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报刊立宪动员与政治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宪论文,清末论文,报刊论文,动员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8-0101-07
甲午战后是报刊传媒与立宪思想同时迅速发展的阶段。清末崛起的报刊传媒为立宪动员提供了有效的载体，立宪思想也为报刊传媒生成的舆论注入了立宪民主的内涵。报刊传媒与近代立宪民主这两者本身，都是肢解专制制度的刑具，两者的结合及相互作用，加速了专制制度的结束。
一、报刊立宪宣传下的公共舆论与专制制度的结束
(一)报刊传媒的话语改变
随着立宪民主的宣传，清末报刊中的话语内容和形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就话语内容来看，戊戌时期知识分子在报刊中讨论的政治问题，基本都在传统儒学的框架之内，逸出这一范围的问题，便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比拟的东西加以比附，从而寻找读者能够接受的平衡点。比如梁启超将西方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和“民为政之世”，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相对应，便是为其宣传的西方政治思想披上统治者和士大夫喜欢的传统外衣。尽管报刊中立宪政治宣传需要传统文化的形式来掩饰，但报刊宣传的话语内容已发生了变化，“民权”、“议会”等这些传统文化中没有的词语的频繁使用，已使传统的话语体系开始受到挑战。不过，这一时期政体问题的讨论，基本上仍在传统文化提供的话语环境中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随着对民主理论的大量输入，以《清议报》为分界，报刊中对政治问题的讨论，逐渐跳出传统文化的窠臼，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寻找答案，立宪政治成为报刊呼吁的主题，话语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
报刊立宪舆论的崛起改变了话语权利的格局。传统社会的话语权由统治者完全垄断，民众很少有表达的权利和机会。而报刊的发展和立宪宣传掀起的社会舆论，不仅为民众提供了话语表达的平台，也为民众争得了表达的权利。这样，话语的发布除官方自上而下单向传送外，另有了报馆代表民意的多维度表达。前者使话语的接收者无论对官方的意志认同与否，都不允许有置辩和发表异见的机会和权利。报馆的崛起改变了这种局面。虽然它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也是官方话语传播的载体，但民办报馆更是民意的代表，传达民间的声音是它重要的使命。自此之后，官方话语开始受到来自报刊传媒的制约，对于由上汇集而来话语，报界经常用西方民主标准来匡正官方话语的对错，进而借助大众传媒造成舆论，使民间的声音由下而上回流于官方并影响社会。争得话语权的报刊媒介对各种政治问题的讨论，已纳入到法律和立宪国政治的框架下，并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标准来衡量政府与政务之是与非。报馆经常以居高临下态度对政府予以警示、命令和训诫，报刊文章标题中常常出现针对清政府的如“警告”、“驳论”、“质疑”和“疑问”等驳论、警示、规劝性词汇，不仅是报馆意见的表述，也是对现有政权的质疑和威慑、对其公信力与权威的挑战，由此也可窥见报刊传媒话语在清末舆论中的强势地位。
报刊宣传话语内容和话语权利格局的改变，无疑宣示了清政府赖以存在的传统话语体系受到了严重挑战。新的话语体系只为产生它的民主政治服务，而内政不修的专制政府的权威却不断遭受它的侵蚀。
(二)政府成为被讨论的对象
在传统社会中，报纸这种有效传递信息的工具，只被用来在统治者内部自上而下地传递政务信息，其社会功能尚没有发挥，与普通民众几乎不发生联系。然而，清末报刊与传统的报纸在创办者主体和传播内容上已完全不同，清末报刊大部分由民间资本所创，商办比例最高的1906年竟达90％，这就意味着舆论为民间报刊所掌握。掌控舆论的民间报刊即掌握了政事的发言权，自此之后，国家事务不再是统治者单方面表达，民众不仅可以参与讨论，甚至可以对政府提出质问和反驳。而随立宪思潮输入国内的西方民主思想，则是报刊传媒冲击君主专制制度的利器。
1.对专制政府存在合理性的质疑。中国历来对统治模式的讨论，在于争论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孰优孰劣，没有其他的传统政治体制可以选择，讨论的结果无论怎样都不会跳出这两种制度，所以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制度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打转，尽管打政权更迭，但封建专制制度没有受到丝毫的威胁。随着立宪报刊源源不断地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理论及西方民主制度发展史，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不断深入，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戊戌之后，尤其是立宪思想蓬勃发展之后，中国处在民主进程前一阶段即封建专制时代的事实逐渐为知识分子所认同，一致认为中国是封建专制制度而无丝毫的质疑①，专制导致亡国的结论很快也形成了共识。自此之后，时人认为中国一切社会弊端滋长的根源就在于政府的专制，以清政府为代表的专制政府就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既然专制不合于历史潮流，建立在专制统治之上的清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又在哪里？这是清末立宪思潮中报刊媒介对政府无情批驳的潜在逻辑。尽管清政府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并着手为推动立宪做了许多必要的工作，中央官制改革已经大刀阔斧地进行，地方咨议局也已设立并开始发挥作用，但是在由专制向立宪过渡的时期，政府的专制行为依然存在，并且在某些领域更变本加厉。在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清政府一直无法摆脱民间政治势力对其专制的批评，更何况，清政府推行宪政是在不情愿中进行的，本身就不愿意放弃专制权力。预备立宪时代的政府在事实上专制与报刊传媒宣传的立宪民主价值观的矛盾，助长了民众对清政府存在合理性的严重质疑与行为上同政府的疏离。
2.君主权威的神秘面纱被揭开。自古以来，与民众保持着较远距离的君主与皇权被附加上诸多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性权威，是统治者利用君权神授和奉天承运的天命观以及君纲统摄的纲常伦理逐步树立起来的。这种神秘权威一旦确立，便成为一种无形的权力，使民众因惧于威慑而顺从君权的统治，从而统治者因这种具有监控社会的神秘性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清末报刊传媒的出现和立宪思想的发展，从两个方面打破了这种神秘性，将君权和君主本人从神坛请了下来。一方面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为前提的西方国家主义伦理观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观，这是促使这一权威被肢解的最有力武器。西方国家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由人民组成，人人生而平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国家管理者，必须是由人民选举代表，其代表人民行使国家主权，必须遵守共同订立的契约。西方的伦理不仅否定了君权来自于天的合法性，也否定了君主与臣民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尤其是对缺少监督的君权予以了法律的约束，使君主的权威回归到法律允许的范围。逸出这部分的君主权力不仅不再为民众服从，而且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总之，君权不再是无所不能，社会也不再以君权为最高依归，而是以民主国政体下的宪法为准绳。另一方面，由于清末时期言论有相当大的空间，报刊内容只要没有严重诋毁宫廷的内容，于皇室、宫廷及君主本人的报道都是可行的。因此，对皇室和帝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比比皆是，原来“不准妄议朝政”的思想控制下对皇帝敬而远之的情况，发展成为可以对朝政和皇帝及皇室成员的任意评点。结果在政治腐败和外交屡屡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光绪皇帝被讽刺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慈禧太后，也被称为专制民贼。这样，以往由儒家文化塑造出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及代表皇权者的形象，被报刊传媒舆论重构，并借助报刊向民众广泛传播。报刊传媒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将君主及皇室的神秘面纱逐渐剥离，使得以往由神秘性赋予的皇权权威和统治力受到不小的削弱。
(三)民众的不满情绪
在外患频仍而内政腐败的社会环境下，清末留心时局的知识分子都对社会和政府抱有变革的期望。在1906年之前，报刊宣传的重心在于对实行君主立宪的呼吁，报馆一方面启发民智，增长民众立宪常识，以培将来立宪之基。另一方面，造成立宪之舆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求立宪政治之实行。与此同时，清政府已推行了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改革，时人对清政府刷新政治实现富强也抱有不小的希望。但后来，因政府行为与立宪要求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亦与日俱增。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报界主张立宪者对清政府迟迟不宣布召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的具体年限非常不满，认为政府是故意拖延宪政进程。因此在报刊中对清政府进行再三质问，指责其“市立宪之口惠，逞专制之实威”，②并对清政府实行立宪的诚意再三的怀疑，对清政府层出不穷的腐败更是不满到无以复加。这些因对立宪政治抱有的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失望，对掌握舆论的知识分子报人来说，最容易以此表达对政府和现实的不满。因此在清末的立宪报刊中，除了将这种不满的情绪转变为对清政府的质问、讽刺及无情揭露之外，也表现在表达个人对国家前途和政府的失望上，报纸中屡屡出现的诸如“深恐国会未成，而大乱已兆”③的“大乱”以及“亡国”等字眼，则是对这种不满情绪的极端表达。这种不满，已非一报一人的情绪，而是整个报界共同诉求。当报界将这种不满和失望传递到社会时，无疑会起到汇聚摧毁滋生这种不满情绪的统治之力的作用。可惜统治者不能及时发现、正视并及时正确处理舆论中民意表达的不满，清政权不得不在以后的局势中为这种漠视行为埋单。1911年，当清政府将允许民间合股集资建造的铁路宣布收归国有时，四川咨议局以立宪政治下赋予议员的言论自由和法律权限向政府抗议，在全国的报刊舆论都声援四川咨议局并表达出对政府行为的愤怒时，清政府仍一意孤行，终于使地方与清政府剑拔弩张。在当时的局势下，即使没有武昌起义爆发，也会有其他形式的危机事件结束清政府这种无药可救的统治。
二、立宪报刊动员民众的阶层与清末政治变迁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严重，是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重要社会背景。救亡图存成为自此之后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首要政治目标。而报刊传媒则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西方和日本赖以强国的民主政治理论是知识分子进行社会动员的思想武器。清末报刊立宪动员的对象，也就是他们寻求的社会变革力量，主要是官绅士大夫、学堂学生等精英阶层，对其他诸如农民与工人阶层则甚少关注。
(一)官绅士大夫阶层
从戊戌时期《时务报》宣传变法、要求设立议院、实现民权开始，康、梁等民族资产阶级便将政治宣传的对象主要对准了官绅士大夫阶层，康有为说：“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④康有为认为官绅阶层是实现其变革理想的依靠力量，因此他们也成为康、梁等人报刊立宪宣传的重要对象。同之前的《万国公报》的宣传指导思想一样，他们希望通过影响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官绅士大夫实现改变中国的目的。
这一阶层人士，是中国接受过多年教育并取得功名的优秀知识分子，从知识层面上讲，他们完全具备接受与儒学异质的西方政治思想理论的能力。然而，儒学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与文化土壤，他们既是儒家文化的受益者，更是儒家文化的捍卫者。而以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制度是对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无情否定，这被否定的制度就建立在儒学的基础上。因此，这一群体同时被两个相反方向的作用力施于一身，在放弃封建专制制度选择西方民主政治的问题上，对他们来说的确难以轻易抉择。
在戊戌之前，对倡言变法维新的言论，许多人都心惊胆颤。当时，梁启超、麦孟华主编的《中外纪闻》(原名为《万国公报》)免费送与在京官员阅读，被送者竟吓得不敢接收。随着西方思想的不断输入，直到二十世纪初年，面临被瓜分的民族危机，部分官员和地方士绅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梁启超等人立宪思想的呼吁下，逐渐转变到立宪立场上来，于1901年拉开了官员奏请立宪的帷幕。1902年，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呈送朝廷的札记中有言：“处今日而欲挽回世运，收拾人心，固非立宪不可”，⑤并建议派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制订宪法。同年，御林院编修赵炳麟呈递《防乱论》，亦陈言必行宪法。⑥之后，在报界的持续宣传、尤其是《新民丛报》对立宪的极力鼓吹下，请奏立宪之官员不绝如缕。在日俄战争引起立宪思潮风起云涌的情况下，袁世凯、孙宝琦等人的上书，终于使清廷沿着梁启超在《清议报》的《立宪法议》一文中设计的进程迈向立宪之途，并于1905年选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后拉开预备立宪的序幕。颇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地方士绅也加入到奏请的行列，共同推动清政府宣示预备立宪的政治进程。预备立宪阶段的地方士绅便以立宪国的标准，在地方咨议局和省议会的确起到监督地方政府的作用，并对政府的行为以宪政为准绳相要求。预备立宪时期资政院和咨议局开设后，专制政体下为所欲为的这种行为便受到议员的挞伐。在政府答应商办铁路且四川民间已筹集资本开始筹建铁路时，政府突然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并举借外债将铁路的修筑权出卖外人却不退还民间已投入之股份，清政府这种做法，遭到四川立宪人士的强烈反对，保路士绅在立宪的框架下同政府针锋相对，在在皆言法律，处处讲宪政、法律。如保路运动代表被捕后，编修伍肇领等上督军司道呈文中称，保路代表“皆为国家法律认定之人，即当受国家法律之保护。”⑦且“伏查钦定法院编制宪法，凡国事犯皆以大理院为第一审。……可否将此数人交法庭审讯。如果真有叛逆确据，即请布告全川……”⑧即以国民资格要求法律对国民之权利予以保障，对政府捏造保路人士的叛逆罪名，要求公布证据，并依据宪法规定，要求审判机关审判而不是由地方政府羁押。对立宪思想把握比较准确的地方立宪派士绅在与政府的交锋中，使政府处处处于被动境地，政府无法平息被立宪思想武装起来申张自己正当权利的士绅的抗争，在辛亥革命前，双方已势同水火。各省咨议局的代表联合起来请愿速开国会、速设内阁、各省督抚联名请设声援的行为，也是官员士绅立宪觉悟的又一重要表征。
同不少官员士绅接受了立宪思想一样，也有不少人由于多种原因对立宪横生阻梗。即使是立宪官员士绅，其思想认识也同康、梁的认识有很大差距，与西方对宪政的经典解释更有着相当的距离⑨。报刊立宪宣传对官员士绅的影响，在于他们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朝着民主政治努力，而另外一部分官员虽然依然黏附于专制的肌体上，不过，经报刊立宪动员洗礼过后，这种粘合力已大大减弱了。
(二)学堂学生与留日学生
学堂学生和留日学生是立宪报刊舆论宣传的重点对象。由于舆论领袖康、梁逃亡日本，创办于日本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便成为立宪舆论的中心。他们在留学生比较集中的日本创办有不少代派所，即为争取留日学生努力。留学生中，主张立宪者比比皆是。如留学日本江户的吴贯因，经常为报刊撰稿，发表自己的议论。在革命与立宪论战之后的背景下，吴贯因同立宪派报刊联系非常密切，并担任《政论》、《宪政新志》、《国风报》等报刊的文责。也有被动员的留日学生回国后又成为立宪动员者，成为国内立宪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至于国内学堂学生对《新民丛报》、《清议报》的阅读更是司空见惯。这一最易接受新思想的群体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思想悄悄发生了改变，表现出对民主、自由、平等的向往和追求，并在清末掀起了多次学堂风潮。据桑兵统计，清末共发生了283堂次风潮，大学高等、专门、中学、高小、初小5个级别的学堂分别是39、110、80、36、18堂次。可以看出，学潮主要集中在中学以上的学堂，这些学堂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对民主理论和西方民主思想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并对不同政治制度的优劣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这些学堂学生发起学堂风潮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民主思想则是他们反抗学校专制的火种。桑兵统计的另一个数字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结论，即反对学堂内部腐败专制的学潮共220次，占总数的67％。学生还提出自治的要求，并成立了自治会，以实际行动履行预备立宪之“实行与预备二者皆在我国民”⑩的认识，俨然以立宪之国民自居，争取自己的权利。下面一组数字，则反映了学生斗争与立宪动员的关系：
学生斗争手段表
年份 罢课退学其他总计
1905 4
9
3
16
1906 10 5
6
21
1907 30 15 8
53
1908 39 17 19 75
1909 34 14 25 73
1910 29 11 13 53
1911 32 13 11 56
总计 178 84 85 347
资料来源：桑兵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170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从1905-1911的7年中，学生的斗争总计347种次，立宪思潮初起的1905年仅为16种次，次年也才21种次，而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的第二年即1907年，立宪思想进入高涨时期时骤增至53种次，然后又持续增长至75、73种次，即前五年都呈现出学生斗争次数增长的态势。尽管1910和1911两年有些回落，也尚在50多次以上。不过从这里还可以发现另外的信息，即学生运动和当时的国会请愿运动并不合拍，学生斗争高潮的1908和1909年，请愿运动才刚刚开始，后者1910和1911年才达到高潮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即迫使清廷提前召开国会，缩短了立宪的预备年限。被动员起来的士绅及上层知识分子等掀起的请愿运动高涨时，学潮已经回落。这就说明立宪动员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在内容、时间、程度以及表现方式上是有差异的。而且，对立宪思想把握相对比较正确的两个群体的独立政治行动，没有实现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推动立宪的力量。
(三)农民、工人
清末由报刊激发的各种社会思潮并发，都有一定的支持群体，然而，这些社会思潮中以影响中国工人与农民阶层为目的的却很少。就立宪思想宣传以来，其政治理论设计中对工人和农民的关注就很有限，立宪派领袖对农民问题长期以来都未予以考虑，除了对二者的文化水平和民主程度较低、目前尚不具备立宪国民之资格而难以担当立宪之任有足够的认识之外，没有将二者作为政治变革依靠力量来看待。因此，虽有一些白话形式的宣传内容来争取这类民众，除此之外则没有其他更切实的努力。立宪思潮中的报刊宣传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农民和工人群体的议题。直到1910年7月，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署名“沧江”的文章《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一文，才认识到没有农民阶层参与的政治，并不符合宪政的精神，认识到对农民政治思想开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梁启超说，“立宪政治者，国民政治也。欲宪政之成立，必须令国民中坚之一阶级，知政治之利害且己而思想参预之，然后其精神有以维持于不敝。……我国以农为国民中坚者也，故开发农民之政治思想，实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也。”(11)他还从国会的实质及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角度，指出中国有史以来对农民的极端不公平：“国会之滥觞，本以代议士为租税义务之代价，而中国现行租税，则其十之九皆农民所负担也，各国租税有系统按诸财政原则，务求公平，我国则漫不之省，而惟偏于一方。故往往素封之家，一纳一铢正供，而终岁勤动之小农，则诛求到骨。”(12)农民要改变这种只尽义务却不享受权利的不对等状况，唯一的途径是“必当要求国会”。中国农民“与国会关系最切”，农民“有国会则生，无国会则死也”，(13)因此农民应要求开设国会。而要使农民有此认识，还需要知识分子的动员呼吁，“大陈此义以唤醒农民，则士君子之责也。”(14)应该说，梁启超了解到农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真实处境，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也是正确的，俨然如农民阶层的代言人。比较可惜的是，梁启超还来不及系统地动员农民，清政府已经垮台了。
工人与农民不同，工人群体中有部分文化水平不高但有识字能力者，立宪的宣传可以波及到他们。但只以民主的目标相号召而非针对工人阶层的特点来宣传动员的话，是难达预期效果的。下面从清末工人罢工要求来看工人阶层与立宪动员的关系。据统计，从1902-1912年，上海工匠罢工共16次，罢工因要求增加工资而起的有13次，另外三次，分别为印刷工人1905年要求释放因散发反美传单而被捕的工友(15)、自来水公司工人1910年要求发放扣留工资(16)、裁缝工人1911年反对延长工作时间(17)。参加的行业有：船厂(木工)、铸造、兵工厂、纱厂、印刷、煤气、自来水、豆腐业、裁缝、油漆业、珠宝业。其中印刷工人罢工3次，铸造2次，豆腐业2次。(18)从罢工要求来看，除了1905年声援因反美而被捕的工友的罢工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外，其他则都是为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工资待遇斗争。当时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立宪分子并没有对工人争取支持，工人群体也没有给予声援。因此，除了声援抵制美约的工友的这些运动反映了当时报刊宣传的抵制美约运动的效果和影响外，看不出立宪思潮对工人群体的实质影响。
清末时期，呼吁变革的有识之士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认为政治变革必须依靠精英，即社会中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者。康有为等人认为，就当时的中国而言，最初的民主化必须在精英领导下开始，这是一种历史需要，(19)历史证明，从十九世纪晚期至1919年，民主的主要拥护者几乎都是拥有强烈儒家文化背景的知识精英。余英时认为，如果民主的观念想在中国找到一个好的生活环境，那它只能在儒家精英中寻找，因为其他社会团体，包括商人团体和农民团体，都没有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政治的意愿。(20)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他社会团体政治参与状况仍然没有改观。根据闵大洪、陈崇山1991年对同样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地区农民对报刊传播现代观念的研究，“比较没有自主性”和“比较没有参与意识”者占56.5％，“一点没有自主意识”者居然占27.8％，(21)即“比较没有”以及“完全没有”自主性和参与意识的人占到了84.3％。到了20世纪末时农民参与意识尚如此薄弱，20世纪初农民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意识则更为欠缺。黎友安和史天健根据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判断，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其他这两个群体的差别表明，如果政府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再导致一次政治危机，大部分人仍然不会对民主变革的要求提供支持。(22)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客观现实。康、梁等立宪派人士基于这样的认识，将动员的努力放到官绅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身上，这的确是实现其政治理想最可行和效果可最快体现的一种途径。的确，经过几年的呼吁，官方、地方士绅和学堂学生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都有可见的行动，为报刊立宪动员的影响作了明显注脚。
清末时期的立宪动员，尽管有向下层社会传播知识和立宪思想的努力，比如白话报的创办、演说会的演讲、宣报活动，以及立宪预备后清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宣讲晓喻立宪，还有不少地方士绅定期宣讲等，这都是对社会底层民众最有效的动员方式，但这些行为多发生在城镇，距离农民或工人等最基层的民众还很远。当时的立宪动员对中国最大的两个阶层存在忽视或动员不力的情况，正是立宪思想宣传的严重不足，也预示着立宪政治理念无法在当时的中国民众中扎下牢固的根基。一个国家最多数人缺席的民主是脆弱的。继起的政权也未对这两大阶层民众进行足够且有效的民主启蒙，没有独立意识和民主精神的民众，拖带着专制社会下沿袭的驯服和顺从，沦为改朝换代或政治家争权夺利的工具。
三、结语
报刊传媒立宪动员是牵引清末政治变迁的重要动力，报刊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立宪理论对封建专制的巨大破坏力成为清末政治变迁的加速器。立宪思想通过报刊宣传改变了传统的话语体系，从理论层面瓦解了专制制度赖以依存的伦理基础；报刊传媒以立宪理论为武器，从实践层面发起了社会动员，培植了挑战现政权的社会力量，有效地推动了清末政治变革。不过，由于立宪宣传和动员阶层的局限，清末政治变革并未完全达到报刊立宪动员的政治目标。
注释：
①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②宣：《论假立宪之足以速亡》，《时报》，宣统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③《读初三日上谕感言》，《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七日，“社论”。
④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4页。
⑤《摘录海盐朱学使福诜壬寅夏进呈劄记(为条陈立宪事)》，《时报》1908年2月28日。
⑥赵炳麟：《防乱论》，《赵柏严集》，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36—40页。引自伊杰《清朝官吏中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一人是谁》，《历史教学》1989年第11期。
⑦⑧秦枬：《蜀辛》；《巴蜀丛书》(第1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478、479页。
⑨迟云飞：《清季主张立宪的官员对宪政的体认》，《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⑩《大公报》，1906-9-24。
(11)(12)(13)(14)沧江：《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风报》第19号，宣统二年七月十一日，第9、9、10、10页。
(15)《时报》，1905-12-5。
(16)《时报》，1910-7-22。
(17)《时报》，1911-7-27。
(18)[美]裴宜理：《上海罢工》，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7页，“附录”。
(19)[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3页。
(20)(22)余英时：《民主观念和现代中国精英文化的式微》，程嫩生、罗群译，《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0、391页。
(21)闵大洪、陈崇山：《浙江省城乡受众接触新闻媒介行为与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新闻研究资料》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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