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儒学发展略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北方，金代儒学承袭了辽和北宋的传统。金朝建国之初，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除了对主动投靠的辽宋旧臣委以重任外，还通过采用科举考试以及扣留宋使等手段，大量收罗儒学人才，改变了质而不文的落后面貌，从国家制度、政策、语言文字到风俗习惯等都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不过，从大体上说，政府在科举制度、学校教育方面兼采唐宋制度（因辽袭唐），而在民间则苏学独盛，程学、王学衰而不绝。天会四年（1126），金人攻陷汴京时，获得了大量的图书，但对王安石的著作摒弃不取。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等从南方来的士大夫也同时带来了许多经籍图书。此外，金初著名儒士还有韩昉、吴激、胡砺、翟永固、张用直等人。正是这些“借”来的人才决定了金初儒学的面貌。然而，由于他们大都被帮助金朝实现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转变的任务绊住了，忙于参与制定礼仪制度、修史定诏、充任外交使节等等；另一些不愿为官的人如洪皓、张邵等则忙于向女真人传授汉族文化知识，做普及工作。总之，金初儒士一时间无暇顾及儒学内部的提高，不能接续上周邵张程已开始的哲学探索。
直到金熙宗废勃极烈制而全面推行汉官制度，封建制的完成终于使金朝统治者可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文化教育事业上来。金熙宗开始尊孔，提倡学习和接受儒家思想；海陵王时，国子监于天德三年（1151）大量刊印《易》、《书》、《诗》、《礼记》、《周礼》、《孝经》、《左传》等等，并指定这些经籍自汉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注疏本作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材。金代科举折衷王安石、司马光的考试办法，不考《仪礼》与《春秋》公羊、谷梁二传，但兼设词赋与经义科，“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已说”的办法也大致被沿用。而将十七史、《孝经》及《老子》、《荀子》、《扬子》作为考试范围内的内容，则显示了金代科举的特色。因此，金代儒学是辽、北宋儒学在新环境新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折衷汉学与宋学的特色在科举制度的魔杖下一直保持到金末，其间虽然受到理学和佛道的冲击，但它的基本特征却始终没有变。
然而，统治者对词赋的过度重视，使金代儒学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海陵王天德三年曾罢经义、策试二科，专以词赋取士，直到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才恢复经义科。然而，重词赋轻经义的风气仍然很浓。明昌、承安间，士大夫仍然非赋不谈。泰和、大安间也如此，经为通儒、文为名家的也不过是翰苑六七公而已。其间有些人讲明治心养性之术，以求通经学古，救时行道，却被人笑骂为“狂愚”。儒生们往往不肯穷究经史，儒学造诣不高，甚至连诗文都作不好。因此，取士虽多，统治者却屡叹缺乏人才。政策的失误和统治者的偏好造成了金代儒学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和实际上的衰落。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宣宗南渡才发生了变化。大定、明昌间虽然出现了著名文士蔡珪、王寂、党怀英、王庭筠等人，但他们在金代学风的影响下，在儒学学术上也没有什么成绩，只是凭诗文、书画迥出流辈之上。宣宗贞祐二年（1214），金政权南迁汴京，国势日衰，但金代学术却翻开了新的一页。有的儒士通过南宋使臣得到了朱子的《四书集注》，发为言论，闻者叹服。赵秉文于贞祐三年（1215）已作《论语解》、《孟子解》，并将为《中庸》、《大学》作解。〔1〕现知最早在金境公开刊行并造成广泛影响的是南宋初人张九成（程氏再传弟子）的《道学发源》。此书辑录了《大学》、《中庸》以及刘子翚《圣传论》、张载《东铭》、《西铭》等著作加以注解，金尚书省诸生傅起等得之，请赵秉文、王若虚撰写前、后序而加以刊布。刊布的具体时间不明，但从郝经所云：“金源氏之衰，其书（指理学书籍）浸淫而北。赵承旨秉文、麻征君九畴始闻而知之，于是自称为道学门弟子”〔2〕可以推知，《道学发源》一书的刊布当在贞祐南渡之后。另从《中州集》可知王若虚于兴定三年（1219）入翰林院，则又可以肯定此书的刊布时间当在1219年之后。王若虚《道学发源后序》云：
国家承平既久，……而鸣道之说亦未甚行，三数年来其传乃始浸广，好事者往往闻风而悦之。今省庭诸君尤为致力，慨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且将与未知者共之。〔3〕总之，南渡后有南宋的理学著作北传，并受到部分北方儒士的欢迎，给金代儒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同时，它也受到了一些儒士的反对和抵制。这期间，出现了金代儒学发展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大家——赵秉文、王若虚和李纯甫。
赵秉文的思想明显受到周程理学的影响，表现出深厚的理论兴趣。然而，他在思想上又有十分矛盾的方面：他出入于佛老，醉心于佛学，却又怕人议论。他试图以儒为主达到三教合一的学术理想因为不敢亮出旗帜，造成了他在理学的研究上未能向前推进一步。不过，以儒兼通佛老的路子依然有人在走，如刘祖谦、董文甫等，成为当时的一种趋势。赵秉文著作甚丰，现存能反映其思想的有《原教》、《性道教说》、《中说》、《诚说》、《庸说》、《和说》、《道学发微引》、《笺太元赞序》等篇，见《滏水文集》。
王若虚受宋学议论之风的影响较大，著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以及《诸史辨惑》、《谬误杂辨》等，在金代儒学发展中显得颇为突出。王若虚虽然称赞理学，但自己却并非专讲心性，甚至与朱熹论难。他认为“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 而亦不能无罪”〔4〕。他正是以这种冷静的态度来开展自己的儒学探讨，并努力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
与赵、王二人不同，李纯甫走的是以佛兼容儒、道的路子。他看到儒、道吸收佛学的事实，得出了“大道将合”的结论。他以儒入于佛、道，最后却将佛学抬到儒、道之上。他攻击理学一面剽窃佛学思想、一面排斥佛学的做法是病入膏肓，被攻击者从司马光到程朱无一幸免。所以，《宋元学案》将其视作“王学苏学余派”。最先提出以佛兼容儒、道的是万松老人，李纯甫继之完成这样的三教合一。在李之后则有耶律楚材。
赵、王、李三人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当时儒士的三种不同的思想趋向，对金代中后期的儒学发展各有其影响。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个性、年龄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李纯甫身边聚拢了更多的后起之秀，然而就学术思想上说，却恰恰是李纯甫的学说最受攻击。这一时期的儒士们经常讨论儒释异同（这既有程朱理学的影响，也有苏氏蜀学在金代的一贯影响），但李纯甫显然走过了头，王若虚的治学方法因与金代学风相左而后继乏人，只有赵秉文以儒兼容佛道的思想最受欢迎，这与他作为金代中后期精神领袖的地位是相符的。这一时期的著名儒士较多，有杨云翼、雷渊、宋九嘉、刘从益、冀禹锡、李献能、元好问等等。
然而，尽管南渡后的金朝儒学（还有文学）获得了发展，但毕竟国势日衰，朝内有术虎高琪专权朝外有红袄军起义，北边蒙占势力迅速崛起，内忧外患不断威胁首金政权，宣宗、哀宗都竭力想挽回颓势，但大势已去，最终于天兴三年（1234）在蒙宋联合进攻下灭亡。南渡以来的形势迫使儒士们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朝政国事，他们在得不到重用后的嘲风弄月、播弄文字乃出于不得已，如冯璧、雷渊等。他们不象赵秉文、李纯甫那样遭受挫折后全不以国事为念。时代并没有给予儒士们一个安心谈学论道的社会环境，正大末、天兴间，大批名士大夫相继逝去，有战死者如周昂、王渥等等，有自杀殉国者如冀禹锡、冯延登等等，避难病死者如宋九嘉、冯璧等等，遭乱被杀者如李献能、王郁等等，还有因其它原因也在这几年中死去的如李纯甫、刘从益、赵秉文、麻九畴、李献甫等等，可谓一时人才殆尽。所以元好问于天兴二年（1233）北渡前特撰一书送呈耶律楚材，请求他保护人才，心情是十分沉痛而迫切的。
金亡后，元好问成为北方文坛盟主。他的文学成就足以冠盖金元两代，但就学术方面说，他却未能摆脱金源一代只重文艺、不重儒学学术讨论风气的影响。他在儒学学术水平上不仅落后于同时期的南宋理学家们，甚至比之赵、王、李诸人亦有所不及。不过，他仍接受了赵秉文的一些影响，但未能继承赵的理论兴趣，大致在于只求明经而已，而着眼于经世致用，强调力行。与之同时的耶律楚材师从万松老人，走着一条与李纯甫相同的学术道路。于是，元好问、耶律楚材与硕果仅存的王若虚构成了新的学术格局，只是时逢乱世，这样的格局只是徒有其名而已。元好问与耶律楚材都将主要精力放在挽救儒学命运和保护儒学人才上面，至于北方儒学学术上的发展只能在政局稳定、经济恢复的条件下开始，南宋理学家赵复北上传播理学活动的时间，恰恰为此进行了准备。
以上所谈及的是金代儒学发展的主线，以名位俱全、足以影响一代学风的名士大夫为代表。而实际上，金代儒学发展还有一条暗流，以隐居一地、转相授受的求学不求位者以及有家学渊源者为主体，接续着程学在北方的微弱血脉。如杜时升、吴荣叔、王去非、李俊民、杨奂、张特立、王元粹、徐之纲、薛立等等，他们大致是直接承接北宋程学余绪，由乡先生教授而得，又以之教人。另外，程颢尝任山西晋城县令，从学者甚多，所以晋城及临近的陵川、高平等地一直保存着程学的残脉，并出现了世代相传程学的陵川郝氏家族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不过，这毕竟只是一股暗流，在金代没有广泛的影响，它正期待着与南宋理学的合流。
注释：
〔1〕李修生《杨奂年谱》，《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93年版
〔2〕《太极书院记》，《陵川集》卷26
〔3〕《滹南集》卷44
〔4〕《论语辨惑序》，《滹南集》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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