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主要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着很多障碍。从国内来讲，有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从国际来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贸易条件的恶化、发达国家设置的种种障碍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政治障碍，包括政府稳定性、政治独立和有效的经济政策。
帕金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政治障碍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
1.政府稳定性。稳定的政府能够为现代企业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发展中国家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政局的不稳定，长期的战乱，或是政府的更迭频繁，新的政策法规和其他限制不断替代原有的政策法规，投资风险性很大，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2.政治独立。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在殖民地创造稳定的环境通常只是为了帮助那些来自殖民宗主国的商人和投资者们获取利益，而殖民地的大众却从中受益甚微。而且大多数殖民地政府只投入极为有限的资金，用于培训当地人民、开发电力资源或推动工业发展。所以，政治上的独立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3.经济政策。坏的经济政策，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使之无法进行，也可以使已经开始的增长停顿下来。经济发展本身，尤其在早期阶段，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高度紧张，从而削弱增长所必需的稳定基础。对政治环境的理解，是制定经济政策时最基本的要素。对政治环境的理解应始于一种认识，即政治是由政治家而非哲人领导的。哲人可以不管国内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在杰出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的帮助下，设计出使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计划。政治家则必须保证首先采取步骤，使那些选举他们当政的大众能继续支持他们，或者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各种政策产生新的对立派，或者是旧的对立派别活跃起来。不同势力的要求和目标造成了经济政策抉择上的困难。所以政治与政策揉在了一起，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够有历史长久的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不能。
二、经济障碍。
1.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H·辛格于1949年最早提出，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作了更充分的说明。该理论认为，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纳克斯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贫穷既是其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低，生活贫困，教育落后，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短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在供给方面，生产率低导致人均真实收入少，真实收入少意味着用于储蓄的部分低，储蓄率低导致投资率也低，从而导致资本品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得到提高。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循环的需求方面来讲，真实收入低导致国内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对投资品的需求也不高，也导致资本不足，生产率低下。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中，真实收入水平低是共同的因素，不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它都是造成投资水平低、资本不足的原因。但这也导致真实收入永远保持在低水平之上，即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穷就是因它贫穷。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说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
2.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P·R·Nelson)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人均资本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很低时，人们的消费大于收入，从而整个经济存在负储蓄和负投资。当人均收入刚好等于其消费，此时，没有储蓄，也没有投资，因而人均资本增长为零。若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收入大于消费，储蓄为正，并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此时，人均资本大于零且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增长。由此可见，资本形成是受人均收入水平制约的。
2)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当人均收入开始增长时，由于收入增加使营养、医疗卫生条件等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增长加快。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后，人口增长率达到最大值，这意味着人口死亡率下降到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的增加不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进一步上升。
3)国民收入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在人口增长率不变、由储蓄创造的人均资本增长为零，即劳动和资本都不变时，国民收入增长为零。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国民收入相应增加。在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最大。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技术、自然资源和土地不变的假定下，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下降，因而，国民收入增长开始呈下降趋势。
因此，存在两种均衡：一种是低水平均衡——在人均收入处在很低的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退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种是高水平均衡——人均收入大于某一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加将超过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等于人口增长为止。这种均衡在其它条件不变时，也是稳定的。
因此，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可见，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它实际上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阶段。
4)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1957年，缪尔达尔出版了《富国与穷国》一书，1968年又出版了《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在这两本书中，缪尔达尔考察了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贫穷、制度落后等问题。在分析了产生贫困的原因时，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用来解释不发达国家因收入低下而导致的愈来愈贫穷的困境。
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守恒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在欠发达的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受损，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高导致劳动生产力难以得到提高，生产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低使产出增长停滞或下降，最终，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贫困，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与贫困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由此可见，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有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
5)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单一的经济结构，缺乏人力资源和适宜的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
托达罗认为，虽然有些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人口的绝对数量较大，但教育水平较低，技术水平、文化素养、对工作的态度、获得信息的能力、创新的意愿以及自我完善的愿望、行政管理的技巧和水平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社会和历史因素。
托达罗认为，内部与外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都要对作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征的贫困、不平等和劳动生产率低下负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长的殖民统治，使它们具有相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种族、部落和宗教冲突和紧张局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总是存在，一国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异越大，它的内部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也就越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普遍较高，赡养负担沉重。
4.制度因素。
谭崇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不足，政治和法律制度常常是不完整或落后的，各种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盛行。政治结构和权贵统治阶层（例如大土地所有者、城市的实业家、银行家、外国工厂主、工会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和他们的忠诚将会从根本上决定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及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在什么地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的不同部分中的权利和利益集团本身就是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产物，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由少数有权势的上层人物统治着。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就会极端不平等，对特权阶层的保护就会严重阻碍其经济发展。一国没有这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相应变革（例如土地占有制度、管理模式、教育结构、劳动力市场关系、财产权利、物质与金融资产的分配与控制、税法和继承法、信贷的提供等等的变革），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可能的。
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完全市场和信息约束（完善的市场机制依赖于制度和法律前提的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法律和制度基础要么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极其薄弱。
5.国际障碍。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今天发展的障碍主要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外部条件，尤其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制造的种种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损害了今天贫困国家为发展而作的努力。当然这并不否定，贫困国家处于有着富国存在的世界中，能够得到某些经济方面的益处。如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贸易中获益；由于出口企业必须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因而在这些国家中成为最先进的企业，它们的榜样也会对国内企业的运作产生影响。另外，发展中国家处于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地位上（最明显的是科技领域），用格申克隆的术语来说，有一种“后发优势”。20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企业管理经验，如制定国民经济政策，甚至管理极为不同的经济体制方面的经验。
但许多人认为，在实践中，这种潜在利益很少能够实现，因为发达国家对贫困国家的进步设置了种种障碍。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主国的帝国主义为维持本国国内的利润，凭借特权，攫取大量的殖民地剩余，从而使殖民地缺乏剩余，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有些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无法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大量的进口品冲击了本国市场，并进一步造成了国内资源的闲置。
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增长缓慢、极度不公平、高失业率等均产生于富国与穷国的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阶级间不平等的力量对比关系。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保护海外投资，以保证自然资源供给和市场安全可靠。保持原材料从发展中国家流出，是发达资本家的利益所在。由于发展中国家本地工业的产品会与进口货物进行竞争，并争夺原材料，这会妨碍发达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中的旧统治阶级为防止工业资本家的崛起会与他们争夺权利，最终便形成以外国政府为后盾的外国投资者、封建地主、商人资本家（靠现有的贸易格局生存，不喜欢来自新格局的竞争）及其工人（现代公司、企业中工人的工资远在平均水平以上，因而也不喜欢改革）结成的联盟，共同支持一个对促进发展毫无作为的政府来实行统治。
巴西经济学家西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irtado)认为，由于外国投资者只投资能够对市场进行控制的最低限度的资本，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缓慢。
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共同命题是：本国统治者与外国资本家势力相勾结，维持在台上的政府，并使之实行对于经济发展设置种种障碍的政策。
有一种理论认为，那些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政策，在多数情况下阻碍了它们摆脱贫困的希望。一些人继续坚持认为，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了过分强调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而对工业投资重视不够。其他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是通过利润返还、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人为低价、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高利息的支付，又回到了工业化世界的手中。
也有观点认为，发展中世界对工业化世界的帝国主义的依附，阻碍了发展，并助长了不平等。
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依附性和脆弱性也是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不平等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富国控制国际贸易类型的支配权力，而且也表现在富国通常也有能力支配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给与外援和进行私人投资的条款等。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农业国，农业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生产活动都集中于农业和其它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经济都是面向初级产品（农业、燃料、林业和原材料）的生产，这些初级产品构成了它们出口的主要商品。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世界贸易有着严重的依赖性。
关于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国际因素，谭崇台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
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在贸易产品的数量和品种方面，发达国家不断加以限制，实行逐步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还利用不同的环境标准，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发达国家运用关税和其它贸易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作为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自由贸易的实际利益。
②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它们的自然资源收益不是用于自身的发展，而是用于偿付利息。
③先进技术往往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手中，为获得竞争优势和最大利润，它们一般并不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分享。
在上面所述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中，笔者认为，制度障碍应是最根本的约束因素。
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贫困、失业等都要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少发展中国家虽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还不算低，但并没有经济发展，且经济增长发生之前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增长发生后仍未见多大改变。如收入分配不公，基本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特权阶层或官僚阶级所剥夺、垄断和享用。所以，虽有经济增长，参与生产性劳动的广大民众则被排斥在收益分配格局之外，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得不到增长的经济的支撑。
在现实中，一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经济增长缓慢、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政治制度存在问题或制度效率不高的国家，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管理无效和社会秩序都相当普遍。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或发展没有效率的症结所在，一些国家的官僚体制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事实上，在那些政治、吏治腐败的发展中国家中，不仅国内大量的资源处于闲置、浪费状态，或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使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其统治者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并把如何使这种统治得以“延续”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重点；况且，为保证这种统治稳定、持续，就要动用或利用军队作后盾支持，将社会上的所有资源都集中起来统一调配使用，而且打着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旗号，强调本国发展经济的特殊性。因此，这类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发展经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增长。
在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政权体系和官僚阶层不仅耗费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导致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难以积累起来；如果再加上政治制度缺乏来自新闻的、政党的、法律的、议会的全方位监督，那就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普遍的腐败，而政治体制的腐败往往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阻力。资源再多，也因制度的无序而导致浪费。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推进本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效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制度的高效率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只有良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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