端的单边主义特征。
不仅如此，美国还力求借机在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造成美国主导下的“有利于自由的新力量平衡”。2002年2月，布什总统在日本国会演讲时指出：美国应利用其超强国力担负起新的领导责任，构建一个没有“任何大国或大国联盟危及他国安全或自由”的新全球大国力量平衡体系。在这种“新均势”体系中，美国必须处于各大国力量结构之上，居绝对领导地位，掌控大国力量结构变化的方向。而且，这种大国间的“新力量平衡”必须是“建立在由普世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上”。⑩这种“新力量平衡”其实是指美国领导其盟国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布什政府承认，在与“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斗争的过程中，美国应该寻求传统盟国的支持，但不要受其限制；必要时，它应组建“意愿联盟”来推进目标；是使命决定联盟，而不是相反。(11)这表明，在“9·11”之后，美国发现其一国单独控制世界的可能性不大，而必须借助于冷战时期已经形成的、经过“布什式”改造的联盟体系，美因而并非要放弃二战以来深受其惠的联盟战略，而是要对联盟战略的实施方式和战略重点加以改变，使美国能够借助他国力量的同时，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布什政府调整联盟战略的动机
布什政府之所以调整联盟战略，首先是因为传统的联盟战略已不能适应“后后冷战时期”的新形势。“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长达十年的“后冷战时代”已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即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所称的“后后冷战时代”(12)正在到来。这个新时代是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已扩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广泛共享和跨国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13)在这个时代，以恐怖主义为标志的“非传统威胁”是美国的主要危险，“传统威胁”（潜在大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则降到次要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战略观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明确界定“邪恶轴心”是美国的敌人，确定美国安全战略的依据不再是“基于威胁”而是“基于能力”，保卫美国安全的方法不再是遏制与防御，而是积极主动地出击，采用“先发制人”战略消除威胁。
传统的联盟战略显然不能适应美国战略思维的改变，尤其是传统的联盟机制不能满足美国“先发制人”快速打击的需要。从冷战时期沿袭而来的联盟机制奠定在“共同威胁”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而在“后后冷战时代”飘忽无形、聚散不定的威胁面前，没有确定的共同敌人，结盟者的共同利益无法界定；而对形形色色、性质各异的安全威胁，传统盟友的界限更难以确定。美国认为的最大威胁得不到传统盟友的认可。在美国看来，来自伊朗或利比亚的导弹袭击对欧洲的威胁远超过对美国的威胁，但欧洲盟国对“无赖国家”和“导弹袭击”没有担忧，在苏联和华约的导弹阴影下生活了40年的欧洲盟国认为几个小国对欧洲发射导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对伊战争，自然会遭到一些盟国的反对，美国因而不能自如地利用联盟去打击它的敌人。这表明，美国要维持联盟的一致性就必须降低自己行动自由度。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尤其是奉行单边主义路线的布什政府，不可能也不愿意受任何力量牵制，于是采用非正式联盟战略，召集临时盟友参与美国的打击行动。
这种临时联盟战略使美国得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行动自由。正如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初期时宣布的那样：“伙伴国是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不断变化的班子的成员，变化的情况取决于正在进行的或者准备进行的战斗，或者当时的政治气氛。”(14)临时联盟为美国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华盛顿想要这些联盟多大就多大，想要它们多小就多小。它们可以为了完成特定任务而组成，例如推翻塔利班政权和消灭“基地”组织，一旦任务完成，它们就将解散。一旦需要组织一个新的临时联盟，比如为了推翻萨达姆，一个新的临时联盟就可以组成。理查德·哈斯指出：“这种临时联盟的核心就是实用主义。”(15)由此可见，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现实，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对美国的传统联盟战略提出了挑战，使美国转而青睐更加灵活的非正式联盟战略。
其次，与传统盟国间的意见分歧和实力差距也是美国调整联盟战略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与一些欧洲盟国存在着一系列重大分歧：其一，它们对威胁来源的判断不同。美国认为，恐怖主义、流氓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主要威胁。欧洲人则认为，恐怖主义固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但是贫穷、疾病、高出生率、气候变化、发展困境等都是引起国际社会动荡的因素，是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温床。欧洲人不仅认为美国过高地估计了恐怖主义及其他威胁所构成的危险，而且指出美国应对自己受到的袭击负部分责任；(16)其二，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看法不同。美国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就是邪恶，恐怖袭击“没有宗教的理由，也没有政治的理由，惟一的动机就是来自邪恶”(17)。欧洲人认为恐怖主义袭击并非源于邪恶，而是源于美国长期对阿拉伯人民及其宗教信仰的蔑视，源于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遭受的经济“失败”；其三，消除威胁的方法不同。美国主张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在必要时不惜采取单边行动。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国将利用一切手段来维持目前的霸权地位，防止区域性大国在区域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必要时对无赖国家和其他任何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欧洲人主张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手段维护国际安全，严格控制军事手段的使用，武力的使用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在当今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美国应与国际力量一道共同反对恐怖主义，多边行动应在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框架中进行。美国与传统盟国在反恐方面的分歧，使美国改变了单纯依靠传统联盟解决安全问题的立场，迅速组建各类非正式联盟对恐怖主义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另一方面，在军事技术上对欧洲盟国的巨大优势是美国构建新联盟战略的实力基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指出，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等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是有史以来“惟一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18)美国的军事力量更是无与伦比。美国2003财年的国防预算高达393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6.3%，(19)超过了位于其后的15-20个最大的国防支出国的军费总和。(20)在军事技术方面，“美军的各类武器，如夜视测距仪、全天候精确制导装备、无人驾驶飞机等，都居于世界一流水平”。(21)没有哪个国家在卫星数量和先进程度方面能同美国相匹敌。在北约对科索沃的空袭中，出击飞机的60%是美军飞机，美机投下的炸弹占投弹总数的83%。美国清楚地意识到，它和欧洲盟国在军事实力和技术上的差距短时期内是难以消除的，欧洲盟国不仅在主观上和美国有一系列战略分歧，客观上也不完全具备美国所期望的那种帮助它实现政治安全利益的强大能力。因此美国有选择地把一些传统盟友收纳在非正式联盟中，而把那些对美国战略表示怀疑或者要求平等的盟友剔除在外。灵活的非正式联盟和强大的实力使美国在很短时间里就实现了军事打击的目标。
第三，美国调整联盟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新保守主义的“新帝国论”。布什当政以后，迪克·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一大批新保守派人物进入美国外交决策核心，使美国外交政策追求国家利益至上、极端利己主义与单边主义并重的特征凸显出来。新保守派的外交理论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极度崇尚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作用，认为只有军事实力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二是以美国“全球性仁慈霸权”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三是以傲慢的“美国优越论”界定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世界地位，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国际社会。(22)在他们的影响下，布什政府奉行强硬的、单边主义的、美国利益第一的外交政策，并把“新帝国论”精神贯彻到对联盟战略的调整之中。新联盟战略的目标是消灭恐怖主义，手段是美国自主的军事打击行动，形式是以非正式联盟取代传统联盟，召集临时盟友迅速完成联盟任务，然后解散这个临时联盟，美国不对这些临时盟友承担义务和责任，同时把有实力的盟友排除在联盟行动之外，保证美国最大的行动自由。
对布什政府联盟战略调整的评价
布什政府的新联盟战略为美国在“后后冷战时期”推行全球战略提供了新平台。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李卡斯认为，在一国超强国力下的非对称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在享受该大国提供的利益时，将接受其领导并根据该大国提供的利益达成一定共识和原则。(23)利用反恐行动，美国得到了公认的、合法的领导权，并在国际政治、安全、外交上进行有利于推进美国全球战略的力量组合；凭借新一代联盟体系，美国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强化政治优势，巩固盟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新联盟体系还增强了美国在国际行动中的合法性。“在对危机作反应时，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能增加政治合法性、有助于免去额外麻烦，确保美国不必单独承担政治、军事和财政重负。”(24)“9·11事件”后，美国借国际反恐扩大了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填补了在中亚地区军事力量的空白，加大了对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影响，建立起与俄、印等大国的合作，激活了与传统盟国的关系，打击了“邪恶轴心”国家及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势力。鲍威尔曾说，“我们建立的联盟没有束缚住布什总统的手脚，而是增强了他的力量，使我们这场运动（反恐）在各个方面的力量倍增”。(25)所以，新的联盟战略为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提供了“集体认同”的合法外衣，一些从不是美国盟国的国家也加入了联盟行动，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的空间。
但是，布什政府新联盟战略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首先，从联盟内在结构看，由于美国为了增加行动自由采用的是非正式联盟战略，导致联盟没有战略指导思想，只有临时的任务安排；没有组织机构，缺乏战略配合，基本上是美国的“独角戏”；没有对成员的法律约束，抛弃联盟关系易如反掌，使联盟结构经常处于动荡变化之中。2004年7月西班牙撤回在伊拉克的驻军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许多国家纷纷要求美国把它们从对伊战争统一战线的名单中划除，美国对此尽管遗憾却也无可奈何。这种临时联盟发挥作用的时间是短暂的，它可以协助美国驱赶基地组织、推翻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但是不可能依靠它阻止和防止危机，因为美国不能赋予一个不断重新结盟的组织以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其次，这种联盟存在的条件极为特殊，不可能“复制”到其他的情形中。反恐联盟和意愿联盟的出现是在“9·11”恐怖主义袭击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离开这个环境，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盟国对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做法都是极力抵制的。同时，这个联盟战略还要求盟主拥有绝对的实力地位，也要求政策的执行者有坚定的信念加以推行。所以，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的超强实力、新保守主义的决策和布什政府的坚决执行这些条件在新联盟战略的推行中缺一不可。例如，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的新联盟战略，在朝鲜就行不通，因为朝核问题的制约因素太多。所以现在美国也不得不表示“在朝核问题上和平的方式是惟一的选择”(26)。
最后，这个战略还可能削弱美国的正式联盟关系。美国避开北约而与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结盟的做法伤害了欧洲盟国，而不顾法、德等国家的反对缔结意愿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更是扩大了美国与欧洲主要盟国间的裂痕。伊拉克战争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西洋联盟的分裂。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美国既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又不想让别的国家分享重建利益，这种做法也不利于美欧关系的改善。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的第一次186亿美元的投标中，美国把法、德和加拿大的公司都排除在外，同时却要求这些国家减免伊拉克战前所欠债务。稍后，在2003年10月23日为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募捐会上，法国和德国“以怨报怨”，除了以欧盟的名义承担资助外没有再给予其他捐助。
应该说，强调非正式联盟的重要性是美国在特定环境中采取的特殊办法，美国不会因此而放弃自二战结束以来苦心经营半个多世纪的传统联盟体系，也不会完全置盟国的感情于不顾。对美国而言，“组织联盟和领导联盟行动的能力”是其获得安全的重要前提，也是布什政府对外行为“合法化”的基础。为了抑制地区或全球的挑战者，维持盟国间的协调合作，形成以美国为首、以联盟体系为依托、由海向陆的霸权合围态势，美国必须重视传统的联盟体系。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未来战略目标的实现必将受到制约。如，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对朝鲜和伊朗等“无赖国家”实施武力“改造”政策将难以如愿；推广西方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人权压力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必须得到联合国授权和大国合作美国才能对跨国问题采取行动，等等。所以，美国出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全球霸主地位的需要，必须继续借重联盟对付一切对美国霸权进行挑战的竞争者。
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外交战略和手段都不是万能的。布什政府新联盟战略的作用同样有局限性，无论是把非正式联盟提升为战略联盟，还是借助传统联盟体系推行对外战略，都不可能有效促成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美国面临的全球挑战越来越多，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无法完全解决，即使它们利用联盟战略也是如此。更何况联盟体系内部充满了矛盾，各盟国在与美国合作范围上是有选择的，尤其是不支持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由此看来，本质上作为美国全球扩张工具的联盟战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注释：
①参见徐辉、朱崇坤：“论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3期，第2-4页。
②“抗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Feb.14,2003,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0303nsct.htm.
③Richard N.H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Post-Post-Cold War World," 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
④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all.html.
⑤［美］理查德·哈斯著，陈遥遥、荣凌译：《“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⑥明确表达这种观点的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Charles Kranthammer，而布什政府对此完全认同。参见Joseph 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http://www.fpa.org/topics_info2414/topics_info_show.htm? doc_id=22550.
⑦Michael Hirsh,"The Death of A Founding Myth[J]," Newsweek(Special Davis Edition),Dec.2001-Feb.2002,p.18.
⑧Richard N.H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Post-Post-Cold War World," 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
⑨李少军：“美国的对外政策特点与帝国论”，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16/content_5262851.htm.
⑩Richard N.H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Post-Post-Cold War World," 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
(11)吴心伯：“‘9·11’为何是转折点”，《环球时报》，2004年9月10日。
(12)Richard N.H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Post-Post-Cold War World," 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
(13)Richard N.Hass,"U.S.-Russia 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 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New York,June 1,2001.
(14)Chirstopher Marquis,"For Allies,'I Do' Becomes 'Hey,Want to Dance',"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4,2002.
(15)Chirstopher Marquis,"For Allies,'I Do' Becomes 'Hey,Want to Dance',"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4,2002.
(16)Craig Kennedy and Marshall M.BNouton,"The Real Trans-Atlantic Cap," Foreign Policy,Nov/Oct 2002,Issue 133,p.70.
(17)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
(18)［美］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33页。
(19)"Survey,American's World Role," The Economist,June 27,2002,p.4.
(20)Stephen G.Brooks,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Jul/Aug 2002,Vol.81,Iss.4,p.20.
(21)Kori Schake,Klaus Bechcrm,"How America Should Lead," Policy Review,August-September,2002,Issue 114,pp.7-8.
(22)辛本健：“美国新保守派的重新得势与布什政府的‘新帝国大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7-28页。
(23)［日］浦野起央著，刘甦朝译：《国际关系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1-291页。
(24)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2002,http://www.whitehouse.gov.
(25)Richard N.H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Post-Post-Cold War World," 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
(26)陶文钊：“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的单边主义”，《国际观察》，2004年第1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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