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创造，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哲学的同义语。在这里，假如撇开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不谈，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的解释是纷然杂呈的。本文以施特劳斯和罗蒂两个哲学家为例，试图通过他们的视线简捷地窥探到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相关性。
施特劳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用古典的眼光来批判和审视西方现代性，他在重估西方哲学史的时候，把西方哲学史改写成回复“自然权利”的政治哲学史，同时，他也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写成为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作这种改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何在?
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它与施特劳斯基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统绪中非 常独特的政治哲学定义相关。那么，施特劳斯视野中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我们发现，施 特劳斯喜欢间接讨论问题。所以，他说得比较清楚的并不是政治哲学是什么，而是政治 哲学不是什么。施特劳斯认为，关于政治哲学，首先有待解答的一个问题是：哲学究竟 是一种怎样的活动?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无非就是“我应该相信什么”和“我应该做什 么”，前者关乎认识，后者关乎实践。但是，哲学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与其说它是要 提供实质性的正确答案，不如说它更关心这个答案为什么是“正确的”。这里显露了哲 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也是一种“批判性”的活动，“无法无天”或绝对自 由的批判精神是它的秉性。从这一角度去看，由于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和稳定都仰赖于 一套无可置疑的善恶是非标准，而哲学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乃是一种颠覆性的知 性活动，它必然会威胁这些标准从而威胁社会稳定。换句话说，哲学所标举的鄙视任何 权威就与政治社会在根本上会发生冲突。
但正是在人们看到哲学与政治冲突这一语境里，施特劳斯敏锐地意识到哲学与政治发生了关联。因为，在他看来，在政治领域，一个极其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或者理想中的体制、政策进行价值排序，做出好、坏、对、错的分辨。分辨当然需要标准，标准的厘定就形成各种政治原则。可是，这些政治原则为什么是正确的?或者说，这些政治原则为什么是大家应该接受的?这里就有一个对政治原则的哲学辩护问题。施特劳斯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考量就是政治哲学的议题范围。
其次，施特劳斯相信，哲学的公开表达如果遭到滥用，会引发危险的政治激情，所以，哲学探究要意识到哲学本身的限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德格尔的生存存在论所包蕴的政治意义。这倒不是说，海德格尔的生存存在论就是纳粹政治的哲学诱因，也不是说海德格尔脑子糊涂。事实上，海德格尔确信，在世界未来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上提建议这个传统的哲学功能已经结束，哲学已经终结了价值判断以之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很少表示他关心政治，他晚年也申言他的思想无助于社会 政治问题。但是说到底，海德格尔所说的话中存在着某种激发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曲解 的方式与政治相关。鉴于此，海德格尔关于他的思想与政治无关的断言反而显得一厢情 愿。一旦我们懂得这一点，也就懂得了施特劳斯那里的第一哲学不是知识论，不是语言 哲学，而是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有两个意思：哲学的批判精神是高贵的，哲人在思想上必须大勇而无畏，否则就不是哲人；而政治是最要紧的，哲人可以试着用哲学的尺度去批判政治，但在哲人的言说方式中，则需要温良，需要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在这种思想之无畏和言说之温良的动态张力中，规定了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检审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
再次，就什么是政治哲学而言，施特劳斯断定，哲学的探究考虑哲人居于其中的特定政治社会的意见是必要的。施特劳斯因此对古代和现代的差别做出观察：古代政治哲人懂得特定政治社会的存在离不开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见”。这就是说，特定社会的道德、宗教信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法律，是政治社会的观念基础。倘若这些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见”被颠覆，该特定政治社会也就难以存在；而现代哲人则拒绝这个信念，希望哲学能够确保政治理性化，并公开教诲道德、宗教是骗人的，相信“真理”可以取代“意 见”、“理性”可以取代“信仰”。最终，整个人类的命运甚至人性的改变也成了作为 群体生活的技术和现代哲学家的责任。与这种无法克制其哲学狂热伴随而来的是现代政 治哲学的危机与道德哲学的危机。有见于此，在施特劳斯看来，在重新检审哲学与政治 社会关系的时候，必须防止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从“哲学”学说或者某种“主义”出 发来奠定政治原则的正当性；其表现在于，过度用“哲学”批判“政治”，把超越政治 或超越善恶对错看成是哲学的优长，无视政治思考从来就是与意见和偶然性掺和在一起 的事实。另一种是把哲学作为政治的工具和武器，亦即把哲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哲 学”本身就成了“公民宗教”，而哲学学者作了某种政治宣传的吹鼓手，也没有什么难 为情的。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后果，就是造成对政治同时也对哲学的双重扭曲。
依照施特劳斯之说，那么，我们可明见哲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现实表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服务于政治，这是哲学的一大功能；但是，另一方面，把全部哲学等同于为政治服务，那就是以偏概全。由此，施特劳斯在政治上甚难定类，他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当然也不想强调马克思理论的全部“哲学内容”，而只是认同于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阶级的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至此，在厘清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施特劳斯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哲学定义，他把政治哲学首先看做是对哲学进行政治(即艺术的)的处理，看成追求最好的政治秩序之观点。政治哲学的最终问题指向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即“什么是正确(当)的?”政治哲学家则是个“理想国”工程的设计者。他不鄙夷政治社会中的“意见”，但又力图超越政治社会的“意见”，因而他了解政治事务的本质，拥有真正的政治知识，借此来批判现实政治体制与理想政治秩序的差距。
二
我们看到，在厘定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逐渐确立政治哲学这一分析框架的进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也经受了施特劳斯苛刻的审视。依施特劳斯之见，马克思是专为某一种特殊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政治理论家”。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就像柏拉图之于“理想国”，换句话说，乌托邦的政治学，即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范例的那种政治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源头。
现在的问题是：施特劳斯对此是如何解释的?
这个问题似乎关涉着施特劳斯的这样一种判断：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最佳的社会形态理想，以及柏拉图的理智传统依然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有生命力。按照通行的观点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历史”的解释，从思想形式上讲，作为对历史的客观解释是通过一种概念等级制来实现的。这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等概念为一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等概念为另一方，构成了一个客观/主观两极对立的概念等级王国。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统治着另一方， 占据着支配地位。这看起来就是一种准柏拉图式的哲学形态。但是，这种概念的等级或 者德里达所讲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亦即柏拉图主义的表现，仅仅只是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 神混战。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教条”，这种对立概念等级关系在某 个选定的参考系中也常常会被置换。从根本上说来，马克思作为政治哲学大师，他是在 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一 部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历史”的(注：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这意味着，马克思对历史的客观解释本身 不是不受某种价值的检查，而这种检查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现。质言之，马 克思对最佳社会形态的期待，在他试图勾勒出历史规律的光照下，才有可能得到最有效 的表达。
施特劳斯也许会同意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但是，他认为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他和他的助手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断言“上层建筑”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它虽然“没有谈到建立于迄今所有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实际的上层建筑是好还是坏的问题。不过这样的判断是内含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中的”(注：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 《政治哲学史》(下)，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30页。)。施特劳斯 在这里触及到但没有说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当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解释的参照点移 到社会经济领域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标准就取决于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作为理想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实现绝非直线性的，因为它不仅必须接受资本主 义发展，而且还必须加速其发展。在依赖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有效性 一面，同时会转化成掩盖资本主义非正义的一面，资本主义像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存在。 但是，我们不可忘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极言资本主义转化自己的 可能性。由此，施特劳斯断定，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是强式的理性主义。并 且，历史唯物主义还具有从黑暗的遮蔽中烛照光明之真理揭示的意义。这好像是说，在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也有一个隐性的柏拉图式的、理想政治秩序的观念。
三
问题是马克思真的是一位柏拉图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吗?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结构性特征是“柏拉图式的”吗?这里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这种柏拉图式的马克思政治哲 学解释的语境来自何处，以及我们如何辨别这种说法的真伪?
我们的讨论将仍然限于对施特劳斯的观点作批判性分析。综观20世纪的政治哲学史，柏拉图式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解释来自何处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对历史的普遍规律性解释的政治含义问题。因为，无论是施特劳斯还是其他政治哲学家，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对于最佳政治秩序的观念之外，他们都对历史的正义秩序的必然性观点的所谓“局限”提出了批评。在这种批评中，大致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所谓“历史主义的局限”。施特劳斯发现，“历史”在古代原本只是追逐名誉的政治家的次要领地，现在则变成了政治哲学的根据。共产主义的预言引人注意的凭据，就是马克思声称未来将如何从现在出生。“马克思以前的政治哲学并没有明确预言人类最终的完善。直到马克思断言了自然本身的历史性，以及在经济条件影响下的人性的绝对可完善性”，这里隐含着的基本前提就是政治是可以消亡的(注：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下)，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1页。) 。我认为，施特劳斯对马克思的这种评论是中肯的，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历 史的创造者，以及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中，必须强调“历史”而不是“唯物主 义”这个词，这一点经常有人指出。施特劳斯认为，历史观念源于一些成问题的原则， 并且是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起源。现代的历史观念在那种已经证明对真正政治是十分有 害的历史意识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对峙，也就成了施特 劳斯重建古典理性主义的着眼点。
第二个局限可以表述为“极端理性主义的局限”。施特劳斯发现，马克思主义是通过理性主义试图使正义的秩序实现成为可能的。这里的关键是，施特劳斯所谓的理性主义指的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而且，这种历史辩证法是被黑格尔主义收编的，因而是极端理性主义，使历史现实的总体成为理性演绎的课题则是它的基本思想语法。所以，施特劳斯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显然试图表明，公正秩序的实现是历史进程中盲目自私的热情的辩证冲突所必然产生的副产品”。马克思甚至宣称，“最后的洞见为最终理想的实现开辟了道路，而最终理想是以偶然性统治的终结为特点的”(注：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下)，第1054页。)。
由此可知，施特劳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自弹一调，他对马克思的批评的主要缺陷就在于：把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政治秩序理解为“抽象观念间的关系”的展开和推导，在政治事务上，将马克思从一个基本原理出发的普遍论证，与柏拉图式的“政治论说”看做是一棵藤上结的瓜。不过，施特劳斯的批评当然并不是空穴来风，从西方近代哲学和政治哲学到现代社会科学对政治的所谓“科学的”理解，实际上都是在相信，只要能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规律，或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知识，并以此判断政治形势，考虑政治决定的后果，以及评价它们的善恶倾向，就能最终从意见和猜测中解放出来。
四
因此，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通过阅读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毕竟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绝大多数试图解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义秩序)必然性的人，都倾向于将其局限在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发展脉络上?这种解释为什么不能合理地阐释这样的事实，这一事实是，到马克思全面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年代，黑格尔的宏大叙事在德国已没有追随者，并且在不久之后被全然误解。这等于说，试图解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义秩序)必然性的人，如果倾向于将其局限在柏拉图—黑格尔理性主义发展脉络上是浮泛无根的。在这种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哲学解释中，存在着一种分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统一性的危险。因为，在这种解释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一种是以论证客观历史规律为诉求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另一种是以最佳社会形态为祈向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与此相应，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计划就被一分为二，一个是哲学计划，其指向是改造自然，建立一个用历史的自然和理性取代上帝的新世界观；另一个是政治计划，其指向是在地球上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政治、宗教、劳动会消灭自身，每个社会成员几乎都拥有无限的自由时间的非政治化社会。
由于这种解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计划割裂为两个计划，就必然虚构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存在一个裂隙，这个裂隙难以缝合。从而虚构了马克思的悖论：这就是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进一步推动由资本主 义形成的生产力，在这一层面上，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反对正义观念，而且反对以某种正义原则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因而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哲学，主题是探讨政治如何中立，显得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对普遍人类事务的观察，是理性主义的。但是，在依赖于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颠覆”的范围内，共产主义又要摆脱资本主义这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马克思为了一个新的世俗世界，在触及“政治的极限”的地方有所作为，让被资本主义异化了的无产阶级普遍而外在的生存关系服从于一种复归人性的革命的决断(注：参见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0页。)，渴望世界历史刻度上的彻底的“他者”。但是，“在革命的外表下，它与非理性与原始的千年福音因素有着联系”(注：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李朝晖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正义的观念本身几乎又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不难想象，这里存在着所谓“正义论的马克思”反对“非正义论的马克思”的困境，这个困境被一位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称之为，一种既想保留资本主义蛋糕、又想吃掉资本主义蛋糕之两全其美的“意识形态尝试”。令这位哲学家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认识到，在资本框架以外完全解放生产力的社会是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的一个幻想(注：参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蒋桂琴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既然如此，这个哲学家认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动力学的描述应该被否决。
我们发现，我们没法认真地看待这个哲学家的观点，因为这会导致范畴谬误。值得注意的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割裂为两个计划的做法，不仅是站在古典立场上的施特劳斯所愿意做的，而且也是任何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思考习惯。在这里，我只要举出罗蒂就足够了。
罗蒂明确讨论了历史哲学与政治希望之间的分离关系，主张把历史哲学故事与政治进步的故事分开来讲述。所以，我在此讨论他的政治哲学和一般哲学立场对我的论题而言是出于方便的考虑。这里，我想归纳出罗蒂对马克思历史哲学所做批评的两个观点：其一，罗蒂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因为，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实用主义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转向，已经决定性地削弱了哲学本质主义的基础，而且，这种转向使我们能够以远比马克思更彻底的方式系统地表达唯物主义的观点。那么，这位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如何对历史唯物主义做更彻底的思考的呢?罗蒂说：“成为比马克思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最好的方式是使左派的政治考虑摆脱黑格尔派的浪漫主义倾向。我们不应该再把‘历史’作为一个对象的名称使用，围绕它来编织我们减少不幸的幻想。”(注：理查德·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1～202页。)罗蒂这里说得毫不含糊，所谓对历史唯物主义更彻底的思考，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计划一分为二。在另一处罗蒂进一步申论，用历史哲学来担保某些目的的尝试是徒劳的，其原因是，我们无法通过参考历史支配的东西来支持某种政治学(注：参见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其二，罗蒂认为，倘若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理论上彻底，取决于阅读历史方式的改变。罗蒂所谓的“成为比马克思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最好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要我们改变谈话的方式，亦即要我们放弃对世界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的理论探求，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和祛除文化商品化的谈论，放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直至放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术语。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谈论饥饿、工资和解雇，谈论学校中存在的差别和每个师生获得医疗保健的渠道，如此等等。经此谈话从实用目标之外向具体提案转移后，凸显了“实用主义者”罗蒂哲学的政治取向。罗蒂以为，这种谈话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保持真实的左派政治”，意味着“在谈论真实政治时满足于具体和平凡”，而且，现在不再有世界历史的浪漫主义幻想，左派政治学才是有价值的(注：理查德·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1～202页。)。
我们应该承认，罗蒂的政治思想无甚令人兴奋之处，但至少从表面看来，罗蒂不仅确实抓住了柏拉图—黑格尔的大写历史的思辨的缺陷，而且，他也洞悉了西方形而上学所讲的“普遍性”，只是在语言中说出来的“普遍性”，而不是在一切经验事物中所现成包含着的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在西方形而上学那里，凡是不具有语言中的“普遍性”的就都不是真正的“普遍性”(注：邓晓芒：《论中西本体论的差别》，《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职是之故，我们部分同意罗蒂从语用学角度去挖掘形而上学根源的做法。但是，从整体上看，对于罗蒂来讲，哲学家们杜撰的问题成了他有意关注的中心，他不再关注人类的命运问题。他异想天开地认为，语言之外便不存在思想的意义。不难推论，罗蒂所谓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感更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感，实质也就是人类永远不可能被解放、政治永远不可能被改造的感觉。这种感觉同马克思的改造世界、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感觉相比，的确更能满足罗蒂等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因为，他主张把理论放逐到私人领域，以免影响我们的公共责任感，这表示“知识分子”有多么地遗世独立!
可以看到，倘若我们只是如上面分析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对施特劳斯、罗蒂等哲学家提出质疑，实在无法击中其要害。这种清理以现代性旨趣解释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它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原初的工作目标。通过这种清理，我们只是从中感觉到，若要深入并正确地考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其瓶颈就在于如何正确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维度。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自19世纪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尤其从列宁之后到现在很时髦的与后现代相遇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根源的误解，至今仍然广为流布。如何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联性，将是笔者研究的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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