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北方民族耳饰研究_游牧民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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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3)04-0015-09

汉魏时期的汉族女性，注重身体的全德全形，并不流行穿耳。故此，在中原地区出土耳饰极少，只有耳珰比较常见。但在上流阶层的汉族女性当中，耳珰并不是穿耳佩戴的，而主要是作为簪珥的附件，悬挂于簪首并垂于耳畔的一种礼仪用品，以提醒用此者谨慎自重，勿听妄言[1]。故此，汉魏时期出土的需要穿耳佩戴的耳饰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以北方和西北民族地区出土数量最多，形制最为丰富，且男女皆可佩戴。

一、汉魏时期北方民族地区出土耳饰的主要形制

(一)耳环/(表1)

“耳环”之名在史籍中出现得较晚，可能和汉族人在宋以前不流行穿耳有关。在南北各地少数民族中，金银制的耳环一度称做“耳”。《集韵·鱼藻》载：“，金银器名。”又：“璩，环属，戎夷贯耳。通作。”如《后汉书·杜笃传》：“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鍝之君。”李贤注引“《山海经》曰：‘神武罗穿耳以。’郭璞注云：‘金银器之名，未详形制。’……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宝等，此并谓夷狄之君长也”。

汉魏时期的耳环，最简单的一种形制就是光素的圆环或椭圆环形，此类是出土最多的。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墓出土金耳环2枚，椭圆环状，最大径1.8厘米，单件重7克[2](P48)。辽宁朝阳王子坟山发掘的两晋墓葬是鲜卑族文化遗存，出土金耳环4件，环形，截面呈菱形，直径2.4厘米；银耳环3件，形制和金耳环同，均出于男性墓内。另外还有铜耳环2件，为管状环形，对接，下端有乳突，直径2.5厘米[3]。两晋时期的辽宁朝阳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铜包金耳环2件，铜芯，外包金皮，再弯成环，有合缝。直径2.9厘米，截径0.5厘米[4]。河北定县北魏石函出土耳环2枚，由中部粗、两端尖的银丝圈成，但两枚不是一付。其中一枚较粗，直径1.4厘米，重1.95克；另一枚直径1.2厘米，重1.15克[5]。内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北朝时期鲜卑ZQM14墓中所葬为一年龄40—45岁的男性，其枕骨东南侧出土有一圆环状铜耳环，直径1.7厘米，截面径0.2厘米[6](P151)。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东汉晚期鲜卑墓地出土有2件圆环形耳环，环径3.3厘米，截面径0.25厘米[6](P28-29)。在吉林榆树大坡老河深汉墓中，共出土11件用较厚的金片弯成的金耳环，男女均有佩戴。新疆营盘古墓M8墓中所葬女性右耳上戴1只银耳环，右手指戴1枚戒指[7]。

除了素面金属耳环，汉魏时期还出土有少量的环状花饰嵌宝耳环。如宁夏固原三营和寨科北魏墓出土有两对嵌绿松石金耳环，具有鲜明的北方游牧民族器物的风格。自先秦时期，北方匈奴地区的耳饰就喜爱用绿松石穿饰，追求金碧辉映的效果。依据该墓出土墓志，北魏兖、岐、泾三州刺史员标，北周权臣、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李贤，也可能是鲜卑人[8]。因此，其装饰风格，或许也受到鲜卑文化的影响。

(二)金属拧丝耳饰(表2)

除了环状耳饰外，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出土量最多的金属耳饰便属一种以金属丝拧制而成的拧丝耳饰，非常有特色，而且以男性佩带为多。拧丝耳饰根据其拧制形式和装饰的繁复程度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拧丝坠圆环形耳饰

此类耳饰一般用两端尖细、中间略粗的金属丝拧绕而成，下部为一大圆环，华丽者环内还有盘旋状花饰。上部为一股金属丝弯成的有直立颈部的圆形弯钩，环的接口处和颈上部有些用金丝或铜丝缠绕，至中部相交汇，相交处作一到两个小圆环。有鎏金、包金、铜质几种材质。此类耳饰最早在东汉前期左右的内蒙古地区东部呼伦贝尔盟一代出现，此后，到东汉晚期集中出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晋北地区。出土此类耳饰的墓葬都带有非常鲜明的鲜卑文化因素。在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鲜卑墓地出土有多件[9]；额尔古纳旗拉布达林墓地出土2件，M24出土1件[10]；海拉尔市孟根楚鲁M1出土2件；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墓地M3002出土2件[11]；朔县东官井村M1出土1件[12]。

2.拧丝纽环穿珠耳饰

该型耳饰为用一根金属丝对折拧绕而成，分为金、银、铜质三种，可能和佩戴者身份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金属丝下部对折处呈封闭的圆环形，金属丝的一端变尖并在上部弯成弧形或钩状；另一端多压扁呈叶形，也有拧绕在另一端的下部不显露出来的，或者保持原状与另一端重叠形成一个圆环。华贵者会在金属环内穿珠装饰。

此类耳饰最早在西汉前期出现于西安客省庄M140，该墓为进入关中地区的匈奴人墓葬[13]，拧制方式非常简单，耳饰整体为环形，仅在底部拧出一个小的圆环。类似耳饰在西汉中晚期的宁夏倒墩子匈奴墓地、内蒙古东部的含有匈奴文化因素的完工墓地[14]；在桓仁望江楼西汉高句丽人的遗存中也发现有此类耳饰[15]。另外，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西汉墓地中出土有此类穿有珠饰的耳饰，拧丝纽环的方式基本相同，只是所串珠饰品种较多，既有红色玛瑙珠，也有穿白石、绿松石和玉石管珠等，据考古发现，这种金耳饰在该墓中主要是男性佩戴，且多为单个佩戴。西岔沟墓地的族属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匈奴文化，有的学者认为属于乌桓文化，也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夫余文化遗存，没有定论[16]。此类拧丝耳饰出土量最多的在吉林老河深汉墓，出土时均在死者耳部，男女都有，无性别差异，其中金丝纽环耳饰有24件，上端有一圆形叶片(其中有部分不见叶片)和一环形弯钩，下两丝缠扭后，向两侧绕数量不等的小环，其中八环有6件，六环2件，四环6件，二环10件，之后再往下绕一大环或小环，有些在下部大环上穿有红色玛瑙珠。类似的纽环耳饰，该墓中还出土了13件银质的，也有四环、三环、二环之分，形制与金丝纽环耳饰相同；三件铜质的，但腐锈严重，已残损不全。老河深汉墓中层墓葬是夫余人的遗存，同时受到一定的北方草原文化影响，年代范围大致在西汉末至东汉中期①。

3.拧丝纽环穿珠缀叶耳饰

此类缀叶耳饰，在金属拧丝纽环穿珠的基础之上还缀有圭形摇叶，是此类拧丝耳饰中最为华贵的一种，与汉魏女性的头饰金步摇有异曲同工的美感。其中老河深汉墓共出土3件，形体大致相同，上端均有一桃形金叶与弯形挂钩，拧丝纽环的方式略有不同，均缀有圭形叶片，下部大环内还穿一红色玛瑙珠。辽宁朝阳北票喇嘛洞墓地属于前燕时期被慕容鲜卑迁到辽西的夫余人留下的墓葬群[17]，出土耳坠13件，其中金、银质9件，铜质4件，均为拧丝缀叶式，无纽环，与老河深略有不同，但部分下部也穿有红色玛瑙珠，此类耳坠在该墓中均为男性佩戴，且多为单个佩戴，也有成对佩戴的。金红交映，摇叶闪烁，华贵异常，当是当地男性贵族的饰品。

拧丝耳饰汉晋之后不再见到。由此推断，此类耳饰最早在西汉时期随着匈奴文化因素进入中国的西北和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被夫余、高句丽、鲜卑等土著民族所接受，并且发展出多种新的形式，一直存续至两晋时期。

(三)螺旋纹片状耳饰(表3)

此类耳饰通常与拧丝坠圆环形耳饰同出于一个墓地或一个墓葬，都属于鲜卑文化墓葬，其中年代明确的墓葬都属于东汉晚期。其一般用0.1厘米厚的铜片裁制而成，柄部作圆形弯钩，用在金属片上剪出的细丝卷成左右对称的两组到三组螺旋纹花饰。少数为铜铸，也有铜包金的，金的或骨质的。如内蒙古商都县东大井鲜卑墓地、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鲜卑墓地[6]、大安县后宝石墓地[18]、朔县东官井村M1[12]、卓资县石家沟墓地[19]等均有出土。在此类墓葬群中，还出土有此种造型的金质花饰。

(四)坠珠串式耳坠(表4)

此类耳坠形制比较华丽繁缛，一般为鲜卑族女性佩戴。如在辽宁朝阳王子坟山两晋墓葬的女性棺内，耳部就发现有松石坠饰，其一为15粒柱状松石串系在一起，另一棺内出土2粒，一粒为圆柱形，另一粒为扁圆形，两端磨成凹弧面，中心钻有穿孔[3]。内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鲜卑墓一25—30岁左右的女性头骨附近出土有一件缀有空心铜球、闭合铜环、玛瑙珠饰和玻璃珠饰的华丽耳坠；在此地另一墓内也出土有一对此类耳坠，左右两个耳坠系挂珠坠共计4组，多达46粒。当然，也有形制十分简洁的，如在内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鲜卑墓，一位约25岁女性头骨左右耳际出土有铜耳坠一对，环下仅垂挂形似草莓的空心铜球1个。

(五)汉魏时期北方民族其他形式耳饰

汉魏时期，以上四种类型的耳饰属于北方地区造型比较典型、出土相对比较集中的耳饰，除此之外，还零散出土有很多其他造型的耳饰，除了西南边陲地区的玦外，大多为金属质地或金属嵌宝质地，有一些带有鲜明的异域风格。

在吉林榆树大坡老河深汉墓除了出土有大量上述金属扭丝耳饰外，还出土有两种形制比较少见的耳饰。一种是葫芦形涂漆铜耳饰，为铜薄片作一葫芦形，上端一细条挂钩，下分两侧各呈一小圆，每圆中布一周小圆泡，在两圆件有上下两个圆形穿孔，再往下为一大圆，圆边有周小圆泡，其间布有五个压制成的大圆泡，每泡外又围有一周小圆泡，器表均涂有漆片，一件为深绿色，另一件为淡蓝色。另一种是弧片形耳饰，其中有5件为弧片形金耳饰，3件为弧片形银耳饰，形制相同，略呈指甲状，上端有一半环状的窄片，下为筒形的薄片，其中一件标本长1.6厘米、宽1.1厘米、厚0.02厘米，造型比较奇特。

辽宁锦州义县刘龙沟保安寺出土有一对金耳坠，推测为东胡族乌桓人的墓葬。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汉代墓葬出土有一组华丽的首饰，由金镶玉耳坠、鹿纹金饰牌、金串珠、镶金玉佩等组成，属匈奴贵妇的墓葬。河北定县北魏石函出土的一对金耳坠，造型复杂，精巧别致，因石函中还同时出土有波斯萨珊王朝银币41枚，琉璃器和珊瑚器也不似中原本土所产，因此此金耳坠的造型也极有可能是受波斯风格影响，或者就是随银币一同来自于波斯本土。山西大同城南电焊厂北魏墓也出土了一对金耳坠，整个由一根细丝缠绕的轴杆垂挂着六七个铃之类的小饰件构成。挂链双丝套扣工艺尤为考究，其与可随轴转动的小饰件互相闪动，充分调动着金光的折射。据相关学者研究，此一墓葬群大致为公元5世纪北魏王朝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期间的文化遗存，历史上的政治原因造成当地居民和南迁鲜卑人群杂居与融合[20]。因此，此耳饰也带有一些鲜卑风格，和拧丝(扭环)坠叶穿珠式耳坠有一些相似之处。同时，因平城曾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因此其风格或也受到西亚影响，和河北定县北魏石函出土的波斯风格金耳坠也有相似之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一对金耳坠，考古报告中称其或为西北少数民族的耳饰——“金”，但根据文献推测，耳应该为环形，故笔者在此认为如其确是耳饰的话，定名为金耳坠比较合适[21]。

在新疆地区墓葬中出土的耳饰，虽没有繁杂的坠饰，但嵌有各色宝石，形制颇为独特。如新疆吐鲁番市交河沟西一号墓地一号墓出土有一金镶绿松石耳饰，其造型为牛头形金质框架，内镶嵌绿松石和白色石，背面焊接一弯曲状的细钩，用于佩戴，反映出古代吐鲁番地区与东、西方以及北方游牧文化之间紧密的联系与渗透，其表现手法在西方斯基泰文化与北方鄂尔多斯文化的动物纹饰品中，均可寻觅到类似的形式[22]。另外，在新疆巴州尉犁县营盘古墓地二二号墓出土的银嵌宝耳饰，从其工艺及墓葬中其他出土文物综合分析来看，带有综合本地区民族文化、中原汉文化及西亚、西欧等外来文化的特色[23]。

二、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耳饰文化之比较研究

(一)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耳饰材质之比较

从汉魏时期北方民族地区出土的耳饰材质来看，以金银质及黄金嵌宝者为多，玉耳饰比较罕见，虽然在这些地区玉质的饰品也偶有所见，但基本属于从中原传入的物品或因素。这一点和中原农耕地区在汉魏时期首饰材质选择上首选玉质有着鲜明的区别。

以玉为美是中原农耕民族自原始社会以来一直沿袭下来的传统，从中国已知出现最早的玉装饰品——玉玦，及随之出现的大量玉璜、玉环、玉瑗、玉佩等等，到汉代在中原地区广泛出现的玉耳珰，玉器在唐以前一直是中原汉族地区人体妆饰品的主流。而对黄金饰品的推崇，在中原是经过十六国、南北朝阶段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在长期的民族错居之后，再加上隋唐统治者本身拥有部分的鲜卑血统，使得当时的中原大地胡风盛行，在文化上广收博取、海纳百川，因此，到了隋唐阶段，金银首饰才开始在中原的上层社会逐渐普及。

但在古代中国北方以畜牧业为主业的游牧民族地区，在选择人体妆饰品的材料上却是对贵金属材质情有独钟。从大体相当于夏朝的朱开沟早期遗存发现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耳饰开始，到河西走廊四坝文化发现的中国已知最早的金首饰——金鼻饮和金耳环，及随后而来的以匈奴文化为代表的广大北方草原游牧集团，几乎都以黄金作为制作首饰的首选材料。从而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划出一条“黄金与美玉的文化交界线”[24]。

在首饰材质的选择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区别，主要是与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文化差异有直接的关系。农耕地区由于具有较优厚的自然环境，因此人民定居生活，聚族而居，自给自足，平和富足，人口繁密，这就使得如何和谐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而中国古人认为处理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方法不是通过血腥的战争或者严酷的刑法，而是追求对人的道德教化，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通过追求个体内在的和谐从而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发展出了成熟的礼文化，周公制礼作乐，完备了前代的典章制度，发展到了“郁郁乎文哉”的程度，连孔子都赞叹不已，宣称“吾从周”，礼与仁义遂也成为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浸淫其中的中国人的妆饰观念自然也脱离不开礼文化的影响。玉，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美石，就逐渐被打上了礼的烙印，成为了中原农耕文化下君子品格的象征，使得“古之君子必佩玉”。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献中，有关人体的佩玉被分为“德佩”和“事佩”两类，妆饰的功能却没有被提及，这和中原古人赋予玉的强烈的社会属性有直接的关系。

而游牧文化则有很大差别，牧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人口稀少，很难形成聚落，因此，和谐地处理人际关系就变得并不是那么重要。相反，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生产不稳定，一旦遇上自然灾害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就意味着生存的危机。每到此境，游牧民族只能为了生存而劫掠，因此，游牧民族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侵略性格成为了其独树一帜的文化特征。因此，游牧民族领袖的地位往往不是靠礼制纲常确立的，而是凭借其所拥有财富的多少确立的。黄金由于其稀缺性和其如阳光般耀眼的光芒，成为了财富最好的象征。

比较黄金和美玉这两种不同的材质，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两个不同文化集团的性格差异。玉石温润，象征君子的仁厚，黄金璀璨，象征牧人的豪放；玉石来自天成，可遇而不可求，象征农人的顺天承命及追求天趣、天巧的美学趣味，黄金需要人工冶炼，是一种有价的财富，象征着牧人比较务实的作风和直接外向的性格；玉石坚固，千秋如对，体现了中原古人对超越短暂生命的渴望，黄金易折，可以反复熔铸，款式常新，则体现了牧人对当下生活的进取及其历史积淀的相对脆弱。

(二)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耳饰佩戴习俗之比较

从汉魏时期北方民族耳饰佩戴情况来看，男性和女性均有佩戴，甚至在某些墓葬中，男性佩戴的比例还要高于女性。例如前文提到的辽宁朝阳王子坟山发掘的两晋鲜卑族墓葬、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西汉墓地、辽宁朝阳北票喇嘛洞墓地等出土的耳饰均位于男性墓内。这一点也和中原汉族有很大差异。中原汉族的男性步入先秦之后就不再穿耳戴饰了，而汉族女性普遍佩戴耳饰则要从宋代才开始，其主要源于儒家与道家所共同倡导的身体全形观。

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开篇即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即遵从孝道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父母所给予的这具肉身的全部自然形态，即使是头发也不允许随意剪去，更不要说随意破损肉体了，这其中就包括对穿耳的反对。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其以自然无为为本，“法天贵真”，推崇天然美，赞赏“大巧若拙”、“大朴不雕”，以个体人格和生命的自由为最高的美，提倡“全德全形”为女性美的最高境界。《庄子·天地》曰：“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其中“形全”便是指在形体上保持完整，反对雕饰。《庄子·德充符》曰：“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成玄英疏：“夫帝王宫闱，拣择御女，穿耳翦爪，恐伤其形。”郭庆藩集释：“家世父曰：不爪剪，不穿耳，谓不加饰而后本质见。”认为穿耳是会破坏身体的“全形”，从而失去了天然美。郭沫若《金文丛考》据此认为：“爪翦穿耳者不得御于天子，乃以为非礼。天子者宗周盛时之王，此尤足证女子穿耳之习必在周室衰微以后见重于世。”他的意思是说，穿耳之俗在史前是十分普遍的，周时，随着礼教制度的加强，中原人开始鄙视这种风俗，并且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后，此俗才又略有抬头，但穿耳带环依然被认为“乃贱者之事”②，是“蛮夷所为”③，在中原上层社会中并不流行。

少数民族和异域民族并不受中原身体全形观念的约束，因此一直保持着穿耳戴环的习俗。这在史籍中有很多记载，例如《后汉书·东夷》：“会稽海外有东鯷人，人皆髡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南史·夷貊上》：“穿耳贯小环……自林邑、扶南诸国皆然也。”《北史·列传第八十三》：“赤土国，扶南之别种……其俗，皆穿耳翦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新唐书·西域》：“中天竺……男子穿耳垂珰，或悬金，耳缓者为上类。”《旧唐书·西南蛮·婆利》：“婆利国，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珰。”《旧唐书·泥婆罗》：“泥婆罗国，在吐蕃西。其俗翦发与眉齐，穿耳，揎以竹筩牛角，缀至肩者以为姣丽。”《卫藏图识》：“西藏妇女耳带金银镶绿松石坠，下连珍珠珊瑚串，长六七寸，垂两肩……巴塘番妇，耳贯哪咙大圈聚红珠于下，复以线缚于耳。”④可见佩戴耳饰之俗，在中国东南西北边地的少数民族中皆有流行，且不分男女，都可戴之。北方游牧民族自然也不例外。

游牧民族不分男女均喜爱佩戴耳饰，当然也包括除耳饰之外的其他金银饰品和金嵌宝饰品。但总体来讲，从汉魏及先秦的考古发现来看，耳饰始终是占北方游牧民族出土首饰的大宗。这可能和北方民族穿着比较厚重，唯有耳饰比较容易显露于外有关。游牧民族佩戴耳饰不分男女，这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首饰观念有关。因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活动荡不定，因此，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储存财富的方式就和定居民族非常不同。定居民族储存财富的方式主要依靠采买田地，修建房屋，购买古玩字画，储存金银货币为主。但游牧民族由于需要经常迁徙，因此其财富必须要以方便移动的方式来进行携带，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牛羊和戴在身上的金银珠宝首饰。日积月累，首饰和牛羊便成了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由于首饰在这里的装饰作用是其次的，储存财富的作用是主要的，因此，对于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性来说，自然也就成为了承载财富的主体。因此，汉魏时期游牧民族地区出土的耳饰，不仅不限男女，而且男性佩戴的比重甚至要更大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