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约束因素及价值感知驱动模型
俞 林，印建兵，许 敏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1)
摘 要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的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的限制，但想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依然存在种种复杂因素，其中人口城镇化需要考虑“人”的复杂性因素。通过对江苏、安徽两省部分地区978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研，借助顾客价值感知理论构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驱动的概念模型和关系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相关结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个体特性、内部特性、外部特性和市民化价值感知构成模型结构变量，且所有假设关系均得到验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影响因子差别迥异，并清晰地区分出主要和次要影响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性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水平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驱动机理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必将成为趋势，然而我国现有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要经历由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市民的阶段性。根据2016年政府网有关数据(1) 参照《关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8/content_5189509.htm#1 ，我国尚有2亿多农民工未解决户籍上市民化的问题，其中在城市间的流动人口中多为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全国大力推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的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的限制，但是想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依然存在着种种复杂因素[1]，其中，人口城镇化需要考虑“人”的复杂性因素。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用实证方法来探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约束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驱动机理，为国家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素质提供相应的理论思路和政策依据。
一、文献综述
1．核心概念界定
20世纪90年代以来，顾客价值感知(customer perceived value,CPV)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载瑟摩尔(Zaithaml)将感知价值定义为经过与支付价格比较后在产品、服务中顾客感知所获得的收益[2]。这一定义可理解为价值积累到一定阶段顾客所感知的总体评价。价值感知是顾客感知价值的过程，既包含对价值结果的评价还包含评价过程中对产品、服务的某种期望。价值感知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比较性，即效用与成本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并非受单一因素的影响；二是主观性，即受个体特性的影响。同样，市民化价值感知在本质上属于主观认知，受诸多前置变量的综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可解释为新型城镇化中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市民化条件能否满足他们的某种期望，从而形成市民化价值满意度的主观认知。
电子商务合同本质上也是《合同法》中调整的合同，但相对于普通的民商事合同来说，因为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使得交易线上化，交易双方不再采用面对面的磋商方式订立合同，网络的发展使得合同的订立过程变得智能化、自动化，有些交易环节并没有交易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参与，而是通过相应程序来进行。因此，电子商务合同在便利交易的同时，在意思表示的判定和解释上产生了比普通民商事合同更复杂的问题。此外，虽然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在民法上是平等的缔约主体，但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对于消费者而言，信息不对称和自我保护能力差等问题突出，如何在电子商务交易中通过合同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依据载瑟摩尔的观点[2]，市民化价值感知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市民化价值感知分为内部特性和外部特性。内部特性是指感知城市提供农民工特定的“公共产品”(本文考虑“市民化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带来的收益，外部特性是指感知城市给予大众的“公共福利”。其次，市民化价值感知是基于成本投入与收益所得的一种权衡，这里的成本投入应包括货币与非货币两方面，收益也不能仅仅用货币来衡量。最后，市民化价值感知还依据一定的“参照物”，不仅在所在城市所得收益与期望作比较而且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作比较。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文献回顾
假设5(H5)：个体特性与内部特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研究。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一概念。程业炳等研究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包含两方面，一是户籍仍在农村，但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一是户籍已在城市，但城市角色仍没转变的农民工[3]。黎智洪、余传杰研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其实是一个过程，是在户籍获得的基础上，农民工从主观、客观等方面融入城市的过程[4-5]。仝尧、程云蕾研究认为市民化其实是一个结果，即农民工从原来务农的农村转移到城镇重新进行职业选择，并逐步在城镇享受到与居民相同的权益[6-7]。刘传江、张志勇研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既是过程，同时也是结果，即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改变在城镇工作和生活被边缘化的现状，并通过从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改变，力图逐步与城市居民同步，进而实现城市融合的目的。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研究。赵智提出2016 年我国有2.82亿农业转移人口，且其中绝大多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由于学历层次相对较高、接受新事物相对较快，进而对在城市务工的权益保障、子女入学、公平诉求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10]。李亚丽研究提出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户籍、社会歧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沟通较少等方面[11]。黄兴华研究认为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研究还显不足，主要集中在市民化现状的分析[12]。
结合上述文献综述及关系分析，我们除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CV )作为本文研究的结果变量外，将新型城镇化(NU )、内部特性(IC )、外部特性(EC )、个体特性(PC )等设置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由此构建了包括新型城镇化、内部特性、外部特性、个体特性、市民化价值感知在内的理论假设模型来分析研究它们分别对市民化价值感知的作用机理，如图2所示。
在上述文献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发现目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以内涵研究、因素解析及现状分析等三方面为主，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约束因素与价值感知方面的研究较少，故本文将两者进行结合来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约束因素，并对其价值感知驱动效应进行分析，以期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前沿研究有较好的准确把握，进而为“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框架、研究假设及概念模型
1．相关维度间的概念关系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依据价值感知理论，构建如下理论框架，详细阐释了相关维度间的相互关系。
(1)内部特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市民化政策作为公共产品为新生代农民工价值感知的对象，内部特性则表现在农民工经过效用与成本的权衡所感知的收益，这种收益是主观性的且受综合因素影响。蔡瑞林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若要实现市民化，势必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新生代农民工势必会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以此来判别是否参与职业培训，提升市民化能力[15]。陆成林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内心会权衡市民化的收益与所付出的成本间是否均衡，并以此为标准影响其市民化意愿[16]。丁静认为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所在，就是实现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市民化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素质、促进职业向上流动、构建新的社会资本等方面[20]。由此，市民化过程也就是市民化政策驱动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过程。市民化政策作为公共产品提供了价值感知的内部特性，并且这种价值感知过程事实上演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即“新型城镇化→市民化政策→市民化价值感知(投入、收益)→市民化决策”。根据这些关系推理，提出如下几方面假设。
如前所述，市民化价值感知是一种主观体验，认知是基础，评价度是认知的结果，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认知结果的一种反映。因此，农纳利(Nunnally)认为这类量表设计宜采用标准化的心理测量程序[23]，量表构建经过文献查阅、专家访谈、小范围群体抽样等阶段，并采用李克特(Likert)标准五点量表[24]。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的文献，结合专家访谈、小范围预调研，在此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再进行大样本调研。本次问卷设计为34个题项，分为5个分量表，分别是新型城镇化量表(3个主题，6个题项)、内部特性量表(4个主题，8个题项)、外部特性量表(3个主题，6个题项)、个体特性量表(4个主题，8个题项)以及市民化价值感知量表(3个主题，6个题项)，相关测项来源因文章篇幅限制，在此不予罗列。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成员于2017年6—10月利用设计好的最终问卷针对江苏的无锡、连云港、盐城以及安徽的蚌埠、马鞍山、滁州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发放1200份，回收1072份，有效问卷978份，问卷有效率达91.2%。在调研过程中，由于问卷相关问题测项比较难以直接理解，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学历层次较高，有能力理解解释后的相关问题。因此，调研过程基本采用问答的形式，即调研者当面向被调研者阅读问题，并针对测项内容加以解释，让被调研者能够对相关测项有较为清楚的理解，然后再请被调研者进行回答。考虑到本研究样本数据量高于500，且数据不符合多元正态性假设，选择GLS法(广义最小二乘法)更加恰当。1998年，约瑟夫(Joseph)等人认为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时，建议样本最小规模应超过200个[25]。1979年，伦内博格(Lunneborg)提出进行计量分析时，研究所需的样本标准数量应超过240个才符合要求[26]。本文调研的有效样本数量为978个，远远大于240个，符合研究设置的最低要求。
（3）引进大数据处理的相关技术人员。在大数据时代下建设新型电网规划体系需要多方面技术人员的共同合作和努力，大数据不仅仅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相关，它还涉及到社会经济、电子信息、社会调查等多个学科领域，所以除了电力人员以外，引入大数据相关的专业性人才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对新型电网规划体系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假设2(H2)：新型城镇化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外部特性诱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载瑟摩尔认为，外部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价值信号”，有时能够代替顾客在收益与成本之间费神的权衡[2]。本研究的“外部特性”类似于产品的品牌形象，类指城市环境、交通、口碑、文化、公共设施等方面，可概括为城市的整体形象。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不像顾客那样易受产品外部特性的影响会产生购买的冲动，但城市形象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感知的情感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可能影响价值感知的理性判断。程业炳等提出户籍、土地、社保、公共服务等代表城市外部形象的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较强的抑制作用[3]。黄慧等提出城市的外部形象，包括环境、交通、就业机会等对农民工市民化有较强的作用，若这些方面较弱，则会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13]。刘金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在生活理念、社会认同、政治权益等方面的观念影响其市民化，若不能体现正向作用，则会抑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14]。因此，城市形象会在情感上容易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价值的感知。根据这些关系推理，提出如下假设。
由图3可知，该模型各个结构变量观测指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51、0.208、0.344、0.692、0.325、0.447、0.579、0.651，均在0.2—0.7之间，且都符合0.05的显著性水平。另外，结合表2所示的RMSEA、χ2/df、GFI、PGFI、PNFI等数据来看，均达到结构方程模型要求的基本标准，所设定的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如表2所示。
假设3(H3)：外部特性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3)个体特性催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何小叶研究提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经常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导致其社会网络结构不稳定，进而导致其社会资本较低，影响其市民化能力[18]。卡帕格达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高低对其市民化能力提升也有较强的影响，一般而言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较大，其市民化能力也较强，反之就较弱[19]。林娣研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学历高低、职业技能高低直接影响其市民化能力高低[17]。王玉峰提出市民化价值感知受个体特性的影响：一是个体自身特征，诸如年龄、性别、学历、职业、收入等状况；二是个体所属的家庭特征，主要有婚姻、孩子、父母及其他亲属状况。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个体特征来看，自身的素质、学历、职业收入与市民化倾向呈正相关。在农民工群体中，年龄与市民化倾向呈倒“U”型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年龄大多在35岁以下，随着年龄增长市民化素质越高，市民化倾向越强烈，同时对城市的评价也越趋理性。在家庭特征中，一般认为，影响市民化价值感知的主要有子女教育、照顾老人、亲人团聚等三大因素，这些与城市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密切相关[21]。根据这些关系推理，提出如下几方面假设。
后经外科手术、经皮肺穿刺及随访1年证实36个为恶性结节，46个为良性结节。HRCT、PET/CT及 PET/CT联合 HRCT诊断 A型、B型、C型SPN的准确率见表1。
根据上述关于内部特性、外部特性及个体特性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内部特性、个性对其市民化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加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的各方面外部特性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促进影响，并最终共同催生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形成，由此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核心概念模型。
21世纪初开始，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的探讨逐步兴起，成为“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通过阅读和梳理大量文献，发现目前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假设6(H6)：个体特性与外部特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另外，根据内部特性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关系的描述和外部特性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关系的描述，发现新型城镇化与内外部特性也存在一定的关系。故提出了如下两方面假设。
假设7(H7)：新型城镇化与内部特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8(H8)：新型城镇化与外部特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概念模型构建
假设4(H4)：个体特性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图1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价值感知驱动概念模型
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中，在根据课题组提出“市民化感知价值越高越倾向于市民化”的基本假设条件下，将市民化价值感知看作为结果变量，将新型城镇化、内部特性、外部特性、个体特性看作为前置变量。在前置变量之间，个体特性与内部特性、外部特性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复杂关系，例如，内部特性受个体特性的影响，其中，个体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市民化政策的判断；外部特性受个性特性的影响，个体特性影响对城市形象不同程度的偏好。概念模型有助于洞悉新生代农民工在频繁的城际流动中感知市民化价值的思维模式，也有助于理解他们基于市民化价值感知做出的市民化决策。
图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约束因素
与价值感知驱动模型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研究。其一是制度因素，程业炳等、黄慧等、刘金科研究认为相关制度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3，13-14]，其中程业炳等提出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土地、社保、公共服务等方面[3]。黄慧等提出政府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有较强的排斥作用，若无法改进，则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城镇化进程[13]。刘金科认为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制的分界线，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核心因素，这一制度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生活理念、社会认同、政治权益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进而抑制其市民化[14]。其二是成本因素。蔡瑞林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若要实现市民化，势必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当前国家的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因此需要各主体间相互协调[15]。陆成林研究提出，为了更好地指导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对其市民化成本进行测算，了解其整体构成和成本总额，进而指导各级政府建立健全成本分担机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质量[16]。其三是个体因素。林娣研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学历高低、职业技能高低直接影响其市民化能力高低[17]。何小叶研究提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经常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导致其社会网络结构不稳定，进而导致其社会资本较低，影响其市民化能力[18]。卡帕格达(Kappagoda)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高低对其市民化能力提升也有较强的影响，一般而言，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较大，其市民化能力也较强，反之就较弱[19]。
三、研究方案设计
1.实证模型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潜变量通常是不能被直接测量的，需借助其显变量(显在变量或观测指标)来间接地测量。研究界常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潜变量与潜变量以及与显变量的因果关系[22]。本研究概念模型中新型城镇化、内部特性、外部特性、个体特性、市民化价值感知均为潜变量，需要分解成能够被观测的显变量(观测指标)。潜变量依据所生成的方式分为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外生变量指没有作为其他变量所生成的结果，不是模型内部生成的，如个体特性、新型城镇化；内生变量指作为其他变量所生成的结果，是模型内部生成的，如内部特性、外部特性。相应地，结构方程模型分为三个矩阵方程式，其中，公式(1)为测量方程，公式(2)为结构方程。这样既可解释潜变量与其观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又可解释潜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1)
η =Bη +Γξ +ζ
(2)
在公式(1)、公式(2)中，X 是外源指标所组成的向量组合；Y 是内生指标所组成的向量组合。Λx 是外源指标在结构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表示外源指标与外生结构变量之间的关系。Λy 是内生指标在结构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表示内生指标与内生结构变量之间的关系。ξ 是外生结构变量所组成的向量组合；η 为内生结构变量所组成的向量组合。δ 为外源变量X 的误差项；ε 为内生变量Y 的误差项。Γ 是外生结构变量对内生结构变量的影响；B 是内生结构变量之间的关系。ζ 是残差项所组成的向量组合，反映η 在模型中不能被解释的误差残项。考虑到新型城镇化客观上造就了农民工在城务工和生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新型城镇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条件。新型城镇化在产生内在特性、外在特性方面存在必然的联系，故新型城镇化在本模型中为外生变量。又考虑到个体特性是个体身上或者所属家庭存在的相对固定的特征，其特征属性对内部特性和外部特性感知会有影响，故个体特性在本模型中也为外生变量。
b)如果Label[j]>0且medarray[Label(j)]≥1，则表示该标号的块连通域已经出现过，则Label[j]=medarray[Label(j)]。
2.量表设计、数据收集
假设1(H1)：内部特性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所设计的样本属性(见表1)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为研究中心，并通过所设定的结构方程将所有结果均通过价值感知来实现，通过其他所设定的四个变量的测量来挖掘变量间的构面，解析影响系数。其中，新型城镇化量表根据专家组的意见设为“吸纳转移农村劳动力、衔接大城市与农村、新型产业协同发展”三个主题，主要从宏观层面判断新型城镇化水平，所设题项的观测指标均由专家组赋值取得。
表1 研究变量的度量指标设置
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约束因素及价值感知驱动效应实证分析
1.样本数据描述
(1)样本分布描述。随机抽样的被调查者中，回收的978份有效问卷中，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的数量样本基本特征如下：在性别分布方面，男性占56.4%，女性占43.6%；在年龄分布方面，31—36岁占20.89%，26—30岁占27.93%，21—25 岁占28.52%，16—20周岁占22.66%；在学历分布方面，小学学历占4.32%，初中学历占34.43%，高中学历(含中职)占44.17%，大专(含高职)以上学历占17.08%；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占72.53%，未婚占27.47%；在经济收入状况方面，被调查人员人均月收入2385.24元，主要分布在1200元—5000元；从事职业所在行业方面，主要分布在制造、建筑、仓储、物流、电子、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物业、家政服务等行业。由此可知，本文调研的样本分布较为合理，符合研究的需要。
(2)量表切合性描述。数据适合分析是展开结构方程分析的前提。通过SPSS 19.0软件统计出观测值的平均数、最小值、最大值、偏度、峰度及标准差，观察到所有指标的峰度值与偏度值绝大多数均在-2到+2之间，但也有极个别指标的峰度值和偏度值超过了绝对值2，最高达到了4.368，不符合结构方程模型要求的正态分布性的基本特征。由于SEM模型的ML法适用于符合多元正态分布的数据，但本次调查的样本数据量高于500，且数据不符合多元正态性假设，因此不能直接用ML法进行模型拟合。根据概率论的中心极限定理，大样本情况下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也可以当作服从正态分布，故选择GLS法更加恰当。从各项指标的最小值、最大值相比较来看，被调查者对问卷的回答差异性较大，绝大部分标准差数据小于1，说明被调查者在结构变量上的差异性较明显。另外，本研究相关信度和效度也较好，各个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7以上，说明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或一致性。此次调查的34项观测指标的因子负荷均超过0.50水平，符合钦尼(Chin)等提出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在0.50水平以上的要求，T 值在4.253—9.472之间，在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所有变量之间在总体上具有较高的会聚效度[27]。
东营市通过开展创业大赛、举办各类创新成果和创业项目展示推介会等活动，搭建交流平台，选树创业典型，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环境。为巩固省级创业型示范城市成果，东营市开展了市级创业型街道(乡镇)、社区创建工作。到2016年上半年，东营市已评估22家市级创业型街道(乡镇)和25个市级创业型社区，落实奖补资金295万元，通过此项创建工作进一步实行权限下放、职能下沉。同时，东营市努力完善基层就业创业服务功能、提高基层服务水平和创建活力，使基层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整体创业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2.SEM模型拟合情况
(1)数据拟合情况。为了进一步检验调研问卷所获得数据的有效性，需要对调研数据进行切合性分析，并根据切合性情况来验证本次调研数据是否适合做结构方程分析。我们按照所设定的各个潜变量的观测值进行操作，并在AMOS 21.0 提供的图形界面上将显示该模型的路径图，如图3所示。其中，方框代表观测指标，椭圆代表潜(结构)变量，单向箭头代表变量之间一定的因果关系或依赖性，同时，图形界面上出现对应着结构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β 系数)。图中用圆圈表示不能直接被观察得到的测量误差，其中，e 1—e 17对应于观测指标的测量误差，e 18—e 22对应于结构变量的测量误差。
图3 模型估计参数及路径
案例教学法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若干问题，因此对于“会计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完善案例教学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因此，在运用过程中要求教师在选取案例时注意选取兼具针对性与可分析性案例，所选案例应符合时代背景，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同时建立高水准的专业课程案例库，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案例更新。除此之外，与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相比，虽然教师仍然是课堂教学的核心，但教师需要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因此对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也更高。教师在具备扎实专业功底的同时，也应具备充分的信息加工与分析能力，同时具有能够引导与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合理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2)各假设关系检验。如图3显示的图形界面上，表示的是结构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即β 系数均大于零，说明结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概念模型所设的8种假设关系均可得到验证，验证结果见表3。
表2 模型估计参数表
(3)结构变量之间的影响系数。结构变量间的影响系数一般由直接影响系数与间接影响系数组成，直接影响不需要借助调节变量对另一个变量产生影响，而间接影响则需通过对调节变量(可能不止一个)的影响从而产生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本研究结构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已由AMOS 21.0提供的图形界面所显示(见图3)。通过比较市民化价值感知与其他结构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见表4)获悉，在直接影响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性对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影响系数为最大(0.582)，其次为内部特性(0.451)，再次为外部特性(0.344)。虽然新型城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直接影响系数仅为0.208，但算上间接影响系数，其总的影响系数则为0.615。
总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运用微课，有利于突出教学重难点，提升教学内容的直观性，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还促进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深度理解，提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表3 潜变量(结构变量)假设关系的验证
注：*p ≤0.05。
表4 结构变量之间的影响系数统计
注：*p ≤0.05。
(4)SEM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分析。基于以上结构方程模型关于假设关系的验证以及结构变量之间影响系数的解析，新型城镇化、内部特性、外部特性、个体特性分别从不同层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理论框架。实证结果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影响因子差别迥异，已经清晰地区分出主要和次要影响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总体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主要是直接影响系数，直接影响因素由此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主要存在因素。基于此，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驱动机理的主要观点及解释如下。
不必说现在各行各业还没有支持细分专业并全行业覆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就算已经有了这些工业互联网平台，也仍然会产生各种“壁垒”与“鸿沟”问题：一个再成熟的电子产品工业互联网平台，也不太可能被航空企业采用；一个再好的医疗设备工业互联网平台，也不太可能被工程机械企业采用，因为在“别人家”的平台上，没有本行业/专业的应用场景和支持这些场景的工业APP。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受新型城镇化驱动的间接影响较大。从上述SEM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驱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影响系数由直接影响系数和间接影响系数组成，其中直接影响系数为0.208，间接影响系数为0.407，直接影响系数小于间接影响系数，由此也说明相关间接影响因素在新型城镇化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间作用较大，而直接因素的作用相对小一些。进一步结合观测指标，发现新型城镇化在实证研究中所选的三项观测指标与内部特性、外部特性有较高的直接关联度。一般而言，城市容纳转移劳动力的数量以及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化、新型信息化的协同发展必然引起城市人口管理、城市交通改善以及城市布局规划等方面的改变，若城市容纳转移劳动力数量增加，则城市会采取修路、筑桥等措施改善城市交通，若城市工业化、信息化速度加快，农村新型农业化水平提升，那么政府也会及时制定政策，进而有助于城市改进措施，促进熟悉的农民工市民化，这与课题组在各地所调研的信息基本相符。就本次调查与实证分析而论，所选的三项观测指标对市民化价值感知的间接影响较大。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受内部特性与外部特性驱动的直接影响较大。实证结果显示，内部特性、外部特性驱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影响系数由直接影响系数组成。其中内部特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直接影响为0.579，外部特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直接影响为0.651，由此可见，内部和外部特性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影响较大。结合观测指标发现，内部特性中所选的四项观测指标与市民化价值感知有较高的直接关联度，例如，就业政策直接关系到市民化的选择，农民工对城市的就业政策、子女入学政策、户籍制度政策等都非常关注，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变化，若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利，则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江苏苏南的一些城镇由于实行开放的就业政策，从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就业，其他相对贫困的城镇吸引外来就业人口的数量就较少。外部特性驱动的影响系数稍逊于内部特性，这可能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不同偏好有一定的关联，有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地域偏好，有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就业工种的偏好，等等，例如有些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离老家近且交通方便的城市适宜工作、定居，而有些则不以为然。
当延迟开航的出口船将影响到LNG船舶和大型油船不能在安全的时间窗口靠泊时，延迟开航的出口船应在码头等候，待LNG船舶和大型油船进入其码头前沿水域后再进行离泊出口。如果有LNG船舶或大型油船计划靠泊时，延迟开航的出口船如不能在唐脑山高潮前30 min或低潮前30 min通过小岩礁，则应该在港内等待初落水靠泊的LNG船舶和初涨水靠泊的大型油船。
当然，预测或推测不会百分百准确，但预测可以减少做题时的盲目性，提高对材料理解的准确度。Nunan指出,“预测有助于听者预料将要发生的事情,并帮助听者对即将听到的材料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从而促成更有效的听力理解”。[3]
最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受个体特性驱动的影响较大。实证结果显示，个体特性驱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影响系数由直接影响系数和间接影响系数组成，注意到其总的系数值在结构变量之间的影响系数中为最大，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因素对其市民化的价值感知作用最大，其中直接影响的系数为0.582，间接因素的系数为0.315。结合观测指标发现，个体特性中所选的四项观测指标与市民化价值感知有较高的直接关联度。例如，若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职业水平越高，则其对市民化价值感知就越敏感；若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则其对市民化倾向越强烈；若新生代农民工越想与亲戚或家人相聚，地域心理越强烈，则越易产生市民化倾向等，这些结论均得到较好的验证。另外，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性不仅与市民化价值感知发生直接关联，而且还借助其调节变量对市民化价值感知产生影响，间接影响也比较显著。例如，受我国传统美德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为了照顾老人和子女，很可能会特别关注城市的医疗水平、公共医疗设施、子女入学入托、社会保险等方面，从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感知就很容易受这些方面的影响。
五、理论模型相关变量间相互作用机理的解释及驱动效应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的水平受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客观性制约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左右[28]。目前，尽管我国极少数发达省份，如江苏有些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但是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依然在40%左右(2) 数据来源：赵秋雁,龚维斌.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也就是说，我国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现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存在。相应地，由于城市化水平的客观性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间盲目且频繁流动的现象也将依然长期存在，进而产生职业流动和职业转换。但是，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盲目地频繁流动的现象将会逐渐减少，在国家和企事业单位的相关政策支持下，取而代之的将是在不同行业、不同城市、不同方向上实现有序流动。可以预测，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整体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的感知水平会逐步提高，而且会趋向客观、理性。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感知价值是成本投入与所得收益相比较的主观评价
建筑从勘察设计、实施建造、运营维护到最后拆除的过程中，产生了海量的信息。若采用传统的二维图纸和表单的存储方式，信息之间相互孤立，信息化程度很低，无法满足当前信息化运维管理的需求。
通过实证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间的频繁流动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城市间的水平差异产生对农民工迁移的推拉效应[29-30]。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多数经历过两个以上的城市工作或居住，在调查他们城市间的流动原因时，多数认为由于职业原因而引起城市间的流动。并且，由此引起内部特性驱动市民化感知的某种认知。这种认知是由成本投入与所得收益相比较而得出的某种主观评价，评价方式基本上按照下列步骤进行：熟悉现居城市的市民化政策→与以往居住或熟悉的城市比较→投入成本(找工作的投入、租房投入、迁徙投入、时间、精力等)和所得收益(获得较满意的工作、户籍易得、居住安定、医保健全等)→机会成本越小，感知现居城市价值越高；机会成本越大，感知现居城市价值越低。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假设不在现居城市而在以往居住或其他熟悉的城市所获的收益，若收益小于在现居城市所获的收益，新生代农民工会寻求机会成本中最大的那一项，说明现居城市的市民化价值较高。
为了让教学设计的高立意在课堂中落实，让学生的脑子动起来就成为了必须．如果我们强调思维的高立意，而学生却因为没有思维的原料和载体不能开展思维，那么再高的立意只能成教者的一厢情愿．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一个空洞的头脑是不能进行思维的”一样，我们必须让学生的脑子里有足够思维的材料，怎么办？“低起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策略，通过低起点的设计，可让绝大部分学生头脑不再空洞，可让同学们的大脑有足够加工的原料，如此难度的教学设计，课堂后气氛却如此活跃，不能不说是低起点的功劳．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感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外部特性所产生的情感依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感知价值对内部特性的主观评价带有一定的理性，而对外部特性的主观评价则带有一定的感性。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个人喜好、偏好等方面的不同，进而对不同城市的偏好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情感依赖性，若对某城市的偏好较强，则对该城市的情感依赖性就较强，进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的理性判断。例如，据调查在无锡地区调查中很多是因为父辈长期工作或居住于无锡，由于已经适应了无锡地区的工作、生活等，从而对该城市形成了一种情感依赖，甚至将此视为第二故乡，进而使得他们会在市民化过程中将无锡视为优先选择城市，而若选择其他城市作为市民化目标城市，又将会面临新的适应。除了这一方面的原因外，还存在其他原因也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某种情感依赖，譬如城市具有的天然区位优势、人文环境、消费水平、产业特色等都可能成为产生情感依赖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某种程度的引导。
③空气弹簧压力较小时的压缩过程：活塞被向下压，阻尼力由底阀和油液流过该阀的阻力所决定。活塞杆压出的油液一部分经底阀流入储油腔。另一部分油液经工作腔1内的孔流向PDC阀。由于控制压力(空气弹簧压力)及油液流过PDC阀的阻力变小，因而减振器阻尼力就减小。如图15所示。
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水平受个体特性的主观性影响
当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这一群体因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相对较强，进而使得其内部产生了复杂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亚群体。随着“90后”甚至“00后”的青年农民工进入社会，城市人口迁移速度加剧，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岗位上职业流动频繁，无论是横向上的企业间的工作流动、企业中的岗位轮换，还是纵向上的就业岗位升迁，个体特性在城市之间比较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个体特性的差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上表现为四大特征，即“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31-33]。例如，职业能力强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比职业能力相对较弱的更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这两大亚群体虽然还处在双重性身份阶段，但其市民化价值感知的水平却不可同日而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由此，就复杂性程度来说，受个体特性的主观性影响要比受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客观性制约要复杂得多，复杂性就在于市民化价值感知受个体特性的差异性影响有可能导致两极分化。例如，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受个体特性的积极影响，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可能进入城市的“市民阶层”，而有些因个体特性的消极影响，则可能流入城市间的“游民阶层”，由此进一步证实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水平受其个体特性中主观特性的作用。
总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新型城镇化、个体特性、市民化价值感知构成了一个最大的三角形，内部特性、外部特性与市民化价值感知、个体特性又构成了两个较小的三角形[30]。从他们之间所有的三角关系结果来看，直接因素构成了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价值感知的主要因素，间接因素构成了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价值感知的次要因素。若从最大三角形(新型城镇化、个体特性、市民化价值感知)的两个顶点来看，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性(如市民素质、学历、职业能力、家庭素质等)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价值感知水平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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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aint Factors of Citizen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Perception Driving Model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YU Lin，YIN Jianbing，XU Mi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xi 21412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our country promotes to open up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imitation of towns and small cities vigorously, as well as opening up the limitation of medium-sized cities orderly, there still exist a variety of complicated factors in the processed of changing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to urban residents. Among them, the complex “human”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o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civilization seriously. Based on the 978 valid questionnaires abou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part of Jiangsu, Anhui provinces, using the theory of customer perceived value (CPV) to build a conceptual model and relational hypothesis of new urbanization value perception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by means of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lated structural variabl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structure variables are made up of new urbanizati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internal/external characteristic and urbanization value perception, where all relationships of hypothesis are verified. There exist great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structure variables of value perception, which are enabled to distinguish primary factors from secondary ones, direct factors from indirect ones clearly. Final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promoting the ability of urbanization value percep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es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ptimization.
Key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urbanization;value perception;drive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9) 06-0014-14
DOI： 10. 3969/ j. issn. 1000-4149. 2019. 00. 012
收稿日期： 2018-09-08；修订日期： 2018-12-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16BRK009)。
作者简介： 俞林，管理学博士，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副教授；印建兵，管理学博士，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讲师；许敏，工学博士，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刘爱华，方 志]
标签：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市民化论文; 价值感知论文; 驱动机理论文;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