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生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意义论文,背景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9)07-0004-04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民生既是人民群众利益最直接、最根本的载体，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对方针，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增长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1](P16)。因此，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进一步认识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重要意义，通过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拉动社会经济发展，通过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使我国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化“危”为“机”，成功实现“弯道超车”。
一、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尤其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几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连续保持5％左右的较高水平。我国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并借助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强大需求，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外贸依存度(即年进出口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也由1978年的9.7％上升到2006年的66.9％，超过以美国为首的8个工业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2](P77)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外贸依存度保持在40％左右比较合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为20％左右，我国接近70％的依存度会给国家经济稳健持续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外贸依存度越高，受国外经济波动性影响越大，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我国采取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的方针，就是对此种高外贸依存度的调整。
多年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投资和消费的两大需求的比例不甚协调。消费率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7年的48.8％，而同期的投资率由35.3％上升到42.3％，净出口率则由2.4％上升到8.9％。[3]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只有消费需求的可挖潜力最大。而培育国内需求，就要培育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特别是弹性空间较大的居民需求。所以应构建好支持居民合理消费的体制、机制，通过刺激居民的消费欲望和提高居民消费品的有效购买力，拉动消费品的生产，带动投资增长和投资品生产的扩大。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五大目标：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4](P37)。同时提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举措：(1)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4)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4](P39)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继续坚持和推进以上举措，不仅有利于防止分配在劳动—资本之间进一步向资本倾斜，而且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把“潜在消费”变成“现实消费”。
扩大内需，眼前靠投资，长远靠消费。消费是增长的最终动力，消费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是由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决定的，消费能力本身又包括基本消费能力和超值消费能力。人们只有具备基本消费能力才会考虑发展超值消费能力。我国国内居民高储蓄低消费造成的消费疲软，主要原因是家庭承担了过多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应该由社会承担的职能。据统计，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217885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26.3％。[5]然而自200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却呈下降趋势。众所周知，我国城乡居民储蓄的目的主要是四类：(1)养老，(2)医疗，(3)子女教育，(4)购买住房。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人有重视家庭和家庭养老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自1998年以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的影响下，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实行的市场取向改革，将城镇中已经由社会承担的某些职能转移给了家庭。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时期内拉动了内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也留下了低消费高储蓄的后遗症。而城乡分割所造成的二元体制，使广大农村基本上被排斥在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其消费能力更是十分有限。据统计，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8.4％和8％。[1](P2)而2008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售价达到3919元/平方米。这意味着，一个城镇居民全年全部收入仅能购买4平方米商品房，这当然容易造成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可见，我们只有通过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立和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使收入处于中下水平的大多数城乡居民具有基本消费能力，保持基本生活需求，对未来持有稳定的预期，才有可能促使其超值消费，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乡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行为倾向，从而加快形成以内部消费需求为主特别是以居民消费需求为主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所以，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扩大内需绝不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临时之举，而是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与长期战略方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采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形成一个依赖外资、外贸和外需以及制造业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这次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发生的诸种不利影响表明，这种经济结构不是一个稳健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需要加以调整，这在国内经济学界已达成共识。因此，应该因势利导，既解近忧又谋长远，最大限度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果断地把民生工程建设放在扩大内需的首位，使解决民生问题的财政投入由临时性、分散性、短期性安排转为系统性、长期性和制度性安排，不给今后发展埋下新的隐患。
二、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是协调社会利益结构、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只有着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改善民生，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协调社会利益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借鉴国际经验的角度看，美国和日本应对经济危机采取的措施也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一系列由社会建设所推动的社会关系的调整。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实施了一系列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改革措施，对美国当时失衡的社会利益结构进行了调节，使得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失衡的社会利益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平衡。[6](P14)这些社会改革措施具体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采用累进制税收政策，减弱贫富分化的速度；通过立法允许工人建立工会，工人可以以组织化的方式与资方建立集体谈判制度，通过谈判而不是仅仅通过劳动力市场来确定工人工资。这种由企业组织和工会组织谈判所决定的工资结构，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准政治性的工资结构”[7](P52)，因为它已经部分地排除了市场机制。这些措施使得一个具有较强购买力的中产阶层在美国社会快速扩大，人们对自己的未来生活状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预期，进而塑造了与经济发展大体相称的消费生活模式，这是促使美国社会摆脱那场经济危机的重要社会条件。[6](P14)20世纪70年代，日本为防止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5年由政府牵头，签署了政府、企业和工会协调自己的行为以共同应对经济危机的协议。该协议主要规定：企业保障工人的就业权利；工会降低加薪要求，甚至同意减少部分薪酬；政府通过发行大量的国债用于建立就业资助制度来保障雇佣。由于建立了这种利益协调机制，日本经济得以率先走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并提升了国际竞争能力。[8](P29)
目前，我国经济经过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社会经济矛盾也有所积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需要及时地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但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也就是说，我们要采取综合的措施，既有效地遏制经济的下滑，又有效地协调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加剧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失衡的利益结构。我们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的作用，将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制度化、法制化；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要主动到困难多、问题多、矛盾多的地方去，让群众有理有处讲，有苦有处诉，积极完善各种利益表达的渠道；要积极找准影响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遗留问题，对遗留问题进行统筹安排，有步骤、有分工、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特别是解决好农村失地农民和城镇拆迁居民安置补偿问题、环境污染造成群众利益损失问题、部分集体企业职工社会保障问题等。为防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容易出现的社会财富更向资本方倾斜的现象，需要政府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之策。一方面要通过税收政策和分配政策，把社会财富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另一方面要大力扩展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力度，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福利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对部分关系特别重大的民生事业进行重点建设、对特殊困难群体和特殊困难者给予重点照顾和保障等。
三、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为政之道，以厚民为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生问题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落实，关系到民心向背与政权兴替。任何一个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都必须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诞生时更是明确宣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9](P285)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将此作为自己行动的宗旨。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P15)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抓住民生问题就抓住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加强民生工程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生问题的实质是政治问题，民生连着民心，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体现党的执政成效和执政水平，直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主张的自觉认同。只有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情感上认同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加深了，才能加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从根本上改善基层干群关系。俗话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越是遇到困难，越要提高党和政府应对危机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越要加强党对全局工作的领导，越要发挥政府的有效参与作用，将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群众直接受益的领域倾斜，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倾斜，确保民生工程成为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的民心工程。
民生问题关系人的生计和人的尊严，关系到人们的创造力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的发挥，关系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社会生存环境的急剧变动，有可能给部分群众尤其是低收入者带来挫折感、失落感，使他们对未来生活感到焦虑和不安。这些将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情绪和对社会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当前已建立的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投入力度，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切实解决好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者的就业难题，促进困难群众积极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使每一个需要工作的人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样我们就能保障社会个体的生计，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积极性，焕发出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当前还有以下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其一，必须坚持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统一的观点，使长远利益的实现与眼前利益的基本满足相互促进。其二，注意克服由于经济建设任务繁重，在基层政府中容易出现的顾此失彼、忽略民生，或者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形，因为这样会增加老百姓的反感情绪，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其三，民生问题既关涉全体，也关涉个体，既有生存问题，也有发展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它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很低，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有限，解决民生问题不能以发达国家为标准，只能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