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晚期晋北道情剧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情论文,剧目论文,晚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4)04－0141－04 晋北道情是山西北部地区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形成于清朝中晚期，约有剧目一百余种。据河曲县五花城乡大墕村龙王庙戏台题壁记载：“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庙会大吉，阳歌盛事，风搅雪，日唱小寡妇上坟，夜唱打经堂。五云堂玩艺班敬演。”另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西卷(下)记述，1985年，张仝兔曾献出家中珍藏的4个手抄剧本(两个二人台本，两个道情本)，其中道情手抄本是《韩湘子出家全图》和《三死何文秀》，誊抄时间分别为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三日等，日期下边均有传家李有润、誊抄邬圣祥或传家李有润、誊抄邬等字样[1]。上述记述可以说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晋北道情剧目，也是晋北道情形成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些剧目中所表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不仅从多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当地群众的情感寄托和精神需求，同时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分析晋北道情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一 清中晚期晋北道情剧目题材分类 目前已知的晋北道情剧目约有一百余种，表现的题材主要有：讲述八仙故事的神仙故事戏，以生死轮回为内容的因缘果报戏，以及除暴安良戏、才子佳人戏和反映当地现实生活的戏等等。清中晚期晋北道情的剧目基本涵盖了上述题材和类别。 (一)《韩湘子》与神仙故事戏 以“八仙”为题材的神仙故事戏在晋北道情中占有较大比例，特别是以湘子成仙和湘子度韩愈的道情戏在当地有较大影响，被称为“韩道情”。有关韩湘子故事，早见于唐代《酉阳杂俎》、宋代《青琐高议》[2]；明朝人杨尔曾编有《韩湘子全传》，又称《韩湘子十二度韩昌黎全传》、《韩昌黎全传》等。晋北道情戏《韩湘子》叙述了韩湘子成仙并度化韩愈飞升的故事。 韩湘子是汉灵帝时丞相安抚的女儿，死后转生成白鹤，后经钟离权、吕洞宾度脱，托生到韩家，名叫韩湘子。韩湘子七岁时父母亡，由老姑父韩愈夫妇抚养长大。湘子从小“不读诗书不慕名，一心向道了山林”，后离家出走，寻师访道。钟、吕设金钱美女引诱他，化猛虎巨蛇恐吓他，都不能动摇湘子求道之心，后传之大道，湘子得道成仙。湘子成仙后，奉玉帝旨意下凡去度韩愈一家升仙。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一生尊崇儒术，历任兵部侍郎等要职，人称“韩吏部”。韩愈《祭十二郎文》的十二郎是韩愈的侄子韩老成，也是韩湘子的父亲。韩愈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后兄长过世，与侄子韩老成同由嫂子郑氏抚养成人，情同手足。韩愈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能写文章，热衷于功名，常年在朝为官，不肯出家。后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作《谏迎佛骨表》，宪宗大怒，被定为死罪，经众人说情，才得以活命，并被发配到八千里外的潮州作刺史。赴任途中行至蓝关，大雪纷飞，马死粮尽，命悬一线时，韩愈见到已成仙的侄孙韩湘，作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愿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此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表达了仕途受挫、委曲、哀怨、悲凉的心情。后韩愈被韩湘子度脱，得道成仙。湘子后又设法度脱老姑、妻子、岳父等成仙。 《韩湘子》作为清中晚期晋北道情的代表剧目，一是塑造了一个有坚定信念和吃苦精神的“仙人”韩湘子，他舍弃家庭、历经艰险修道，最终得道成仙。既向世人展现了得到成仙的艰难过程，同时宣扬了道教思想、道教文化和道教精神，并通过韩湘子度脱亲人脱离苦海，显示了神仙的大爱之心。二是韩愈生前曾写过《祭十二郎文》、《谏迎佛骨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世人所熟知的著名诗文，这些诗文同他的人生起伏和剧情发展有高度的一致性，使剧情有了较强的可信度。三是韩愈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文章、官品、经历对世人和文人影响较大。特别是韩愈早年苦读，一生尊儒为官，晚年度脱成仙，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的读书做官、死后成仙的理想境界，也表达了一种百姓阶层的价值认同。 (二)《打经堂》与因缘果报戏 《打经堂》又名《李翠莲传》、《十万金》、《大上吊》[2]等，属于修贤劝善、因缘果报戏。由《翠莲开斋》、《刘全讨帐》、《化金钗》、《打佛堂》、《大上吊》、《刘全进瓜》、《借尸还魂》等七折戏组成，均可单独演出，是晋北道情的传统剧目，又称“李道情”，长期以来在舞台上盛演不衰。 《李翠莲传》在《十渡船》中已有记述：“二船渡的李翠莲，为舍金盏丧黄泉，观音菩萨来指点，一世永转皇宫院，刘全地府把瓜进，借尸还阳李翠莲。”小说《西游记》第十一回将故事进一步进行加工和丰富。唐贞观年间均州有一富户刘全，其妻子李翠莲在门前拔金钗送于前来化斋的唐僧，后被刘全发现，怀疑翠莲不贞，骂她不守妇道，擅出闺门。李氏气不过，自缢而死。翠莲临死前唱道：“刘员外太狠心，回得家破口大骂，羞断难忍，狠狠心一命赴阴城。你逼为妻赴阴城，撇下小娇生，有谁来心疼。刘员外细叮咛，为妻此话你细听明。刘员外太狠心，那个金钗值几文，你逼为妻命归阴，留下一男又一女，有谁心疼谁照应……”李翠莲明知自己被冤，但被逼无奈，不得不撇下一双儿女，以死来表明自己清白。刘全知道真相后追悔莫及，在《进瓜》一折中唱道：“刘全两眼泪滚滚，思想起贤妻好伤心。想贤妻想得肝肠断，盼贤妻只盼得双目红……”由于“逼死李善人，罪孽深重”，刘家败落，最后落了个沿街乞讨的悲惨下场。时值唐太宗张榜招人去阴司给阎王送瓜，以兑现自己还魂时的许诺。刘全为改错遂揭榜应招，服毒赴阴间。阎王问明刘全以死进瓜的缘由后，准许翠莲借尸还魂，翠莲乃借公主身体还阳。唐王念刘全进瓜有功，恩准还魂公主与刘全成婚，夫妻两个便欢欢喜喜还乡。 《打经堂》属于典型的因缘果报戏。戏中塑造的李翠莲是一个自幼信佛从善的善人，早晚一卷经，佛前香不断，只因将金钗斋僧被丈夫怀疑冤枉，被迫撇下儿女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李翠莲上吊与其说是对封建势力的挑战，倒不如说是一种被逼无奈。但在因缘果报戏中，善人不能就这样白白含冤死去，恶人必须受到惩罚。因此接下来刘全就遭到了报应：“半夜里着火到天明，那牛羊共骡马都丧命，那绸缎共货物火化灰尘，那金银共银钱烧在火坑，那柴炭共米面烧在火坑，那文书共账目烧了个齐尽……”最后落得“哪一家舍茶饭一匙半碗，我刘全忘不了你的好恩情……”当刘全真正感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时候，因果报应的思想便左右了他的行为，于是戏剧性地又塑造了刘全以死改错的形象，并最终回归到中国传统审美“始困终享、善恶有报”的模式和“大团圆”的结尾。 (三)《三死何文秀》与才子佳人戏和除暴安良戏 《三死何文秀》也叫《三复生》或《何文秀》，故事源于明代传奇《何文秀玉钗记》。何文秀原本是官家子弟，后全家遭难只身逃出，靠唱道情维持生计。一日王兰英父亲做寿，何文秀来家唱道情。王兰英见文秀有才有貌，叫丫鬟领他到花园相见并赠花银，恰巧被王父撞见，认为女儿辱没门风，便要将文秀、兰英装入麻袋沉入水中处死。王母因疼爱女儿，暗地救出二人，命他们成婚后逃往外乡。出逃后二人有一段对唱：“何：幸蒙岳母明大义，黑夜相救双逃奔，从此是，同命相怜共相依。兰：从此是，形影相随心连心；我怜你，龙困沙滩难飞腾，我敬你，胸怀宏图志凌云，仰慕情深托终身。何：你为我，断了堂上父母情，你为我，抛头露面走风尘，这恩重如山无以报，我魂梦不安心不宁。兰：患难夫妻共死生，道什么谢来讲什么恩。愿只愿，你春风早得意，我离乡背井无怨声；愿只愿；恩爱夫妻能白首，我受苦受难也甘心……”不想二人逃至浙江海宁宿店，张堂见兰英貌美，谋杀了丫鬟，诬陷文秀入狱。张堂欲在狱中处死文秀，却被狱卒救出。兰英则流落异乡，被杨文母子收留。后文秀赶考高中，官封江南巡案，重返海宁微服暗访王兰英，正逢妻子兰英为他做三周年祭。文秀唱道：“文秀举目向内望，只见一间小草房，小小香台朝上摆，破木交椅分两旁，三支清香炉中插，荤素菜肴桌上放。白饭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又一双，感谢娘子情义长”。其后文秀又乔装算命，替妻子写状子，最后惩除了恶霸张堂，患难夫妻终获团圆。 从剧情来看，此剧一是采用了才子佳人戏的老路子，即“公子落难后花园，金榜得中大团圆”；二是表现了除暴安良和善恶斗争，何文秀虽屡遭迫害暗算，但三次复生，最终正义和善良战胜了邪恶。同时，《三死何文秀》中有许多唱词也十分优美，如“桑园访妻”何文秀的唱词：“行过三里桃花渡，走过六里杏花村，七宝凉亭来穿过，九里桑园面前呈，但只见一座桑园多茂盛，眼看人家数十份，那一边竹篱茅舍围得深，莫非就是杨家门？”再比如，在狱中何文秀唱道：“遥念兰英难相见，高墙铁窗隔阴阳，要聚首除非是梦里鸳鸯”等等，都为戏剧增色不少。 二 清中晚期晋北道情剧目内容分析 清中晚期晋北道情的三个剧目虽然在题材上和类别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能够在晋北地区常演不衰，这和其剧情内容与当地文化及民众情感需求、心理需求高度契合有较大关系。 (一)满足祈求平安的心理需求 晋北地区位于我国黄土高原东北部，历史上曾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区，也是塞外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内地的主要通道。自春秋战国起，北方的匈奴、突厥、回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都曾进犯这里，并进行过多次战争。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在这一地区打败林胡、楼烦二族，开辟云中、雁门、代三郡，修筑“赵长城”；西汉前期，汉武帝曾派兵大败匈奴；宋明等朝，这里常年驻有大量军队，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当年宋朝抗辽名将杨继业及其后代就征战在这一地区。晋北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战争环境，使得这里的百姓千百年来长期面对着战争和杀戮，终日生活在战乱、惶恐、流离失所和饥荒病痛中。他们既无法改变现实的生存条件，也无法改变现有的生活状况，只有通过超自然的宗教神仙世界给世俗百姓以信心和希望。久而久之，这里便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边塞宗教文化信仰。在晋北地区，八仙及八仙的故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一方面中国道教及中国神话中的八仙并非生而为仙，均为凡人得道，八仙多彩多姿的凡间故事，为当地人们提供了面对灾难和社会不幸的精神依靠，而道教宣传长生不老、自由幸福的神仙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惧死求生的心理需求。当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及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出现在道情戏剧的舞台上时，也就很自然的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同时，晋北道情也因演八仙故事而被当地奉为“神戏”，在当地其他剧种演出前先演出一小片断，以祈求剧团兴旺。另外，当地百姓也祈求儒教和佛教给予的关爱和帮助。许多人相信因缘果报，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地狱及阎王的存在，对李翠莲及《打经堂》善恶有报及生死轮回的现象表示认同，并常常用因果报应思想约束自己的行为。 (二)倡导大团圆结局模式 晋北道情的三个早期剧目，其结尾基本上都是大团圆结局模式。即先悲后喜，剧中的正面人物，先是经历各种磨难和考验，但最终得到令人安慰的结局。剧中始终贯穿着好人得好报，恶人遭恶报的善恶相报说。在《韩湘子》中，韩湘子历经考验得道升仙，并不断努力度脱亲人脱离苦海，实现了家人在仙界的大团圆。在《打经堂》中，李翠莲自幼信佛从善，却遭丈夫刘全怀疑冤枉，被逼含冤自杀。刘全遭报应后，知错能改，感动了阎王和唐皇，最终李翠莲借尸还魂，刘全死而复生，夫妻团圆并成为皇亲。在《何文秀》中，何文秀三难不死，最后科举及弟，加官晋爵，惩处了恶人张堂；妻子兰英先是仰慕情深托终身，断了堂上父母情，抛头露面走风尘；接下来是忍辱负重坚守妇道，最终是夫妻团圆，夫贵妻荣。鲁迅曾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大团圆结局不仅符合人们追求真善美，向往公平公道，希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人有好报的良好愿望，同时也符合和谐相处，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和因果报应的传统文化思想。大团圆结局形式对于生活在晋北地区的百姓无疑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心灵的慰藉。他们无力改变和反抗现实生活的痛苦和压迫，只好通过得道升仙、惩恶扬善、金榜题名、夫妻团圆等戏剧表演形式来营造一个喜悦欢乐的氛围来满足精神的需求，大团圆结局往往能使受众置身于结尾的愉悦中，达到并完成自我调节。 (三)宣传封建女性道德观 男尊女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价值判断，女性服从男性，“妇女贞节”、“从一而终”、“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在晋北道情的三个早期剧目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三死何文秀》在宣扬为爱情忠贞不渝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由于兰英最初主动邀约“花园私会，花银相赠”，失了少女的矜持，有悖“女教”，致使之后的生活多灾多难。正是因为她后来恪守妇道，从一而终，守节三年，方才获得幸福圆满，这些都是为封建阶级提倡的女性道德观作宣扬。 事实上，在晋北地区通过戏剧宣扬封建女性道德观与山西晋北地区特有的走西口移民现象也有较大关系。清代以来，晋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旱灾灾情严重。据统计，整个清代晋北地区共发生轻度旱灾33次，中度旱灾35次，大旱灾20次，特大旱灾5次，平均每2.88年发生一次[4]。当地民谣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由此形成了特有的走西口文化，即春天男劳力到内蒙古打工，秋后回家。有的甚至长年在外打工，几年才回家一次。因此，通过戏剧教化，宣扬女性“恪守妇道”、“从一而终”的道德观就成为晋北道情剧目的重要内容。在《打经堂》中，李翠莲将金钗斋僧，被丈夫冤枉上吊自杀，属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对女性的行为举止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虽然戏中让其借尸还阳，但毕竟是虚幻世界，而且宣扬的主题也已变为因果报应。在《韩湘子》中，也有得道成仙的湘子考验妻子是否守节的戏剧情节。可见，整个封建社会都十分注重戏剧对女性道德观的教化。 在清中晚期晋北道情剧目的记述中，还有一些反映当代生活题材的小戏，如二人台《小寡妇上坟》、《走西口》等，它们常常以风搅雪的形式与道情同台演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晋北道情在清中晚期编演当时戏剧目不足的缺憾。 综上所述，清中晚期晋北道情剧目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互补性。《韩湘子》表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由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社会和人生的失望而祈求神灵保护，神仙道化戏则借神仙人物和神仙故事来满足百姓的祈求并实现“劝善惩恶”的功能。但事实上，由于神仙道化的“惩恶”威慑力不足，不能完全持久地震慑人心而达到灵魂感化，因此还需要借助地府和“鬼”来提高震慑力。《打经堂》主要表现的人与鬼的关系。即通过对阴曹地府的描写，强化了“惩恶扬善”的功能。《三死何文秀》主要表现了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东游记》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还是《西游记》中含冤自杀的李翠莲，都是通过儒释道来控制人性，是虚幻世界的生活。《三死何文秀》则通过何文秀大难不死、金榜题名，王兰英冲破礼教、忠贞爱情表现了自我张扬、与黑恶势力抗争和摆脱封建束缚的人的生活，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清中晚期晋北道情剧目主题的更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了中国戏剧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收稿日期：2014－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