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欧美学者几种民族主义理论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主义理论论文,当代论文,学者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好比一把双刃剑，在国际社会上起到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它可能是一种促进平等和发展的力量；也可能是引起分裂与冲突的动因。因此，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内涵和后果，总结民族主义的运行规律，使其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动力，遏制其相反取向，在今天便显得尤为重要了。
本文评介的三位学者：约翰·普拉蒙纳兹（John Plamenatz）、豪斯·B·戴维斯（Horace B Davis）和安东尼·史密斯（Anthoy Smith）均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在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他们的见解颇具代表性。其有关论文被选入《20世纪国际关系文选》〔1〕中。本文就其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加以评介， 以飨热心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
普拉蒙纳兹论民族主义的定义和类型
普拉蒙纳兹在其论著《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中对民族主义作了诠释：“当特定人民的民族的或文化的特征受到威胁时，保存或增强它的愿望；或者在那些感到民族特征不鲜明或不具备的地方，转型或者重建它的愿望”〔2〕。他认为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来自感到文化劣势的民族的反应”〔3〕。民族主义同爱国主义、 民族意识既相关又不相同，他把这三者作了区别：爱国主义即是献身于个人所属的社团；民族意识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心理感受和强烈的自豪感；民族主义则是不仅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而且意识到文化的改变，并有一种推动他们以自己的成就和潜能与其他民族的人民相比较的进步思想时才会产生。由此，普拉蒙纳兹得出结论：民族主义是感到在文化上处于劣势的民族的一种反应，其中追求进步的观念是强烈的。在那些有彼此密切相关而又意识到彼此相异的几个民族的地方，这些民族拥有同样的理想和进步观，在他们感到实现这些理想和取得进步受到阻碍时，就会产生民族主义。
普拉蒙纳兹把民族主义分为两种类型：西方民族主义和东方民族主义。他认为西方民族主义从西欧那些民族主义之中发展起来，东方民族主义先在斯拉夫、后在非洲和亚洲发展起来〔4〕。 他对西方民族主义和东方民族主义的特征作了比较。在西方民族主义中，他以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为例，认为在20世纪当德意志和意大利人首次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时，以他们拥有的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的文明标准来看，他们在文化上已经很好地武装起来了。把他们与英国人、法国人放在同一水平上比较，在文化上他们几乎不需要借鉴相异民族的文化来武装自己。在他们看来，最迫切需要的是获得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不是获得使一个政府有效运转的管理技能，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拥有了这些。他认为，东方民族主义产生一种“转变国家社会结构以便增强在世界水平上竞争能力的欲望”〔5〕。在他们心目中， 西方思想和实践的传播以及日益增长的贸易和交流带来了社会的变化。在他们被迫分享他人创造的文明时，他们不得不在文化上重新装备自己或转换自己，不得不为自己创造民族的特征。他强调，当民族主义第一次在他们思想中生根时，如果他们想要提高自己到比他们先进得多的民族水平，仅仅从祖先那里获得的技能、思想和生活习俗是不够的，这就使他们的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与德国人的、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东方民族主义既是对西方社会的模仿，又是同西方文化的竞争，是社会结构相关变化的一种结果”〔6〕。因此，他认为民族主义是20 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能简单地把它斥责为落后、危险和威胁的现象。
戴维斯所谓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在文选中，威廉姆斯把戴维斯的民族主义理论称为“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7〕。 戴维斯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民族主义理论，提出了关于20世纪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戴维斯以相关地域和民族意识来定义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相同的是“他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对于剥削和压迫作出反应的政治行为”〔8〕。他认为一个国家总是拥有：特定的疆域； 特定的一定限度的人口；某种认同（集团、互相依赖）；自身是一个民族的意识。其中，特定疆域和民族意识是关键因素。尽管经济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很大联系，但戴维斯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主要是政治行为。当今，为组织政治生活，抵抗侵略和加强集体的力量，戴维斯认为民族国家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形式，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者。
戴维斯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源于国家政府的形成。这类国家主要指欧洲国家。他对此作了说明：近代历史开端时就已经存在的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或早或晚都发展为民族国家。当荷兰和西班牙赢得独立时，或在伊利莎白女皇时代的英国，把它们描述为民族国家是不妥当的。但是民族国家显然是在孕育中，并且在拿破仑战争的震动下，成熟的民族国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之中出现了。
第二种，“民族国家是在反对外国压迫的过程中形成的”〔9〕。在欧洲统治制度崩溃以后，这类民族国家在以前几乎不曾有过民族意识的殖民地中涌现出来，戴维斯以波兰为例，认为波兰在1792年曾经有国家政府，但是不幸的是它遭到三次瓜分。在第三次瓜分中，波兰在反对瓜分的斗争中开始形成民族国家。由于战争和动乱，波兰一直到1919年才被承认是一个主权国家。
第三种，“民族国家的形成是通过首先取得文化上的一致性，然后是政治上对一致性的要求”〔10〕。戴维斯认为意大利和德国属于这一类国家，这两个国家是文化一致性先于政治一致性的典型国家。他认为，一个民族国家不会自发产生，它需要人的构建。此间，民族意识的形成是构筑民族国家的基础。对此，他以越南为例说，当法国背信弃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重新控制这块地区时，越南被激怒了，民族意识加强了。于是他们开展了抵抗运动。戴维斯认为，从越南战争中可以引出的最明显的教训是：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存在，超级大国没有能力将其意志强加在大多数二等国家身上。
与普拉蒙纳兹一样，戴维斯认为“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源于一种对现代化渴求的动力。在这种意义下，民族主义不是倒退的和不合理的，而是世界政治中一种赋有建设意义的运动”〔11〕。他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主义必须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因为对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呼吁和民族主义宣传的结果随着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虽然民族主义自己并不是非理的，但是它可能被人为地非理性地实施。寻求祖先文化的民族主义不应被指责为不可收拾，当把它看作是它的人民赢得骄傲和自尊运动的一部分时，它是进步的。但是好战的、富于侵略性的、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威胁。由此，他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人性论角度看，它是非理性的。
史密斯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加强的过程。“民族主义创造和维系了国际主义，并且自身在国际主义时代得到了繁荣”〔12〕，而“国际主义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它并不寻求超越民族的基本框架”〔13〕。
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既推动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当代全球体制的创建，也是这一国际体制创建过程的产物。他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认识：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里民族主义才能够自我再生，因为一旦世界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国家的地位来定义“正常状态”，每一个民族必须警惕文化同化的现象，并且培养民族主义者，这时，民族主义的责任就是要加强民族的认同感和独特性，从而使世界承认他们的民族，承认他们在联合国有单独的投票权。而在新的世界国家体系中，各个国家都在一系列几乎是全球性的交往和依赖中联系起来。“现代化不仅把相对隔绝的民族在追求进步的事业中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增强了民族的爱憎情绪”〔14〕。他还认为，现代化刺激下的跨越民族界限的文化交流很可能产生对民族文化复兴的要求。即使在一个民族统一体内部，种族群向城市的流动也增强了其群体的可见性和威胁性，由此经常出现种族群体间的竞争。这使国际间的流动性有时也能够刺激对于创造力地区根源的追溯和对于历史文化本体的新考虑。现代化和当代的国际体制推动了民族主义的产生。通过国家之间力量平衡的全球化，通过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竞争性经济和自身地位的考虑，世界国家体制既加剧了民族主义的紧张，又把民族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的理想看作是这种体制的特征。
另一方面，史密斯还认为，当代经济、贸易和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和发展使一些民族联合体得以产生，例如欧共体、阿拉伯联盟、泛非统一组织、拉丁美洲组织等等。这种民族联合体的存在标志着某些领域出现了超国家主义的趋向。共同的政治组织将会创造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和一个共有的目标与理想。这样，超国家主义将会减少一个地区内的民族主义的竞争。但是，他还认为更有潜力的民族联合体并不能避免洲际民族在世界上的再一次竞争，民族国家体系的持久稳定和与之相伴的民族主义的构想为民族主义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相互加强受到挑战既不是由于超国家主义，也不是由于分裂主义，而是“由于世界主义造成的”〔15〕。因为国际主义和超国家主义都不可能为世界主义者所祈祷的民族消融提供更大的希望，“任何根除民族主义的努力都反而有助于它的进一步巩固”〔16〕。因此，他主张，“只要特定地区的民族主义是切实可行的，就应该通过相互认同和给以法律上的承认来软化它的过度发展”〔17〕。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从以上三位西方学者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内涵、起源、类型、取向等诸方面的论述中，窥见当今西方学界关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研究的状况。尽管他们的视角各有不同，立论和主张存在分岐，并存在许多疑点，但仍给人以启迪，留下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考：
首先，他们都把民族主义视作国际范围的现象，着力探讨国际体系促成和维系民族主义、反之又受民族主义运动影响的方式。他们从多视角研究民族主义的双相作用，而不是对民族主义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普拉蒙纳兹认为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起源于“保存、增强或重建本民族文化的愿望”。他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例，认为西方民族主义在形成的过程中“不需要借鉴相异民族文化”，不需要“获得使一个政府有效运转的管理技能”，而需要的是“获得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是东方的民族主义不同，东方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为了在文化上重新装备自己或转换自己，产生一种“转变国家社会结构以便增强在世界水平上的竞争能力的欲望”。戴维斯对东西方的民族主义评价与普拉蒙纳兹基本一致。他认为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源于对现代化的渴求，因此是世界政治中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行动。他们在认识上的主要不同是在探讨民族主义和国际体系的关系方面。普拉蒙纳兹更多的强调民族主义在20世纪存在的客观性，不能简单的仅仅指责它的反作用。而戴维斯则更强调民族主义的反作用，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它是非理性的，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它们更多的被非理性地驱动。
其次，为了理解东西方民族主义的不同现象和特点以及它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他们都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情下的文化底蕴与政治因素对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特点的重要性。他们以不同的研究方式对民族主义进行历史的考察，并且承认各国（以及地区）民族主义发展的多样性。普拉蒙纳兹认为西方民族主义在西欧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特点。在分析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戴维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地域和民族意识的区别角度来研究民族主义，承认在一些地区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对于剥削和压迫作出反应的政治行为”。
再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语言启示人们：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将会长期存在下去。特别是史密斯对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作了辩证的认识，他强调民族主义创造和维系了国际主义，并且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得到繁荣。国际主义和超国家主义都不能消融世界上的民族，任何根除民族主义的努力都只会有助于民族主义的加强。因此，要承认民族主义的存在。在推动它成为促进国际秩序平等和社会发展的同时，要通过国际法和世界经济合作等多种方式来遏制民族主义的负作用。
注释：
〔1〕Marc Willia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Reader'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9年版，PP42～77。
〔2〕〔3〕〔4〕〔5〕〔7〕〔8〕〔11〕同〔1〕，第43页。
〔6〕同〔1〕，第45页。
〔9〕〔10〕同〔1〕，第60页。
〔12〕〔13〕〔15〕同〔1〕，第44页。
〔14〕同〔1〕，第67页。
〔16〕〔17〕同〔1〕，第76页。